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婚礼礼服的变迁，是新与旧的碰撞，是时尚与传统的对话

民国是一个璀璨的时代，新旧思想的碰撞， 时尚 与传统在这里交织，“西风东渐”改变了固有的东西，在破与立之中，生活习惯与方式也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社会 的变革就像微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在人们的生活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文化、思想、服饰、妆容，甚至是传统的婚礼，都接受着一场文明的洗礼。

民国的婚礼也正在中西合璧的趋势下，变得更加开明，婚礼的服装也从传统的凤冠霞帔，演变成旗袍、婚纱等融合了近代 时尚 元素的服装。

清代的婚礼服装大体还是延续了明朝的旧制，基本还是凤冠霞帔的模式，但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融合了满族的一些习俗。

在清末民初之时，女子出嫁的重要头饰，还是凤冠，当然这个凤冠不是指的皇后专有标志，这个是新娘所佩戴的，彰显身份的婚礼必备品。凤冠通体都是耀眼的红色，这也象征了婚礼的吉祥。

凤冠的上半部分缀以红花、流苏、珠串等，显得富丽堂皇，人生的大事，一般的家庭都不会忽略这个大问题，在凤冠的打造上，也会花很多心思，他们会请专门的匠人去制作打理。

凤冠之上会团簇很多红色绒花，周围点饰小珍珠，只有绒花中间会出现大颗粒的珍珠，这也是凤冠的点睛之笔，珍珠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凤冠除了凤凰为主要装饰外，还有蝴蝶、花朵等等细小的装饰。

有了凤冠，云肩也是不能少的，云肩这种饰品出现得比较早，在隋朝就开始有了它的踪迹，汉代时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到宋朝时，云肩已经被普罗大众所接纳，“ 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时，云肩已经成为了一种 时尚 ，上至宫廷贵妇，下至平民女子，都把云肩当做一件常用装饰品。

十字交叉形状是云肩的基础款式，普遍流行，四合四如意云头的形制是云肩的标配，喻义为四平安稳，祥和如意，这是一种美好愿望与服饰的契合。当然服饰也不会全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在十字交叉为主流款式下，形制也有所变化，审美的不同与发展，使云肩又有了 一字形、放射形 两类，这是根据人的审美喜好来定制的。

在婚礼这种人生大事上，云肩的款式更加雍容，采用了大云肩担当婚礼大事，大云肩的对角线长度达到了25米，工艺精湛，有着古典文化的独特优雅，云肩的款式，正好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相契合，“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喻义，使得云肩的款式更加符合传统意义的审美。

清末的传统婚礼服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服饰审美，女性多以宽袍大袖，下着马面裙为主，而男性的婚服还是以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为主。

到了清朝后期，接近末世之时，婚礼服装就开始从繁复的工艺里解脱出来，由于人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婚礼的服饰也开始有了很多的变化，女性的婚服从宽袍大袖逐渐发展成为窄袖，当然也有少数富贵人家，还是保留着宽袍大袖的传统礼制。

当清代开始慢慢走向衰亡之时，“西风东渐”的思潮开始渐渐的产生，留洋派也从西方国家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在他们决定变革之时，开始从行为、服饰、思想等等做为切口，与传统的文化，产生了碰撞的火花。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下，女性的服装往往并不能展示她的曲线以及柔美。

直到1926年，第一批改良旗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人们惊奇的发现，女性穿上这样的服装，其柔美的特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女性，纷纷穿上经过改良的旗袍走上街头，成为一道时代的亮丽风景。

随后改良旗袍也成为了婚礼的一个“常客”，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 时尚 之都，女性对于摩登装扮的敏感嗅觉，使得旗袍成为了一种惯常的装束，民间的婚礼也渐渐的接受以旗袍为礼服。但是这仅仅是局限于城市的接受，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改良旗袍并没有普及下去，一是因为确实不适合劳动生产，二是接受度也远远没有达到全方面覆盖。

直到1927年，一场“ 文明婚礼” 炸开了传统的坚冰，宋美龄将新式文明婚礼作为范例召告天下，婚纱与新式礼服开始有了雏形。

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此时，旗袍登上了 历史 舞台，此条制让女性礼服的清单里多了旗袍这种款式，打破了清代以来，女性礼服上衣下裙的单一模式，让旗袍在礼服中大放异彩，旗袍也正式成为女性的“国服”。

