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司的力量》全部的解说词

为了远行的回望

公司，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在各种公司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创新。它集合资源、分散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凝结起个体生命的能量，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今天，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就在公司扮演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者、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的助推者的时候，它也将一切明码标价，在强大利润的蛊惑下，成为千夫所指的商业化的祸首。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持续至今，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却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几百年来，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在全球化时代，对贪婪的、对市场的质疑，再次让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之中。

但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担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都已身处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二十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世界走过的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现实都在提示我们：公司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

怎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公司、理解公司？公司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演进的？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

带着这些问题，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公司的力量》一片从筹备到创作完成，历时两年。六大摄制组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分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八个国家，详细挖掘了公司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遗址。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命运和前途的一次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度剖析。摄制组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逾百位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接受节目采访，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电视人透过“公司”这一主题来反观世界的敏锐视角。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的一次大跨度巡礼。摄制组在各国拍摄、记录了几百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50多家公司，十数位在全球企业界颇具影响力的公司领袖也在片中畅谈了自己对公司的理解，这些都将首次通过央视的屏幕呈现给观众。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电视人对时代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一次思想远行。在创作理念上，它注重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出发，让历史贴近现实、让世界贴近中国；在表达方式上，它注重以小见大，从细节和故事中提出问题，而非直给答案；在电视表现上，它采用更富现代感的影视语言，打破了纪录片通常的缓慢节奏，剪辑手法明快跳跃，信息量极为丰富。

本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原班人马摄制，秉承了一贯的理性精神，追求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试图以开放的心态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人打开视野，也期许能为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相信，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无处不在的神奇组织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5:03 新浪读书

1859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重达15吨、分针长度超过4米的“大笨钟”。“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而最初它的出现则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标准时。

在此之前，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的时间各自调整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

因为，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到各自教堂塔尖位置的时刻来校准时间，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所以，随着铁路线的蔓延，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了。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份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

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

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身边的公司浑然不觉。因为一切都已经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一旦没有了空气，我们就会知道，在真空中是无法生存的。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创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的收入。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片大陆、对于整个世界，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伯纳德•拉马南楚阿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

公司不仅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促进者。

（约翰•奎奇 美国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通过被雇用，我们获得生活所需的费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些钱是从公司那里获得的。

（大前研一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

（赫尔曼•西蒙 德国管理学家）

公司是一个过程，所有的国家都要用到它。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世界上每天都有公司开张，每天都有公司倒闭，每天都有不同的公司上演着生死沉浮的故事。时至今日，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办公司早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英国公司注册处的企业策略指导蒂姆•莫斯介绍说：“大约有260万家公司在英国登记注册。我们每年受理成立的新公司超过35万个。英国对注册公司的限制条件很少，股本金额甚至可以低至1英镑。所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说：“注册公司在美国是最简单的，一天之内，不需要任何钱，就可以创立一家公司。你只要说，我要开一家公司，这是公司的名字。”

当我们在享受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找工作或是想创业的时候、抱怨老板或是与同事竞争的时候，公司就在我们身边。

当然，它也在那些我们可能不曾留意的地方，在那些熟悉的场景背后。

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不仅是一种篮球比赛，也是一个公司。每一次完美的对决，都会转化成合约和金钱。公司能将一个“人”甚至一双拳头、一只脚包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华美的声音，也可以经营成一门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公司能让形而上的艺术待价而沽，把最高贵的精神享受变为最昂贵的消费品。

各国首脑出访不仅是一次国事访问，也是一次商务谈判。他们身后的显赫人物，不是大将军而是大老板。影响现代世界格局的，不再单单是政治，还加上了公司的订单。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现代战争，看得见的是硝烟、战火，看不见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军队的效率是外来的、强制性的，公司的效率却是内生的、主动的。终于，军队——这个最有效率的组织，也不得不开始向公司学习管理，西点军校甚至被评为最好的商学院。

