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电影院在哪?

好像只有文化宫一家了，看**的人太少了都改其它用途了，

儿童**院改饭店了，

东安**院改饭店了；

北方**院正在拆除中；

机车**院闲置中；

造纸**院闲置中；

毛毯**院闲置中；

牡纺**院闲置中；

铁路文化宫改其它用途了；

木工**院已拆除了，建了加油站。

谁知道知道其它的请续上

      这个钱主要是花在你的鲜花以解你制作的flash视频上，在这个播放可能需要三到六分钟，这就是**院需要向你收取的费用。另外还有你们两个人的场地费，因为这个影院是你包的，因此这个场地费全部由你出。

小型**院的花费

       一般来说，如果要包**院求婚，就得看这个电源的大小和它的档次。这会直接决定你包**院求婚的花费高低，如果是一个小型的**院，那么你的花费一般在一千和两千左右。

中型**院的花费

       如果是中型**院，那么它相对于小型的**院来说，它的档次和它场子的大小要相对地大一些。这样你的花费自然也高一些，另外在中型的**院，它有一个区别于小型**院的地方就是：中型**院可能会提供一些娱乐设施，那么你如果想要用这些娱乐设施，你也要格外的去加费用，这个费用一般是在三千到四千左右，是小型**院的两倍左右。

大型**院的花费

       大型**院档次比较高，而且它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些花费算起来，跟中型**院和小型**院比起来就要高得多，我们首先忽略掉鲜花以及你制作视频所需要的花费，仅仅是这个空间的大小，你就要比其他两种类型的**院多付出两倍的价格，加上之前提到的那些花费，大型**院包场求婚的花费要在一万到两万左右，从千到万的跨越是有些大，但是如果你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花费，小编希望你最好还是选择这样的大型**院，这样求婚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

       今年秋天回到家乡，路过自己上过小学的第二小学，不由得在学校门前驻足看了一会儿。学校的大门口有一座白钢制作的塑像映入眼帘，雕像的下面是一块写着“希望之星”字样的黑色大理石碑，表现了学子们在浩瀚的天宇中乘坐飞舟，满载希望，放飞梦想的主题。四层楼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学校的塑胶操场平整、洁净。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随着音乐做操，整齐而富有韵律的动作让校园充满了一片生机。

       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当年上学时的情景，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虽然小学毕业已经四十五年了，但是经过岁月的磨洗后，那一幕幕往事仍然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五十年前的1970年，我刚年满七岁，父亲就将我送入了小学读书，当时学校在敦化一中校园东侧的一排平房里，班主任是敦化一中68届毕业生谢英老师。每天早上同学们都要在班级里背诵“老三篇”，许多年以后，我每次路过那里时，耳畔依然回荡着拖着长音的背诵声：“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半年后，敦化县医院安排母亲走“五七”道路，其时父母已经离婚，我随着母亲去了离县城五十多里地的沙河沿公社，转学到了沙河沿小学念书，由于我们居住的房屋里有臭虫咬的我身上过敏，也是考虑到我的未来，经过父母互通信件的商议，我在那里念了几个月后便离开母亲回到县城，跟着父亲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上学的学校在油坊西边的一处院子里，这是一所民办小学，后来这个院子建起了敦化县通用机械厂也就是后来的空压机厂。

        由于三岁半的时候，在敦化县医院治疗感冒扎针时意外导致左腿受伤，左腿和左脚萎缩，无法站立，在长春市儿童医院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医院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后来经过敦化县中医院的郎大夫的针灸治疗，有了好转，但是需要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由于缺乏应有的体育运动致使得我的体质较差，有一天上体育课时，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醒来以后，有一个叫赵铁军的同学自告奋勇地将我从学校背到敦化县饲料加工厂对面的家里。

       第二年春天，学校安排我们上北山春游，我和同学们沿着土路爬上了北山，在半山腰我见到了在一年级曾教过我的谢英老师，她也带着学生春游，我们见了面，彼此相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不久以后，我们被合并到工农街南侧的敦化县第二小学上学，记得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姓王的女老师，王老师中等个头，梳个短发，圆脸，经常在鼻子旁边贴一小块白色的膏药。她上课时非常认真，既和蔼又严厉，有一次在课堂上提醒我们，有的同学早上洗脸只洗两侧的脸颊，脸蛋挺干净，中间的额头却忘记洗了，每天洗脸要全面一些。我听了王老师的话以后，每天都会认真地洗脸。

