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突发事件处理旅游突发事件及解决方案

1旅游突发状况及解决办法

首先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

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要乱跑。不管去哪里，都要告诉大人。最好让孩子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特别是对于离家在外的父母和孩子，建议不要和孩子玩捉迷藏游戏，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中，各种突发情况都会出现，而且对周围的情况也不熟悉，很难求助。

我的孩子从小被我灌输，他们要说喂无论他们去哪里。虽然它有点_嗦，它能保证孩子的下落，而父母赢了不要着急。小孩子从来不乱跑，就算在楼下的小区里玩，也会在我的视线内。我也和孩子约好了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一到约定的时间，就会自己回家。这让我很放心。

第二，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他们可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问别人的食物或吃其他人的食物。即使是你认识的人，只要他们的母亲不熟悉他们，就可以不要和别人一起回家。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妈都会满足你。避免孩子因为诱惑而迷失。

因为新闻里经常有报道说孩子被零食骗了，或者说孩子们，你们喜欢这个玩具吗？叔叔，那里车里还有。和我一起去拿吧。这样的情景会让父母担心。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向孩子解释这样的例子，告诉他们可以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去。而且它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儿童s的记忆力和执行力不一样，需要父母不断提醒。

第三，让孩子背父母电话号码。

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背父母电话号码。因为出去玩，到处都是人，难免走散。万一孩子和大人走散了，让孩子求助打电话。教孩子识别警察、职员等。靠衣服。

第四，告诉孩子要懂得拒绝别人的请求。

从小我们就教育孩子要乐于助人，乐于助人，但也要告诉他们，有些人可以我帮不上忙。比如成年人不可能向孩子求助。如果你的阿姨或叔叔向你求助，你必须拒绝。因为大人不可能找小孩帮忙，所以只会找大人帮忙。

对于儿童的安全，我们应该培养孩子戒备心理。这也是孩子的一部分安全教育。

5带孩子出门，最重要的是放下手机。

家长带孩子去旅行一定要放下手机。因为你的孩子在你身边，他不在你的手机里，也不在你的朋友圈里。近年来，有太多的儿童案例父母造成的伤害玩手机，所以家长一定要引以为戒。

2旅游突发状况处理

特别重大旅游突发事件是指以下情况：

(一)造成或者可能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

(二)游客超过500人，停留时间超过24小时，对当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在国内外有特别重大影响，对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构成特别重大威胁的其他事件。

3旅游突发状况及解决办法有哪些

导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游客流失、物品丢失、意外伤害等。虽然不是每个旅游都会出事，但是一旦出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多做提醒工作，让游客记住接待社的名称、游览车的编号、标志、所住酒店的名称和电话，最好佩戴店徽。团游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走散。

:4旅游突发事件处理

一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收费。

跟团旅游的话，订票的时候退款规则上有退款政策。离旅行日期越近，损失越大，收取的费用也越多。

跟团旅游，旅行社拿的是团队价。所谓团队价还得限制人数。如果你不如果人数不够，你可能买不到团队票。

为了保证正常出行，大多都是提前迟到等。他们可以他们没有申请退款，所以自然不会胜诉。我不会把它还给你。

如果可以t因非人力原因的不可抗力旅行，可以提供证明。大多数旅行社可能会给你更多的退款，除了那些没有同情心的。

5旅游突发事件处理原则

处理原则如下：

处理旅游安全事故善后工作，应当遵循保护旅游者基本权益为先的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快速处理的原则。旅游事故发生后，报告单位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工作，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2属地待遇原则。旅游事故发生后，原则上由事故发生地当地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和责任方及其主管部门，必要时可成立事故处理领导小组。

3妥善处理善后原则。旅游事故发生后，应积极处理善后事宜，尽力避免事故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6如何预防和避免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

