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最早提出了“诗言志”的诗歌理论,即诗歌是人的心灵的表现。《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志”,侧重指志向和抱负。“诗言志”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称它为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而后代学者关于诗歌本质的问题的阐述,多围绕“诗言志”的思想展开。如 《庄子·天下篇》中的“诗以道志”、《毛诗序》中“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主张,和 “诗言志”如出一辙。
孔子从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出自《论语·阳货》,具体记载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可以兴”,说明了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感发意志”。从作者本身来说,由于外在事物的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创作的冲动,于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情,才成为诗。
“观”是指作者通过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生活真实,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社会中的得失和史风貌的本质。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观”说明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
“群”是指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可以“群”说明了诗歌可以使作家与作家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提高认识。提高文学水平,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
“怨”是指诗歌可以用来怨刺上政,表达民情。“可以怨”说明了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兴观群怨”说不仅认识到了诗是社会生活的总结与反映,还体现了诗歌以情动人的基本特点,更是系统地阐述了诗歌所具有的认识、审美、和教育作用。总而言之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文学作用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何为“以意逆志”,我认同的说法是,“意”,即读者之主观意图,“志”即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意逆志”就是读者设身处地的揣测和考察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孟子在“诗言志”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读者主观解读文本的合理性。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文辞”在“以意逆志”中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字篇章承担了言志的任务,事实上,人们在语言基础上的抽象思维过程总是朦胧的,通过语言这种方式使思想变得清晰连贯。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是孟子对于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突出贡献,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总体上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文艺思想。王充提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班固认为: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这些都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继承,强调诗歌的表现内心的本质。除此之外,对诗歌情感方面的认识开始萌芽,《毛诗序》明确提出:“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认为诗可以吟咏性情,诗歌所具有的抒情性特征得到了认识。但在情志关系上,《毛诗序》更注重“志”的表达。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第一次明确地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即指诗因情而抒发,即为“抒情”。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中曾评:“《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意思是陆机《文赋》中说,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六朝时期的诗歌多出自于此,汉代以前也没见过。 陆机这一诗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于此可见一斑。其理论打破了“诗言志”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 它从理论上明确地超越了儒家“言志”的诗学主张,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特性,肯定了情感的价值,开启了一代以“缘情”为主体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如果说魏晋士人尚自然、重情感是为了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那么,“诗缘情”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摒弃了传统的儒家‘言志’之说,使诗歌由理智的、功利的转向缘情的、审美的。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其中也提到不少关于诗与情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认为诗是“持人情性”的,所谓“持人情性”,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做出解释:“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内持其志”是就诗人而言,指诗人所抒发的情性必须“义归无邪”,即符合礼仪规范;“外持风化”是就读诗之人而言,指诗歌作品能“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亦即应具有教化作用。
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意思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又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是说诗人对景物的感想,引起的联想是无穷无尽的;在万千的现象中流连忘返,在听到看到的范围内沉思吟唱。描写天气的形状,既要随着物体的变化而婉转起伏;描绘景物的色彩和自然的声律,又要联系自己的心情来回思考。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还提到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意思是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强调了四季自然景物对人类情感与精神的感应作用,“禀情——感物——吟志”,完善了《礼记·乐记》“物——心——声”的艺术生成模式,由此提出了“感物吟志”说,“感物吟志”说从诗的政治意义、个人情志载体、吟诵阅读功能上规定了古典意义,且认为这是对诗的生成过程简明的理论概括。 上述所言的“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以及“神与物游”等等,在《文心雕龙》中关于诗与情的论述全面而丰富,不仅仅继承了六经和先秦诸子以及时人中的一些观念,而且将那些尚未脱离哲学、道德伦理学领域的,蕴含文学、美学、心理素质的理论表述进行转换,确立了以自然美为逻辑和历史依据的文学本体论,是“物感”说的高级总结形态,达到逻辑上的终点。
钟嵘继《文心雕龙》后著《诗品》,这也是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其中涉及了“吟咏性情”之论,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毛诗序》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钟嵘是想把抒情与言志统一起来,尽量减弱《毛诗序》的理性主义色彩,并突出诗歌的抒情特征,力图把艺术的美与功利作用的善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诗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那么“吟咏”与“性情”是如何得以联系的呢?