        刚到二小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班级去很远的地方劳动，因为身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结果第二天遭到了很多男同学的围攻：连某某某那样小的女生都去参加劳动了，你为什么不去？

        在他们的施压下，我感到有些羞愧，再去劳动时，我就参加了，劳动需要自带铁锹，当时家里的铁锹由于使用时间长的原因，有些破旧，父亲告诉我拿着家里的战备锹就行，结果带到学校以后同学没说什么，有个科任老师笑着问我，你怎么拿了这样的铁锹，让我有些尴尬。

        我们排队走过火车道东的一个村子，再向东走过河坝，在一处空地挖沙子运回学校，回来以后也没有感到很累。回想此事，我应该感谢当初指责我的那几个同学，由于有了这次经历，我知道了我也能走很远的路。

        后来再去火车道东劳动的时候，我就带着家里几乎快要磨平了的大锹，挖沙子需要在低洼的地方向纵深掏出一个洞，挖出的沙子装上小推车由一部分同学运回去，另一部分同学留下来继续挖沙子，我在挖沙子的时候半个身子都钻了洞中，恰好让王老师看见了，她还在班级里还表扬了我。

       上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劳动，劳动委员负责带领我们干活。铁锹和土篮几乎是学生们必带的工具，土篮有一道梁，可挑可提还可以两个人抬着，空土篮可以背在身上，调皮一些的男同学往往将土篮扣在头顶上当头盔。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时候组织学生上街捡粪，我们挎着筐，或是推着小车，拿着铁锹，就出去拣粪了。寒假假期每个学生都要给学校交粪，小时候，我奶奶每年都在家房后的院子里养一头猪，我就在猪圈里刨了一些猪尿和猪粪冻成的冰块，用家里的小手推车送到学校，如果赶上下雪后，路面上有些滑，有时候就拉上爬犁，把粪筐放在爬犁上，拉到学校。

       社会上的政治气候总能形成风云影响到校园里的环境，记得上二年级的一个秋天，班里坐在前排的孙长久突然回过头来对同学们说：“林彪叛变了！”这个消息来的太意外也太突然了，林彪不是那个印在语录本里、天天出现在报纸和收音机上的“副统帅”吗？怎么叛变了？有一个同学问道：“哪个林彪？”孙同学回答说：“就是那个林彪。”那个时候虽然年龄小，但是政治意识却非常强，听到这句话后虽然感到非常错愕，都知道有些话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大家都没有再说什么。后来听学校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才确切得知了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

       那个时候学校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听过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还在通用厂的二楼会议室里听过老贫农做忆苦思甜的报告，每年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排队来到位于七小道北、小石河南岸的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塔献花圈，请老前辈讲革命故事。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班级的同学重新编班，我们班的班主任换成了秦世忠老师，秦老师中等身材，一张国字脸，那时候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教我们算数和语文。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下雪以后参加扫雪劳动的作文，受到了秦老师表扬，教育局组织老师来二小学听课，秦老师将这篇作文拿到课堂上去讲，还让我站起来谈了一下写作体会。

       我们刚上小学时每个学年都是到了放寒假就结束了，过了春节，在3月1日开学，升入到新的年级。1974年春节开学后我们本该升入五年级，赶上全国中小学由春季改成秋季开学，又多念了半个学期，到了1974年8月份开学才进入到五年级，四年级一共上了三个学期。

       第二小学在那个时候没有围墙，是开放式的校园，学校南边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是高年级的教室，前面有一处小土坡，北边也有一排平房，是低年级学生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两排平房中间是学校的操场，厕所在操场的西边靠南的位置，西面靠北侧往里走有几处民房，学校东边也有几趟平房。我们班上有几名同学就住在那里，出门就上学，放学就到家。

       我经常和班里的王强、于向东、王炳义等同学在一起玩，王强家就住在学校的东面，王炳义是班级的劳动委员，家住在学校的东南角。有一次考生字听写，我把“强”字写了异体字“强”，算错字，扣分了。王强开玩笑地说:我们天天在一起玩，这个字你还能写错了？王强还教我们说一段绕口令：“班干部管班干部。”说的快了容易说成“干爸爸管干爸爸。”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的收入都不是很多，刚上学的时候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两元钱，上四年级的时候每个学期的学费变成了三元钱。一根铅笔三分钱，后面带橡皮的五分钱，一个算术本或田字方格七分钱。有一天，在王强家里，我和他探讨一天能不能花光一百元钱的问题，王强说，那还不容易？买雪糕吃一口就扔了，买沙果吃一口扔了不就行了，一天之内怎么也能把一百块钱花了。当时的冰棍三分钱一根，好一点的雪糕五分钱一根，物资匮乏的年代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当时学校里的少先队改成了“红小兵”组织，想当红小兵要写申请书，班级里的班干部或者德智体表现好的学生才能加入，红小兵都带着红领巾上学。

