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客观描写有什么区别？

四　诗的主观与客观

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情趣是感受来的，起于自我的，可经历而不可描绘的；意象是观照得来的，起于外物的，有形象可描绘的。情趣是基层的生活经验，意象则起于对基层经验的反省。情趣如自我容貌，意象则为对镜自照。二者之中不但有差异而且有天然难跨越的鸿沟。由主观的情趣如何能跳这鸿沟而达到客观的意象，是诗和其他艺术所必征服的困难。如略加思索，这困难终于被征服，真是一大奇迹！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这种困难的征服史。宇宙与人类生命，像叔本华所分析的，含有意志（will）与意象（idea）两个要素。有意志即有需求、有情感，需求与情感即为一切苦恼悲哀之源。人永远不能由自我与其所带意志中拔出，所以生命永远是一种苦痛。生命苦痛的救星即为意象。意象是意志的外射或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有意象则人取得超然地位，凭高俯视意志的挣扎，恍然彻悟这幅光怪陆离的形象大可以娱目赏心。尼采根据叔本华的这种悲观哲学，发挥为“由形象得解脱”（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之说，他用两个希腊神名来象征意志与意象的冲突。意志为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赋有时时刻刻都在蠢蠢欲动的活力与狂热，同时又感到变化（becoming）无常的痛苦，于是沉一切痛苦于酣醉。酣醉于醇酒妇人，酣醉于狂歌曼舞。苦痛是狄俄倪索斯的基本精神，歌舞是狄俄倪索斯精神所表现的艺术。意象如日神阿波罗（Apollo），凭高普照，世界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显现形象，他怡然泰然地像做甜蜜梦似地在那里静观自得，一切“变化”在取得形象之中就注定成了“真如”（being）。静穆是阿波罗的基本精神，造形的图画与雕刻是阿波罗精神所表现的艺术。这两种精神本是绝对相反相冲突的，而希腊人的智慧却成就了打破这冲突的奇迹。他们转移阿波罗的明镜来照临狄俄倪索斯的痛苦挣扎，于是意志外射于意象，痛苦赋形为庄严优美，结果乃有希腊悲剧的产生。悲剧是希腊人“由形象得解脱”的一条路径。人生世相充满着缺陷、灾祸、罪孽；从道德观点看，它是恶的；从艺术观点看，它可以是美的，悲剧是希腊人从艺术观点在缺陷、灾祸、罪孽中所看到的美的形象。

尼采虽然专指悲剧，其实他的话可适用于诗和一般艺术。他很明显地指示出主观的情趣与客观的意象之隔阂与冲突，同时也很具体地说明这种冲突的调和。诗是情趣的流露，或者说，狄俄倪索斯精神的焕发。但是情趣每不能流露于诗，因为诗的情趣并不是生糙自然的情趣，它必定经过一番冷静的观照和熔化洗炼的功夫，它须受过阿波罗的洗礼。一般人和诗人都感受情趣，但是有一个重要分别。一般人感受情趣时便为情趣所羁縻，当其忧喜，若不自胜，忧喜既过，便不复在想象中留一种余波返照。诗人感受情趣之后，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照玩索。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尝自道经验说：“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emotion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尼采用一部书所说的道理，他用一句话就说完了。感受情趣而能在沉静中回味，就是诗人的特殊本领。一般人的情绪有如雨后行潦，夹杂污泥朽木奔泻，来势浩荡，去无踪影。诗人的情绪好比冬潭积水，渣滓沉淀净尽，清莹澄澈，天光云影，灿然耀目。“沉静中的回味”是它的渗沥手续，灵心妙悟是它的渗沥器。

在感受时，悲欢怨爱，两两相反；在回味时，欢爱固然可欣，悲怨亦复有趣。从感受到回味，是从现实世界跳到诗的境界，从实用态度变为美感态度。在现实世界中处处都是牵绊冲突，可喜者引起营求，可悲者引起畏避，在诗的境界中尘忧俗虑都洗濯净尽，可喜与可悲者一样看待，所以相冲突者各得其所，相安无碍。