民国“ 文明婚礼 ”的倡议，使旗袍走进了礼服的殿堂，作为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物，它承担着更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女性的自我觉醒，更是新思想的深远影响。而男性在“ 文明婚礼 ”的影响下，礼服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他们可以穿上长袍，也可以穿上西装。

当然这是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互相的碰撞中，总会产生一些错乱，比如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就足见当时婚礼在新旧之间的摇摆，新郎胡适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江冬秀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词，屋里悬挂着贺联，萦绕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

这一场新旧婚礼的上演，也让大家管中窥豹，虽然旗袍已经做为了“国服”，但是在城乡差异性与接受性来说，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

不论是新式婚礼制度，还是礼服的改变，上海、广州、武汉等等通商城市，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改革的先驱者，而边远山区或者农村还是坚守着传统的婚姻礼制，宽袍大袖的婚礼服装依然存在。旗袍这种新兴产物不可能被接受，一是不利于生产生活，二是旗袍的高开叉，是不会被传统思想所接纳的。

当然，时代在不断进步，旗袍终究还是在婚礼中大放异彩，在时代的影像里留下它的灼灼其华。

1927年的12月1日，宋美龄女士的大婚现场，就是民国婚纱的开端。

宋美龄女士穿着圣洁的婚纱，手捧康乃馨，笑靥如花，蒋先生穿黑色燕尾服，内着白色衬衫，条纹西裤，银色领带。这场豪华的婚礼，把人们从摇曳不定的新旧碰撞里解脱出来，完美的诠释了新式婚礼的礼服版本。

从服饰、款式、颜色上都打破了原有的红色为天下的局面，圣洁的白色从此登上了婚礼的大雅之堂，从排斥到融合，婚纱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

1935年的2月7日，一场空前绝后的集体婚礼，在上海紧锣密鼓的筹划着，上海市 社会 局在各大公报发表了倡议书，“ 简单、经济、庄严 ”的文明婚礼被提上日程。

同年的4月3日，上海 社会 局出面举办了集体婚礼，当时有60对新人报名参加，最后确定下来57对参加这次集体婚礼。下午第一届新生活集体婚礼隆重开幕，这次婚礼可以说是异常热闹，为了维持现场，出动了大批警察维护秩序。

这次集体婚礼的服装是统一配置，全都是亚美织绸厂为这次婚礼特别制作的，新娘统一的长裙曳地，头戴圣洁的婚纱，胸前是参加活动的章证以及扎花，她们手捧鲜花，个个笑容灿烂，而新郎则是统一的蓝袍黑马褂。

整个婚礼庄严、简单，自上海开启了集体婚礼的先河后，各地也开始纷纷效仿，婚纱也成为新式婚礼的首选礼服。

《申报》也曾登载过新人穿着白色婚纱举行婚礼的新闻，新娘依然是一袭白色婚纱，而新郎还是长袍马褂，这种新旧交替的碰撞，是时代的过渡，是文明的变迁，也是传统与 时尚 的兼容并包，在长袍马褂与白色婚纱的奇妙组合中，一场文明的对话，开启了传递与接受的新局面。

文明婚礼，不但使得婚礼形式更加浪漫，也更加西式化，婚纱的款式也多种多样，有长袖、短袖、无袖等款式，婚纱可以长至脚踝，也可以结合旗袍与婚纱的款式，形成一种新的样式，新娘的白手套也可以量身定做，根据衣袖长度搭配出不同的长短。而男士的礼服多半是黑色燕尾服，一股浓浓的绅士风度，穿越空间，扑面而来。

但是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婚纱的白色是登不得婚礼的大堂的，白色只在丧事中出现，如果出现在婚礼现场，就是一种对婚礼的蔑视，或者是挑战了传统思维。

虽然接受了婚纱的样式，但是颜色上，又让人难以完全融合，《礼记》记载:“ 素服以送终也 ”。就是说，白色是出现在丧事里的，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强大的，如果身穿白衣举行婚礼，会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这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想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人们还是不会接受以纯白的婚纱作为礼服，只有特别新潮的人士，才会穿上婚纱完成人生大事。

