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现葬于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畔。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嫡长子排行称伯，庶出长子排行称孟），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后来又在外纳颜氏第三女征在为妻，生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以上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

孔子讲学图(8张)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孔子中的“子”，与孟子、庄子、老子中的“子”一样，是一种爵位和尊称。按照周朝公、侯、伯、子、男的分封爵位，他们虽然不是诸侯，却享受到了诸侯中的第四中爵位称号。

　　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微国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纣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与国于宋，徙殷之子孙，唯微子先徃仕周，故封之贤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号微仲，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于稽乃称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缗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後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徃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勇，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後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後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脩已上，三千馀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後，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之无穷，虽欲辞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贡闻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岂若是哉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天何与焉」

译文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后裔。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纣的同父异母哥哥，以都城千里之内诸侯的身份，进入朝廷为国王的卿士。微，是诸侯国名，属于子爵。当初，武王征服了殷国，封纣的儿子武庚于朝歌，让他奉行商汤的祭祀。武王死后，武庚与管叔、蔡叔、霍叔共同谋反，周公辅佐成王东征讨伐他们。第二年擒获了罪人，于是命令微子启代替武庚为殷的后裔，作《微子之命》申告此事。封微子于宋国，迁徙殷人的子孙到此地，唯有微子先到周朝去做官，被周朝封为贤人。微子的弟弟仲思，名衍，或名泄，继承了微子的爵位，因此又称微仲。仲思生宋公稽，后代虽然爵位变迁，但等级都没有祖辈高，仍然以旧的爵位称呼。所以微子和微仲虽然是宋公，但始终都用微子称号。到了稽即位，才开始称公。

　宋公稽生丁公申，申生缗公共和襄公熙，熙公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从方祀以下，世代为宋国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传到五代以后，分出同族，所以后来有一支以孔作为姓氏的族亲。

　一说孔父这个名号，是出生时君王所赐的号，所以子孙就以此作为姓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罩夷，罩夷生防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之祸逃亡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有九个女儿而无儿子。叔梁纥的妾生孟皮，孟皮字伯尼，脚有毛病。于是叔梁纥向颜氏求婚。颜氏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叫徵在。颜父问他的三个女儿：“陬邑孔氏的父辈和祖辈虽是士，但他们的祖先是圣王的后裔。现在求婚的叔梁纥身高十尺，武力绝伦，我很看中他。虽然年龄大了些性子又急，但不必担心。你们三人谁愿意做他的妻子”大女儿二女儿都不说话。徵在走上前说：“听从父亲的安排，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她父亲说：“就是你能做他的妻子。”就把徵在许给叔梁纥做妻子。徵在去叔梁纥家时，先在宗庙见面。因为丈夫的年龄大，担心不能及时生儿子，便私下到尼丘山去祈祷。后来生下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去世，葬在防山。孔子十九岁，娶了宋国亓官氏的女儿为妻，一年后生下伯鱼。伯鱼出生时，鲁昭公送给孔子一条鲤鱼。孔子得到国君的赏赐感到很荣耀，所以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伯鱼活到五十岁，比孔子先去世。

　齐国的太史子与来到鲁国，见到孔子。孔子和他谈论道，子与很高兴，说：“我是浅陋无知的人，久闻您的大名，而没能和您见面，而求知的机会是很宝贵的。从今以后我知道了泰山的高大，大海的广阔。只可惜啊，先生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道德不能在百姓中施行，而只有把这些宝贵的东西留给后世了。”

　子与辞别孔子后对南宫敬叔说：“现今的孔子是先圣的后代，从弗父何以来，孔氏后代世世有德谦让，这是上天所赐的福分啊。成汤以武德称王天下，用礼乐相配合。殷商以下，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孔子生在周朝衰败的时代，先王的典籍错乱无序，孔子就整理论述百家遗留的记录，考证其正确的含义，师法和陈说尧舜的盛德，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文功武治，删定《诗》整理《书》，制定礼，理清乐，制作《春秋》，阐明《易》道，给后世留下训诫，作为法则，孔子的文德是何等显著啊!他所教诲的弟子，奉上束脩的就有三千多人，或许是上天要他成为无冕的素王吧为什么如此兴盛呢!”