诗的情趣都从沉静中回味得来。感受情感是能入，回味情感是能出。诗人于情趣都要能入能出。单就能入说，它是主观的；单就能出说，它是客观的。能入而不能出，或是能出而不能入，都不能成为大诗人，所以严格地说，“主观的”和“客观的”分别在诗中是不存在的。比如班婕妤的《怨歌行》，蔡琰的《悲愤诗》，杜甫的《奉先咏怀》和《北征》，李后主的《相见欢》之类作品，都是“痛定思痛”，入而能出，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陶渊明的《闲情赋》，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新婚别》、《石壕吏》和《无家别》，韦庄的《秦妇吟》之类作品都是“体物入微”，出而能入，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一般人以为文学上“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个分别是基本的，因为古典派偏重意象的完整优美，浪漫派则偏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一重形式，一重实质。依克罗齐看，这种分别就起于意象与情趣可分离一个误解。他说：“在第一流作品中，古典和浪漫的冲突是不存在的，它同时是‘古典的’与‘浪漫的’，因为它是情感的也是意象的，是健旺的情感所化生的庄严的意象。”在诸艺术中，情感与意象不能分开的以音乐为最显著。英国批评家佩特（W Pater）说：“一切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克罗齐引这句话而加以补充说：“其实说得更精确一点，一切艺术都是音乐，因为这样说才可以见出艺术的意象都生于情感。”克罗齐否认“古典的”与“浪漫的”分别，其实就是否认“客观的”与“主观的”分别。

19世纪中叶法国诗坛上曾经发生一次很热烈的争执，就是“帕尔纳斯派”（Parnasse）对于浪漫主义的反动。浪漫派诗的特点在着重情感的自然流露，所谓“想象”也是受情趣决定。离开“自我”便无情趣可言，所以浪漫派诗大半可看成诗人的自供。帕尔纳斯派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嫌浪漫派偏重唯我主义，不免使诗变成个人怪癖的暴露。他们要换过花样来，提倡“不动情感主义”，把自我个性丢开，专站在客观地位描写恬静幽美的意象，使诗和雕刻一样冷静明晰（浪漫派要和音乐一样热烈生动，与此恰相反）。从这种争执发生之后，德国哲学家所常提起的“主观的”和“客观的”一个分别便被批评家拉到文学上面来，于是一般人以为文学原有两种：“主观的”偏重情感的“表现”，“客观的”偏重人生自然的“再现”。其实这两种虽各有偏向，并没有很严格的逻辑的分别。没有诗能完全是主观的，因为情感的直率流露仅为啼笑嗟叹，如表现为诗，必外射为观照的对象（object）。也没有诗完全是客观的，因为艺术对于自然必有取舍剪裁，就必受作者的情趣影响，像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的。左拉（Zola）本是倾向写实主义的，也说：“艺术作品只是隔着情感的屏障所窥透的自然一隅。”帕尔纳斯派在实际上也并未能彻底实现“不动情感主义”，而且他们的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也足证明纯粹的“客观的”诗不易成立。

五　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分量

诗的理想是情趣与意象的诉合无间，所以必定是“主观的”与“客观的”。但这究竟是理想。在实际上“主观的”与“客观的”虽不是绝对的分别，却常有程度上的等差。情趣与意象之中有尼采所指出的隔阂与冲突。打破这种隔阂与冲突是艺术的主要使命，把它们完全打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得恰到好处，这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完全没有把它们打破，从情趣出发者止于啼笑嗟叹，从意象出发者止于零乱空洞的幻想，就不成其为艺术。这两极端之中有意象富于情趣的，也有情趣富于意象的，虽非完美的艺术，究仍不失其为艺术。

克罗齐否认“古典的”与“浪漫的”分别，在理论上自有特见，但是在实际上，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确各有偏重，也无庸讳言。意象具有完整形式，为古典艺术的主要信条，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浪漫艺术则大半作品都不免有缺陷，例如19世纪初期诗人，柯尔律治和济慈诸人，有许多好诗都是未完成的断简零编。情感生动为浪漫派作品的特色，但是后来写实派作者却极力排除主观的情感而侧重冷静的忠实的叙述。“表现”与“再现”不仅是理论上的冲突，历史事实也很明显地证明作品方面原有这两种偏向。

