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霸占彩礼，挪作他用血本无归，该怎么办？

今天再来说说彩礼。

了解禾田飞歌的读者都知道，对于彩礼，禾田飞歌一贯的态度是：彩礼，是夫家给予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是对孩子幸福生活的期许，最后是要随新娘带回小家庭的。

中国传统的婚嫁，男方带着聘礼到女方家下聘，而女方家可以不留、也可以留下聘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由新娘带回。同时，新娘还要带回与彩礼差不多数目、或略高于彩礼的陪嫁，“十里红妆”那是古时陪嫁的高规格了。这就是婚嫁中的礼尚往来。

尽管到现在，好多婚礼习俗都从简了，但彩礼陪嫁，大部分地方依然还盛行。

彩礼与陪嫁是一对搭档，怎么搭配都是有讲究的。

如果不要彩礼，那么女方家给不给陪嫁都是可以的。因为陪嫁是女方家给新娘应对风险的一份保障，一般的家庭都会给女儿一些傍身钱；

如果两家协商的结果是要彩礼，彩礼的数目由两家根据当地习俗来确定，一般都不会超出男方家庭的承受能力，那么女方家就要给出相应数量的陪嫁。

都说“人亲财不亲”，也说“见财起意”，还说“人心隔肚皮”，这三个词联合起来想说的意思是，在谈婚论嫁中，因为钱，也就是彩礼和陪嫁问题，两个相亲相爱的人最易生出嫌隙，闹出事端。

有收了彩礼不愿意给陪嫁的，也有不给彩礼觊觎女方陪嫁的，还有不顾男方家境死命要高价彩礼的，更有嫌彩礼少故意在接亲时为难新郎的、婆家嫌彩礼给得多羞辱新娘的，把一场场人间喜剧硬生生变成斗争剧，甚至是悲剧。

现实的婚姻需要谈钱，但钱不是幸福婚姻的唯一要素。婚姻是以物质为基础，相偕同行一生，首先还是要有爱。因此，在谈不拢的时候、在见财起意的时候，多想想那个人是不是你愿意陪伴一生的，如果是真爱，那就各自退让、相互体谅。

如果一方不顾礼数、也不顾对方难处，只知一味索取，婚姻往往都不会有好的结果，要么未进入婚姻就已分道扬镳，要么把婚后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所以说，天价彩礼不是婚姻破裂的原凶，人的私欲与贪心才是。

今天之所以又提到彩礼问题，是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投稿。

读者名叫玉娟（化名），结婚两年多，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宝宝。两年的婚龄、又有了孩子，怎么说婚姻都还是有热度的。可玉娟却说，因为彩礼问题，她一直在夫家感受着冷空气、低气压。她要是知道会因为彩礼问题，老公与她有隔阂、公婆对她像空气，说什么她也不会同意母亲那样做的。

她说，这两年多的婚姻生活就是一地鸡毛，而把她的生活薅得一地都是鸡毛的，是她的母亲。

玉娟和老公葛鹏飞（化名）是相亲认识的，两人相处了一年多，感情很好。有人说相亲没有感情，只有条件，但玉娟却觉得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

她说，有一次，她去外地出差，一连十天，每天都接到葛鹏飞问寒问暖的信息，让她要注意身体，注意营养，并说等她回来的时候，要去火车站接她。

结果那天南方下了大雨，玉娟乘坐的火车晚点将近六个小时。玉娟以为葛鹏飞一定已经走了。没想到在深夜的火车站，葛鹏飞足足等了六个小时，才等到玉娟。他对玉娟说，他担心坏了，没有她的消息，怕她出事。

玉娟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关机了。在葛鹏飞的怀里，她感受到有男人牵挂的幸福，心里暖融融的，那时她就打定主意要嫁给他。