没有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公共事业、电力供应、信息通讯、银行体系，还是产品。

（默里•韦登鲍姆 美国华盛顿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应该说公司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利益，影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影响到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问题。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数百年中，公司热闹过，也沉寂过。它生存下来，强壮起来，并且一点点地渗入社会的血脉中，终于把自己变成无处不有的存在。

那么，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崭新生活的巨大推手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5:03 新浪读书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公司发明并传播了体味和口臭的概念。

有人说：需求决定供给。但公司决不墨守这个成规。

公司制造了需求。公众不仅改变了卫生习惯，还改变了思维习惯。比如，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广告了解自己。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本质在于，它给了人开拓市场的机会。

（维尔纳•普路姆珀 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

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

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直截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气候的变化、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信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是由公司最后攻克解决的。

今天，财务报表已成为真正通行的世界语，只需三张表，人们就能读懂公司的秘密。为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人类曾经费尽心机，但公司却已经先做到了，它改变了人类对话的方式。

在规则的制定和观念的传播上，公司往往走在前面。最重要的是，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

公司带来的一项影响是，它打破了那种认为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受某种生活方式、那种认为有人生来就高人一等的观念，从而带来了一种社会平等。公司帮助人们树立起对某种生活方式、与人交往方式的憧憬和渴望，让人感觉有机会变得更加平等。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讲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化，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背后都有一种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现代公司。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说是公司缔造了美国，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是以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作为基石的。

两百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欧洲移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新大陆自身的命运。而在每一片释放了普通人能量的土地上，公司的传奇还在不断上演。

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其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否拥有大量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

（伊藤元重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或社会都逐渐衰落。只有借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解放个人的创造力，国家才能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历史总在反复地验证，但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

最新的故事是由新兴力量书写的。

在今天的财富500强名单中,有75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2000年时，大概只有19家，而1988年时连一家都没有。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新兴市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

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同时打开了市场之门。

1991年后，印度逐渐取消了公司建立和运营的许可制度。十余年后，印度的700多家软件公司，使它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并以大象般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市场。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2010年5月，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的43个席位外，中国还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在为这片土地提供发展的动力。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的例子。所以，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最终，只有同竞争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才能吸引更多的知识、才能、资本、企业，并动员公共资源，从而在世界上发展得最好。

（尼古拉•巴维莱兹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然而，越强大的力量越需要约束。公司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

即便在公司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始终挥之不去。人们常常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公司是个危险的家伙。

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5:03 新浪读书

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

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延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元。

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描述说：“当我问到那些没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问他们会怎么做时，97%的人说，他们会将药品撤出市场。”

但是，当实验者转而扮演起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召开董事会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想辞职，有人很沮丧，还有人大声争吵，但是最终没有一个小组决定将药品撤出市场。

普强实验在十多个国家重复了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每一组扮演董事会成员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公司的本分，即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绕不开的一个词，是造成许许多多悲喜剧的根源。

当然，公司会具有破坏性，公司有时会与我们所追求的某些社会目标背道而驰。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公司需要回报那些投资者。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被它强迫迁移的还有难以计数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包括细菌和病毒。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

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

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

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对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但其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养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公司的功与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

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稻盛和夫 日本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的时间，也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然后花了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达到180国际元；从1751年到2000年，即在的时间里，达到6600国际元，增加了37倍。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细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时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选择投资和参与经济活动，也可以和别人联合组建公司。

（皮埃尔•西里尔•赫特科尔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公司，在市场导向型经济中进行商业活动的替代品，同时，我们也没有找到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替代品。

（迈克尔•斯宾塞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的权力结构，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担心，最终有一天，公司会收购国家。而不论我们是欣喜还是担忧，公司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过往岁月抑或未来生活？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5:03 新浪读书

伦敦萨维尔街有一家制衣公司。

查尔斯•狄更斯曾是这里的顾客，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乐将军也亲往定做西服。公司曾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礼服，至今仍在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量体裁衣。