姑就中国诗说，魏晋以前，古风以浑厚见长，情致深挚而见于文字的意象则如叶燮在《原诗》里所说的“土簋击壤穴居俪皮”，仍保持原始时代的简朴。有时诗人直吐心曲，几仅如嗟叹啼笑，有所感触即脱口而出，不但没有在意象上做功夫，而且好像没有经过反省与回味。我们试玩味下列诸诗：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心中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诗经·王风》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诗经·小雅》

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梁鸿《五噫歌》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箜篌引》

这些诗固然如上文所说的“痛定思痛”，在创作时悲痛情绪自成意象，但与寻常取意象来象征情绪的诗自有分别。《诗经》中比兴两类就是有意要拿意象来象征情趣，但是通常很少完全做到象征的地步，因为比兴只是一种引子，而本来要说的话终须直率说出。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只是引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不能代替或完全表现这两句话的意思。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情趣恰隐寓于意象，可谓达到象征妙境，但在《诗经》中并不多见。汉魏作风较《诗经》已大变，但运用意象的技巧仍未脱比兴旧规。就大概说，比多于兴，例如：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薤露歌》

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卓文君《白头吟》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异县。

——《艳歌行》

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

——应玚《别诗》

以上都仅是“比”。“兴”例亦偶尔遇见，但大半仅取目前气象，即景生情，不如《诗经

双鱼座

说实话，对于双鱼座这个星座，又或者是跟双鱼座接触过的人，都不难感知到他们是个比较高冷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他们总是给人一种难接近乃至冷漠的印像，这实际上与它的性情有很大关系。双鱼座有很强的标准，对很多事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规定。人际交往亦是如此。她们终究会接纳一个她们不喜欢的人，都不会融进一个让他们不舒服的社交圈。因而，即便她们看上去背道而驰，甚至被探讨为内向，她们仍是独立的。即便身边没有朋友，规范都不会减少。

自然，双鱼座并不是没有好朋友，反而是相对而言，它的社交圈子会相对较小，乃至往返都是那些人。但是，当你真正联络她们时，你就会发现双鱼座并不受欢迎，正是因为她们拒绝一个人，她们周边没朋友。一样的，双鱼座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化得人。他们不会随意接纳别人的好意。虽然你想和她们交友，她们也应该评定你是否值得交友。简言之，她们只想要纯粹的感情，可以互相交流，志趣相投。只有这样，她们才可以打开心扉，不然她们宁可独居。他们是一个更注重细节的星座，却也只喜欢和舒适的人相处，因此在他们身边，尽管关联很少，但都值得心。此外，如果你想要进到它的社交圈，你也必须满足她们的要求和规范。

摩羯座的性格比较内敛，也属于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类型，因而放在社交关系当中，他们往往属于比较被动的类型，甚至一度给人一种很孤僻的感觉。但大家都知道，摩羯座非常高兴没人打搅自身，他们总是喜静地呆在角落里，当做一个透明色人。此外，她们更不可能因为被探讨或害怕孤独而随便交友。假如你与摩羯座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有了更深的掌握，实际上，你不难看出她们找不着好朋友，但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主动联系他人，导致很多关联最后渐渐消失。

一样的，假如摩羯座想要采用积极，那么他们周边并不缺少好朋友，但他们的初心不是这样的，或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想让步，和一些她们不喜欢的人共处，更不用说虚情假意敷衍塞责，每轮拍戏了。因此更多的时候，她们会主动生疏这种关联，则不消耗精力和时间。令人费解的是，每个人对摩羯座都有不同的心态。有些人会觉得摩羯座很奇怪，很难相处，但有些人会觉得摩羯座非常值得共处，是一个罕见的知心。说到底，摩羯座对人际关系有要求，因此了解他们的人当然了解，不理解的人即便她们表述也不行。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让摩羯座违反自己的意愿融进一个不适宜它的社交圈，她们偏重于独居。与此同时，尽管它的社交圈子不大，但往往品质非常高，社交关系也很干净。这是一种真真正正纯洁的觉得，而非朋友和好朋友。

