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订了亲而又死了男方的算不算变成寡妇

不需要。

一般在"六礼"完毕，婚姻成立后，才需要守寡。不过在纳征以后，婚约完全成立，女方不许悔婚。

明律、清律都规定：女家悔约者，主婚人笞五十，女归本夫，再许他人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女家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约再聘者同罪，仍须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不追财礼。

中国古籍《礼记》和《仪礼》都对此有所论述。《礼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男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筳几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敬慎重正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另据《仪礼》载：“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由此可见，这传统婚俗始创于西周时期。一般认为，此婚俗于秦朝已经定下，其后用于汉朝。

西周始创聘婚制的"六礼"程序，同时也是聘婚制的内容。"六礼"在《周礼》、《礼记》、《仪礼》中均有记载。"六礼"实际是奴隶主阶级规定的礼，起着法的作用，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承袭，经过加工，或载于礼，或定于法，使之适合封建宗法秩序的需要。

纳采，即男方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之后，男方家用一只大雁并备上其他礼物前去求婚，请求女方家收下，故称为"纳"。

问名，男方家纳采之后，请媒人问女方家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然后卜于祖庙，占其吉凶，卜的吉兆之后，再往下进行。

纳吉，男方家问名之后，已经卜的吉兆，男方家仍以大雁作礼物请媒人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

纳征，也叫纳币，纳吉之后，男方家以五匹黑布，两张鹿皮作为聘礼送给女方家，即后来的订婚礼。

请期，纳征之后，男方家选择良辰吉日作为婚期，备礼去告诉女家，求其同意。

亲迎，新朗亲迎至女方家迎娶。

在旧中国，迎亲之后，还要履行"成妻之仪"和"成妇之仪"。"成妻之仪"即为婚礼，形成夫妻关系；"成妇之仪"即拜夫家族先，取的媳妇的地位，这时。至此，"六礼"完毕，婚姻成立。

"六礼"是维护宗法统治的需要。宗法以婚姻家族为核心，所以婚礼被当作"礼之本"。 婚姻由媒人串联，父母包办。正如《礼记o昏义》所说，结婚的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是两个宗族之间的娶妇嫁女。"六礼"程序就是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程序。"成妻之仪"后新媳妇只是男方的妻子，"成妇之仪"完毕，新媳妇才成为男方宗族的媳妇。 从结婚的目的和成妇仪式看，"六礼"维护宗法统治秩序的作用非常明显。

"六礼"要求等级森严的定式。"六礼"是古代婚礼的总称。具体分为帝王、太子、王公、品官的婚礼、士婚礼、庶民婚礼等。等级不同，要求不同，特别是聘财的多寡不同。每种等级用何种仪式，说什么话，用什么东西作聘礼，喜宴每桌用多少菜，鼓乐人、彩灯各用多少，皆有等级，不得逾越。

"六礼"贯穿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制度。妇从夫居，是随父权制出现的，形成于私有制确立之时。"六礼"就是男娶女嫁的方法。嫁为将女送往夫家，娶为男到女家娶妇。整个过程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

"六礼"充满鬼神迷信色彩。纳采用雁（后世改为用鹅），据说含有阴从阳之意；问名是向神求得吉兆；请期亲迎要选择良辰吉日等等。迷信在六礼中几乎无处不在，如此才认为是"天作之合"。

"六礼"是私有制在婚姻上的必然结果。聘娶婚把妻子当作丈夫的私有财产。这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正如鲁迅所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纳征这道程序上。征，成也，交聘财而后婚成。按封建法律，纳征之后，女子再许他人就要负法律责任。

在我国封建社会，定婚须有婚书或私约。婚书或婚约即许婚之书。私约是指明知男方有老、幼、残、养、庶之情，女家却情愿缔结婚姻。男女不经父母之命，自行约婚，这种私约，封建立法是不承认的。

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婚约的存在等于婚姻关系的成立。如果终止或解除婚约关系，必须由男方家出具离婚书或休书。悔婚违约，另许另聘，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会专门谈悔婚的法律后果问题。

婚约时包办婚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守约，是礼法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言必信，行必果"这一传统。

西周之时，出现管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叫做媒氏。《周礼 地官 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义上，皆书年月日焉；令男三十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万民之判"是指万民的结婚，"判妻"是指离婚。所以古代媒氏掌管结婚、立婚的登记事宜。结婚除在媒氏处登记外，还必须经过私媒。但私媒并非都是良媒，哪些为贪取媒金谎话连篇，两面讨好的媒人，自古便受到人们的厌恶。