两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条街道上，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保持着精良的工艺，也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亨利•普尔制衣公司主席安格斯•康迪说：“我们始终是一家小型的私人企业，希望能够以此提供一种特殊服务。我还要充满希望地表示，一百年以后亨利•普尔公司仍然会屹立在这里。”

如今，各种各样的公司并存于世，它们的产品不同、规模不同、目标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承载着人们各自的梦想和创造。

公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它告诉我们如何挣钱，并教给我们怎么将钱花出去；它引导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

当我们谈论公司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家理想的公司是一个每位员工都感觉能够充分参与，并且全力为公司的成功贡献自己力量的地方。

（柯爱伦 杜邦公司董事长）

一个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当家人的志向，是让他的公司可以有可持续的收益。

（让•保罗•安巩 欧莱雅公司首席执行官）

公司首先必须有很强的价值观，并且这些价值观不应变更，应是永久性的。

（加文•尼斯 联合利华公司高级副总裁）

公司（表面上）是个人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公共的东西。

（稻盛和夫 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值得尊重的。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公司，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机会和考验。

伴随着全球化的足迹，公司已不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市场的引领者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规则，公司梦寐以求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

但是，全球体系却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威力。

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公司——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应声下跌。10月，金融海啸开始蔓延，整个世界陷入了麻烦中。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无所不在的公司。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这些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被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因为要倒掉盆里的脏水，而把婴儿一并扔掉。

（罗伯特•福格尔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未来的世界是这样的，你获得了利润，但社会会问你是如何获得利润的。

（本•伟恩华 阿尔卡特_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资本、技术等比喻成河流的话，公司的责任就是将这些河流汇集到一起。

（涩泽雅英 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

任何公司的目标都是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该公司可能并不需要存在。

（比尔•福特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

一个没有公司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由人类亲手培育的庞然大物呢？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的路。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温斯顿•丘吉尔

独家访谈：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15:03 新浪读书

嘉宾：约翰•奎奇 （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奖得主）

大前研一（日本创业者商学院院长）

罗伯特•蒙代尔（美国哥伦大学教授，199年诺将得主）

记者：怎样评价公司这种社会组织？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约翰•奎奇：公司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讲，公司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将时间或资金投入到某种特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从而满足其所运营的市场中所有的或一部分的公民、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公司本身是由其所在环境中的某种需求驱动的，这种需求由那些建立并投资企业的人来解决。

由此看来，不仅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而且在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公司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变革促进者的角色。当然现在有一些公司执著于股东、价值等概念，从而在短期内不能看到其工作和活动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总体上讲，公司在过去150年间的发展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公司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工具。公司的出现有助于带动投资，而投资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这是从投资一词的广义来说的。从另一层意义来说，我们在市场或经济体中进行商务活动时还找不到公司的替代品。我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找不到任何它的替代品。事实上，公司也在不断进化。

记者：现代公司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大前研一：在任何国家，公司都是创造财富的组织，而国家是对财富再分配的组织。所以说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创造财富的公司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衰弱。国家的作用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应帮助公司强大，促使其成为国际化企业是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然后，将公司所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收取，进行再分配，分给不发达的地区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创造财富。如果国家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记者：您觉得公司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是什么，它的力量有多大呢？

大前研一：人们在学校里学习，毕业后选择职业就业。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公司雇佣员工，提供他们生活的来源——工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公司的作用就是创造工作岗位，尽可能多地创造附加价值，从而给员工发更多的工资。这就是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罗伯特•蒙代尔：很难用一个方法去衡量公司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那些有钱的人拥有力量，因为金钱创造了力量。而那些拥有公司资产的人将会变得强大。所以说，有权力的不是公司，而是人，是公司里的人拥有权力。美国以及世界所有的大公司里的人，通过他们所处的职位、他们的知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自动地获得权力。这就像一种贵族。只要人们是按这种方式被选拔的，我们就不断地会有这样的人，让他们具有影响力。领导力，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如果你想评估中国的经济政策，那你就要收集30位到40位榜首企业***的名单，他们会给国家最好的建议。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亦是如此。

