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述往· 天津最早的文明婚礼

行者无疆tj 文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新式婚礼）

天津人历来重视婚嫁，津门老例儿：

男女双方家长同意，即可请星象士批生辰八字，曰“和婚”；

男方向女方送聘礼，曰“定礼”；

两家互换龙凤大帖，曰“换帖”；

择定聘娶日期，曰“取庚”；

女嫁出前一天送妆奁，曰“过礼”；

男方娶亲前一日陈设花轿仪仗，曰“亮轿”。

（旧式婚礼的：仪仗、过嫁妆）

第二天迎娶，新娘着凤冠霞帔，乘轿，射弓箭，迈火盆，拜天地，饮交杯酒，曰“合卺”；

食半生之水饺，曰“子孙饽饽”；

闹洞房时，不许生肖相克者入内，曰“忌人”；

由夫婿健在，儿女齐全的妇女铺床，曰“焐被”；

然后才是洞房花烛夜。婚后第四天，回家看父母，曰“回四”。

至此婚礼始告结束。此旧式婚礼繁文缛节，劳民伤财，为清末民初的开明人士所厌弃。

（天津旧式婚礼，八人抬的花轿、到男方家落轿）

随着西方文明的东进，马千里开风气之先，举办了天津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婚礼”。 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天津人，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周恩来、邓颖超的老师，天津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19岁时，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高氏女为妻，次年高氏病逝，遗女夭亡。

（天津旧式婚礼的：喜堂、戏台、喜棚）

他接受新思想，反对家庭再次包办婚姻，提出五条择偶标准：

1、在学堂求学五年以上；

2、必须是天足；

3、定婚时男女家换帖，由本人收藏；

4、定婚后男女可随时见面，交流思想；

5、婚礼免去旧习。

（一对准备拜堂的新人）

他的主张颇遭非议，但他“不顾别人的恨骂，惟依自己志愿行事。” 1909年4月，经张伯苓介绍，与张妹张冠时定婚。定婚后，两人通信30余封，联络感情，增进了解。

（新旧婚照对比）

1910年9月两人在城里普育女学堂举行新式婚礼，成为天津历史上首对举行“文明婚礼”的夫妻，天津《醒华画报》曾将他们的婚礼照片刊诸报端，这革新首创之举在津轰动一时。“新郎首先到堂伫候，至二钟余，新妇始乘马车到堂，少息行礼，礼毕同归。”（《醒俗画报》•“改良婚礼画”）婚礼的基本程序是：“振铃入礼堂、冰人（即媒人）致喜词、行同拜礼：一跪三叩；行交拜礼：三揖；谒见男家尊长、谒见女家尊长：均一跪三叩；行见两家平辈礼、两家晚辈谒见礼、谢冰人礼：均三揖；两家互贺礼、来宾贺礼、谢来宾礼、仆人贺礼并谢赏、茶点。”

（民国时期，天津文明婚礼一览）

后来，为了在婚嫁方面破除旧习，树立新风，马千里根据自己的经验，在1911年6月亲自制定了一套新式婚礼办法。其主要礼仪有：

1、迎娶时，翁婿相见，只行揖礼，然后与新娘携手登车；

2、新娘到男家，也依前例；

3、在礼堂举行婚典时，夫妇相互三揖，证婚人读结婚证书，男女新人签字；

4、向双方家长行叩拜礼，礼毕演说，奏乐唱歌；

5、婚前一日，亲友不贺喜，也不招待客人；

6、俟行婚礼后，始备酒庆贺，新郎陪男宾，新娘陪女宾，散席时夫妇送亲朋至门外，谢之以一揖。

关于男女结婚的装束，男衣马褂，可戴便帽，颜色不可艳；女衣裙散裤腿，黑袜皂鞋，头上只戴一大簪，衣服颜色不得艳，不施脂粉，不戴耳环。在上世纪初，马千里倡导新式婚礼，文明节俭，严肃庄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新式婚礼使用的马车和汽车）

马千里主张文明婚礼，缘于他对封建桎梏的深恶痛绝和对妇女解放的热情支持。他反对妇女缠足和其他陋习，曾组织天津县天足会和妇女改良会，在《妇女改良会简章》中规定会员不准吸烟、饮酒、赌博、缠足。他重视妇女教育，开办女学，亲任校长，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

（民国外交总长陆宗舆的女儿陆静嫣的西式婚礼，轰动津城，左上图，是婚礼仪式照片；右图，是出席婚礼的名媛商贾；下图，是陆静嫣举行婚礼的国民大饭店）

他提倡妇女解放的舆论宣传，在《新民意报》副刊上开辟“女星”周刊，专门研究解答妇女遇到的求学、婚姻、教育等问题，帮助妇女谋求解放。邓颖超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时著文称：“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新旧参半的婚礼）

到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第四编公布实施，废除了沿袭两千年的封建宗法婚制，从法律上宣布，旧式婚礼被新式婚礼正式取代。

（婚礼上的仪仗人员）

http://www8z8zcomcn/Article/bjyx/lycs/gghywz/200509/765html

上面的解释非常全面，而且把历史渊源描述得很清楚，值得一看。

冥婚

冥婚是为死了的人找配偶。有的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那时，老人们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冥婚仪式，最后将他（她）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并骨合葬。也免得男、女两家的茔地里出现孤坟。还有的少男、少女还没定婚就天折了。老人们出于疼爱、想念儿女的心情，认为生前没能为他（她）们择偶，死后也要为他（她）们完婚，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其实，这是人的感情寄托所至。另外，旧时人们普遍迷信于所谓坟地“风水”，以为出现一座孤坟，会影响家宅后代的昌盛。当时有些“风水家”（古称“堪舆”）为了多挣几个钱，也多竭力怂恿搞这种冥婚。冥婚多出现在贵族或富户，贫寒之家决不搞这种活动。

冥婚在汉朝以前就有了。由于冥婚耗费社会上的人力、物力，毫无意义，曾予禁止。《周礼》云：“禁迁葬与嫁殇者。”但此风气，始终没有杜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现在统治者身上。例如：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十三岁就死了，曹操便下聘已死的甄**做为曹冲的妻子，把他（她）们合葬在一起。

宋代，冥婚最为盛行。据康誉之《昨梦录》记载，凡未婚男、女死亡，其父母必托“鬼媒人”说亲，然后进行占卦，卜中得到允婚后，就各替鬼魂做冥衣，举行合婚祭，将男、女并骨合葬。

《元史·列女传》载：“子弟死而无妻者，或求亡女骨合葬之。”《明史·列女传》亦载：杨□死而其未婚妻殉；刘伯春卒，而其聘女亦如之，后皆迎柩合葬。

清代，这种妇女殉葬冥合的习俗，随着贞节观的加强，仍很盛行。直至晚清封建礼教受到西方精神文明的冲击才逐渐消失。

清末民初的北京仍有冥婚风俗的残余现象，还有个别家庭办死人与死人结婚的“喜事”，谓之“搭骨尸”，男、女两家亲家，谓之“骨尸亲”。早年，这种“婚礼”的迎娶仪式多在夜间举行，有时，人们正在安睡之际，忽被街巷里的鼓乐吵醒，原来是“搭骨尸”的。抬着一顶纸轿子，由单鼓、单号、单唢呐吹奏前引。有的则不用这种形式，仍用八抬大轿，全份金灯执事，原来只娶一张女人的照片。三十年代以后，还有仿照“文明结婚”仪式，用西乐队前导，后边四个人抬着一个出殡用的影亭，内挂“新娘”照片。

冥婚仪式，始终没有形成定例。冥婚虽然算做喜事，但不免红、白两事的礼仪混杂交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事人的主张如何。故冥婚礼仪的形式出入很大。现将一比较典型的冥婚礼仪详叙于后，以供参考。但不见得所有冥婚仪式都照此办理。

一般说来，冥婚也要通过媒人介绍，双方过门户帖，到命馆合婚，取得龙凤帖。

放定多是一次性的，就无所谓大、小定之说。男方给女方送去的定礼，一半是真绸缎尺头、金银财宝；一半却是纸糊的皮、棉、夹、单衣服各一件，锦匣两对，内装耳环、镯子、戒指及簪子之类的首饰。放定的当天晚上，在女方家门口或坟上焚化。

通讯时，男方给女方送去的“鹅笼”、“酒海”、龙凤喜饼以及肘子、喜果都是真的，惟有衣服、首饰是纸糊的冥器。

女方陪送的嫁妆，一般都是纸活，送至男方后，只在“新郎”照片或牌位前陈列半天，有的只是抬着环绕男方院内一周，即由鼓乐前导，送至附近广场焚化。

冥婚并不一定都举行上列仪式，但迎娶仪式是不可少的。是日高搭大棚，宴请亲友，门前亮轿。喜房里供奉“百份”全神。对面炕上设矮桌，供“新郎”照片或牌位，前设苹果、龙凤喜饼若干盘。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郎”字样。