在民国时，上海、广东、武汉等等地方由于通商口岸的方便，也更加容易吸收到西方的先进思潮，男人或者女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很多“留洋”人士，他们都是接受新思想的革新派，所以婚纱，西装在他们眼里就是婚礼的标配，这些人接受起来更加的容易。

而内陆以及乡镇地区婚礼的服装变化并不太大，甚至很多地方还是清代的传统，不容易接受白色的婚纱作为婚礼的吉服，在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大红色是为吉祥，也不能接受婚纱的款式，旗袍的高开叉，这与教育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东西方在婚礼颜色的冲突上，有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杨绛先生在《将饮茶》中就提到过这样矛盾，“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

杨绛先生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女士，她受过西方的教育，在当时应该是有着新兴思想的新女性，所以她穿着白色衣服，白色皮鞋来参加婚礼，对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在场的贺客却认为她这样不合乎规矩。

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是新旧思想交替，传统与 时尚 相互碰撞的时代，婚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通商繁荣之地，作为了当时开明人士的首选礼服，也为后来的婚礼服装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现代 社会 ，全球 科技 共享，思想共存的时代，婚纱更是在现代舞台上大放异彩。

20世纪的30年代，是各种思想大混合的时代，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的开放，形成对峙的阵营，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也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色做为婚礼的主角，但是如果又不喜欢艳丽的大红色，怎么办？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粉色旗袍应运而生，在30年代的礼服舞台上它绽放着另类的光彩，传统的大红色已经被认为是守旧的思想，粉色开始坐上了 历史 的马车。

传统的婚礼中大红的颜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新人的祝福之色，鲜少有淡雅的颜色出现在婚礼之中，而淡粉色的出现，打破了红色的艳俗，白色的寡淡，使得新思想与传统的对话，更加和谐委婉了一些。

30年代的很多上色照片，以及月份牌女郎，都分别出现了以粉色为主的颜色，粉色的旗袍也好，婚纱也罢，都把民国的风情传递给了 历史 ，使得如今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一丝浪漫，在岁月里沉淀。

西式婚礼崇尚白色的圣洁，认为只有白色才能表达爱情的唯一，主张穿着白色的衣裙礼服，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白色是不能登上婚姻的殿堂的，因为白色代表了悲伤与丧葬，认为这是不祥的颜色，甚至在平常的服装当中，都很少见白色的身影，除非有重孝在身。

中国传统的婚礼是重视红色的，红色的礼服，红色的盖头，红色的鞋子，婚礼的主要色调都是以红色为主。

粉色旗袍的出现，把这两种颜色都进行了一次整合，粉色的礼服淡雅清爽，绣花也格外精美，摒弃了大红的耀眼，也没有大红色绣花的张扬，粉色旗袍多以小花为点缀，使得新娘更加清丽可人。

30年代的旧上海，是 时尚 的发源地，那十里洋场的繁华自是不必赘述，像这种代表了时髦与摩登的服装，必然会在这里生根发芽，直到璀璨夺目，零星小花与淡粉色旗袍相得益彰，配上一冠一纱，新人再手捧鲜花，璧人并立，便是当时的时髦标准了。

粉色旗袍上的小花与底色对比强烈，凹显出旗袍的亮丽，同时又不抢掉小花的风采，这种粉色旗袍的好处是清新淡雅，和谐平衡。

当然粉色旗袍也不能一统民国婚礼的江山，**旗袍也在 历史 舞台上绽放了光彩，**在封建王朝存在之时，是老百姓的禁用之色，可是当时光流淌到了民国时，**的禁忌被打开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明快的颜色，很快受到了时髦女性的热爱，但是**依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颜色，就像白色一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婚礼中，头饰是一个重头戏，在古代的意识里，头饰是一种身份、礼仪的象征。

同现代的头饰不同，民国的婚礼头饰，伴随着女性的服装变化而变化，经历着旗袍、婚纱的进步与衰退。民国的婚礼头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花冠披巾