想必很多热爱旅行的朋友，

你们都有过痛苦的经历吗？屠杀~

在外旅游最容易被骗被宰。

所以，这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何防止旅途中被骗？

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常识，

绝对干货，记得收藏！

一个

唐不要接近峨眉山的和尚。

2

唐不要接近崂山的道士。

三

唐在九寨沟买不到牦牛肉

四

唐不要在三峡船上买翡翠首饰。

五

唐Idon’我不参加抢亲戚在西双版纳。

六

唐不要在西安买古董古董街。

七

唐不要从所谓的故乡在大理。

八

唐不要在阳朔的酒吧里花钱。

九

唐不要招惹泰山景区的当地人。

10

唐ttake快捷方式参观少林寺时。

11

唐不要访问XXX十三陵玉器店。

12

唐不要独自去海南旅游

13

唐不要在吐鲁番买葡萄

14

唐不要在坝上草原上骑马。

15

唐不要在深圳中英街买东西。

16

唐我不参加北京长城一日游。

17

唐不要住在张家界便宜的旅馆里

18

唐don’不要为井冈山老区建设捐款。

19

唐不要在杭州的娱乐场所消费。

20

唐不要在苏州茶馆喝茶。

21

唐不要带一个免费丰都鬼城照片。

22

唐不要在北海乘坐摩托艇。

23

唐不要在北戴河吃海鲜。

24

唐不要接近三亚海边的小贩。

25

唐在庐山不要坐私人出租车上山。

26

唐don’不要和导游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吃烤全羊。

27

唐don’不要在宏村路上打车。

28

唐不要去黄山让人免费带路

29

唐不要在千岛湖码头的小摊上吃鱼。

30

唐不要参观乐山风景区周围的付费景点。

31

唐不要在郑州黄河旅游区骑马。

32

唐不要去衡山算命。

33

唐不要跟旅行团去青海湖旅游。

34

唐不要买神农架s土特产

35

唐不要在敦煌夜市吃地摊饭。

36

唐不要在花果山的海鲜街吃东西。

37

唐不要跟着导游去清明上河园。

38

唐tdo免费美容在南京。

39

唐不要在上海的外滩拍数码照片。

40

唐tbuy廉价票去看黄果树瀑布。

41

唐不要和导游一起在香港买手表和珠宝。

四十二个

唐不要花很多钱在澳门赌博。

43

唐不要买没有包装的商品。在威海韩国城，我没有被讨价还价。

四十四

唐在丽江不要洗桑拿。

45

唐不要在五台山的吴冶庙烧香。

46

唐不要碰鱼洗在平遥

47

唐在武夷山风景区买不到茶。

48

唐白洋淀景区不买鸭蛋。

四十九个

唐不要让道士在乌镇免费看相。

50

唐don’不要去太阳岛坐热心人

看了上面几十个点

我我相信你一定对这些旅游陷阱感兴趣。

有一定的了解

外界的诱惑就是这么大。

你还是要打电话

二是和家人一起旅行，比如父母、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孩子。注意，这里的家庭成员不包括男朋友和老公，从小和最亲的人一起出去玩，尤其是你要和很多人一起计划长途旅行。中间会出现更多突发情况，吵架太正常了。例如，一个小孩早上的脾气影响一天一次旅行，一位老人突然感觉不舒服。比如，今天饭不不适合每个人的胃口，酒店不舒服等等。也许有人s突如其来的抱怨会让你想骂人，但是旅途中家人之间的争吵基本不是什么大事。如果长辈这么说，他们最终会选择最大程度的妥协和迁就。它生孩子们的气没什么。你给他们一颗糖，一下子就忘了，但是和家人相处，我们要懂得克制。毕竟，毕竟，家人是最爱自己的人，一切都好。

最后一种情况，也是最致命的，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和老公或者男朋友吵架。我记得有一个成田在日本分手。日语里有个词叫成田分手，这意味着日本夫妇喜欢去国外度蜜月。成田机场是起飞和降落的地方。那些旅行中因为琐事吵架的情侣，最后矛盾升级，回到成田机场直接分手。莫鲁瓦曾经说过，没有冲突的婚姻几乎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不可思议。