女方“闺房”中供“新娘”照片或牌位，亦如前所供，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娘”字样。

花轿到达女方后，由送亲太太将“新娘”照片或牌位取下，由娶亲太太接过来，放人宝轿。这时，“新娘”的父、母不免要大声嚎哭，而且要追出屋外。完全不是办喜事的气氛。

喜轿回到男方后，仍由娶亲太太将“新妇”照片或牌位取出来，放于喜房炕上的供桌，与“新郎”并列。并用红头绳将两幅照片拴起来，（取月老牵红线之意），并复上红、黄两色的彩绸。

只有娶亲太太给全神“百份”上香叩首，就算夫妻拜了天地。然后由茶房端来“合杯酒”“子孙饺子”、“长寿面”，供于“新婚夫妇”照片或牌位之前。

如“新婚夫妇”有弟弟妹妹或弟妹、妹夫等，即唤出来，给照片或牌位磕头行礼。两家亲家则互相道喜。

举行了以上仪式之后，择个“黄道吉日”宜破土安葬的好日子，女方就可以起灵了。按阴阳先生指定的时辰，将棺枢起出后，马上泼在坑内一桶清水，扔下去两个苹果。与此同时，高高扬起花红纸钱。（不是冥婚的起灵仪式也是如此）。

男方则在坟侧挖一穴，露出“新郎”棺柩的槽帮，将“新娘”埋入此穴，进行“夫妻”并骨合葬。

葬罢，即在坟墓前，陈设酒果，焚化花红纸钱，举行合婚祭。男、女双方的父、母等家属（即两家亲家）边哭边道“大喜”。

此后，男、女两方便当做亲家来往了。

民国是一个璀璨的时代，新旧思想的碰撞， 时尚 与传统在这里交织，“西风东渐”改变了固有的东西，在破与立之中，生活习惯与方式也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社会 的变革就像微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在人们的生活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文化、思想、服饰、妆容，甚至是传统的婚礼，都接受着一场文明的洗礼。

民国的婚礼也正在中西合璧的趋势下，变得更加开明，婚礼的服装也从传统的凤冠霞帔，演变成旗袍、婚纱等融合了近代 时尚 元素的服装。

清代的婚礼服装大体还是延续了明朝的旧制，基本还是凤冠霞帔的模式，但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融合了满族的一些习俗。

在清末民初之时，女子出嫁的重要头饰，还是凤冠，当然这个凤冠不是指的皇后专有标志，这个是新娘所佩戴的，彰显身份的婚礼必备品。凤冠通体都是耀眼的红色，这也象征了婚礼的吉祥。

凤冠的上半部分缀以红花、流苏、珠串等，显得富丽堂皇，人生的大事，一般的家庭都不会忽略这个大问题，在凤冠的打造上，也会花很多心思，他们会请专门的匠人去制作打理。

凤冠之上会团簇很多红色绒花，周围点饰小珍珠，只有绒花中间会出现大颗粒的珍珠，这也是凤冠的点睛之笔，珍珠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凤冠除了凤凰为主要装饰外，还有蝴蝶、花朵等等细小的装饰。

有了凤冠，云肩也是不能少的，云肩这种饰品出现得比较早，在隋朝就开始有了它的踪迹，汉代时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到宋朝时，云肩已经被普罗大众所接纳，“ 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时，云肩已经成为了一种 时尚 ，上至宫廷贵妇，下至平民女子，都把云肩当做一件常用装饰品。

十字交叉形状是云肩的基础款式，普遍流行，四合四如意云头的形制是云肩的标配，喻义为四平安稳，祥和如意，这是一种美好愿望与服饰的契合。当然服饰也不会全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在十字交叉为主流款式下，形制也有所变化，审美的不同与发展，使云肩又有了 一字形、放射形 两类，这是根据人的审美喜好来定制的。

在婚礼这种人生大事上，云肩的款式更加雍容，采用了大云肩担当婚礼大事，大云肩的对角线长度达到了25米，工艺精湛，有着古典文化的独特优雅，云肩的款式，正好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相契合，“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喻义，使得云肩的款式更加符合传统意义的审美。

清末的传统婚礼服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服饰审美，女性多以宽袍大袖，下着马面裙为主，而男性的婚服还是以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为主。

到了清朝后期，接近末世之时，婚礼服装就开始从繁复的工艺里解脱出来，由于人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婚礼的服饰也开始有了很多的变化，女性的婚服从宽袍大袖逐渐发展成为窄袖，当然也有少数富贵人家，还是保留着宽袍大袖的传统礼制。

当清代开始慢慢走向衰亡之时，“西风东渐”的思潮开始渐渐的产生，留洋派也从西方国家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在他们决定变革之时，开始从行为、服饰、思想等等做为切口，与传统的文化，产生了碰撞的火花。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下，女性的服装往往并不能展示她的曲线以及柔美。

直到1926年，第一批改良旗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人们惊奇的发现，女性穿上这样的服装，其柔美的特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女性，纷纷穿上经过改良的旗袍走上街头，成为一道时代的亮丽风景。

随后改良旗袍也成为了婚礼的一个“常客”，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 时尚 之都，女性对于摩登装扮的敏感嗅觉，使得旗袍成为了一种惯常的装束，民间的婚礼也渐渐的接受以旗袍为礼服。但是这仅仅是局限于城市的接受，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改良旗袍并没有普及下去，一是因为确实不适合劳动生产，二是接受度也远远没有达到全方面覆盖。

直到1927年，一场“ 文明婚礼” 炸开了传统的坚冰，宋美龄将新式文明婚礼作为范例召告天下，婚纱与新式礼服开始有了雏形。

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此时，旗袍登上了 历史 舞台，此条制让女性礼服的清单里多了旗袍这种款式，打破了清代以来，女性礼服上衣下裙的单一模式，让旗袍在礼服中大放异彩，旗袍也正式成为女性的“国服”。

民国“ 文明婚礼 ”的倡议，使旗袍走进了礼服的殿堂，作为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物，它承担着更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女性的自我觉醒，更是新思想的深远影响。而男性在“ 文明婚礼 ”的影响下，礼服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他们可以穿上长袍，也可以穿上西装。

当然这是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互相的碰撞中，总会产生一些错乱，比如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就足见当时婚礼在新旧之间的摇摆，新郎胡适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江冬秀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词，屋里悬挂着贺联，萦绕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

这一场新旧婚礼的上演，也让大家管中窥豹，虽然旗袍已经做为了“国服”，但是在城乡差异性与接受性来说，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

不论是新式婚礼制度，还是礼服的改变，上海、广州、武汉等等通商城市，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改革的先驱者，而边远山区或者农村还是坚守着传统的婚姻礼制，宽袍大袖的婚礼服装依然存在。旗袍这种新兴产物不可能被接受，一是不利于生产生活，二是旗袍的高开叉，是不会被传统思想所接纳的。

当然，时代在不断进步，旗袍终究还是在婚礼中大放异彩，在时代的影像里留下它的灼灼其华。

1927年的12月1日，宋美龄女士的大婚现场，就是民国婚纱的开端。

宋美龄女士穿着圣洁的婚纱，手捧康乃馨，笑靥如花，蒋先生穿黑色燕尾服，内着白色衬衫，条纹西裤，银色领带。这场豪华的婚礼，把人们从摇曳不定的新旧碰撞里解脱出来，完美的诠释了新式婚礼的礼服版本。

从服饰、款式、颜色上都打破了原有的红色为天下的局面，圣洁的白色从此登上了婚礼的大雅之堂，从排斥到融合，婚纱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

1935年的2月7日，一场空前绝后的集体婚礼，在上海紧锣密鼓的筹划着，上海市 社会 局在各大公报发表了倡议书，“ 简单、经济、庄严 ”的文明婚礼被提上日程。

同年的4月3日，上海 社会 局出面举办了集体婚礼，当时有60对新人报名参加，最后确定下来57对参加这次集体婚礼。下午第一届新生活集体婚礼隆重开幕，这次婚礼可以说是异常热闹，为了维持现场，出动了大批警察维护秩序。

这次集体婚礼的服装是统一配置，全都是亚美织绸厂为这次婚礼特别制作的，新娘统一的长裙曳地，头戴圣洁的婚纱，胸前是参加活动的章证以及扎花，她们手捧鲜花，个个笑容灿烂，而新郎则是统一的蓝袍黑马褂。