《诗品》中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气,它作用于外物并使外物产生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而“物之感人”则强调了物感说,但其实“物感说”并不是钟嵘的创见,上述内容就已经提到了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都曾提到,但是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悲欢离合、荣辱忧喜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这的确是钟嵘对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贡献。
除自然景物可以感发诗歌外,不同寻常的社会生活更可使人们产生创作激情,从而产生了“可以群、可以怨”的动人诗歌。钟嵘较之前陆机、刘勰,对“物”之内容有更为细致的体察,不仅着眼于社会政治和自然风物对艺术动机的影响,还进一步总结了个人的生活际遇对促成艺术动机的作用。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从先秦的“诗言志”,再到继承这一思想的后代诗论主要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刘勰的“感物吟志”说和钟嵘的“吟咏性情”说等等,都在阐述诗歌与情感之间的联系,无论是自然景物还是人文事物,社会际遇等等通过诗歌去联系生活,都是抒发文人内心真挚而又独特的情感。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出身北宋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都是宋朝的进士,受家庭熏陶,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所走的科举之路,学的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而儒家的孟子对他影响极大,他在中进士的一年,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可见他一生最崇拜的是孟子。
对孟子的崇拜,王安石在学术思想截然不同于保守派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而是有所继承和发展,对儒学经典作出新解释,为他的政治革新奠定了基础。他的对立者司马光则是怀疑孟子的,学术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所以,在理解并继承孟子的儒学事业,王安石有着独到的见解,使其在怀古诗中表现出一种“唯我独知古人心”的孤独感,且生出一种高傲的孤独与寂寞的执著。因性格执拗,才易有孤独感,王安石执拗的性格除体现在激进的变法主张,还体现在他的一些诗文里,如这首怀古诗对孟子的理解就显奇特,开头两句,把逝去的孟子,他留下的遗著,来表达作者视他为精神寄托,精神支柱;把他的“风标”,即品格,视为楷模。这种唯有我真正理解孟子的思想,理解他所推行的政治主张,其实是暗示了诗人要继承孟子的事业,推行其政治主张,实现变法革新的抱负。其高傲的姿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
诗人在推行“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过程中,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被人说成“背儒崇法”,被人视为“迂阔”。其情形就像当年孟子同齐宣王大谈“保民而王”的思想,被看成是迂阔的空论;所要推行的“王道政治”,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写出古人和自己的理想抱负彼此相同,但遭遇相似,有共同的孤独感。最后一句“故有斯人慰寂寞”,古人(孟子)视我为朋友,安慰我,温暖我,感动我,使我寂寞的心灵充满活力,故始终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的气魄,不屈不挠,奋斗不懈,唱出了心中最深沉的音符。
作者一生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奋斗,他不少的怀古诗篇,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本诗在怀古中抒写他的孤独和执著,给后人留下了他卓越的风采。
1赞颂孟子的诗歌
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 收题咏371篇,分别录自孟子林墓、孟府,孟母林墓祠庙,孟母三迁处、断机堂,子思书院等处的历史石刻;明代成化本《孔颜孟三氏志》、嘉靖本《三迁志》、万历本《孟志》、天启本《三迁志》,清代雍正本《三迁志》、光绪本《重纂三迁志》,以及历代《邹县志》等有关书籍。
本书收录题咏的时限,起自汉代,截至清末。在这一时限内,上述石刻与史籍所载之关于孟子或与孟子有密切关系的孟母、子思的题咏,凡能见到者均全部收入。
本书在收集有关资料时,坚持采用原始出处的原则。凡既有石刻又有刊印者,一律采用石刻,或石刻已毁而刊印又有多种版本者,一律采用最早版本。
本书内容包括:拜谒亚圣邹国公墓留题、敬谒先师邹国公祠、驺弱孟子庙碑铬、太师右丞相过邹孟子之碑颂、首谒亚圣公题诗等内容。 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下载 大众点评 书评 邹,孟子故里。
春秋时称邾、邾娄,战国时为邹国,秦汉时置驺县。后又称邹县,现在其境内设邹城市。
这里有孟子的林墓、祠庙,还有孟母三迁处、断机处,子思作《中庸》处,子思书院、子思祠等与孟子有关的古代遗迹、遗址及纪念性建筑。如岗如阜的陵墓,桧柏掩映的殿庑,历尽沧桑的遗址,是历代人们凭吊、拜谒、祭祀孟子的圣地,也是学士文人对儒学寻根求源的圣地。
人们前来凭吊、拜谒、祭祀孟子,总会为一种情感所驱动;而凭吊、拜谒、祭祀之后,又会使这种情感得到慰藉并进一步升华,以至感慨万千。这种情感的表述,题咏当然是最雅的形式。
“邹城南去有名祠,满地丰碑满壁诗。”“题勒半穷凫峄石,可能写得七篇终?”这是拜谒者对孟庙题咏之多而发出的赞美与感叹。
然而,孟庙并不是在孟子殁后就有,而是在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由孔子45代孙孔道辅创建。当时,孟子虽再度受到孙复、胡瑗、石介三先生的推崇,但官方尚未认可。
直到元丰六年 (1083年),才被追封为邹国公。随之,孟庙也由远离邹城三十余里的四基山孟子墓侧迁至邹城东郭。
因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宣和三年(1121年)又由邑士徐祓等捐资,由县城东郭移至南门外道左,即今址。因此,在北宋之前是没有孟庙题咏的。
但是,早在西汉,就有了对孟母的赞颂。这些赞颂,名日赞颂孟母,实由孟子而引发,在赞颂孟母中,也蕴含了对孟子的赞许。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孟子颂》曰:“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西晋左芬《孟母赞》曰:“断机激子,广以坟奥。
聪达知礼,敷述圣道。”这是咏孟诗歌的萌芽。
北宋题咏孟子的诗歌,也并非存于孟庙,而是存于尊崇孟子的部分学者、政治家的诗词文集之中。如,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作《孟子赞》,进一步肯定了唐代韩愈对孟子的赞誉:“醇而醇者,孟氏而止。”
“较其大功,盖禹之比。”“孔子之后,一人而已。”
王安石则吟出七绝:“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成为孟子千余年之后的知音。 北宋虽然创建了孟庙,然而人们对它的接受还有一个过程。
还未等人们诗兴作起,女真人便赶走了徽、钦二帝,邹县也就成了金朝的领地。因无人间津,孟庙荒芜了。
“先师立教尊姬孔,其土一祠犹草莱。”这是;通判赵鼎谒庙后留下的哀叹。
拜谒者悄悄来到孟庙,或将题咏刻于碑阴,或将题咏藏于橐囊,以待来日。金代的题孟诗歌虽然很少,但留存于孟庙的题孟诗歌却从这个朝代始见。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将孔孟都追封了最高的爵位,一个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一个是邹国亚圣公。连孟子父母也分别追封为“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