按封建法律，凡嫁娶违律，媒人知情，也要惩治，媒人不得媒合非法婚姻，隐瞒男女残疾，违例索要"谢媒钱"。但贪图钱财、吃喝的媒人，总是设法逃避法律的要求。

我国古代婚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婚姻不自主，而由父母包办。包办婚姻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据说尧舜之时结婚就已经是必告父母。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一夫一妻制，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的习惯，确定父母之命为结婚的首要条件。

清律总结为："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先秦时代，寡妇改嫁，极其普遍。

《诗经-小雅》有“不思旧姻，求尔新特”的诗句，可见当时寡妇再嫁，合乎时俗。

虽然秦始皇出巡天下广作刻石，倡表贞节，汉帝也有赐贞妇顺女帛，以倡守寡者。

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国家也设“媒官”，专事鳏男寡女再婚事宜，并分给当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见《管子-入国篇》)两汉皇后、公主皆可改嫁。

唐代更为开明，《新唐书》载李唐公主更嫁者20余人，其中三嫁者4人。

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前，无论是皇室、官宦，还是百姓，寡妇改嫁也属正常，而程颐、朱熹的理学兴起将儒学礼教、秦皇石刻、烈女节妇观竭力灌输至民间，加之宋王室推波助澜，用舆论道德倡导守寡，寡妇再嫁遂成为耻事。“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易-恒》)。程颐更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男子娶改嫁女，亦为失节。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学泛滥毒害最重的朝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长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袢楔，照耀井闾”。此举煽动了女性的虚荣与家族荣耀欲望。节妇烈女竞相涌现。有夫亡陪死的，有未婚夫亡而终身守寡的，有守寡期间体肤或小脚被男人见投河的，有撞见男人生殖器或被男人调戏、侮辱自缢的。烈女碑林立，贞节牌坊四起，《明史》中仅节烈传记即不下万余。

《清实录》记载，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亲自褒奖“拒奸殒命”9名“烈女”。雍正年间，更是下诏各地，在偏僻山乡，贫寒之家，加意搜罗“贞节烈女”。同治之后，各地又兴办“贞节祠”，鼓动妇女守寡持节。族人尤其从己利出发，“以家有贞女烈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便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寡妇再嫁低人一等，亲友鄙视，族人视为败坏门风。社会风气亦然，不守寡的女人不得走正门，要躲躲闪闪地行走，否则要被小孩讥笑唾弃。被封建礼教毒害至深的守寡者，如果其父母、兄弟、乡邻劝其改嫁，或豪强、富家逼迫再嫁;不仅坚决拒绝，且有的毁容，断指乃至自杀。“守寡”不仅剥夺了女性享受家庭温暖的愿望，损害了妇女独立人格和做人的尊严，而且压抑了无数年轻女性的正当性要求，是极其残酷的封建性风俗。

《志异续编》载一年少守寡者的苦衷：“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检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极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守寡60年的女性压抑性欲的“诀窍”。但就是这残酷的“守寡”，在明清两代却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规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劝守寡女“守寡”的书文充塞民间，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都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西晋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张：“妇德尚柔，含章贞洁，婉淑慎，正位居室。”

唐代宋氏姊妹所编《女论语》开篇便言：“立身之洁，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明代有女教书数册，而清代则更繁多，尤以王柏臬著《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组成的《女四书》影响最大。

直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才纷纷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与残忍，提倡寡妇改嫁(见贞操)。民国与苏区则制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法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 ，是妇女婚姻自主的法律依据。封建的“守寡”习俗逐渐被取缔。

“唐代墓志中有关妇女守寡的记载，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即结婚不久就守寡；结婚10余年（约30岁）儿女还年幼时守寡；四五十岁开始的中年守寡以及守寡长达40-50年等多种情形。”《唐代墓志汇编》、《续编》的3000余墓志中，再婚和改嫁的妇女仅仅只有10例，而明确记载坚守贞节者就达到264例。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守寡妇女相当多，这个历史事实不容忽视！

通过对墓志中记载的事例分析发现，这些妇女的丈夫并非都是年轻而夭亡，恰恰相反，大多是寿终正寝。年轻妇女守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丈夫比妻子年龄普遍大得多”，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在老夫少妻模式下，年轻女子在丈夫死后，便守着一份或多或少的资产，抚养子女，维持生计。