整个婚礼庄严、简单，自上海开启了集体婚礼的先河后，各地也开始纷纷效仿，婚纱也成为新式婚礼的首选礼服。

《申报》也曾登载过新人穿着白色婚纱举行婚礼的新闻，新娘依然是一袭白色婚纱，而新郎还是长袍马褂，这种新旧交替的碰撞，是时代的过渡，是文明的变迁，也是传统与 时尚 的兼容并包，在长袍马褂与白色婚纱的奇妙组合中，一场文明的对话，开启了传递与接受的新局面。

文明婚礼，不但使得婚礼形式更加浪漫，也更加西式化，婚纱的款式也多种多样，有长袖、短袖、无袖等款式，婚纱可以长至脚踝，也可以结合旗袍与婚纱的款式，形成一种新的样式，新娘的白手套也可以量身定做，根据衣袖长度搭配出不同的长短。而男士的礼服多半是黑色燕尾服，一股浓浓的绅士风度，穿越空间，扑面而来。

但是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婚纱的白色是登不得婚礼的大堂的，白色只在丧事中出现，如果出现在婚礼现场，就是一种对婚礼的蔑视，或者是挑战了传统思维。

虽然接受了婚纱的样式，但是颜色上，又让人难以完全融合，《礼记》记载:“ 素服以送终也 ”。就是说，白色是出现在丧事里的，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强大的，如果身穿白衣举行婚礼，会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这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想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人们还是不会接受以纯白的婚纱作为礼服，只有特别新潮的人士，才会穿上婚纱完成人生大事。

在民国时，上海、广东、武汉等等地方由于通商口岸的方便，也更加容易吸收到西方的先进思潮，男人或者女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很多“留洋”人士，他们都是接受新思想的革新派，所以婚纱，西装在他们眼里就是婚礼的标配，这些人接受起来更加的容易。

而内陆以及乡镇地区婚礼的服装变化并不太大，甚至很多地方还是清代的传统，不容易接受白色的婚纱作为婚礼的吉服，在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大红色是为吉祥，也不能接受婚纱的款式，旗袍的高开叉，这与教育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东西方在婚礼颜色的冲突上，有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杨绛先生在《将饮茶》中就提到过这样矛盾，“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

杨绛先生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女士，她受过西方的教育，在当时应该是有着新兴思想的新女性，所以她穿着白色衣服，白色皮鞋来参加婚礼，对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在场的贺客却认为她这样不合乎规矩。

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是新旧思想交替，传统与 时尚 相互碰撞的时代，婚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通商繁荣之地，作为了当时开明人士的首选礼服，也为后来的婚礼服装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现代 社会 ，全球 科技 共享，思想共存的时代，婚纱更是在现代舞台上大放异彩。

20世纪的30年代，是各种思想大混合的时代，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的开放，形成对峙的阵营，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也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色做为婚礼的主角，但是如果又不喜欢艳丽的大红色，怎么办？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粉色旗袍应运而生，在30年代的礼服舞台上它绽放着另类的光彩，传统的大红色已经被认为是守旧的思想，粉色开始坐上了 历史 的马车。

传统的婚礼中大红的颜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新人的祝福之色，鲜少有淡雅的颜色出现在婚礼之中，而淡粉色的出现，打破了红色的艳俗，白色的寡淡，使得新思想与传统的对话，更加和谐委婉了一些。

30年代的很多上色照片，以及月份牌女郎，都分别出现了以粉色为主的颜色，粉色的旗袍也好，婚纱也罢，都把民国的风情传递给了 历史 ，使得如今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一丝浪漫，在岁月里沉淀。

西式婚礼崇尚白色的圣洁，认为只有白色才能表达爱情的唯一，主张穿着白色的衣裙礼服，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白色是不能登上婚姻的殿堂的，因为白色代表了悲伤与丧葬，认为这是不祥的颜色，甚至在平常的服装当中，都很少见白色的身影，除非有重孝在身。

中国传统的婚礼是重视红色的，红色的礼服，红色的盖头，红色的鞋子，婚礼的主要色调都是以红色为主。

粉色旗袍的出现，把这两种颜色都进行了一次整合，粉色的礼服淡雅清爽，绣花也格外精美，摒弃了大红的耀眼，也没有大红色绣花的张扬，粉色旗袍多以小花为点缀，使得新娘更加清丽可人。

30年代的旧上海，是 时尚 的发源地，那十里洋场的繁华自是不必赘述，像这种代表了时髦与摩登的服装，必然会在这里生根发芽，直到璀璨夺目，零星小花与淡粉色旗袍相得益彰，配上一冠一纱，新人再手捧鲜花，璧人并立，便是当时的时髦标准了。

粉色旗袍上的小花与底色对比强烈，凹显出旗袍的亮丽，同时又不抢掉小花的风采，这种粉色旗袍的好处是清新淡雅，和谐平衡。

当然粉色旗袍也不能一统民国婚礼的江山，**旗袍也在 历史 舞台上绽放了光彩，**在封建王朝存在之时，是老百姓的禁用之色，可是当时光流淌到了民国时，**的禁忌被打开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明快的颜色，很快受到了时髦女性的热爱，但是**依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颜色，就像白色一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婚礼中，头饰是一个重头戏，在古代的意识里，头饰是一种身份、礼仪的象征。

同现代的头饰不同，民国的婚礼头饰，伴随着女性的服装变化而变化，经历着旗袍、婚纱的进步与衰退。民国的婚礼头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花冠披巾

这种花冠与披巾相结合的头饰，出现在20世纪的中后期，直到30年代的初期。

一冠一巾是这种头饰的标准形制，早期的花冠色彩淡雅，下垂白色纱巾，像下凡的神女，传统的味道依然很浓，与新郎的西装革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后期，时髦人士的头巾就进步了很多，少了繁复的花冠，也没有长及地面的白色纱巾，婚礼旗袍在白色头饰的映衬下若隐若现，显得相得益彰，虽然还是和新郎的西装革履有所差距，可是整个造型已经清爽淡雅了许多。

2、戏装头饰

戏装头饰，顾名思义，是从传统的戏剧中过渡而来的，当然不能全盘模仿。

戏装头饰被运用到婚礼当中，已经减少了很多繁杂的装饰，有的结合到花冠上，有的结合到罩纱上，这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看主人的喜好。

3、西式头纱

做为西式代表的头纱，多以白色为主，而与西式头纱最相得益彰的还是婚纱，和旗袍搭配终究还是有些不伦不类。

多年后，民国的烟尘已经消失在 历史 长河之中，新娘的华服已经褪去颜色，头上的花冠已经沾染尘埃，但是那一抹民国的风情还在风中摇曳，那些照片上身穿婚礼盛装的新人已经不在，可是从他们留下的岁月痕迹中，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传统与 时尚 的对话，民国的礼服，就是一场穿越 历史 的华服盛宴，人们在 历史 的胶片中，寻求蛛丝马迹，窥探那些远去的秘密。

引导语﹕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基本原则。一个男子不会同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妻，但是男子可以纳妾，所以民国之前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形式。

在大多数朝代，一般情况下男子只能有一个妻，一般称正室、元配（如是皇帝的妻则称皇后，皇帝的妾室为嫔妃），妻以外的其他配偶都是妾。妻的家族是丈夫的亲族，如发生诛三族、诛九族等情况时，会相互受到牵连。而妾由于出身低微，地位低下，其家族与丈夫的家族基本无关。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待遇也有显著区别，前者称“嫡出”，后者称“庶出”，一般只有嫡子才有继承父亲职位爵位的资格。

珍贵老照片：清末民初盛行的一夫多妻是欲还是制（组图）

古人云：“诸侯无二嫡”（意思是即使是天子诸侯也不能同时娶两个妻。）源自《春秋·隐公五年》；《新唐书·儒学传下·韦公肃》：“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继妻），皆嫡也，两祔无嫌。”“无二嫡”是出于宗教法制的考虑而作出的，是为了从理论上来避免诸子争位的现象的发生。所以古人一般只会有一个妻子，其它均为妾，妻与妾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

一、历史上“三妻四妾” 说法的解读

先说“三妻四妾”中的正妻:正妻不一定都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只要是符合封建礼法，三媒六聘，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就是正妻。“正妻”仅仅表明这个女人的身份地位和婚姻情况，与家庭出身和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女方已经答应男方的婚姻请求，尔后因为某些因素（如家道中落）而要求取消婚约，即被视为悔婚，女家的名声会很坏。