这种花冠与披巾相结合的头饰，出现在20世纪的中后期，直到30年代的初期。

一冠一巾是这种头饰的标准形制，早期的花冠色彩淡雅，下垂白色纱巾，像下凡的神女，传统的味道依然很浓，与新郎的西装革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后期，时髦人士的头巾就进步了很多，少了繁复的花冠，也没有长及地面的白色纱巾，婚礼旗袍在白色头饰的映衬下若隐若现，显得相得益彰，虽然还是和新郎的西装革履有所差距，可是整个造型已经清爽淡雅了许多。

2、戏装头饰

戏装头饰，顾名思义，是从传统的戏剧中过渡而来的，当然不能全盘模仿。

戏装头饰被运用到婚礼当中，已经减少了很多繁杂的装饰，有的结合到花冠上，有的结合到罩纱上，这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看主人的喜好。

3、西式头纱

做为西式代表的头纱，多以白色为主，而与西式头纱最相得益彰的还是婚纱，和旗袍搭配终究还是有些不伦不类。

多年后，民国的烟尘已经消失在 历史 长河之中，新娘的华服已经褪去颜色，头上的花冠已经沾染尘埃，但是那一抹民国的风情还在风中摇曳，那些照片上身穿婚礼盛装的新人已经不在，可是从他们留下的岁月痕迹中，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传统与 时尚 的对话，民国的礼服，就是一场穿越 历史 的华服盛宴，人们在 历史 的胶片中，寻求蛛丝马迹，窥探那些远去的秘密。

前有山东伴娘被摸事件，后有柳岩在包贝尔婚礼当伴娘被闹，竟然引起一阵伴娘恐慌。

但是，在上海，你完全不用担心。在上海只是在敬酒的时候会让伴娘喝酒，但绝不会人身攻击。上海人民结婚很文明！

一般伴娘还会有3-800元红包拿呢。

虽说在上海，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遇到闹伴娘的事情，但是做伴娘的小伙伴还是需要知道以下这些保护事项：

1、各地闹洞房的习俗不一样。在你答应当伴娘之前，最好了解一下你即将面对怎样的情况。度娘很重要。提前与新人和亲友打好招呼，如果自己没有能力hold住局面，委婉拒绝。

2、婚宴过程中如果碰到了过分的要求，胆量要足，要勇敢的保护自己

3、婚宴结束后要慎独，新人和亲友随时保持联系。

最后的最后，带上男朋友是个不错的选择~

笔 名： 西谛、郑源新、落雪

性 别：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编辑本段简介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编辑本段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编辑本段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编辑本段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编辑本段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编辑本段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听众》选入六年级课本

编辑本段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编辑本段郑振铎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编辑本段梁羽生谈郑振铎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说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一九二一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要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

1953年全力筹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郑振铎任主任，庞薰琹任展览筹备会副主任。展览会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与肯定。

上海结婚习俗一、 旧式婚姻

上海还一直保留着古时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虽然现在上海已对这项俗加以摒弃和改良，大多是由男女双方经人介绍，然后两人在约定的地点互看人选。 此谓之“相亲”。

上海结婚习俗二、“通脚”

男女在经媒人的介绍定完亲以后，为了了解对方的人品和家境，在正式结婚之前，姑娘会在在媒人的陪同下，带着礼物，第一次去拜见未来的公婆、长辈和丈夫。从此以后，姑娘便可以随时去婆家(但不能过夜)。 而且只有女方才拥有这权力，称为"女通脚"，又称"过门妇女"。

看完结婚习俗，我们再看看上海结婚有哪些流程：

1、祭祖—— 男方在准备出门迎娶新娘之前，要先祭拜祖先。

2、出发 ——迎亲的车队最好以双数为佳。

3、燃炮 ——在迎亲的途中，应该一路燃放鞭炮表示庆贺。

4、在等待新郎 和礼车到女方家时，会有一个男童持茶盘等候新郎，等新郎下车后， 应该赏童红包作为答礼，再进入女方家。

5、讨喜 ——新郎应持捧花给房中的待嫁之新娘，此时，新娘的闺中密友们要拦住新郎，不让他看到新娘，女方可提出条件要新郎答应，通过后方可进入。

6、拜别 ——新人上完香祭祖后，新娘应该叩拜父母道别，并由新娘父亲盖上头纱。

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

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

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