故事既然已经到了谷底,按照小说的逻辑,接下来就应该说反弹了。但是《促织》的反弹还有一个跌宕。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幅度的抑和扬。
从故事的发展来看,孩子是不能死的,真的死了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所以,孩子得活过来,——这是小小的扬,但随即就摁下去了,孩子傻了,——这是小小的抑。孩子为什么傻了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孩子变成促织了。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视角控制的问题,读者最终是知道孩子变成了促织的。但是成名不知道。只有剧中人并不知道,才会产生相应的戏剧冲突和张力。
即使孩子变成了促织,这里又来了一次跌宕,这次不是情节,而是成名心理层面上的。
成名一开始就对这个小促织不满意,“劣之”,后来呢,觉得还不错,又高兴了,终于要了它,“喜而收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这句话有意思在哪儿?我们先放一下,稍后分析。
孩子活过来了,有一句话是很要紧的,成名“亦不复以儿为念”。这句话有些无情。但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成名一门心思都在傻儿子的身上,故事又发展不下去了。苛政为什么猛于虎?猛就猛在这里,孩子都傻了,但你还要去捉促织。这句很无情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现实性。
好接下来,成名还是要捉促织去了,这里蒲松龄写到了成名的两次心情,都是关于喜悦的,第一次听到门外有促织的声音,成名喜而捕之。第二次 这个小促织蹦到了成名的衣袖上,成名视之,意似良,喜而收之。
一开始除了作者,没有人知道孩子变成了促织。但是如果我们是仔细而敏感的读者,我们也许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直觉。
我们看看蒲松龄是怎么用五个动作来描写这个小促织的:
第一个动作,小促织“一鸣辄跃去,行且速”;
第二个动作是它被捉住了之后,“超忽而跃。急趋之”;
第三个动作呢?“折过墙隅,迷其所在”,看,捉迷藏了;
第四个则干脆跳到了墙上,“伏壁上”。你看看,这只小促织是多么顽皮,多么可爱,这哪里还是在写促织,完全是写孩子,完全符合一个小男孩刁蛮活泼的习性。老到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揪心,不会吧?这只小促织不会是孩子变的吧?
从第五个动作当中,读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第五个动作很吓人,“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看着成名不喜欢自己,小促织主动地跳到成名的袖口上去了。这太吓人了,只有天才的小说家才能写得出。为什么,因为第五个动作是反常识的、反天理的。
读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知道了,促织是孩子变的,唯一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成名。因为他“不复以儿为念”。这就是戏剧性。
关于戏剧性,我们都知道一个文艺学的常识,叫“发现”,古希腊的悲剧里就使用这个方法了。在“发现”之前,作者要“藏”的,——要么作品中的当事人不知道,要不读者,或观众不知道。在《促织》里,使用的是当事人不知道。
关于抒情的问题上,促织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用相同的词——虫。而写到这里不一样了,是小虫。小虫就是成名的儿子,父子二人以这样一种方式见面的。
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 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小说的抒情和诗歌、散文的抒情很不一样。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
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的慈悲会让你心软,甚至一不小心能让你心碎。
刚才我留下了一个问题,是针对成名“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的。
成名既然惴惴不安,自然必须试一试,让这只小虫和其他促织斗斗看,这是很符合成名这个人的,他一定得这么干。
小说到了这里有一个大拐弯,最精彩的地方终于开始了,你想想看,这篇小说叫《促织》,你一个做作家的不写一下斗蛐蛐,你怎么说得过去?斗蛐蛐好玩好看,连“宫中尚促织之戏”,老百姓你能不喜欢么?好看的东西作品是不该放弃的。
有人说写小说就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则就着了痕迹。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写的时候用心了,小说才会是天然的。短篇小说就这么一点容量,你不刻意去安排,用“法自然”的方式去写短篇,你又能写什么?
写小说一定得有“匠心”,所谓“匠心独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的也许只有一点,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
我想说,就因为“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下面的斗蛐蛐才自然,否则就是不自然。这句话是左腿,已经迈出去了。斗蛐蛐就是右腿,不迈出去是不行的。这就是小说内部的“势”。
斗蛐蛐这一段写得极为精彩,可谓惊天动地。这一段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叫“推波助澜”。
第一是推波,第二是助澜。这个推波相当考究,蒲松龄这一次没有压,是扬,扬谁?扬别人,扬那个好事者的“蟹壳青”,一下子先把它推到战无不胜的地步。注意“蟹壳青”这个名字很重要,小虫的对手是有名字的,是名家。而成名的小虫呢,属于刀下不斩的那个无名之鬼。结果很简单,无名之鬼赢了。
写到这一步,推波算是完成了。我想大多数作家都能完成,我真正要说的是第二步“助澜”,这里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
人的想象有他的局限性,有时候这个局限和想象本身无关,却和作者的勇气有关。如果一个普通的作家去写促织,他会怎么写呢?他会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好几个大促织,最后天下第一。即使这样写,这篇小说的批判性,社会意义一点都没有减少,小说真的就完成了。
在天才小说家眼里,即使成名的小虫斗败了蟹壳青,甚至斗败了其他促织,一切都只是推波,不是助澜。什么是澜?那只鸡才是。
小说写到这里可以说峰回路转,荡气回肠了。我相信蒲松龄在决定写《促织》的时候,这只鸡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从促织,到鸡。整篇小说的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在这里,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
蒲松龄的选择有很多种,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我们如果一味选择传奇性,我们也可以让促织战胜狮子,这样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但是蒲松龄不会这样,他渴望传奇,可是依然要保证这篇小说的批判性。要保持批判性,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
我们都很熟悉堂吉柯德,公认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柯德和风车搏斗。如果堂吉柯德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马车火车汽车。那我们要说《堂吉柯德》是一部好莱坞三流警匪片。如果堂吉柯德挑战的是怪兽水妖异形,那它就是一部好莱坞三流惊悚片。
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
想象和勇气自由它的遥远,但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无边的遥远,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问个问题:《促织》是荒诞的,变形的,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那它的意义和卡夫卡里面的人物变成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对应的文化诉求。而《促织》的诉求就是在提醒君主。
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即便是蒲松龄,依然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清朝的事。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说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是内向的,工业革命是外向的。
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西方知识分子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而同样是变成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是完全不同的。《促织》里面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意义,存在,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促织面对的问题,属于生计问题。
所以这两篇小说,看似题材近似,但是其含义是大相径庭的。
什么东西? 是蒲松龄的《促织》吗?