长途旅行对情侣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再加上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初次见面一定是只熟悉和接受对方的一面。也许他的这一面能让你喜欢，而蜜月旅行在每个人s的眼睛在开始前总觉得无限美好。总觉得一起出去玩就是在夕阳下接吻，分享美好的食物，开心的微笑。朋友圈被赞了无数的合影，但事实是长途旅行是一个高密度生活，而那些日常生活中极其艰难和琐碎的瞬间，会一下子密集地打在两个人身上。比如，两个人的区别他们的消费观念，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食物偏好，他们遇到问题是通过即时通讯还是事后诸葛亮来逃避，以及如何化解分歧，更不用说迷路、买不到票、找不到酒店等一系列崩溃的琐事了。你会在心里抱怨为什么另一半那么懒，她可以不照顾人，或者为什么她那么爱逛街，花钱多的那么可怕。哦，所以你是这样的人，你没有我以前没发现反复的争吵让对方筋疲力尽，然后你会很失望，想要分手。

755-79000年赵的一段话特别有道理：婚后蜜月是逆序的，要一起旅行一个月。一个月后旅游，双方还没互相看不透，互相讨厌，互相吵架，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妻承诺不离婚。旅行是检验一个人的最好方式的性格，因为旅行是人最累最麻烦也是最充实的时候。所以，在漫长的旅途中，有一个理性成熟，有大局观，会玩，方向感好，会找路，情商高，行事果断，协调旅途能力强的伴侣，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你不现在还不具备这些能力，那就提前磨练学习吧。希望每对情侣都有一个快乐圆满的假期。说了这么多，终于，我们要回归了。不管他们怎么吵架，如果他们足够相爱，我想最后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件小事。比如娜娜有一次在电视上说她和杰森出去的时候想吵架，杰森总是说，好吧，那就是它。让让我们笑一笑。我想杰森一定很爱娜娜。那这就是她这样做的原因。

主演：

集数：44集

导演：

状态：

编剧：

年份：

地区：中国大陆

首播时间：

首播平台：

类型：涉案

剧情介绍

新来叫江楠的警察，上班的第一天他就碰到了狗咬狗狗咬人人咬人的社区纠纷。在他亲眼见识了外滩警事的其他成员老法师、陆义、硕士杨和袁媛一起处理该事件的方式之后，才知道作为一个社区民警的不易。一个扬言要杀妻的丈夫因为得到了老法师的理解才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气；一起因经济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又因老法师的及时出面而得到了妥善处理。江楠从师父老法师那里真是学到了不少技巧。精通多国语言的硕士杨也有头疼的时候，他在给外国女孩和她的邻居做翻译时却不想自己倒成了对方心仪的目标。该剧通过四十四集小故事讴歌了警民一家亲，展现了当代社区民警的时代风貌。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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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风险未作评估

大量市民游客认为外滩风景区仍会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南京路商业街和黄浦江对岸的上海中心、东方明珠等举办的相关活动吸引了部分市民游客专门至此观看。对此，黄浦区政府在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时，未对可能的人员聚集安全风险予以高度重视，没有进行评估，缺乏应有认知，导致判断失误。

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信息宣传严重不到位

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后，主办单位应当提前向社会充分告知活动信息。但是，直至2014年12月30日，黄浦区旅游局才对外正式发布了新年倒计时活动信息，对“外滩”与“外滩源”的区别没有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预防准备严重缺失

黄浦公安分局未按照黄浦区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编制的新年倒计时活动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中，仅对外滩源新年倒计时活动进行了安全评估，未对外滩风景区安全风险进行专门评估。黄浦公安分局仅会同黄浦区市政委等有关部门在外滩风景区及南京路沿线布置了350名民警、108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100名武警，安保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对监测人员流量变化情况未及时研判、预警，未发布提示信息