结婚这件事，虽然玉娟愿意，但她一直矜持着，等葛鹏飞向她求婚。

葛鹏飞家条件不算太好，婚房倒是早买好装修好的，所以手上没有多少现金。葛鹏飞告诉玉娟，他们家准备了10万，还剩几万块钱给玉娟买三金、买衣服、办酒席，估计就差不多了。

玉娟很满意，因为当地彩礼一般都是在8万左右，葛家给出10万，那是相当有诚意了。

没想到的是，玉娟母亲不同意，非要20万彩礼。她对葛鹏飞说：“你放心，这个钱是要还回去的。我们嘛，老年人，你要理解，不过就是想要个面子，让玉娟嫁得风风光光的。”

你想要个面子，也得葛鹏飞家有啊！这下葛鹏飞犯难了，要凑足这20万彩礼，全家就要举债了。他不希望自己一结婚，就背上债务，他对玉娟也明确了这一点，希望玉娟去跟母亲商量一下，毕竟没有哪个新娘子嫁过来就要跟着还债吧。

玉娟没能说服母亲，相反被母亲说服。母亲告诉她，彩礼问题不光是我要面子，还可以试探出他葛鹏飞对你的感情，如果他真爱你，砸锅卖铁他也会去想办法。再说，这笔钱是肯定会带回葛家的。

玉娟听母亲说得也有道理，对呀，不过是让钱转一圈而已，不会有太大损失，葛鹏飞一定会愿意的。

但葛鹏飞心里却很难受，他觉得，既然玉娟爱他，就应该为他分忧，面子不面子的真有那么重要吗？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呀，再说，人心隔肚皮，这个钱真能转回来吗？他相信玉娟，却不相信玉娟母亲。

玉娟态度很坚决，葛鹏飞真是没有一点办法，他只能到银行作了抵押贷款，凑足了给丈母娘要的彩礼钱。但心结却落下了，心里不高兴，脸上的笑容就很勉强了。

等婚礼一结束，清点完礼金，葛鹏飞问玉娟：“彩礼钱呢？”

喜滋滋的玉娟这才想起，母亲承诺要还回来的彩礼没有拿回来，马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却有些生气：“你看他们葛家小气巴拉的，再说这钱我也只是还给你呀，是你们小家的钱。过两天我送过去。”

一听亲家母这么一说，婆婆不高兴了，彩礼没回来，陪嫁也没有，婆婆脸上挂了霜。

葛鹏飞看到母亲这个样子，就催着玉娟盯紧点。

好几天过去了，也没见玉娟母亲拿回彩礼钱。玉娟只得再次回娘家去问个清楚，这一问，把玉娟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玉娟母亲把这笔钱放了出去。

玉娟一把抓住母亲的手，慌慌张张地说：“你赶紧把钱拿回来，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万一崩了，你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呀！”

母亲得意地说：“你放心，我已经在他们公司投了大半年了，每个月回款都是按时的。这次更高，但是门槛也高，要30万，所以我才把彩礼钱和给你的陪嫁钱一起放进去了。下个月就可以拿钱了。”

玉娟急了：“你糊涂呀，又不是没见过跑路的，你赶快把彩礼钱给我，他们家不高兴。”

因为钱刚放进去，拿不回来。玉娟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葛鹏飞。

葛鹏飞也慌了，一家人提心吊胆地拿了三个月利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司负责人卷款跑了，这下，玉娟在葛家的日子可想而知。

先不说玉娟妈妈昏过去好几次，葛鹏飞现在是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冲玉娟发火，婆婆更是破口大骂她是“丧门星”，公公从那以后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

玉娟自知理亏，只能极力地对他们家人好。本来没有想那么早要孩子的玉娟，也顺了婆婆的心，早早生了孩子。但是他们家人只对孩子有笑脸，对玉娟还是不咸不淡的态度。

玉娟后悔不已，她在留言中说，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做主，父母的意见要听，但不能全听，要有自己的判断。其实男人也不容易，葛鹏飞借的那笔彩礼钱，已经还了两年了，还有一年多才能还完。现在最大的那笔钱没了，换作谁都会不好受。他没有闹着要离婚就已经不错了。