这时孟庙得到重修、扩建,谒庙者与日俱增。然不知何故,题名者有之,题咏者罕见。
所留下的几篇诗句仅系于碑文之末。如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颈,在《驺孟子庙碑铭》中替孟子疾呼:“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谁?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无有乎尔兮孰知我悲?” 明太祖一统天下之后,虽崇儒重道,但当读到《孟子》中“土介”、“寇仇”之语时,却大为反感,不仅命刘三吾作《孟子节文》,删去《孟子》85章,而且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
在孟子遭受冷落的情况下,邹县的地方官吏仍竞相重修孟庙。首任知县桂孟谒庙后写道:“书藏老屋苍苔雨,庙枕荒郊古木风。
藻荐一杯浇断础,拟将微力效前功。”。
因孟庙邻近古道,邹县境内又设邾城、界河两处驿站,途经的朝廷要员络绎不绝地到孟庙拜谒,他们用最美妙的诗句,尽情地颂扬孟子。如,书吏尤存作《祀孟子之歌》:“泰山岩岩,配禹超荀,功业炽兮。
命世亚圣,醇乎其醇,崇仁义兮。绍尧继舜,道传其身,赖不坠兮……”专供主祀者祭孟时吟颂。
河东薛碹书律诗:“邹国丛祠古道边,满林松柏带苍烟。远同阙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岁传……”刻石镶于祠壁。
其后王华商、邵贤等竞相次其韵志感。监察御史陈洙、李棂则在同谒孟庙后,分别用同韵五言古风“发明孟夫子命名之意”。
多人同咏一题者比比皆是,一人题咏多题者屡见不鲜。如,东官后学卢瑛田谒庙后口占自警诗三章,改亭山人徐炳分别以孟庙、孟林、孟母祠等为题以五言古风及七绝赋诗六首,阳明学的继承。
2人们对庄子,孟子,老子,司马迁等等等等历史上人的评价(较有名的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 政治思想 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编辑本段] 近世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
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
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
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
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
3怎么评论孟子的名言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鲁国人,汉族。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邹氏。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生于周烈王四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兼爱、非攻,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般来说是师承自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注意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
4有关孟子的诗词《读孟子》年代: 宋 作者: 王令去梁无故又辞齐,弟子纷纷益不知。
天下未平虽我事,己身已枉更何为。后来谁是闻风者,当世何尝不召师。
士要自高无顾世,遗编今亦有人疑。《孟子》年代: 宋 作者: 王安石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圣人之孝十首·孟子》年代: 宋 作者: 林同如何年稍长,汲汲子思师。
知是为儿日,三迁感母慈。《读孟子》年代: 宋 作者: 曾巩千载士推无此拟,一编吾喜窃窥观。
苟非此道知音少,安有兹人得志难。机巧满朝论势利,疮痍连室叹饥寒。
先生自是齐梁客,谁作商岩渭水看。
5有关孔子和孟子的名言警句,并对此评析学而时习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孟子名言
(1)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译文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正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
(2)权,然后和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译文称一称,才晓得轻重;量一量,才晓得长短。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4)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译文即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再生长的。
(5)其进锐者,其退速。
译文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
(6)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译文心这个器官职在思考,思考才能获得,不思考便不能获得。
(7)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
(8)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译文只有道德高尚的仁人,才应该处于统治地位。如果道德低的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
(9)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译文天子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天下;诸侯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国家;卿、大夫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宗庙;一般的老百姓不行仁,便保不住自己的身体。
(10)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译文一国的君主如果喜爱仁德,整个天下便不会有敌手。
(11)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u)。
译文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能深耕细作,早除秽草。
(12)仁者无敌。
译文仁德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
《孟子》这首诗作者是王安石,其中有提到故有斯人慰寂寥。
诗中的“斯人”就是孟子。王安石就是要担起继承儒家道统,拯救天下苍生的大任,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尤其是很多功利的人,觉得他改革是自讨没趣,但是王安石认为自己并不孤独,因为有孟子这位圣人的理解,他感到很欣慰!
所以这句话是最能体现作者对孟子的崇拜之情。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为---指要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再沿着目标向前,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不该做的不要去做,在一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只会虚度自己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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