　南宫敬叔说：“如果像你说得那样，事物不会两全其美。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如果不是继承王位的统系，也必然会有兴盛的人。现在孔子之道已非常完美，并将长久地施行于后世，即使想推却上天赐予的福分，也不可能。”

　子贡听了这些话，把他们二人的议论都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哪是这样的呢乱了就要治理，停滞就要兴起，这是我的志向，和天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孔丘，字仲尼，后世尊称为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意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的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熟悉古代经典，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丘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史记》有《孔子世家》。

孔丘是一个无冕圣人，却被后世追封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名号，成为万世不易的“文皇帝”，他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哪一朝的统治没存他的影子又有多少文人学士不尊奉他为贤哲呢他的言行录《论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他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绕开孔丘。

公元前496年的一天，一位年逾五十的长者率领一群弟子，路过一个叫匡(今河南长垣县境)的地方时被包围，匡人误以为是曾暴虐过他们的阳虎。匡人的包围越来越紧，弟子们有些恐慌，但年长者却镇定如常，并说，如果“天”不想毁灭文化的话，匡人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匡人真的没把他们怎么样，但这不是“天”的拯救，而是匡人了解到他们确实不是阳虎后自动解围的，这位自称为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的长者，便是被尊为“圣人”的孔丘。

孔丘，习惯上称为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避乱逃到了鲁国。父亲叔梁纪，是鲁国的一位著名武士，晚年娶颜氏征在为妻，生了下孔子，因是次子，所以字仲尼。

孔丘幼年时，常爱模仿祭祀的礼仪。他“十五而志于学”，有积极向上的志愿。十七岁母亲去世，他把母亲和在他三岁时就已死了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为了能早日出头，身上还穿着孝服，就莽撞地跑到鲁国贵族季孙氏家去赴宴，被其家臣阳虎赶了出去。此后，孔丘更加发愤求学，没几年，他就以博学多才而声名大震。他年青时作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而随着学业的长进，求教的人也多了，三十岁左右时，孔子便开始收徒讲学，第一批弟子中有颜回、子路等。

孔丘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丘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难免对旧的统治有所留恋，但他主要以教学为业，且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因此他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认为对“周礼”应有所“损益”，这样才可以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由于鲁国内“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互相征讨，他的这一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率弟子赴齐国，想在那里有所作为。当时的齐国相对稳定，他先是做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昭子的推荐得见齐景公。当齐景公询问治国道理时，孔子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政见。他认为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于要象子，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听了颇为满意，以后齐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针对齐国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况，提出了“政在节财”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听后很高兴。当他准备重用孔子时，遭到齐国政治家晏婴的反对，齐景公便打消了这念头，以“吾老矣，不能用也”为借口，婉言辞谢了他。于是，孔子在齐国呆了一年多时间后，又回到了鲁国。虽然在政治上无获而归，但在齐国听到的韵乐(舜乐)，竞令他痴迷到三月不知肉味。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经常和弟子们讲有关“仁”的道理。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他提出的“仁”学包含的内容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要求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的上下尊卑关系的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意思是帮助别人而不伤害别人，作为“爱人”的内容，或言说是“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实行周礼的。这就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视、听、言、动都符合周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做了一年的中都宰很有成绩，又晋升为鲁国的司空，管理工程建设，后又由司空而迁司寇，管司法工作。不久，他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当鲁定公让孔子同去时，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请求让指挥军事的司马同去，得到鲁定公的允诺。当他们到齐国后孔子发现了齐人的阴谋并当场揭穿，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计谋失败，还退还了以前齐国侵占鲁国的三座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多年未有的成就，孔子的声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公元前498年，鲁定公接受孔子的建议，拆毁了费城和邱城，消除了季孙、叔孙两家隐患。公元前496年，孔子56时，又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据史料记载，孔子摄相后，便杀了“乱政”大夫少正卯，仅“闻国政三月”，鲁国风俗就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消除了季孙和叔孙两家隐患后，思想上松了劲，加上齐国的离间之计，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冷淡了，最后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出走。

孔子出走后，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之间奔波游说，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末被采纳。于是，公元前484年，他六十八岁时，又回到了鲁国。

孔于回到鲁国后，曾向鲁哀公提出过一些治国的建议，然而他对参与政治已经看得很淡薄了，主要还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早年培养弟子的目标是参加政治活动，晚年则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