彩礼本就是给小家庭添砖加瓦的启动资金，双方家庭一定要坦诚、没有私心地安置这笔钱。在这过程中，女孩子一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要动脑子想想清楚别人的提议；还要在内心衡量一下彩礼对男方家的压力程度。如果爱他，就不要计较太多，大不了两人婚后一起奋斗，不能因为彩礼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婚姻。

两个人因爱结缘并共同生活，物质虽然重要，但为对方着想、相互体谅的感情更为可贵。

刘备,仁厚在《三国演义》中被写成了仁的化身。

关羽：忠义，但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在《三国演义》中被写成了义的化身。

张飞，勇而莽，性格缺点是脾气暴躁，“不恤小人”“暴而无恩”。

玄学影响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影响中国文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文学。从魏晋士风可以看到，玄学思潮振荡之时，士人性格确实有很多新的特点，主要有任诞率真、以入俗为超俗、淡泊宦情、追求高雅超逸风度几种类型。在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中，竹林七贤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等传末史臣叙论说：“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这是说，任情任诞之风的兴起，嵇、阮领其先。

　　嵇康其实不同于后来的任诞之士。他的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愿入仕。当然生活上也有，如《与山巨源绝交书》讲的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一条。但总体来说，嵇康是任性率真，而不是任诞。另外，他性格比较清峻，这表现出当时文人性格的另一方面。

　　较为任诞者为阮籍。《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三则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在生活方面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

　　《世说新语·任诞》十一则：“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这是说他居丧“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入，但阮籍居丧不拘礼则是事实。

　　《世说新语·任诞》第七则：“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第八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注引王隐《晋书》又说：“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之不拘礼，带有浓厚的厌弃世俗的色彩。他的《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借写风土之污秽，写世俗之污秽。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毫不掩饰地发泄他对礼法之士的厌恶。他的任诞，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对世俗礼法的极端鄙夷，如他所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的任诞，也是个性受现实政治压抑，不得伸展，寻找另一途径来表现的结果。他一生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小心翼翼，靠无是非、入于无何有之乡而得以自全。他的任诞，其实带有某种强烈表现被压抑个性的色彩。

　　不过，阮籍有任诞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他居丧，虽不拘礼，却是真悲真哀，他为兵家女哭丧，卧于邻家妇之侧，却终无他意，所以《世说新语》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

　　阮籍之后走任诞一路的，有刘伶、阮咸、谢鲲、阮孚、阮裕、胡毋辅之、毕卓、王尼、光逸这些人。刘伶、阮咸就属于竹林七贤。这些文人的行为确实放诞不羁：阮咸、诸阮与群猪共大盆饮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说：“死便埋我。”

　　这些文人的任诞，其实与阮籍已有很多不同。阮籍的不拘礼法背后是厌弃世俗，任性率真。后来这些文人之所为，性情率真之意已很淡，一些行为看似与俗不同，实际原为低俗、污秽。任诞是从厌俗开始的。但在这些文人那里，已经从另一个极端把厌俗重又变为低俗。历代评家都把这些文人的任诞行为和阮籍联系在一起，而其实，联系是有的，但其价值评判已不能同日而语。

　　任诞的某些行为，如裸裎，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是当时又一风气。服寒食散之后，要喝热酒，然后裸体冷浴。饱酒兴奋时，也会脱掉衣服。但这更可能与文人性格有关。道教服药、饮酒，均非魏晋独有，而裸袒之风却以魏晋为盛。而且，当时还有当众露秽之风，文人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乐。文人性格当然也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如一些士人因服药性情变得暴躁。但文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更可能在于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玄学任情自然的影响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而这当中，竹林是士风变化的主体。