然后两个平妻，说是平妻（偏房），其实身份明显要低了一头。正妻与两位平妻构成了三妻，那么四妾是啥呢？其实就是男主人自己的贴身丫鬟和三位夫人的丫鬟“提干”以后的产物。（妾，又称陪房、偏房、侧室、妾侍，姨太（民国统称）、亦有小老婆等俗称。)以上几人就是7位女主人，合成三妻四妾。

历史上还有对“三妻四妾”出处的说法﹕春秋时期齐国一位国君，传说当年齐国君主立后不决，乃至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后来君主戏言称立后三人，而事未成则卒，乃至史官未知其意，言称极贵之人妻确有三：正宫，东宫，西宫此为三妻；四妾是指：家中父母所赐和三妻贴身随侍俾女各一人。这仅仅是一个特例，不能作为依据的。

咱们继续吧，那么还有其他媳妇没有呢？有的！

再往下就是“通房”；这个通房可以是四妾“提干”之前的身份，也可以是其他比较跟男主人“来电”的丫鬟。（如《红楼梦》里贾宝玉身边的袭人、贾琏身边的平儿这一类介于“妾”和普通丫头之间的群体)，这一群体女性类似于情妇（类似而不是就是），情妇是没有法律地位的，情妇所生的子女通常也不具备合法的继承权，“妾”所生的子女是具有合法继承权的。请注意，这种丫鬟的身份要明显高于普通丫鬟甚至是大丫鬟。一般大宅门里，“通房”的月例要高于其他丫鬟，甚至是首领丫鬟。

那作为古代男人下面还有玩的么？

有的，那就是“外室”。外室的待遇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二奶”，给钱给房子甚至给丫鬟下仆老妈子，哈哈，真格是金屋藏娇。

再往下还有吗？有的！还是丫鬟，但是，主人快活了之后还是丫鬟，最多给俩零花钱。不要说提干，连“通房”的称呼都没有。月例还是原来的月例，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身份基本上类似于性奴，而她们的后代通常非常低，以至于人们赌咒发誓“丫头养的”就是这个意思。后代也是这样，正妻生子为嫡子，其他的都成为庶子。

实际上古代人还是纳妾疯狂的清末民初时期，很少几乎配置如此齐全的，都齐全了，基本上就是种马小说了。

好了，关系理顺了，咱们再深纠一下妻妾的正常情况。

正妻应该是大户人家，容貌一般但是气度雍容，对于理财、文艺、女红都有涉猎，以便于管理后宅；这就是所谓娶妻当娶贤。纳妾一般来说应该是小户人家，主要取决于身材是否好生养，为子嗣考虑。

但是实际操作上，很多人家为了增加性娱乐，采取了“娶妻当娶贤，纳妾当纳颜”这一做法。虽说这一做法不能说错，但是一般以色娱人的这样小妾明白自己的姿色不可能持久，于是就拼命争宠，家宅不宁的故事就诞生了（电视剧《甄嬛传》里后宫的争斗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妾”作为一个等级称谓是表示一个女性在家族中合法地位的，《礼记·曲礼》:“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妻妾的名位决定于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及通婚的时机。因此说，中国传统上，一个男子只可以有一位正妻（正室），其它的合法配偶为妾。

二、平妻之怨

前面说过，一名以上的正妻称为平妻，即两个都是大老婆，又有对房之称，即与正房（正妻）对等。道光末年又称两头大或多头大，即两个或多个妻子都是大老婆，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下的一种亲属称谓。与妾不同的是平妻不需向元配行妾礼，但实际上的地位仍然不及元配，平妻仍然要称元配为大姊。

“平妻”（偏房）这个词从来都不是官方叫法，明未《大明律·户律·婚姻门》规定：“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所谓平妻就是后娶的那个，一辈子不回祖宅，不入宗族，只是外宅。要想认祖归宗，回家就得执妾礼，想入族谱也是只能是妾，子女只能记妾生子。

清朝也有类似的规定。《大清律·户律·婚姻》规定“妻妾失序”、“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乾隆40年，又定大清附例：“如可嗣之人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情相愿者，取具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平妻的法律规定，独子兼祧是以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一人挑两房，两个媳妇虽然共享一个男人，实际上属于堂妯娌。

但是仍有法律认为后娶之妻为妾，大理院认为：“兼祧后娶之妻，法律上应认为是妾，惟定婚之时，不知有妻，又不自愿为妾者，许其请求离异”。直到清道光后才正式将拥有一位以上的正妻的称为“平妻”，即两个或多个妻子都是大老婆。

三、妾之怨

在民国之前的中国社会，一个女人如果成为“妾”，这就表明了这个女人在家族中的等级地位。“妾”的地位仅次于正室，也有妻亡故后，将“妾”扶正为“继室”的（注意，是“扶正”而非“续娶”），一般称为“纳妾”，纳妾也是明媒聘娶，只不过不能像娶妻那样坐大轿，而是用小轿。

在妻妾地位悬殊的古代，妾只有一项权利是和妻同等享受的，那就是性生活。古代不少人除了贪恋妾的美貌之外，妾在古代还有更重要的一项职责，那就是生育。如果说妻与夫是一种姻亲关系的话，那么妾只是家庭的生育工具。《礼记》：“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同样是与丈夫共枕、为丈夫生育儿女，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她们在性生活上，虽然和妻子能享受到一样的权利，甚至更优越，但她们的地位始终不高，比如古代还有规定说：如果妻子不在，妾不得与丈夫通宵相守，必须在性交完毕后即离去。

妾确实属于个人财产性质，但并非不能赠送的，事实上，古代文人互相赠妾的情况很普遍，而且文人对这种行为视为一种雅事。

苏东坡就曾多次将小妾送人，据说其中两个还是怀着孕的。北宋宦官梁师成，就自称自己是苏东坡送出去的小妾的遗腹子。而当年李白云游之前，就用自己的妾换了一匹白马对妾的小结如下﹕

1、妾有名分，地位次于妻，拥有财产继承权；

2、妾完全不同于西方那种情人习俗，伴侣是固定化的，属于家庭成员，这符合礼仪和伦理需要，也因为此，周礼严禁婚外情的发生；

3、妾被认为是个人财产，但与奴婢不同，是不能卖的，除非这个妾之前是家奴有卖身契的，而且也要先休了作为奴婢才能卖，在舆论上这样干男方一般会很被动，很少有人敢这样干；

4、妾不能代妻是在正妻还活着，还能够处理家庭事务的情况下。如果正妻亡故或是因病不能主理家务，那通常的做法是在自己的妾当中挑一个能干的（有时会是最得宠的）来代替正妻主理家务，直到正妻的位子有人填补进来为止；

5、夫与妾之间不是夫妻关系，而是主仆关系。但在家族中地位高于所有丫头。

历史上苏东坡曾经将玩够了的小妾送给朋友，说明中国早期妾的地位是很低的。一般而言，即使正妻死了，妾也是不能扶正为正妻的。妾的地位，其实就是主人的性工具、生育工具而已，在主人和当时世人的眼里与家里养的猪马牛没多少区别。（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和贾环同时贾政的儿子，地位确实千差万别，因为宝玉是贾政妻子王夫人所生，而贾环确实是贾政妾赵姨娘所生。）

不过，妾生的子女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虽然他们比不上正妻所生的嫡子嫡女，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继承权等权利的。不过妾所生的子女一般要认正妻做母亲，生母永远都只是姨娘的称呼。

另外，纳妾不是只有小户人家才有，大户人家乃至天皇贵胄都可以纳妾，只是有严格的规定。《明会典》规定：亲王可一次置妾10人、世子和郡王定额为4人（但必须年二十五岁而嫡无出者可始选2人，至年三十岁，嫡与妾皆无出者，方可娶足4人之数）、庶人年四十以上无子者可娶妾一人，违者笞四十。

所以说，“妾”作为一种等级，是具备法律地位的，而且还有“晋升”的可能。但中国早期，是不准以妾代妻的，妾的亲戚，不作为男方的亲戚。（如《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兄弟，探春就不认为是舅舅，当然，贾政也不会认他做舅哥）。

其实，中国古代伦理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地方。比如怎么怎么保护妻，政府规定﹕男人不能随便休妻，必须是妻犯七出大罪才能够休。还有，怎么解决妻和妾的“和谐”问题，那就是妻在家庭中拥有地位，妾见到妻必须行大礼。