不同年龄的妇女，其进入寡居生活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也很难一概而论，尽管墓志中都极力描述寡妇的哀戚之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守寡的妇女要从此“摒绝人事”，素面朝天，清心寡欲，苟度余生。丧偶之后，寡妇在坚守贞节的同时，还要履行作为母亲的职责，抚养遗孤，做到所谓“妇典母范”，这也是当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

为了清心寡欲，求助于佛教是大多数寡居妇女们的共同选择。妇女年纪轻轻就空守闺房，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既要抚养儿女、侍奉公婆、操持家务，还得忍受漫长的孤寂。在这种状态下，佛教的虚空世界就成为其精神上的寄托。

聘书： 订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

礼书： 过礼之书，是礼物清单，当中详列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徵﹝过大礼﹞时用。

迎亲书： 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

“纳采”为六礼之首。《礼记昏义》日“：纳采者，谓采择之礼，故昏礼下达，纳采用雁也。”清人秦蕙田解释说：“将欲与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意为男家向女家求婚，由媒妁代为转达。女家同意后，再收纳男家送来议婚的礼物。纳采礼物用“雁”。

《仪礼士昏礼》“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至 于何故用“雁”？《仪礼士昏礼》者认为“：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者。”

《白虎通嫁娶篇》则曰：“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又婚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

彭大翼《山北方白雁，深秋乃堂肆考》云“：《古今诗话》：来，来霜降，谓之霜信。”

郎瑛《七修类稿》却认为“：雁，诸书止言知时鸟也。行有先后。故以之执贽，以之纳采。”

另外，《艺文类聚》一书中还从其他角度解释用雁之因“：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有其所。”

问名有两种，一为名字之名即女子出生三月时所命之名。二为名号之名，即以姓氏为名之类。至于男子之问名，在纳采时先已通报，故问名只问女名而不及男者。问名礼物仍用雁。礼序为“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

“纳吉”和“纳征”，这两项礼目往往并在一起进行。这是订婚的主要手续，宁波人对此称作“文定”，宁海人称“下定”，也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金，一般都使用实物和代金。宁波习俗按女方当事人年纪为依据，一岁用老酒一担，以16岁计，送酒16担。约合48块银元的聘金。有些地方也用稻谷计算的，每岁一担稻谷，价值与老酒差不多。这一礼目中双方都用红绿描金书帖，也叫“龙凤书帖”。帖上写的都是一些吉利话，但有一定的程式，男方写“素仰壶范，久钦四德，千金一诺，光生蓬壁”；女方回帖则写：“一枝幸附，三生契合，七襄愧极，九如庆祝”等话。“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即近代意义上的择日《礼仪士昏礼》云“：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男家通过卜问神灵，确定了娶亲吉日后，即派人告之女家，征求女家的意见。亲迎为六礼最后一道程序，即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新娘。

亲迎意义有二：一则表现由从妻居制向从夫居制转变以后，母系风俗的传承。男子亲自去女家迎接新娘，表现出对女子的尊重。但同时，它也含有从夫居这一婚制的到来是不可扭转的事实，表现出男子要求从夫居的强烈愿望。

先秦时代，人们对亲迎十分重视，自天子以至庶人多行此礼“。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是为周文王卜得吉兆，纳征定婚后，亲迎太姒于渭水之滨。“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辆彭彭，八鸾锵锵”。是为诸侯亲迎的隆重场面。反之，若不通过亲迎之礼而成婚，则被认为不合礼制，会受到世人讥讽。

故班固说孔子作《春秋》是寓褒贬，“讥不亲迎”，在当时，亲迎被看成是夫妻关系是否完全确立的基本依据。凡未亲迎而夫死，女可以改嫁。然而一旦举行了亲迎之礼后而夫死，按礼俗规定，新妇就只能认命“，从一而终”了。

六礼已毕，只意味着完成了成妻之礼，还须在次日完成“谒舅姑”，即成妇之礼；若公婆已故，则于三月后至家庙参拜公婆神位，称“庙见”。

六礼始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婚姻程序，虽几经变迁，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六礼的范围，在唐律、明律中都有类似的规定。这种婚姻程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传统文化。古代成婚的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

春秋时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即可结婚；又谓“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为不失时。《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中国古代早婚的现象也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

《后汉书·班昭传》中就记载：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汉书·上官皇后传》中甚至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在20岁前后。