       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以后，教育部门对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和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有一段时间实行开卷考试，考试的时候可以翻书查找答案。在同一年里，小学生黄帅的两篇日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 反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我们也纷纷写决心书表达积极投入运动的决心，决心书是当时学生使用最多的一种写作体裁。

       人生旅途上常常会遇到不期而至的坎坷和波折，上小学期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73年我上四年级，冬季里的一天，跟一个学过武术的孙姓同学在班级门口闹着玩，他不知道我的腿受过伤的事情，一下子把我摔倒在教室前的冰面上，我的后脑勺着地，当即昏了过去，被孙姓同学抱着叫醒后，我说了一句：“我怎么了？”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回到家里昏睡了好几天，从学校到家有两条路，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是沿着哪一条路回去的。

       那几天正好赶上父亲出差，奶奶在我醒来问明情况后，去学校找班主任秦老师，那时候学校没有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秦老师说同学都是闹着玩，他也没有办法，将此事搪塞了过去，我奶奶以前也当过老师，将心比心，就没有深究。这次意外是导致我说话不流利的诱因，使我的人生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同样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在放学以后在家后面的马路边上练习骑自行车，有一天在练习的时候父亲正好下班路过，父亲在旁边指点我，我就说了一句：“爸，我学自行车要先学会把车把。”这本来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对话，正巧有一个姓车的男同学跟着家人拉煤车路过那里，这话被他听了去，第二天就在班里像大肆宣扬、嘲笑，我一下子成了班级里被戏弄的对象，有些闲极无聊的男生将这句话恶搞成很多版本，当面讥诮我，以满足他们的自大一点的快感。这事让我感到很难堪，在同学的揶揄下，我放弃了学骑自行车，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才重新学习骑自行车。

       每天课间休息时，女生有时候聚在一起玩跳皮绳，男生则在一起玩“跳马，”一个同学弯下腰，放两个手下去，就是马，另外几个人从他身上跳过去。由于小时候左腿意外受伤侵蚀了我的运动能力，也削减了我参加体育运动的信心和勇气，我基本上都是看着别人玩。

       学校的广播喇叭在课间休息和中午时经常播放动画片或故事片的录音，记得有一段时间反复播放**《放学以后》的广播录音，有句台词印象非常深刻“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虽然对**故事已经是耳熟能详，但是很多同学们站在班级的东侧房山头听得津津有味，随着剧情的发展，推想着影片里的情节。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包场看**，大都在东方红**院院，有时候也去林机厂**院，当时**票是一角钱一张，学生包场看是五分钱。**包括国产故事片、现代京剧样板戏**还有苏联、朝鲜和罗马尼亚等外国**，《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等影片深受同学喜爱。**正片放映前通常加演《新闻简报》、《祖国新貌》、《考古新发现》等影片。当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了，有的同学在新**刚上映时就已经看过了，还是跟着学校包场又看了一遍。

        **里的反面人物是同学喜欢模仿的形象，记得**《海霞》里有个特务叫刘阿太，一条腿瘸，走路时拄着拐，男同学都喜欢学着他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说“我是你的哥哥刘阿太啊！”**《青松岭》里面有一个赶大车的人物，名字叫钱广，是一个落后分子，有一首歌曲在同学间很流行：“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货……”还有一部名字叫《决裂》的**，葛存壮扮演的老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那段让人难以忘记。

        学校每年在东方红影剧院里举办文艺演出，有一年我们班级由张海瑛和赵春兰两位同学上台表演节目，她们俩在舞台上有一段边说边唱的表演，演出时她们俩落落大方，配合的很默契，令人印象深刻，演出效果也很好，我在台下非常羡慕她们的勇气。

        表演结束后，她俩回到班级所在的位置，她们的座位正好在我的边上，赵春兰坐在我的左侧，张海瑛坐在我的右侧，她们俩要把演出时穿的服装换下来，我坐在中间觉得有些难为情，就起身离开了座位。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不仅单纯，也很僵化，男生和女生是一个班级里的不同物种，中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界限，除了班干部布置任务以外，基本上都不说话， 如果说话了就会被认为有问题，普通同学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同桌也要在桌子正中间画一条线作为分界。