蒲松龄的《促织》,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写尽了成名一家的悲惨遭遇。随着成名一家由悲而喜,由喜而悲,悲极复喜的情节的展开,矛盾不断发展,趋向激化,从而使成名在经济上、肉体上,特别是在精神上所受的摧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语言多用白描,朴素自然。在简洁凝练之中做到准确传神,本文拟就《促织》中若干语言片断,谈点粗浅看法。
一、语言描写,精妙恰当。
《促织》中直接的人物语言描写只有两处:一处是文章开头,“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时,成妻说的一段话是:“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另一处是成子弄死促织后,成妻就说:“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两段话都是成名的妻子说的,寥寥十几个字,就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心情。成名是个“操童子业,久不售”的书生,且“为人迂纳”。这样的家庭里,妇女往往需要独挡一面,常常显得更有主见。“死何裨益?”一句表明了成妻对征促织这件事的看法,言下之意,促织反正是要交的,你死了并不能解决问题。“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则是替丈夫想办法,出主意,指明目前道路。这些正好体现了成妻对丈夫的关心爱护。与丈夫同舟共济的性格特点。“业根,死期至矣!”一句,既是骂儿子,又是替儿子担心。促织有关整个家庭的命运,现在儿子却把它弄死了,做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自己并不惩罚儿子,这又体现了“慈母”心态。“而翁归,自与汝复算矣”一句的潜台词是:你闯的祸太大了,我也无法帮你了。这一句话既写出了成妻对弄死促织这一事件的认识,又写出了对丈夫成名命运的关心,也写出了做为母亲的她对儿子爱莫能助的担心。因此,我们说《促织》的语言描写精妙恰当。
二、巧用动词,写形写神。
“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一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除标点外,本段不足七十字,而动词占绝大多数。这些动词组合,形神兼备地描绘出一幅“促织斗鸡图”。你看:“来”是:“瞥来”。“瞥”本文是斜着眼睛看,这里用作来的状语,描写鸡偏着脑袋向虫出击的情形。鸡的眼睛在头的两边,偏着脑袋看则是直视,直视着促织出击,可见鸡是志在必得的,也就是说促织已大祸临头了。“进”是“径进”。“径”是“径直”的意思,这里用来修饰“进”,描写鸡对促织的攻击心无旁骛。“径进”修饰“啄”,显出了“啄”的力度,这一啄,如果啄中,那虫自然无有生理,这一啄,啄在了成名的心尖上,难怪他要“骇立愕呼”了。“骇”是吃惊,“立”是站起身子。“愕”是因吃惊而发愣。“呼”是大声呼救,这四个动词连用,写出了成名在见到鸡啄促织时短时间里的心理反应。前一句写鸡,后一句写成名,均写得形神毕肖。“鸡健进,逐逼之”主动者是鸡,鸡是步步进逼;“虫已在爪下矣”,主语换成了“虫”,不写鸡已抓住了虫,反说虫已落在爪下,更显出当时的危机来。这时,成名、作者、甚至于读者,也仿佛处在爪下之虫,已感受到灭顶之灾了。总的说来,这一段动词的运用、动作的描写,可以说是写形写神,形神兼备。
三、 简练,富于变化。
《促织》一文,多用短句,读来朗朗上口。如:“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倾,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跃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成。”这一段不长的话,交代了成名的妻子到驼背巫处问神的情况,描写出代表神仙意旨的图画中的内容,也写出了成名妻子对图画的理解。但表意清楚明白,且一点也不饶口。
多短句,但又穿插长句,使句式整中有散。如:“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读到这样的句子,让人觉得自己是跟在文章主人公的身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心跳。
“掭以尖草,不出;以简水灌之,始出。”这两句是写成名去村东大佛阁抓促织,促织“入石穴中”以后,成名所采取的行动。两句话可以写成相同句式,或将前一句改写成“以尖草掭(之),不出”;或将后一句改成“灌以筒水,始出”,这样就构成了整句形式,而作者将前一句变化,写成介宾短语后置句,使行文更富于变化。
四、情节山重水复
《促织》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多变。斗“蟹壳青”和“斗鸡”一节则更加典型。通过少年“掩口胡芦而笑”、“少年又大笑”、“少年又笑”将成名对小虫的希望变成失望,然后写“少年大骇”,又将失望变为希望。再写鸡“径进一啄”,再写“幸啄不中”,再写“虫已在爪下矣”,再写鸡“伸颈摆扑”、虫“力叮不稀”,成名由忧转喜,又由喜转忧,又由忧转喜。行文犹如黄河之水,九曲回肠,读者也因此感受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促织》作为《聊斋》中的名篇,可欣赏借鉴的地方很多,这里写的只是笔者对其一些语言片断的感受,如果本文能对初读《促织》的人有点帮助,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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