在大家的印象中，处女座是个很热情开朗的人，跟他们接触，也不会有什么尴尬的感觉。但尽管他们一直很亲密，但事实上，它的社交圈子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反过来，她们周边一般只有少数人会互相交流。也就是说，处女座平时的激情心态更重要的是它的一种交流方式。俗话说得好，处女座平常表现出来的激情心态大量。“伸出手不打笑脸人”实际上，这也是事实，所以只要你给处女座脸面，他们就不会让你尴尬。但如果你只是觉得你可以进入它的社交圈，或者和她们沟通交流，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大家都知道，处女座是一个完美主义，实际上，在人际关系中亦是如此。虽然你看到他们和每个人共处得很好，但事实上，他们不会随便接纳其他人情感，尤其是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只会礼貌地回复，不容易进一步触碰。除此之外，处女座的社交平台也很干净，品质也很高。因为我们根本不会交一些无所事事的狐朋狗友，反而是需交一些有上进心、和自己一样成功的人。简言之，他们只会挑选和自己一样出色或是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而非降低自己的规范，融进腐坏的圈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像处女座这种人想要忍受孤独，不容易试着触碰低质量的社会互动。与此同时，他们也果断规定纯粹的人际关系，一切有目的、虚伪的关联，她们直接拒绝，终究会让步。

中国的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西方经典的学院派哲学的鼻祖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将“集中于对物质与自然现象之理则的确定，转入人生事务、道德问题及人论问题研究的哲学家”。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巨匠不但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各自留下的分支庞杂的学派更像是树根一样，穿进了民族思想的最深处。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是几乎同时诞生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共时的对应关系。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这两个伟大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比较他们思想的异同。孔子和苏格拉底由于社会背景、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呈现出独自的特点。本文拟从哲学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

1、人本主义在他们之前，古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所注重的都是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脱离了人这一主体，显得有些空洞和不切实际。现在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是第一部人的哲学的创始者，是他使希腊哲学真正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以研究人事为中心的方向上来。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太空或宇宙，而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情操，即研究人的精神自我。他认为，探讨人的问题，不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方法，也不能单凭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而是要根据人的意识活动，审视人的生活状况来洞察人的特性。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人的思考的先河。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人世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哲学以道德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是“德行的性格”和“善是什么”。他致力于发明一种分辨是非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如何了解道德的意义。他想要为人生行事立下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些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孔子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去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的人，他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关于人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一切本于人性。孔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更进一步说，孔子的儒家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人生哲学，他希望人们行“仁”、“义”、“忠”、“恕”、“克己”，把“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孔子学说体系的核心是“仁”，它体现了孔子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思想“仁”得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思想是“爱人”，这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其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律己”的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能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和完善的思想，它是人自身发展的根本，是实现人的最终目标的前提。

2 至善理论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主要是在认知领域内确立了理性精神，即试图通过逻辑推理的理性认知，从芜杂的自然现象中寻找宇宙万物的普遍本原。而苏格拉底开始了从自然哲学向人本哲学的转型，试图把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且因此依据理性精神深入地探讨了有关人、社会和伦理的各种问题。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又可以说是探讨善和至善的伦理学。他同意智者们提出的“哲学应当是人学”的观念，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他的伦理学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诸德为一；美德即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三句话的实质是：美德即知识。他肯定在具体的善之上存在着一般的普遍的善即至善。苏格拉底认为：善、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不论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的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是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苏格拉底在寻找善的本性的同时，也看到具体的善恶是相对的。因为一切事物对它们适用的东西来说是善，对不适用的东西则是恶。由此，苏格拉底看到问题的关键是要作出善恶大小的正确选择，而这就需要技能和知识。这样至善目的论演进为善即知识的命题。苏格拉底进一步认为善与恶应该由理性来证明正确与否，只有善变成了知识，才能成为善。另外，苏格拉底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教人以理性来“认识自己”的思路，标志着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的论争已开始形成。把知识看成是道德的基础，这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孔于和苏格拉底一样，在他们伦理学思想体系中都有一种至高的追求，或者说所谓真理的存在。孔子反复强调了“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的善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的伦理观念。以仁为核心，孔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道德原则。儒家以仁爱原则为核心的而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诸项外，儒家还提出了孝、悌、宽、敏、智、俭、敬、刚、毅等道德规范。在儒家的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仁”的精神，可以说，儒家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都是围绕着仁爱原则而展开的。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股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理想人格上，儒家认为达到至善就是要达到“内圣外王”。“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儒家的内圣外王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儒家祖师孔子所确立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原则，不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由于性相近，因此在后天均须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圣人必须加强德性修养，以此为基础，将内圣发用于外便是外王。