古时男家去女家迎亲时，均在夜间。《仪礼·士昏礼》谓：“昏礼下达。”郑玄注曰：“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并且，“主人爵弁、 裳、缁 ，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亦即迎亲的人均穿黑衣，车马也用黑色。此俗与后世以白天迎亲、穿红色服饰的婚俗，迥然不同。

自唐代开始，始将迎亲的时间改为早晨。据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晓即拂晓。此后相沿至今。

古代对刚入门新妇的姿态也很有讲究。据《吕氏春秋》记载：“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娶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所谓“安矜烟视媚行”，尚秉和注曰：“安矜烟视媚行，形容新妇之状态，可谓入微矣。然可意会，难以言诠。安者，从容；矜者，谨慎；烟视者，眼波流动不直睨；媚行者，动止羞缩柔媚安徐也。是皆新妇初入门之状态，反是则失身份。”

汉代结婚时，均以青布幔搭成帐篷，用以举行交拜之礼。《世说新语·假谲》篇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这种在青庐中成婚的习俗，一直沿续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多处提到。

史料记载，两汉之际，已经有了贺婚的习俗和新婚之夜听房的习俗。据《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汉宣帝这一诏书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老百姓在婚礼上设酒宴庆贺。

据《汉书·袁隗妻传》记载：袁隗与妻子进入洞房后，夫妻俩在说悄悄话：

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令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词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 。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可证汉代已有听房的习俗。

另外，古代婚俗中与后世不同的一个习俗是：古代妇女都不忌讳再嫁，并且从周朝至北宋一直如此。据《礼·檀弓》记载：孔子的儿子伯鱼死后，“其妻嫁于卫”又载：“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乃哭于他室。”可见，圣人后代的子妇也不免于再嫁。而魏晋、唐宋时名门之女再嫁之事，也屡见不鲜。

《三国志·吴志·步夫人传》中记载：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随园随笔》谓：“唐时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并且，当时不论是前夫见到后夫，或是后夫见到前夫，均不用回避。

宋代诗人陆游与前妻唐琬离婚后，有一次游沈园，巧遇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唐、赵还将酒菜送给陆游，结果感动得陆游当场在墙上写了一篇《钗头凤》词。（事见《癸辛杂识》）可见，唐宋时妇女改嫁还是很正常的事情。直到明清时期，妇女改嫁方为礼教所不容，因此有了守节、牌坊之说。

我国是一个礼节繁多的国家，要说起礼节，在我国以前的时候非常讲究人伦道德，而且为了让这些伦理道德有更加强硬的说法还特别制定了条条框框，其中这些条条框框对于女性的伤害最大，不仅是生活上，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比如对于寡妇的条例，那时候女人死了丈夫就基本没有了自由，她们因为贞洁这个词，下半辈子过得非常痛苦。

古代的女子死了丈夫后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守寡，自己一个人艰难的独孤下半生。那时候如果女子死了丈夫能一个人生活下去，但是一个人要担负所有才能行，那么就会得到人们的称赞，而且还会得到政府的奖励，有的女性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名声，大都选择一个人古都的度过下半生，要一个人孤独的度过下半辈子，还要承受所有该承受的和不该承受的，这是十分痛苦的。

第二种就是不管自己的名声改嫁。改嫁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还得冒着生命危险，那时候就有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说法，刚开始还有人改嫁，那时候平阳公主死了丈夫，皇上就同意她改嫁，所以也就开始有人改嫁了，毕竟一个人要过下半辈子是非常煎熬的，有的还得带孩子，生活也是个问题，所以有的女子为了孩子也甘愿背负骂声而选择改嫁，但是到了后期在明朝的时候就很少有人改嫁了，因为明朝的时候有了从一而终这个说法，社会上大部分人都遵从这个说法，而且家里人就非常反对改嫁，所以就很少有人改嫁，而且有人改嫁后会遭到家里人的唾弃，有的干脆大义灭亲，有的人即使成功改嫁了，但是改嫁后的生活依然过的不顺心。

第三种就是暗地里偷吃，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人在丈夫去世后偷偷幽会其他人，一旦被逮住就有很严重的惩罚，首先家族的脸会丢尽，这样家族就会大义灭亲，其次本人也会被游街示众，有时候还会被骑木马惩罚，有的更甚会丢掉生命，会被浸猪笼，更残忍还有火直接烧死，死后也不会让人们原谅，而是落得一辈子的骂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朝代。

现如今社会我们也不再封建，女子死了丈夫后也大都会改嫁，有的家里还鼓励改嫁，毕竟一个女子要生活下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