当男人死后，妻拥有丈夫留下来的妾的所有权，有的妻会将丈夫留下来的小妾卖掉，心好一点的选个人家把小妾嫁出去，心狠一点的则可以直接将小妾卖到窑子里去。

古代妻和妾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矛盾的，《晋书》中记载了女诗人苏蕙的生活。苏蕙是晋代州刺史窦滔的夫人，因美貌博学，深受丈夫喜爱。但是，窦滔还宠爱一位能歌善舞的妾赵阳台。有一次，出于嫉妒，苏蕙把这个妾痛笞了一顿，并且，当丈夫调任时，她也拒不随同前往。因此，他丈夫带着妾去赴任了。后来，苏蕙悔悟了，作了一首八百多字的回文诗，她把诗绣在绢上送给丈夫，于是，丈夫在她一片真情下感动了，复又和好如初。

又如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自小受良好的文学熏陶，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女诗人，她与丈夫志同道合，又深为朝廷赏识，婚姻美满，但她曾作过一首《我侬词》，这是她因丈夫要纳妾，夫妇俩发生争吵时写的：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似火。

捻一个尔，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我与你，

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这首诗诙谐形象，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深情，也侧面反映了她对丈夫纳妾的哀怨。

四、出妻（离婚）

既有结婚，就有离婚。但是，由于女子依附于男子，所以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却不能离夫，虽然这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尚不严格，但是已见端倪。

在古代，男子离婚，使婚姻关系永远停止，叫“出妻”。但是在贵族方面不直称，于是自称其姊妹被出为“来归”，称他人的姊妹被出为“大归”。例如《左传·春秋上》：“夫人姜氏归于齐。左氏曰：‘大归也。’”

当然，对平民百姓来说，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大戴礼记本命》：“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为其乱族也；姤，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七出”，有些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而“七出”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就更荒唐了。例如《韩诗外传》说，孟子之妻在房内蹲着，孟子就要休她。《韩非子·说林》说：“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 因为古代妇人无私产，那位卫人之女只不过是留了点私房钱，在古人看来简直和盗窃差不多，于是就被赶出了家门。

古代男女结婚，表面上是男子娶妻，实际上是公婆取媳妇，公婆的权力大得很，它代表了一种宗族的势力。有时“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决定于公婆。如《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这就是说，夫妻感情融洽，但公婆不喜欢她，就可以“出”她；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但公婆很中意这个媳妇，那么两个人也必须“白头到老”，这种礼教与宗法制度真是荒谬已极！

历史上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与唐婉两人青梅竹马，丽影成双。成婚后，两人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碌都抛置于九霄云外。令他母亲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最终陆母强令他：“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被“出”的女子当然是十分痛苦的。周朝有个人叫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但夫妻感情甚好，父兄却强令商陵牧子改娶，其妻知道了十分伤心，中夜倚户悲啸。牧子听到后，心中悲怆，就援琴作《别鹤操》：

将乖比翼兮隔天端，

山川诛远兮路漫漫，

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此歌情真意切，感动了家人，于是仍为夫妻。这只是一个例外，古代硬折连理、棒打鸳鸯的被“出”之妇不知有多少。

不过，如果男子随便“出”妻，婚姻、家庭就不能稳定，那么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了。所以，又规定了有三种情况不能“出”妻，这叫“三不去”。《孔子家语》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当然，人们对这“三不去”能实行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女子除被“出”外，还经常被丈夫遗弃。其实，“出”妻和遗弃并无本质的差别，可能遗弃妻子比“出”妻更不需要有什么“理由”。遗弃妻子绝大部分是由于丈夫喜新厌旧。

古人以诗文咏弃妇之苦的，各个朝代都很多，其中有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如汉末王粲的《出妇赋》：

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

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弃兮之！

又如三国时曹植的《出妇赋》：

悦新婚而忘妾，哀爱患之中零；

恨无愆而见西，悼君施之不忠！

五、古代及清末民初的婚姻制度

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了一夫多妻制。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

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

在秦汉以前有媵（ying）的说法。《仅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同姓品侄（随同女子出嫁的妹妹或侄女）和奴仆随嫁。而从嫁过去的姊妹就是媵，地位比妻子低，比妾要高，与所谓平妻一样，实质上也是妾。妾就是所谓小妻、侧室、偏房、旁妻、下妻、少妻、庶妻等等。《谷梁传·僖公九年》：“毋为妾为妻。”而嫡妻死后，媵就能够有机会成为正妻，但是其他来路的妾是没有机会的。所以许多人以为妾可以扶正，其实不然。

媵、妾制的产生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张革除它。

自秦汉以后已经没媵了，律法明文规定了一夫一妻，同时可以适当纳妾的制度。《孟子》：“齐桓五禁，一曰无以妻为妾”，是关于乱妻妾位的最早记载。

秦朝实行一夫一妻制，《法经杂法》规定：夫有一妻二妾，则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

汉代史学家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

魏晋时纳妾有明文规范，因地位不同而有所限制：诸王可以纳妾8名，公侯可以纳妾6名，一、二品官员可以纳妾4名，三、四品官员可以纳妾3名，五、六品官员可以纳妾2名，七、八品官员只能纳妾1名，老百姓不准纳妾。

唐朝《唐律疏议户婚律》明确规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即假如把妾升为妻，就触犯了刑律，要服刑一年半，而且服刑之后也必须离异。

宋律基本沿袭唐律，只承认妻与妾，两者地位分明，完全没有平妻的规定，且宋代几乎没有唐代的并嫡之风。《宋刑统·户婚律》同样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斯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元朝曾有明文规定庶人不得娶妾。后来有官员谭澄谏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意思是说，平民百姓年过四十无子才能纳妾。

明朝的帝王虽然大多荒*无度，然而，朝廷却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但是，人欲难禁。在明代，虽然规定庶人之家不得存养奴婢，但民间有钱的人家还是以找“帮工”、“奶娘”等理由蓄养留用。而在明朝后期，不少男子登科及第后，多易号纳妾，时有“换个号，娶个小”一说。但作为老百姓就难以做到这一点了。明代朝廷还明确规定：官员不可纳妓为妾，否则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清朝法律上规定“兼祧”(兄弟数人，其中一个没有儿子的，便让另一个兄弟的儿子继嗣两房)，兼祧人不脱离原来家庭的裔系，兼做所继承家庭的嗣子。俗称一子顶2门。即兄弟2门或3门只生有1个男性后代时，可分别为其娶2房或3房妻子，以传几门的后代。兼祧的目的是为了承继香烟后代。

因此说，清代兼祧，正妻只有1个，除非她死了、休了腾出位子了，不然要想娶妻就是重婚罪。除了不可动摇的正妻，其他都是妾，不管你叫那个人为二房、次妻、平妻还是二夫人等等，她的实质就是妾。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妻妾失序”条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六十。”、“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才放开纳妾的限制，也是规定“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一妾，违者笞四十。”但如果谁敢偷偷纳妾，则要受皮肉之苦，要被痛抽四十皮鞭。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法律上规定了一夫一妻制，“纳妾”已不为民国法律所保护，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

中华民国1930年公布《民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初期民间纳妾仍然盛行，政府只能做到要求高级官员不要纳妾。

民国男人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可以与原配离婚，但不能不离婚又结婚，否则犯重婚罪。孙中山和蒋介石便都是与原配妻子离婚后，才分别与宋庆龄、宋美龄结婚的。

但是，我们不论从名人传记中，还是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到，民国男人身边大都不只一个女人，娶上三、五房小老婆在民国时很常见，有人甚至拥有几十房妻妾，这就是民国时期特有的“姨太太”现象。

在这种现象下，军阀官僚纳妾成风。袁世凯妻妾10房；曹琨妻妾4房；段祺瑞妻妾7房；张作霖妻妾6房；杨森公开的妻妾12人等等。最典型的要说军阀张宗昌了，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当然，后来还是有人帮他数出了个数：他至少有23房姨太太。另一位以多妻著称的官僚杨森，国民党三星上将，公开的妻妾12位，子女共有43人。杨森自己规定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如果某妾怀了孕，发给5000元生活费

而时任川军师长，电视剧“傻儿师长”的原型范绍增就有姨太太多达四十位，可谓旷古奇闻。

　　除了军阀官僚，一些巨富大贾也广置姬妾。社会上常以妻妾之多少，来衡量其人财产之丰啬，因此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某富豪家有胡椒树108株，每年收入极丰，竟然娶108个妾，每妾各收一株树的利益作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拥有三妻四妾者不可胜数，不少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足以维持中等人家的体面。