　　二

　　魏晋一些士人以入俗为超脱，这是玄风之下文人性格的又一特点。竹林七贤身上也体现了士风的这一重要变化。

　　这一特点仍要从阮籍讲起。

　　在处世态度上，阮籍和嵇康不一样。嵇康厌弃世俗又厌弃仕途，避物而处。阮籍虽厌弃世俗却未能弃绝仕途，他是入于仕途而又寻求超脱，在险恶政局的夹缝里寻找空间，因此在入仕为官的问题上，他极为谨慎。入仕为官，必然卷入政治纷争，特别在当时的险恶政局中，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完全不为官入仕，又会让人觉得你不与他们合作，也容易从另一方面引来杀身之祸。嵇康就因为过于清峻，导致被杀的悲剧结局。在这个问题上，阮籍简直是小心翼翼，一切顺着来，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先依顺，依顺之后再想办法躲。能不做的官尽量不做，躲不过非要做的官则尽量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总之，既要做官，又要避祸，他一生就是这样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寻找极小的生存夹缝。30岁以前他没有做过官。30岁以后，做太尉的蒋济要辟他为吏，他不是愤而拒绝，而是顺着来，写了一个奏记，虽然拒绝，但说得很委婉，对蒋济大加奉承，让蒋济觉得舒服甚至以为他答应了。当然蒋济最终知道他走了，还是大怒，这时，乡亲们劝他出仕，他仍然是顺着来，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姑且依顺着答应下来，然后托病辞退。38岁时，曹爽辅政，召他为参军，他已看出曹爽败亡的迹象，于是托病屏居田里，没有应召。不久，曹爽果然败亡，他得以免祸。司马氏当政，要他出仕，他不敢不做，做了从事中郎，又做了散骑常侍，一次也没有公开拒绝，但又在想办法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他自请去东平为官，说，我去过东平，觉得那里风土很好，能不能让我到那里去做官。其实，他对东平一点好感也没有，他写有《东平赋》，写东平的风土极为污秽，民情极为险诈。他的真实意图，是东平偏僻，远离京师政治纷争之地。后来他又自请为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厨营人很会酿酒，他去那里的目的是想喝美酒；而其实，他的目的也是避祸。司马昭为后来的晋武帝求婚于他的女儿，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集团，但他不敢拒绝，也不愿答应，于是便喝酒，一醉60日，让司马氏没有办法开口，这事不了了之。

　　与出仕为官相联系，是与名教礼法之士交往，也是处处小心。他从内心鄙视名教礼俗之人，这从他骂他们是藏在开裆裤里的虱子、从他的青白眼中就可以知道。他所鄙视的人中，包括司马氏。他对司马氏始终保持一种距离，这从他拒绝司马昭的求婚可以知道。但他不敢过分得罪名教礼法之士，特别是司马氏集团的权势人物。他给嵇喜以白眼，但钟会来了他还是要接待。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但他和司马氏交往很密切。应司马氏之召入仕，就是一种交往。即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辞去了官职，他还是“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他的苦心，是让人们看，他对司马氏没有丝毫对立不满的情绪。

　　政治上他非常谨慎。凡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时事人物，他决不发表任何议论，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也是他终生遵奉的准则。

　　阮籍为人谨慎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秉《家诫》，说到李秉和司马昭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李秉说到：“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司马昭非常赞同李秉的看法：“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又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他内心当然一切都清楚，他不愿做的事情很多，但他都做得很顺从。包括他54岁时，为郑冲写劝进表，劝司马昭接受曹魏的禅让，这实际是劝司马氏篡逆，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事情，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但这事是没法推辞的。他想喝醉酒赖掉，公卿们派人找他取时，他正伏案酣眠。使者告诉他，他推辞不了，于是，他还是写了，不但写了，而且当着使者的面，一挥而就，一字未改，辞清语壮，得到大家称赞。可以说，他是参与了司马氏的行篡逆。从写劝进表可看出，即使事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只要于自己生存有危害，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去做。