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持“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在他看来“生而知之”的是圣人，一般劳动人民是“下愚”，只有被圣人奴役的命运，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唯心的，荒谬的。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并不主张“生而知之”，而是肯定“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认为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获得知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自己获得的知识是通过勤奋学习得来的，不是天生的。故而，他热心教育，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活动。同时他也肯定一般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着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他的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学习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经常重复学习，加深印象，才能“温故而知新”，获得新的知识。“学” 和“思”还要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有“所得”。反对道听途说，赞成“多闻”、“多见”，对存有疑问的地方，也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臆断、不主观、不固执，不自以为是。相传他教过的弟子有三干，著名者有七十二人。

孔子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对古代的诗歌、历史都曾加以整理讲习，作为教学用课本。到了晚年，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编订或整理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订，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以及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的记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孔子在积极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晚年生活今，体验到了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快，感到“得英才而教之”的快乐。但也遇到了厄运，他六十九岁时，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了，隔年，他的大弟子颜回也死了。第二年，他最亲密的弟子子路不幸也死于非命。这些接二连三的噩耗对孔子自然是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79年，即子路死后的第二年，七十三岁的孔子离开了人间。

孔于是我国春秋末期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伦理学说，开创了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在教育方面，他顺应“学术下庶人”的历史趋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主张，开创了私人办学的新风，并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概括和总结出了一套教育经验、教学方法和求知方法，编纂《六经》，留下了言行录《论语》，为发展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

孔子父亲9女1子，儿子有残疾，均不能继嗣。据说是算命，知道命中还有一子。所以年近70岁，又纳颜氏女。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嫡长子排行称伯，庶出长子排行称孟），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后来又在外纳颜氏第三女征在为妻，生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以上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

谈到孔子的出身，很多人都知道“野合”这件事，但大多对这件事有所误解，一位是以天为被，地为床，称为“野合”，其实不是这样的。

孔子也是贵族出身，他的爷爷辈封地在宋国的栗邑，再往前追溯就更不得了了，是商朝的开国国君商汤，其实当时只有贵族有姓氏，山野村民基本没有姓氏，而贵族拥有各种权利。出身在当时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后来孔子在鲁国能够学习、当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在鲁国普通百姓既没有学习的机会，也没有当官的机会，因为当官必须是世袭，学习必须是士族大夫才可以。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后来为了避难来到鲁国避难，梁叔纥的正妻施氏生了9个女儿，没有为他生一个儿子，于是梁叔纥就娶了个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孟皮，但孟皮是个残疾，一只脚不好，走路有点跛。很多版本中说梁叔纥是个大将军，力大无穷，在鲁国和宋国交战的时候为了保全大家撤退，撑起了城门，让大家撤退，最后自己被射死了，是鲁国人人敬仰的仁人志士。还有的说孔子的先祖当过宋国的国君，所以后来在宋国的时候，宋国的国君和大夫对他都很好，还给了很多馈赠，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考究，反而在野史中有很多描述，但对一切历史存疑是一个好习惯。

在梁叔纥66岁的时候，他觉得孟皮有残疾不算真正的继承人，不能让自家的香火到这里就断了，毕竟自己还是贵族出身，虽然流落在鲁国，身份还是没变的，而且梁叔纥很固执，脾气也不好。于是就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但由于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在当时是不能办婚礼的，也不能居住在家里，毕竟当时是在鲁国，鲁国当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以礼乐辅佐周武王治理天下，即使到了春秋时期鲁国依然是个重礼的国家，上至士族大夫，下至贫民百姓，都尊崇礼制

于是梁叔纥就和孔子的母亲颜徽住在了离城里很远的地方尼丘山，不久之后颜徽怀孕，就有了孔子，因为是在尼丘山出生的，所以名为“丘”，字“仲尼”。

在当时把没有举办婚礼就住在一起并且怀孕称为“野合”，用现在的话就是未婚先孕，和野外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说来孔子的父亲也是比较厉害的了，我行我素，不受礼制的束缚。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的学说遭受知识界的精英们强烈批判，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