       我和张海瑛早就认识，她父亲和我父亲都是敦化一中的老师，我刚上学时父亲就带着我去过她位于百货大楼南面的家里，张海瑛的母亲靳老师在二小学当老师。我起初去沙河沿看望母亲的时候，也赶上靳老师带着张海瑛和她的妹妹、弟弟回沙河沿娘家，父亲就将我托付给靳老师，让她带着我一起去沙河沿。尽管如此，我和张海瑛在上学时期间没有说过话，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去延吉的火车上偶然相遇，张海瑛笑着说，当年没少在我父亲面前告我的状。

       上学期间经常举办游行活动，特别是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都要游行庆祝，游行时学校的一个鼓乐队走在前面，有敲大鼓的，有敲小军鼓的，还有吹号的，非常有气势，也很有节奏感。游行时都要求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白鞋，很多同学没有白鞋，就用白粉笔将**胶鞋涂上白色应付一下。游行队伍从学校出来以后，通常走到百货大楼门前，再向北走到县政府东面的路口，然后回来解散。

       每年都要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全县小学运动会通常在汽车站东南面的七小学院里举办，入场式照样是学校的鼓乐队走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然后各个学校围坐在操场四周，为各自的学校加油助威。

       有一天，很多女同学在学校的操场上排练准备表演的舞蹈节目，男同学坐在学校东面的木头堆上看热闹，节目结束时有一个舞蹈动作是女同学围成一个圈，双手持花跪地向后弯腰摆出花朵的造型，姿态非常优美，排练到这里时，坐在木头上的男生起来呼啦啦地跑到女同学跟前去看。

        那个时代，学生都是斜背着**的书包上学，放学后老师留下的作业也不多，一会儿工夫就写完了，然后就可以玩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老师根据学校的安排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小组，一个组里男生女生都有，放学以后到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学习毛选，然后各自回家，我曾和几名同学被安排到位于学校南侧的女同学家里学习。

        七十年代初期样板戏风靡全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已是深入人心，有一段时间学校根据教育局的安排要求每个班都要组织学生成立学唱样板戏小组，放学后在一起学唱京剧，回到家里还要练习，参加学校的汇演。我记得我反复唱的一段就是《智取威虎山》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来到深山。”

        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歌曲，都是紧跟社会的政治形势，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镌刻着时代的烙印。《火车向着韶山跑》、《北京的金山上》、《红星歌》、《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等歌曲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学校也经常安排我们执行政治任务，1974年我们刚上五年级， 有一条学校根据上级的要求，安排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地点在老江桥西侧江中一处小岛上，那座小岛靠近牡丹江北岸，江水被小岛分成大小两股水流，附近的居民过江在上面开垦了几处荒地， 种上豆角、白菜、黄瓜等疏菜，本打算改善一下生活，结果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们带着铁锹、锄头等工具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从学校出发，沿着粮库的门前那条路向东南方向走去，一直来到河坝上，然后走到江边再挽起裤腿，趟着淹到大腿的河水，来到岛上，将人家辛辛苦苦在上面种植的疏菜全部铲掉，完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任务，当时江北河坝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二小学校南面隔一条路就是粮库，到了秋冬交替的时节，每天早上学时都能见到交公粮的马车从东关饭店附近的路上排到了粮库门口，学校南面的路上也是交公粮的马车，这些送粮的车队都是从农村各个公社起早出发赶来。当时粮库除了大门以外，在西边还有一个门，正对着学校教室的山墙，中午放学时就能看到工作人员用一根铁扦子戳进麻袋里，取出一些玉米来检验，我们在上学时的同时也见证了时代演变的轨迹。

       1795年7月小学毕业那天，老师和同学拍了一张合影照片，同学们纷纷离开了学校，后来听说有一个姓宋的班干部留下了泪水。我与一名姓武的同学走在一起，唠了一阵子。他想借我的小人书看，我就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拿出了二十多本小人书给他，他走的时候我担心他拿着不方便，还将他送到了林机厂子弟小学附近，他答应看完以后就把书还给我，结果却跟班里的很多同学一样再也没了音信。

      小学时光曾经是我们人生里程中一个回不去的起点，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扮演者各自不同的角色，光阴幕布所隐匿的故事和人物总是让人难忘，印证着生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