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版的英雄杀更新以后没有杨玉环了

因为手游的英雄每升一级就加一血量上限，8血的玉环，杀不死，不适合游戏平衡。

《英雄杀》

《英雄杀》是腾讯首款竞技桌游，由腾讯游戏研发并运营，2011年9月上线PC版本，2015年8月正式发布手游新版。

游戏融合西方卡牌类游戏的特点，并结合中国历史，以身份为线索，以卡牌为形式，合纵连横，经过一轮一轮的谋略和动作获得最终的胜利。2015年，在原有经典对局的基础上，革新性融入英雄养成、技能搭配、关卡挑战及好友组队等玩法。

武将身份

武将牌分为五个阵营：君、臣、民、魂、神，每张武将牌拥有不同的武将技能。

君

黄帝、炎帝、蚩尤、孟获、吕布、萧太后、齐恒公、刘备、姬发、埃及艳后、拿破仑、凯撒、赵雍、孙权、杨广、康熙、刘彻、李煜、朱元璋、李自成、吕雉、嬴政、铁木真、刘邦、赵匡胤、勾践、项羽、李世民、武则天、慕容、曹操、陈胜    

臣

共工、祝融、赵云、兰陵王、文姜、李广、东方朔、包拯、罗宾汉、贞德、织田信长、明成皇后、白起、穆桂英、王昭君、罗成、狄仁杰、孙武、张飞、杨玉环、墨子、诸葛亮、廉颇、程咬金、商鞅、虞姬、刘伯温、岳飞、韩信、褒姒、花木兰、关羽、杨延昭、澹台名、秦琼、赵飞燕    

民

凝儿、孔子、李清照、玄奘、罗宾汉、南丁格尔、斯巴达克、福尔摩斯、穆桂英、鬼谷子、伯乐、唐伯虎、张三丰、林冲、貂蝉、李白、小乔、荆轲、潘安、鲁班、武松、宋江、西施、扁鹊、陈圆圆、李师师、任桓之、鲁智深、时迁、李逵    

魂

林冲、貂蝉、孙武、杨玉环、小乔、曹操、项羽、狄仁杰、鬼谷子、张飞、墨子、刘邦 

神

鱼腹、女娲、伏羲   

游戏系统

身份场

游戏中一共有四种身份，分别为主公，反贼，忠臣，内奸。每人各自挑选自己的角色后，主公是翻开让别的玩家都知道，其余是只有玩家自己知道。

身份牌作用

主公：配合忠臣杀死反贼和内奸。

反贼：杀死主公和忠臣。

忠臣：保护主公，杀死内奸和反贼。

内奸：在主公存活的情况下，先杀死反贼和忠臣，最后才能杀死主公。

特殊规定

1、如果主公作为伤害来源导致忠臣阵亡，主公强制弃掉全部手牌和装备牌

2、任何一种身份的作为伤害来源导致反贼阵亡，都可以摸三张牌

3、任何一种身份作为伤害来源，只有导致和自己身份不同的其他身份的角色阵亡时，才能参与结算有效杀敌数[7] 

开局流程

选择武将-摸牌-开始阶段-判定阶段-摸牌阶段-出牌阶段-弃牌阶段-结束阶段

胜负判断

（1） 主公获胜：当反贼和内奸都阵亡，而主公存活的时候，则主公和忠臣胜利。其他身份算失败。

（2） 忠臣获胜：主公获胜，则忠臣也获胜。其他身份算失败。

（3） 反贼获胜：在反贼有存活的情况下，主公阵亡，则反贼获胜。其他身份算失败；在反贼都死亡的情况下，内奸或者忠臣把主公杀死了，则反贼获胜。其他身份算失败。

（4）内奸获胜：内奸需要先杀掉除主公外的所有人，最后再把主公杀死。（如果场上有2个内奸，则需要内奸在杀死主公前杀死对方，最后只会有一个内奸获胜。如果最后2个内奸存活，判作反贼获胜。）其他身份算失败。

不是

1我国现存的复姓有81个：

欧阳、太史、端木、上官、司马、东方、独孤、南宫、万俟、闻人、夏侯、诸葛、尉迟、公羊、赫连、澹台、皇甫、宗政、濮阳、公冶、太叔、申屠、公孙、慕容、仲孙、钟离、长孙、宇文、城池、司徒、鲜于、司空、闾丘、子车、亓官、司寇、巫马、公西、颛孙、壤驷、公良、漆雕、乐正、宰父、谷梁、拓跋、夹谷、轩辕、令狐、段干、百里、呼延、东郭、南门、羊舌、微生、公户、公玉、公仪、梁丘、公仲、公上、公门、公山、公坚、左丘、公伯、西门、公祖、第五、公乘、贯丘、公皙、南荣、东里、东宫、仲长、子书、子桑、即墨、达奚、褚师、吴铭

杨姓为中国第六大姓氏，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308%，在全国分布极广，尤以长江流域的省份多杨姓。杨氏人口大约是4千万

百家姓排第16位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程储卫 蒋沈韩杨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粱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咎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宣丁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　甄魏加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姜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郤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江红　游竺权逯　盖益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仲孙　太叔申屠

公孙乐正　轩辕令狐　钟离闾丘　长孙慕容　鲜于宇文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粱　晋楚阎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妫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後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续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吼声。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你们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的派遣。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战”。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显而易见，此时**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公司合并，成立“中联”**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话剧票房还不到**票房的一成。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当时是默许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

澹台仁慧幼时在天津、北平读小学，后相继就读于北平女子中学和北京市第33中学，195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她在校学习期间，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时，曾被借去参加了建院剧目《一仆二主》的演出，饰剧中的彼阿特里切，并在话剧《桃花扇》中扮演李香君。1957年毕业后，调中央实验话剧院当演员。1959年，她在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活动中，再次演出《一仆二主》。1980年，中央文化部举办直属院团新创作、新改编、新整理剧(节)目观摩评比演出，她在《一仆二主》中饰演的彼阿特里切，获表演一等奖，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20多年来，她演出过许多话剧，扮演的主要角色中还有《上海屋檐下》里的施小宝、《黑奴恨》里的意里赛、《桃花扇》里的郑妥娘、《结婚进行曲》里的黄瑛、《叶尔绍夫兄弟》里的卓娅、《夺印》里的春梅、《爱情之歌》里的杜大娘、《鉴真东渡》里的荣睿母等。在演出之余，她也尝试剧本创作，改编的广播剧有《最后一片叶子》和《红字》等；还发表过一些探讨表演艺术的文章，主要有《在鉴真搭起的金桥上》、《我演彼阿特里切》、《喜剧表演艺术问题探讨》、《动作与激情》等。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戏路较宽，演技娴熟，热情饱满，不温不火，流畅自然，富有舞台艺术的真实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