可以说，他心目中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是非观。是也好，非也好，作腾飞于九天的大鹏也好，作蓬蒿间飞来飞去的小鸟也好，在他看来，已没有任何区别。世间的一切是非，物累，他都可以不顾，可以超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处世态度，他才在险恶的政局中得以自全。

　　这样处世，并非阮籍的发明，《庄子》早就作过探讨。庄子说，要“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接近又不要太陷入，和顺又不要太显露。要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他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也跟着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他没有什么限制，你也跟着没有什么限制。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心神任随外物变化而遨游，而不强加任何主观作用。要齐同万物。既然万物齐一，何必计较什么是非得失？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得失是非，这就可以无待，可以游于无穷，可以游入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可以与天地为一，可以逍遥游，就成了至人。

　　庄子有傲世的一面，也有顺世游世的一面，阮籍主要走的是顺世游世的道路。或者说，他是内心傲世，而实际处世则顺世游世。他是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没有是非、外物无累乎己的无何有之乡。

　　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或者说“无何有之乡”，只是一个哲学的境界，阮籍把它变为实有的人生境界，从而找到了在险恶政局中自全的处世之道。后代很多士人如苏轼，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从庄子是非齐一、物我两忘的思想里得到解脱，都表现出这一品格，这实际已成为一种文人性格。阮籍是这类性格的典型代表。

　　三

　　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是玄学影响士人性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竹林七贤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性格。

　　嵇康是典型代表。嵇康是厌弃仕途的。曹氏当政的时候，他先为郎中，后拜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是一个仅备顾问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散职。后来，他再没有任过什么官职。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将去选官，举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愤然拒绝。

　　嵇康为什么厌恶仕途？有人从曹魏与司马氏的关系考察，说嵇康是曹魏集团人，只愿为曹魏效力，而不愿为司马氏所用。根据有二：一、嵇康为曹氏的姻亲，因此心存魏室；二、说嵇康曾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这两个根据都有很多疑点。《世说新语·德行》十六注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据此，嵇康为曹操之孙沛穆王曹林之女婿，但嵇康只不过是七品散官，并非曹氏集团重要成员，而且，没有根据说他对曹魏集团人有好感。当时士人对曹魏都没有什么好感。曹魏在曹操甚至曹丕时，士人对他们多有好感，政治上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后来，曹魏集团中人都腐败无能，如曹爽、何晏辈。当时士人包括嵇康对他们都已失望。

　　说他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是根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的一条材料。这条材料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但对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人们提出很多怀疑。嵇康没有任何实权，在军队中他没有任何力量，如何在洛阳起兵策应毋丘俭？还有一些怀疑。比如，前引《三国志·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大将军是指司马师。司马师欲辟嵇康，当在毋丘俭反前后不久。如在此前，则毋丘俭反时嵇康已“避之河东”，何由参与其事？若在此后，又若嵇康已参与谋反，则在司马氏眼中，显然是反臣，司马师何以还要征辟其入仕？

　　可能有避祸全生的考虑。嵇康《五言赠秀才诗》说：“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答二郭诗三首》其二说：“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其三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这当是从险恶的现实政局中得到的切身感受。在嵇康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都因为趋名趋利。

　　但是，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的情势是，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向司马氏，和他们合作。阮籍、王戎、山涛都走的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嵇康恰恰相反，不和当权者合作，结果自招祸害，最终被司马氏所害，这一点嵇康不会不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呢？

　　可信的解释是，嵇康从感情上厌弃世俗，他有他的生活追求，在他的生活追求里，没有名位利禄的内容。

　　他在思想上，人格上，与司马集团格格不入。司马集团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然而却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再者穷奢极欲，极端虚伪。

　　嵇康对这一切极为厌恶。他写《太师箴》名义上写的是历史，实际处处写现实，是大家看到的，“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哪一句不是对现实的抨击呢？