现在的乡村，冥婚也有隐现。下面说说古代的冥婚。 阴婚， 也叫冥婚，是为死了的人找配偶。有的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那时，老人们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阴婚仪式，最后将他（她）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并骨合葬。也免得男、女两家的茔地里出现孤坟。还有的少男、少女还没定婚就夭折了。 定义 男女定亲后，若婚前男子死亡，女子也要出嫁成亲，拜堂时由亡夫姐妹抱“神主牌”和新娘举行婚礼。新娘从此终身苦守空房，称上门守节、未婚守孝。有的女子不愿上门守寡，另嫁男人，但人们认为是第二次婚姻，是“断线女子”。婚后年节要为她的所谓“前夫”祭祀亡灵。 老人们出于疼爱、想念儿女的心情，认为生前没能为他（她）们择偶，死后也要为他（她）们完婚，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其实，这是人的感情寄托所至。另外，旧时人们普遍迷信于所谓坟地“风水”，以为出现一座孤坟，会影响家宅后代的昌盛。当时有些“风水家”（古称“堪舆”）为了多挣几个钱，也多竭力怂恿搞这种阴婚。阴婚多出现在贵族或富户，贫寒之家决不搞这种活动。 编辑本段历史发展 阴婚在汉朝以前就有了。由于阴婚耗费社会上的人力、物力，毫无意义，曾予禁止。《周礼》云：“禁迁葬与嫁殇者。”但此风气，始终没有杜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现在统治者身上。例如：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十三岁就死了，曹操便下聘已死的甄**做为曹冲的妻子，把他（她）们合葬在一起。 宋代，阴婚最为盛行。据康誉之《昨梦录》记载，凡未婚男、女死亡，其父母必托“鬼媒人”说亲，然后进行占卦，卜中得到允婚后，就各替鬼魂做冥衣，举行合婚祭，将男、女并骨合葬。 《元史·列女传》载：“子弟死而无妻者，或求亡女骨合葬之。”《明史·列女传》亦载：杨□死而其未婚妻殉；刘伯春卒，而其聘女亦如之，后皆迎柩合葬。 清代，这种妇女殉葬冥合的习俗，随着贞节观的加强，仍很盛行。直至晚清封建礼教受到西方精神文明的冲击才逐渐消失。 清末民初的北京仍有阴婚风俗的残余现象，还有个别家庭办死人与死人结婚的“喜事”，谓之“搭骨尸”，男、女两家亲家，谓之“骨尸亲”。早年，这种“婚礼”的迎娶仪式多在夜间举行，有时，人们正在安睡之际，忽被街巷里的鼓乐吵醒，原来是“搭骨尸”的。抬着一顶纸轿子，由单鼓、单号、单唢呐吹奏前引。有的则不用这种形式，仍用八抬大轿，全份金灯执事，原来只娶一张女人的照片。三十年代以后，还有仿照“文明结婚”仪式，用西乐队前导，后边四个人抬着一个出殡用的影亭，内挂“新娘”照片。 阴婚仪式 阴婚仪式，始终没有形成定例。阴婚虽然算做喜事，但不免红、白两事的礼仪混杂交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事人的主张如何。故阴婚礼仪的形式出入很大。一般说来，阴婚也要通过媒人介绍，双方过门户帖，到命馆合婚，取得龙凤帖。 放定多是一次性的，就无所谓大、小定之说。男方给女方送去的定礼，一半是真绸缎尺头、金银财宝；一半却是纸糊的皮、棉、夹、单衣服各一件，锦匣两对，内装耳环、镯子、戒指及簪子之类的首饰。放定的当天晚上，在女方家门口或坟上焚化。 通讯时，男方给女方送去的“鹅笼”、“酒海”、龙凤喜饼以及肘子、喜果都是真的，惟有衣服、首饰是纸糊的冥器。 女方陪送的嫁妆，一般都是纸活，送至男方后，只在“新郎”照片或牌位前陈列半天，有的只是抬着环绕男方院内一周，即由鼓乐前导，送至附近广场焚化。 阴婚并不一定都举行上列仪式，但迎娶仪式是不可少的。是日高搭大棚，宴请亲友，门前亮轿。喜房里供奉“百份”全神。对面炕上设矮桌，供“新郎”照片或牌位，前设苹果、龙凤喜饼若干盘。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郎”字样。 女方“闺房”中供“新娘”照片或牌位，亦如前所供，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娘”字样。 花轿到达女方后，由送亲太太将“新娘”照片或牌位取下，由娶亲太太接过来，放人宝轿。这时，“新娘”的父、母不免要大声嚎哭，而且要追出屋外。完全不是办喜事的气氛。 喜轿回到男方后，仍由娶亲太太将“新妇”照片或牌位取出来，放于喜房炕上的供桌，与“新郎”并列。并用红头绳将两幅照片拴起来，（取月老牵红线之意），并复上红、黄两色的彩绸。 只有娶亲太太给全神“百份”上香叩首，就算夫妻拜了天地。然后由茶房端来“合杯酒”“子孙饺子”、“长寿面”，供于“新婚夫妇”照片或牌位之前。 如“新婚夫妇”有弟弟妹妹或弟妹、妹夫等，即唤出来，给照片或牌位磕头行礼。两家亲家则互相道喜。 举行了以上仪式之后，择个“黄道吉日”宜破土安葬的好日子，女方就可以起灵了。按阴阳先生指定的时辰，将棺枢起出后，马上泼在坑内一桶清水，扔下去两个苹果。与此同时，高高扬起花红纸钱。（不是阴婚的起灵仪式也是如此）。 男方则在坟侧挖一穴，露出“新郎”棺柩的槽帮，将“新娘”埋入此穴，进行“夫妻”并骨合葬。 葬罢，即在坟墓前，陈设酒果，焚化花红纸钱，举行合婚祭。男、女双方的父、母等家属（即两家亲家）边哭边道“大喜”。 此后，男、女两方便当做亲家来往了。 编辑本段历史阴婚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起冥婚，是曹操为其早死的儿子曹冲操办的。《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卷20)记载，曹冲“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赠骑都尉印绶,命宛侯据子琮奉冲后。”这里，曹操是聘了一名甄姓早死女子给其当做儿媳。 曹冲是曹操与环夫人所生，曹冲很聪明。五六岁时，吴大帝孙权送了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想知道大象有多重，但问了好多大臣都想不出称量的法子。曹冲说，“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如此有天分的儿子，难怪曹操为他的死悲伤万分，还要为他操作冥婚。 冥婚的兴起，便与曹操这样溺爱子女有关。但在民间还有一说法，不给死去的未婚者“成亲”，家中会闹鬼，家人不宁。所在，在迷信盛行的古代，冥婚普遍为民间认可，成为“合法婚姻”，墓主两家还成为“亲家”。 编辑本段各朝代的阴婚 实际上，“冥婚”在各个朝代均未绝迹。 唐代 唐朝时，冥婚也广泛存在，这种情况被反映到时人的志怪小说里。唐人载孚《广异志》“王乙”条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叫王乙的人，有一次因赶集从李氏庄门前经过。远远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女孩也看见了他。两人有意，女孩便让婢女传话给王乙，让他晚上到庄上借宿。两人半夜相见，一番缠绵之后，女孩忽然觉得病了，有点心不在焉。 王乙问是怎么了，原来女孩是**来幽会的，**时脚让墙角的爬齿刺破了，疼痛难忍。女孩临走时说，“看来我活不了了，如果你真对我有情，将来再经过时到我坟上看看，安慰一下我的灵魂。”后王乙当官东归，经过李氏庄时，听说女孩真的死了。于是私下与当年的婢女去女孩的墓上祭祀，伤心不已。不一会儿，那女孩竟然从墓里出来了，这时王乙倒地猝死。婢女见到王乙的灵魂已与女孩携手进入了坟内，于是两家结为冥婚。 南宋 据南宋人康叔闻所著《昨梦录》，宋时此俗在北方民间亦很流行，“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令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服冥衣，男带《元史·烈女传一》(卷200)记载，时有东平须城女子杨氏，以孝顺闻名，丈夫郭三去当兵后，她留下来悉心服侍公婆。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郭三战死疆场。杨母强行逼闺女改嫁，她流泪发誓不从。丈夫尸骨被送回乡后，公公考虑到儿媳妇年纪轻轻的，将来必定改嫁，这样儿子在阴间就成了光棍，便打算托人给儿子找一个已死去女子合葬，给他办阴亲。杨氏听说后，更加悲伤，绝食五天，最后上吊死了，得以与丈夫合葬。可见，冥婚在元代民间的影响。 民国时期 “冥婚”在民国时期也颇流行，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会给早殇者办这门阴亲。我曾谈了蒋介石家祖坟风水，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蒋介石的弟弟也曾办过“冥婚”。 这是一桩鲜为人知的蒋家“婚事”，说事这事，得交代一下蒋介石的父亲。蒋父名叫蒋肇聪，有三个儿子：蒋介卿、蒋瑞元、蒋瑞青。这里的蒋瑞元，就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兄弟三人。蒋介卿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是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第一任妻子徐氏生所；蒋瑞青则是蒋介石的同胞亲弟弟，即蒋介石亲生母亲、蒋肇聪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所生。蒋瑞青聪明伶俐，比蒋介石还有天赋，很讨人喜欢，蒋介石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里提到过这位弟弟，“其(蒋瑞青)居吾弟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 王采玉对小儿子自然疼爱万分，但不幸的是，蒋瑞青却没有福命，未及成年就病死了。蒋介石对这位亲弟弟亦很有感情，亲自为他写了祭文，手足之情溢于言表。蒋瑞青的死，让王氏遭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悲痛异常，不久即病倒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母亲，王氏觉得很对不住小儿子，未能把他带大成人。于是王氏做了她能做的事情，给小儿子办了一场“冥婚”：找了一个同样早殇的王姓女童，与小儿子合葬，给他娶了“媳妇”。后来，王氏又把蒋经国过继到蒋瑞青的门下当儿子，让蒋瑞青有了“后代”。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墓备酒果，祭以合婚。” 编辑本段结“阴婚”的陋习是怎么回事 就是死人跟死人结婚 死人结婚的仪式混杂了红、白两事的礼仪，依当事人的主张不同，形式出入很大。一般来说，冥婚要通过媒人介绍，双方过门户帖，命关和婚后取得龙凤帖。男方放定也是要进行的，一半是真的绫罗金银，一半是纸糊的各种衣饰，最后在女方家门口或坟上焚化。 编辑本段其他相关 迎娶仪式是冥婚中不可少的，也要搭棚宴请，门前亮轿。“新娘”的照片或牌位又送亲太太捧出交给娶亲太太，放入喜轿。到男方家后由娶亲太太把“新娘”牌位或照片取出放入喜房的供桌于“新郎”的并列，在有娶亲太太代为给全神上香叩拜，就算拜天地了。“合杯酒”“子孙饺子”“长寿面”也要供于“新婚夫妇”的牌位或照片前。以后再选个宜破土安葬的好日子，女方起灵安指定的时辰葬入男方坟的旁边，并且两个棺柩要挨上槽帮，才算“夫妻”并骨合葬。葬罢祭祀后，男女双方的家属边哭边道“大喜”，此后作为亲家来往。 冥婚 壮族古老婚俗。流传在桂西的马山、上林一带。《岭表纪蛮》曾有记载：“隆山(今马山)土俗，子死后，家若不安，即择一年龄相当的女尸，与之合葬，谓子得偶，不再为祟于家庭。斯时，亲朋必贺。男女两家亦各以姻谊关系，联为戚好。如此者，谓之‘冥婚’。”据说，过去某家有男子，年纪已到婚龄(一般是十三四岁以上)，未曾娶妻而死。死后家中不断出现灾难，巫婆仙姑认为死者鬼魂作怪，要求父母在阴问讨个媳妇。于是找个末出嫁而死、年龄相当的女尸，两家经商定，送一些礼钱女家备酒席，并择日派人把女尸迁到男尸墓坑合葬。在送女尸过程中，有道公在前引路，送葬者不是哭啼，而是吹打，其场面犹如娶亲，甚为隆重。 编辑本段冥婚小说 作品：《猛鬼贤妻》 发行时间：2010年12月23日 发行商：红袖添香 作者：雷震子 类型：中国式神话/玄幻/离奇/爱情/唯美/架空 字数：113806字 章节：共42章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756304html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几百年前的清朝，曾经出过一句威震天下的话，这句话出自乾隆皇帝写给英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信里面说道："天朝富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威德被远，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朝廷十分富有，只想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并不会特别在意各种奇珍异宝，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朝廷威望恩德遍布天下，许多国家前来认亲王，许多珍贵的物品都集中在这里，没有哪一样宝贝是我们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惹人注目的词汇，不仅仅是"珍宝"二字，更是"天朝"二字。曾经的清朝，也一度被称为是"天朝上国"、"大天朝"。哪怕到清后期乃至清末，都依然有这个自信和底气来自称天朝。