礼制与礼仪在形成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总是体现了某些仁的原则。通常来讲，仁以礼的形式体现出来才是适度的，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社会的文化价值与信仰能够由于人的行动外化为礼制，纯粹的礼仪制度是没有意义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只有达到了仁的境界，有了仁的内在，才会真正在实践中规范人们的行为，"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人在遵循传统礼制及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继承着礼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仁与义，都是孔子理想价值所具有的内在的重要品质。义者宜也，即是当然、应该之意，至孟子时，常并讲仁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两者从根本上是一样的。礼制是相对于仁、义、敬诸德，是外在的，必须与仁的内容相合才有意义。但是，并非先有仁而后有礼，而是有仁者须有礼节之，知礼者、"复礼"者也可以得仁。两者互动的桥梁便是"成人"或"君子"的"修己"。在孔子思想中，君子、仁和礼是相互规定的，三个层次的互动便是人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均衡趋向与文化精神的演进。

四

孔子儒学是仁学，也是礼学，更主要的是人学。仁、礼、人（即君子、士或成人）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三个层次、三个系统的三极，互相影响，互为条件。自古及今，在中国哲学中喜强分体用、道器。如果非如此不能理解的话，那么，以仁为道，则礼为载道之器，以礼为道，则人为载道之器，以人为道，则仁为载道之器。三个系统互为道器，互为体用。

但我们必须清楚，三个系统间相互影响、促进的状态只是先秦儒学的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孔子也明白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礼制与礼仪并不全部也不时时体现"仁"道的价值观，因而并非不可以有所改进与"损益"，仁道的精神也并非时时以"合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也有不一致的情形。《论语》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管仲在孔子眼里是不知礼的，但"如其仁"。尽管小礼节不能遵守，但他的"行动"达到了维护华夏文明与价值的统一与不灭的效果，引导社会走向有序，这其实便是礼的达成，应而也是达到了仁者所能的境界。这是一种解释，矛盾依然存在。孔子思想并不构成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隐晦之处正显示了孔子思想体系之于后学的开放性。

孔子本人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变革中或许是保守的，或者是中庸的而非激进的，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开放的，孔子也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发展与礼制的变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社会结构体系、文化价值信仰体系与人格体系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相互可以构成一个更广泛的文明结构。对理想人格、理想的大同社会和完善价值的追求是社会趋于有序、均衡的内在动力。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屡次大动乱之后的重建与文化信仰的重构莫不赖于儒家思想的这种稳定性与有序性，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

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与其思想追求有序性本身有关，因为有序即是稳定，必然带来一定的保守性，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解释学问题。我们不能让孔子承当整个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责任。从《论语》的记述来看，孔子是要恢复周礼的，似乎是顽固保守的，甚至有人考证出他是要恢复奴隶制度。其实，孔子是在一个无序的时代追求理想中的有序社会，他心目中的西周理想社会与历史上真实的西周大不相同，是在溯古中创新。比如，孔子对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真正态度，然而有些问题并非不知或者没有过思考，而是故意的"不语""罕言"，以示其思想转换的方向，亦或另有深意。《论语》里多有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对许多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问题"不语""罕言"，其态度体现了他对周文化的内在把握，对当时流行的某些思想观念及信仰采取淡漠回避态度正是开拙新话题、进行论题转换的一种方式。康有为论孔子"托古改制"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其实大有意味。

中文名： 孔丘

外文名： Confucius

别名： 孔子，仲尼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鲁国陬邑（今曲阜市南辛镇）

出生日期：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逝世日期：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职业： 教师

信仰： 儒学

主要成就： 开创儒家学派

编纂《春秋》，修订“五经”

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

代表作品： 《春秋》《十翼》

父亲：叔梁纥： 母亲：颜徵在

主要领域： 伦理学、社会哲学

个人生平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子画像(39张)，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理论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家中排行第二。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理论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作成《论语》。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他们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曾子则为宗圣，孟子为“亚圣”。他的言行被他的学生写成创世巨作《论语》。他还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然而另有一种俊式学说“反孔精英”杨诚俊先生却认为孔子一无是处。再然而，另有一种学说“反羊精英”杨正宗先生却认为杨诚俊一无是处，其行为纯属哗众取宠。　孔子精通《周易》，据说是《十翼》所作者，孔子是中国古代突破对自然山水宗教式态度的第一人，我爱大自然更爱自然山水，大自然包涵灾难、地震、龙卷风、恐龙的灭绝等，而自然山水是永存的好风水，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著名美学命题。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现葬于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畔。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嫡长子排行称伯，庶出长子排行称孟），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后来又在外纳颜氏第三女征在为妻，生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以上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