2014年12月31日20时至事件发生时，外滩风景区人员流量呈上升趋势。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未严格落实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每半小时上报人员流量监测情况的工作要求，也未及时向黄浦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告。黄浦公安分局对各时段人员流量快速递增的变动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报请黄浦区政府发布预警，控制事态发展。对上海市公安局多次提醒的形势研判要求，未作响应。

应对处置失当

针对事发当晚持续增加的人员流量，在现场现有警力配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黄浦公安分局只对警力部署作了部分调整，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一直未向黄浦区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报告，未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增援需求，也未落实上海市公安局相关指令，处置措施不当。上海市公安局对黄浦公安分局处置措施不当指导监督不到位。黄浦区政府未及时向上海市政府报送事件信息。

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埔区外滩在群众自发进行的迎新年活动中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截至1月1日5时，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1月1日 中国新闻网）

当2015年新年第一天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当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和对来年的美好祈望之时，在我国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在上海向世界展示国际大都市形象的外滩，却迎来了新的一年踩踏事故悲剧的开场，这却是在历来重视传统节日“平安吉祥”、“健康快乐”的我国，让每一个国人都难以承受的事实和悲痛。

1月1日当天，很多上海市民起了大早，自发来到陈毅广场排队鲜花，借以悼念踩踏事故中遇难的逝者。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公安局就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调查的进展，事故致死人数已上升至36人，并声称发生踩踏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在如此时刻出现如此惨痛的事故，可以说偶然性更大一些，因为此次事故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偶然之中是不是有其必然性？面对如此惨痛的事故，我们当然要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明白的说法；我们也应该悼念，悼念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毫无预兆、突然之间地离去。但留给我们大家的更多的是反思，要明明白白地想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如何做才能导致此类的悲剧在今后的时日里尽量不发生。

到广场庆祝新年的到来应该已是传统，我们不禁会问，政府之前是否有足够完备的应急预案，或者事件事发之时我们的秩序维护者哪里去了？更何况这个事件还竟然发生在以城市管理经验丰富而标榜的上海，纵然理由有万千，但在始终应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原则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最起码可以说明，我们政府在组织管理公共空间活动方面的能力尚待加强。

在此次“踩踏事件”之后，有一些亲临现场的学生纷纷表示“后悔凑热闹”。也不知是从何时起，每逢一些节假日，凑热闹便成了很多国人不约而同的习惯，哪里人多往哪去，哪里热闹往哪去。一年到头了，总结一下一年来的得失，做一下来年的计划；或者去陪陪家人朋友，一起开开心心的聊个天、吃个饭；或者你会说平时已经够累了，在家里休息一下看个晚会或者去剧院影院看个演出或**，都可以啊。一个诺大的广场，除了人还是人，有多么好看的东西那么吸引你往人堆里扎？或许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你永远都不会想到，经常在电视报纸里看到的踩踏事故，有一天竟然也会与自己有关。

据上海市公安局声称，针对网传“12·31”外滩陈毅广场的“踩踏事件”系有人在外滩18号抛撒疑似“美金”引发一事，经警方调查，该疑似“美金”为酒吧代金券，且此事发生在 “踩踏事件”之后。无论是“美金”还是代金券，无论是在“踩踏事件”之前还是在之后，竟然还有“唯恐天下不乱”商家，在如此危急的场合仍不忘从事与商业推销相关的活动，如此无道德底线的举动真是让人气愤至极而无语。

无论是政府公共空间活动组织管理能力的缺失，还是过节期间国民喜欢盲目凑热闹，亦或是“踩踏事件”发生前后某些缺乏良知的商家抛洒“美元”或代金券，在正当国外众多学者吹捧整个世界已进入“中国时代”之时，都足以给我们当政者泼一盆“冷水”。先不要说我国的“硬实力”是否足够惊艳，也不要说我国的“软实力”是否尚待加强，关乎13亿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关乎他们日常生活的国计民生，其实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也是我们第一要紧、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

面对在踩踏事故中逝去的人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此类事故到底真的是毫无征兆，还是它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潜伏已久？逝者已去，生者尤痛，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