但偏偏，在这个如此气势磅礴的"大天朝"光辉下，却掩盖了许多民生哀怨疾苦之事。我们大概学习过的历史，也可以很清晰的知道，清朝的巅峰时刻是乾隆时期，也正是从乾隆时期开始转向衰败。

一个大王朝的衰败真实状态，不是看皇家子弟的"由奢入俭难"，也不是看达官贵人们"朱门酒肉臭"，而应该是看老百姓们的日常"路有冻死骨"。从前有"大饥易子而食"的惨事，到清末就有"穷人典妻婚"的陋习。

说到"典妻"，我们顾名思义，单音节词可以变双音节词去理解，那就是典当妻子，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卖妻子。这样的一个陋习的形成，乃至风靡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原因与无奈呢？

战乱频发，雏形首现

大汉时期，是一个战争连年的朝代，从前老师就有说过东西两汉皇帝都对战争怀有一个强烈的执念，具体表现就在于那断断续续了三百多年的汉匈战争。而说起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汉武大帝，我们看他的谥号武，就可以知道他喜好打仗的性情。

汉武帝是历史上以为非常著名而且功勋显赫的皇帝，但在汉武帝末期，这个大帝也没有少干糊涂事儿。且不说他本人与卫子夫皇后之间那些拎不清的史事，让整个后宫以及史官们叫苦连连，更甚者是，他在老年执政时期，几乎疯魔一般地发起战争，这可的确让百姓们叫苦连天。

初时大家还是积极响应朝廷号召，男儿上战场的，但时间一长，许多男丁就回不来了，就如同杜甫《石壕吏》中写到"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家里没有了精壮男丁，收入自然就会匮乏。

渐渐的，有不少穷苦的家庭迫于无奈只可以"卖妻子"来维持自己的生计，而且大多数是老年丈夫卖老年妻子当仆人。这虽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典妻婚"，但这成为了清朝"典妻"的雏形。

可见，百姓凄苦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原因——战乱；而迫于无奈的陋习形成，也离不开一个原因，那就是贫穷。

清朝危亡，陋习盛行

自从汉代百姓困于战乱苦于贫穷，被迫卖妻子来维持生计后，历朝历代就开始涌现了卖妻女的恶俗非人道现象。但为什么说这是清朝的陋习呢？原因是，典妻婚现象，在清朝达最鼎盛，甚至形成了一条"三不管"产业链，连政府，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代末期，荒唐的朝廷已经被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准备瓜分清朝的金银财帛以及土地人民，但清帝皇却仍然自满地认为这还是从前的"天朝上国"，认不清局势，也看不见疾苦。在江浙无锡一带，典妻婚更是首先盛行的地方，原因也莫过于两大方面，战乱和贫穷。

追溯历史，便可探知真相。无锡，是一个鱼米之乡，除了有富饶鲜美的鱼类，不少稻谷大米也产自无锡，当时的无锡可谓是一个米业大省。

但几千公里外的省市，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风声高涨，甚至有不少省市已经被太平天国占领。祸不单行，无锡这个城市，腹背受敌，既惶恐着太平天国"长毛贼"的攻占，又偏偏发生了一轮蝗灾。

这一轮蝗灾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未收成的稻谷被蝗虫一扫而光，米业联系着百姓民生，因此，米价疯涨，从一个较高的价格上涨到一个令人"倾家荡产"的天文数字。

就是这样，贫穷与战乱又一次光顾了无锡，这一次还多了一个天灾。小农经济体系被摧毁，甚至日渐凋败。

许多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承担起日常生活的开销，因此便有了"典妻"风的盛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在江浙一带，"典妻"又叫"典水面"，迫于生计，这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件正当的事情。

而"典妻"的盛行，不仅仅是因为有很多穷苦人家需要卖老婆，更甚者，是有很多人需要买老婆。现在的青年们常常说，"我没有钱，娶老婆这件事我可不敢想。"这也许只是日常一句宣泄负能量的出口。

在清朝，真的就有不少这样娶不起老婆的男人，吃饭都没有钱，娶老婆这件事，我不敢想。那么，买不起房子，就租房子住，同理，娶不起老婆，就租个老婆给自己传宗接代吧。

一个有储备，另一个有刚需，这样一条不人道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典妻"，穷人出租老婆给别的穷人生孩子。且不说它的恶俗到底有多"恶"，却有很规范化的流程：媒证、签约、下聘、迎娶的环节，而重点环节就在于签约，租用期一般是三年到五年，租价也会明确列出在合同上。

但具体的租用年限与价格要视乎妇女的年龄大小而定。而且会保证，租赁期内，妇女不得回归丈夫本家，直到孕育子女后，便可离开雇主返回本家。换言之，产后的妇女就必须与自己的骨肉分离。

