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的多样请柬

　　中国人喜欢热闹，每逢喜事都会广邀亲朋好友大肆庆祝。不过我国民族众多，各个民族因风俗习惯不同，邀请的方式也各有特点，维吾尔族在这方面就很有讲究。

　按着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每逢遇到订亲、结婚、割礼、孩子过满月等“托依”(喜事)以及“乃孜尔”(祭事)等都要想方设法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

　住在农村的人，遇到婚丧嫁娶的事情，主要通过阿訇这条渠道向大家通知。有事的人事先要向阿訇讲明事情的性质、时间、地点及所要邀请的人，阿訇清晨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便通知大家，范围是以村为单位。要办红白事的人，有时口头通知阿訇，有时写个纸条或是请人写个纸条通知阿訇，人们把这种纸条称为“巴哈克”。现在人们在发请柬时，就把请柬称之为“巴哈克”。

　除请阿訇传递通知外，也常有亲自登门通知的，特别是对一些知己的朋友或村、乡、县上的一些头目，要亲自通知。有趣的是过去在孩子割礼时，由被割礼的小孩在父亲的陪同下，骑上一匹马，挨家挨户去通知。这天，孩子要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走到谁家，主人都要热情接待小孩，并要赠送一件礼品，同时还要在小孩的身上别上一块布条。等送完请柬回来，孩子身上已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条，人们一看，就知道这孩子要割礼了。

　传递通知，已成为维吾尔人的加强联络，增进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一些村子里，还有专门从事传递通知的人员，这些人员掌握全村人的住址、名单。维吾尔人称他们为“海外尔齐”(消息传递者)。他们传递信息一般骑马或是毛驴，近处多为步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把消息传到，送通知的人要收取一定的报酬。

　住在城镇的人，通知客人或亲朋好友，大都用请柬，而且请柬讲究，形式多样。如果过“乃孜尔”，请柬大都是白色加黑框，有时上面还印有经文。如果过喜事，请柬大都是红色。由于所请的客人对象不同，请柬的形式也有差异。对35岁以上的客人，大都是红色请柬，对35 岁以下的客人，大都用花卉请柬。持红色请柬的人，一般请在午后参加，吃喜宴即可回家；持花卉请柬的人，一般要从午后参加到晚上，不仅要吃喜宴，而且要参加晚上的娱乐活动，青年人聚在一起，打打闹闹，唱歌跳舞，把喜事引向高潮。

　维吾尔族的请柬大小如一般明信片，向人邀请时，不装信封。现在城里人在举办什么典礼、座谈会之类的公务活动中，也发一种比明信片大一倍的请柬。这种请柬多为红色，一般请***用的多。这种请柬叫“泰克里甫纳曼”(邀请或聘请的意思)。

　在维吾尔族的请柬上，虽然规定有明确的时间，但宽限的幅度较大，一般可“浮动”2至3个小时。如果一个人一天接到4至5个请柬，他有充裕的时间逐个去参加，同时主人在分批接待客人时，也可减少压力。对于客人去的早晚，主人完全可以谅解。

　维吾尔族接到请柬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一般都想方设法参加。对于不邀请的活动，一般不参加。维吾尔族有句谚语说：“有请必到，未请别去。”看来，维吾尔人对邀请或不邀请十分重视。朋友，如果你受到维吾尔族朋友的邀请，希望不要错过机会。

1、阿昌族

男子多穿蓝色、白色或黑色的对襟上衣、下穿黑色裤子，裤脚 短而宽。小伙子喜缠白色包头，婚后则改换黑色包头。

2、白族

男子为白衣裤、黑背心、白或蓝布包头，绣花挂包；高寒地区常穿羊皮披肩。

3、布朗族

男穿无领上衣、黑色宽大长裤，黑或白布包头。

4、达斡尔族

男子穿高领袍、皮靴（称奇卡米）、白布包头。节日多穿各色绸袍。

5、傣族

男子一般为小袖短衫、长裤，白或青布包头，冷天习惯披毛毯。

6、德昂族

女子上为对襟短衣，下着饰横条图案的长统裙，并装饰藤腰箍。男子穿圆领大襟衣和肥短裤，打裹腿，男女均用白或黑布包头、男子还饰绒球。

7、哈尼族

男子用黑或白布缠头(节日插羽毛)，系绣花腰带。尚黑色，多用自织自染的棉、麻布。

8、景颇族

男子为黑色衣裤或白衣黑裤，白布包头上绣花并缀绒球，佩长腰刀，背挂包。

9、怒族

男子穿长衣短裤，缠包头（可白色或其他颜色），腰左佩砍刀、右肩背弓箭。

10、普米族

女子穿大襟衣、百褶长裙，束宽大的彩腰带，披羊皮，缠大包头（可白色或其他颜色），饰银环耳坠。男子穿麻布短衣、大裤、白羊皮背心，打裹腿，佩腰刀。

11、羌族

男子缠包头（可白色或其他颜色），束腰带，裹腿。

12、佤族

男子为无领对襟短衣，红、黑、白布包头，以黑、红线穗作耳饰。

13、壮族

女子传统装束为大襟或斜襟上衣、褶裙或宽脚裤、绣花围腰。男子着唐装，包头（可白色或其他颜色）。三月三节，着节日盛装。

14、维吾尔族

女子穿艾得丽斯绸连衣裙、衬裙，深色绣花背心，系鲜艳的头巾（老年白纱巾或大幅白盖头）。

15、塔吉克族

女子穿无领长袖衣和曳地长裙，或穿连衣裙，戴圆顶绣花帽（缀后帘）、加白、黄、红色头巾。

16、哈萨克族

女子穿连衣裙、绣花背心、绣花套裤，戴吐麻克或白布盖头，大披巾，喜欢在绣花帽上插羽毛。

17、回族

男子穿白色对襟衫、黑背心，戴白或黑小圆帽。

“整个家完了，彻底完了。”望着儿子房间门上那个残存的大红“囍”字，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67岁的陈老汉忍不住老泪纵横。今年春节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里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礼金，给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为此，老两口不仅用尽了毕生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没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两口为了这11万元礼金发生激烈争执，小儿子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及社会都留下了巨大伤痛。

惨剧让人唏嘘，沉重的彩礼是始作俑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钞票“称斤论两”，国内一些地方不断加码的“彩礼”正在将像陈老汉这样的普通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

本来是礼节性的民俗，彩礼缘何不断走高？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这种社会陋习？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引发网友热议。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今年27岁的小安（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去年年底，他和爱人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他告诉记者，由于是自由恋爱，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女方家要的彩礼相对少一些，一共是礼金66万元加买房买车。他同时表示，“这属于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况。”

“在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彩礼是10万元起步，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小安说，这几乎是现在本地农村结婚的“标配”。据他介绍，当地农村还有很多讲究，比如礼金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紫色）钞票、1000张100元（红色）钞票，再加一把50元（绿色）的钞票，需要花费至少15万元以上。还有的地方讲究“三斤三两”，即用3斤3两重的、崭新的100元钞票作为礼金，一共大约15万元。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一月二十三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侗寨村民挑着彩礼定亲。光源摄（人民视觉）

可喜变化

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

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贺雪峰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同时自由恋爱的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7月2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意见》同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