孔子讲学图(8张)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孔子中的“子”，与孟子、庄子、老子中的“子”一样，是一种爵位和尊称。按照周朝公、侯、伯、子、男的分封爵位，他们虽然不是诸侯，却享受到了诸侯中的第四中爵位称号。

个人成就

　

孔子的影视形象(8张)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著《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他有众多弟子，如子贡、子路、颜渊等。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是他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弟子。

政治生涯

　　

孔子雕塑(6张)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今19米以上，具体是1968cm。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影视作品中的孔子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hui，音辉）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

发奋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思想体系

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孔子全身画像

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①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②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影视作品中的孔子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世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子临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与弟子

孔丘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其中最主要的有：　颜回，前521～前481，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颜渊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端木赐，前520～前456，字子贡，姓端木，名刺，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是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他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曾点，字子皙，亦称曾皙，春秋时期鲁国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一说嘉祥县满硐乡南武村）人。生卒年月不详。曾参之父，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与颜回之父颜路、孟子之父孟孙激等并祀于曲阜孔庙后部的崇圣祠。《论语》载 他和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谈个人志趣时，他“铿”然一声，停止鼓瑟，说暮春时节，换上春装，和五六位志同道合的成年人， 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莱芜侯”。1530年（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曾氏”。曾点墓在其故里南武城。　曾参，约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曾点之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智忠恕仁”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曾参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一）如果“野合”确实是指野外性行为，那么是否是“偷情”的成分在其中呢？

古今中外，凡是偷情之事概莫不羞于启齿，也罕见在他人眼前行事。故若有此事，被邻人撞见并言传开来的可能性极低；若将此等羞事自行述至子孙，其可能性就更加不可能；孔氏后代在几百年后还在传播羞事，更是不可信至极。所以说，“野合”为偷情之事的可能性极小。

（二）如果不是“偷情”行为，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看司马迁的原话“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这次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后一句话上——“祷於尼丘得孔子”：在尼丘（尼山）上虔诚地祈祷，而后才得到了这个孩子（孔子）。能虔诚地祈祷得子的人，其性行为应该也是虔诚的、圣洁的，而不是偷情。是否是在祈祷后即地发生性行为呢？我们对古人的生活方式了解很少，不能否认在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时代会有这种行为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即便存在这种行为，其意义与我们今人对此事的看法也相去甚远。

（三）为什么要“祷于尼丘”呢？

《史记·孔子世家》此句下《索隐》为：“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从此句看，孔子的父亲早已娶妻，并有一妾。妻子为他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生一个儿子；妾虽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儿子却残疾。在这种情况下祈祷再求一子，实属自然。

总结以上分析，如果我们将“野合”认定为野外性行为的话，那么应该这样解释：叔梁纥有一妻一妾，妻生了九个女儿，妾虽生了一个儿子，但儿子却残疾。在重视承续家传的古代，叔梁纥自然希望能再得一子。于是又续颜氏，并在尼丘祈祷，作为虔诚祈祷的一部分，在祈祷后行性行为。当颜氏怀有孔子后，将得孔子视为神灵的恩赐，并将此事的经过传诸后代，于是后人有叙。这样就可以解释的通。

在上面，我们曾经说过，“野合”可能是指性行为，也可能不是。如果不是，那又该当如何呢？下面我们分析另一种可能性。

五、可能性二：“野合”不是指性行为

在《史记》的《索隐》（唐·司马贞 著）和《正义》（唐·张守节 著）中司马贞和张守节分别对此事做出了解释。司马贞引《论语》将“野”训为“不合礼仪”。解释说，叔梁纥年老而颜氏年少，此婚配不合礼仪，因而为“野合”。张守节解释说：叔梁纥当时已过六十四岁，不当再婚，因而不合礼仪，为“野”。

根据叔梁纥已有九女一子，并且在孔子年幼（三岁）时就去世的记载来看，其年龄应该算老了。孔氏一门，书香世家，孔子勤学好问，致力于文化的发展，授徒无数，成为儒家的开创者，创造性地发展了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