违反人道，却屡禁不止

典妻婚的陋习之恶，在于它违反人性也违反人道。实际上，清政府曾经命令禁止典妻婚，在《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有这样的陈述："凡将妻妾，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女给亲，妻妾归宗，彩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彩礼，仍离异。"

意思是，双方都知道这是典妻婚，就要各打八十大板，契约无效，设计的钱财都要归官府没收；如果是不知情的状况下，恕你无罪，但依然要把契约作废，彩礼也要没收。

当时的政府也有严抓，在官员查探的时候，必须拿出结婚契约，如果看到是典妻契约，就立马抓捕。因此，那份契约成为了你违法板上钉钉的证据。

没过多久，这个空子就被钻出来了。既然有契约会被抓，那么我们就口头承诺，不立契约，神不知鬼不觉就好。正因为没有契约，也就没有证据，所以官府不会追究，这相当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典妻婚的现象存在，而这也就成为了陋习现象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原因之一。

在从前如此昏庸黑暗的封建皇朝，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一直是一个让现今人们义愤填膺的话题。男子为天，所有事物都以男子为先，而女性却成为了一个努力，甚至被物化为一件货物，可以用于租赁或者买卖，实在是恶俗至极！

所幸是，现今时代已经是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作为女性的我们拥有了更多发展的空间与选择的权利，不会再碍于性别而受到鄙视或质疑，但不得不深思的是，"典妻"现象，是否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又一个地下产业链——**。

因为典妻与**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同样是违背人伦人道的事情。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明令禁止**产业的萌芽，这更加确保了新时代女性的安全与地位。

　194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

　横岭上村，位于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

　这天晚上黑极了，月亮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民革室里，5名年轻的村干部在开会。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之前一年的夏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刚刚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驻扎县城里的日军的持续扫荡下，就像整个边区一样，辽县的形势依然严峻。

　严峻的形势，从当夜村干部会议的议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25岁的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先是向干部们布置了反扫荡工作，之后又安排了村里的春耕事宜。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些都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而在会议的末尾，石羊锁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一项，委婉地对在场的民兵队长岳冬至提出了批评，督促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少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之间不寻常的恋爱关系。

　“人才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对于故事女主角智英贤的美貌，村民记得很清楚。更加让村里的老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新思想，“活泼开放，胆子大”。而在这个村里，即便是现在，有客人来家吃饭，女主人仍是不能上桌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青春妙龄的岳冬至和智英贤，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订了亲。岳冬至的未婚妻是他爹给订的一个童养媳，智英贤则以200块大洋被许给了老家河北武安县一个四五十岁的富商。

　说不清什么时候，这对各有“家室”的年轻人的爱恋之火开始燃烧。村里人只是慢慢发现，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上智英贤的家门口叫她出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女方父亲智老成的不快，他对岳开始有些骂骂咧咧，女方的两个哥哥智恩元和智魁元也颇多牢骚。但智家父兄的不满没能阻止这段恋情越出轨道，有人已经在村子的玉茭地里发现两人在“那个啥”了。

　扑朔迷离的案情

　在这个会议之后，岳冬至一夜未归。

　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哥起早喂牛，发现弟弟双膝跪地，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棚门的顶上。不过据村里人说牛棚的门不到一人高，根本不可能吊死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董维民的转述，当时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也在尸检后发现，尸体的“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无充血现象”——这显然不是自缢该有的迹象；而脊背、 和两腰肾囊上的黑青伤痕，则让自杀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当晚参会的其余4名村干部，被带到了当时县 所在地黄漳村的公安局看守所。之后又随着县 的转移，被安排关押在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窑的竖井中。

　村里的文化人曹旺生从2003年开始，曾遍访村里的老人和案件当事人，写下了数千言的调查文字。根据老人们对曹的讲述，4名村干部被认为是嫌疑人，还有一个背景，其中的3位未婚村干部与智英贤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无论年纪还是相貌都与岳冬至相仿的村青年部长史虎山，和岳冬至一起追求智英贤，举棋不定的智英贤则在同时与两位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交往。而同样未婚的村长石献瑛和王天保，也在工作接触中对智英贤有了好感。

　史虎山，这个在老人们眼里“说话和气、处事稳重、不计较”的人，虽然与智英贤的关系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搞这种拉拉扯扯的事”，但作为死者的情敌，他自然而然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太原市收藏协会会长王艾甫收藏着当年这宗命案的案判决书。判决书称：“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岳冬至死后所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作家一丁编写的《太行根据地文化》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赵树理和《小二黑结婚》的故事，与判决书上的情节大致相似——

　与同村的小伙子岳冬至相爱。尽管情投意合，两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一是因为冬至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是‘有妇之夫’。二是他们的爱情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人的嫉妒。

　那年4月的一天，岳冬至被发现在家中的牛圈上吊自杀，后经尸检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在左权县公安局侦查员的努力下，终于查出真凶原来是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人。因情生恨，再加上当天双方发生口角，四人就把冬至叫来“教训”一下，谁承想，竟然活活打死了冬至。

　案情真相大白，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却感慨良多。赵树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然而，村里对命案的凶手却另有说法。2005年9月，石羊锁向曹旺生回忆道：在竖井里的几个月，对于4名村干部来说，可谓煎熬。他们从竖井里出来时，头发长得像个道士一样，浑身虱子，由于井下潮湿，几个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

　如果没人出来认罪，大家恐怕很难脱身。经过一番思量，4名村干部在井下议定，让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虚报年龄，以17岁的年龄顶罪——这样起码不至被枪毙，而作为对史虎山义气的回报，其余3人承诺将承担起他养家的重担。

　村民们认为史虎山无辜的证据，来源于案发当事人多年后的讲述。石献瑛曾对曹旺生透露，案发当晚，史虎山其实一直呆在家里。而石起元也曾问过父亲石羊锁关于该夜散会后，岳冬至的去向，得到的答案是，岳又跑到智英贤家去了。于是，怀疑的矛头便指向了智英贤的两个哥哥，他们推测，岳应该是在从智家回自己家的路上被智家兄弟无意间打死了。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赵晋鏖发现边区文联的作家赵树理对此案非常感兴趣，不但亲自听取审讯，还在横岭上村和河北武安县做了调查，前后与办案人员一起吃住了20多天。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学者董大中编写的《赵树理年谱》，1943年3月到4月间，作家正在离横岭上村不远的后柴城村搞调研，并在该村接到了死者叔叔的告状。

　在横岭村调查此案时，赵树理就是住在了石羊锁家里，他住过的那间现在已经废弃。石起元说，那间房里原来有张大桌子，赵树理当时就是在桌子上办公。

　被村里人认为是疑凶的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一点受到公安人员和赵树理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被改变的命运

　1943年5月，赵树理写成了他的小说文稿《小二黑结婚》。两个月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读完书稿后，欣然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又过了两个月后，小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作家呈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的主线是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婚嫁矛盾。在边区 的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同时，作家也保留了故事的大致线索。以至于案件当事人王天保，在以后去县里开会看戏，发现戏文内容与自己村里的案件和人物一一吻合时，惊讶地说，“这不是咱村里发生的事吗？怎么编到戏上了呢？”

　这本封面上标为“通俗故事”的小册子首版只印了4000册，但在出版当年就传遍各地，并出现了众多翻印的版本。1950年前后，这本小说更被英、美、苏联、日本、法国和东欧国家翻译出版，并被译为朝鲜文、越南文、 文和西班牙文。

　此外，它还被改编成戏剧、舞蹈、**、曲艺、连环画，仅仅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剧团，前后就曾演出4000场。90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时任左权剧团编剧的皇甫束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在小说出版当年，就将其改编成了山西梆子剧走进乡村里演出，并为该剧添加了一个“文明结婚”的结尾，以宣传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董大中说，事实上，这也是赵树理创作小说的动力。

　王艾甫说，以 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位民间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中，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几位案件当事人因此在今后的人生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疾病缠身的史虎山在出狱当年就去世了。

　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但此事在老家传开后，她没能嫁给与其订婚的富商，而是远嫁并终老于黑龙江。

　智的母亲，因为羞愤难当及思念女儿，在智英贤离开村里不久，就在一棵核桃树上上吊死了。而与岳冬至订亲的那位童养媳，则在岳死后嫁到了上百里地外的旗枝村。

　终生惊恐的石羊锁，每每提及此事都浑身发抖，噤若寒蝉。曹旺生曾多次向他询问当时的一些细节，都遭拒绝，最后还是在其去世的15天前才终于将往事合盘托出。

　“这时他的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言谈很是自然”，曹旺生在其调查文章里写道。(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