3 教育理论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是一个哲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的真谛和至上的哲理，也同时希望将这些哲理传授给更多的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同样广传弟子，同时采用了一种相近的教导方式———对话式的启发诱导弟子，以期望来改造社会，这使得他们都有了理想化的色彩。苏格拉底对美德作了论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要证明美德即知识，只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反之，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就说明了知识与美德的共同的性质。他认为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助产知识，导引知识。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知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教师就应采用对话或提问的方法，帮助学生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世界的真理，并将其导引出来。所以，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他自称为“知识的助产士”，所以他的教学方法又称为“产婆术”。产婆术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讽刺。在与学生谈话中，他引导学生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怀疑自己原有的知识，迫使自己积极思索，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二步是产婆术。在学生发现自己认识的混乱并在否定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引导他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从而逐步得到真理性的认识，形成概念。后来，他的思想被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倡导归纳法，启发、诱导学生自我发现真理。近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强调：“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孔子是最先也最多采用这种论说教育的先躯，整部《论语》就是孔子与其学生的对话。孔子认为人心本善，仁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只是需要将它引发出来而已，“我欲仁斯仁之也”，因而他倡导启发式教育。“启发”一词，是源于孔子《论语·述而》中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了启发教育的前提条件，学生“愤悱”的学习需求。启发教育体现了内在动机性原则。同时，反映了学生学习主体性原则，即学生主动在先，教师启发诱导在后。启发教育的目的内容，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语言，培养探索的能力。朱熹在阐释启发的具体内容时强调：“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开其意是思维，达其辞是语言。思维和语言是互为表里的，只有想得通，才能说得清。启发学生思维成为启发教育的实质内容。孔于也一再强调，只有学思结合，才能使知识增殖。因为思不是停留在知识的接受、保持的学习水平，而是将发现新知识，使知识增殖。启发式作为教师的一种教法在教育理论、实践中广为流传、应用。

4 死亡哲学对于命运问题，有学者认为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用今天的话说，生的道理，我们还不明白，怎么可以懂得死呢？我国在殷商时就采取了崇拜天地的宗教。孔子信仰中国原始的天命现：天是人世间的主宰和人格神。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他“畏天命”。但他并不迷信周时的卜卦。他对神鬼也是敬而远之。在孔子看来，生与死的问题是不可以分开讨论的，解开了一个，就自然解开了另一个。若要明白死，就必须先明白生。笔者认为，孔子提出的“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由生来考究死，其用心根本不是要人回避死亡，而是在于避免把“知死”变成少数儒者予以穷究的纯粹理论问题，而使之成为常人都应当努力体认且切实履行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孔子死亡思想的社会品格和实践品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但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孔子不重视死亡、根本否认反对人生的心性体认路线的理论依据。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方面，想来是对死亡本性甘心“无知”的苏格拉底也有所不及的。苏格拉底笃信灵魂不生、不死、不灭。但同样认为自然是不可磨灭的，转而强调对自身的思考，宿命思想即是苏格拉底思考人自身的原因，也是他思考的一个结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成是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是为了使灵魂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不死，以后基督教的死后得救也是受其影响。他们的不同也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