　　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是借以抨击现实中司马氏的篡逆行径。《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见这番话传到了司马氏耳中。这句话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说的，而且，他说的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可见他经常这样，也许，他本来就不想隐瞒，或者说，他是要公开宣告鄙夷司马氏的态度。

　　《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这一点嵇康应当很清楚，或者就因为他知道钟会是司马氏的得力人物，所以才有意冷落他。不但不为之礼，还问上两句，这无异于当众嘲弄他。嘲弄钟会，实无异于嘲弄司马氏。

　　这一切，都可看出嵇康极为厌恶司马氏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不可能出仕，不可能投向司马氏。

　　他有他的追求，有他所希望的生活。

　　《与山巨源绝交书》说的他有“七不堪”：“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简单地说，他厌弃俗务，喜欢自由自在，随性自然。

　　《与山巨源绝交书》又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恬淡而有生活亲情，清俭而精神闲适。他向往的是这种生活。

　　他在诗作里反复写到他这种追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二章：“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俯仰优游。”《四言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这可能是嵇康实际生活的写照，但更可能理想化了。他写的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从他动情的描写可以知道，他向往的，是冥于自然，宁静恬淡，是自由自在，优游自适。

嵇康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他的任自然，不是走向任诞，也不是走向纵情适性，以入俗为超俗。他的返归自然，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用《卜疑》里的话说，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但事实上，内不愧心他做到了，外不负俗他没有做到，也做不到。

　　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当然来自庄子。嵇康主要接受庄子傲世的一面。返归自然的人生，庄子早就提出过，但庄子主要是哲学的论证，嵇康把它变为现实的人生，并且有所选择。他想保持高洁的人格，也因此冥于自然，归于宁静，树立了一个高洁的玄学人格，成为这一类文人性格的典型。

　　四

　　玄风下文人性格又一重要之点，是追求高雅情趣和超逸的风度，其主要表现在崇尚风姿气度，爱好雅淡，怡情自然和艺术。这一性格的有些方面，在东晋文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竹林七贤也同样体现了这一性格特征。

　　崇尚风姿雅量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外在风姿气质之美，二是人物内在气度雅量之深。

　　就人物风姿的崇尚来说，东汉末年有对郭林宗等名士风流的崇拜。魏晋时期，对名士风姿的崇尚之风愈盛，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因风姿之美而受到士人推崇。《世说新语·容止》五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注引《康别传》则说：“康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还有王戎，《晋书》本传说他“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而为裴楷绝口赞叹。

　　雅量，是临危不惧，临事不乱，荣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就对雅量的崇尚来说，也始于东汉末年，而到魏晋时期尤为士人推崇，成为他们的一种追求。

　　《世说新语·雅量》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便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这实际被看作一种高雅气度的修养。这种修养，可能与庄子超然物外的思想有关。《庄子·逍遥游》说：“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石焦而不热。”《齐物论》又说：“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要“死生无变于己”。庄子是以之喻不以物累的人生，而魏晋士人既以其作为一般人生态度，又以之作为性度修养，因此高雅的气度，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性格。

　　怡情自然和艺术，是这时文人追求高雅情趣的一个突出表现，竹林七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怡情自然，主要是怡情山水。早在东汉末年，山林生活就为士人所向往，与士人生活发生联系。魏晋以来，山水进一步进入士人生活。竹林七贤更是向往自然，阮籍嵇康都曾游赏于山水，他们或旨在隐遁避世，或旨在求仙学道。《晋书·阮籍传》说籍“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阮籍不是隐居，但他在山林中向隐者学过道术；嵇康则有过隐居的经历。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阮籍、嵇康均善弹琴，嵇康临终前一曲《广陵散》，令千古士人赞叹。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音乐、书法、绘画，给人的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上的满足。士人们似乎意识到，显示自己身份，仅仅有世俗的物质享受不行，仅仅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也不行，还要在文化修养上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怡情艺术和游赏自然山水成为此时士人的一种生活追求，竹林七贤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