启示录

新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诞生——西湖大学10月20日在杭州成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湖大学的相关内容，一起来看下。

　办学前六年只招博士生

校方称，预计经过10~15年发展，部分学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基础科研、技术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作出有重大影响力的贡献。

2015年，施一公等七位学者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后成立办校主体“杭州市西湖 教育 基金会”。2018年2月，教育部批准设立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国际化高等学府。校长施一公在成立大会上表示，西湖大学遵循“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定位，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新篇章;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创造中国高校从博士生再到本科生培养的先例;聘任世界一流科学家，用一流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坚持发展有限学科，特别注重学科交叉，强化基础研究，努力实现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突破。

目前，西湖大学在杭州云栖小镇已拥有66亩的创建阶段校区，即“云栖校园”，可以容纳120个独立实验室和2000位科研及辅助人员，基本满足前三年发展的空间需求。位于紫金港科技城的云谷校园4月已经开工，首期建筑面积45万平米，预计2021年底交付使用，可容纳300个独立实验室和3000名博士生。首批19位博士研究生、二期120位博士生已分别于2017年9月、今年8月注册入学。

2016年7月开始，西湖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学术人才，至今年9月收到海内外五千多份申请，已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68位科学家签约加盟，主要分布在物理、化学、工程、信息、生物、基础医学等学科，在各自研究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水平。

施一公表示，西湖大学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科技评价标准和现代大学管理机制的探索。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是最根本的任务，创建前六年(2016~2022年)只致力于培养博士研究生，依托优秀师资培养一批敢为天下先的青年科学家，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难题，推进人类知识前沿;2022年开始小规模本科生培养。学生不仅要具备中国历史、 文化 的通识，也要了解世界的发展与积累。

前沿科学探索在西湖大学举足轻重。今后十年，学校将聚焦理学、医学、工学三个门类，推动学科交叉，深度创新，为世界和人类探索未知、开创未来。

建设鼓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论文数量和引用率，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不会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指标，对科学家的学术评价主要看其研究是否指向相关领域最前沿及其实质性进展。

　西湖大学是新时代的产物

“‘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我这辈子的大事，就是创办一所大学。”施一公坦言，“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使得西湖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

一边是以科学为梦想的顶尖人才团队，一边是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美丽城市，英才与名城携手逐梦。

“西湖大学的创办应该说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施一公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中国都已经是高等教育大国，目前正在稳步迈向教育强国。

在施一公看来，西湖大学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教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和百姓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渴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这些都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前提条件;地利，就是浙江杭州，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适合新型大学的诞生和健康发展;人和，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和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为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储备，同时海外的高端人才也具有强烈的回国报效祖国的愿望。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湖大学应运而生。

2015年3月，施一公和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与国家__数千名专家和众多科教工作者一起，集思广益，希望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建一所民办的、研究型的、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型综合大学。

他们憧憬：“这里，将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培养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最尖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教育体制机制，为中国的高科技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和支撑。”

从那时起，西湖大学就明确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作为办学定位，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聚焦理学、生命与健康、前沿技术等方向设立一级学科;由国家“__”专家或其他顶尖人才领衔组建相关院系，进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而后面向本科生。

如今，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已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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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ID的结合使用，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难点：1 数据源的选择和集成：在和ID的结合中，需要选择和集成相应的数据源，这需要从不同的来源获取、清洗和整合数据。这主要涉及到数据处理和分析技能。2 技术结构的复杂性：和ID的结合需要使用多种不同的技术，包括机器学习、自然处理、数据挖掘、统计分析等技术。这种技术结构的复杂性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3 经验的积累和累积：在实际操作中，和ID的结合需要经验积累和累积，以始终保持有效性和准确性，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总之，和ID的结合使用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和操作经验，这对于初学者可能比较困难，但随着实践的不断积累和经验的累积，难度会逐渐降低。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有关生育、人口、就业等问题广受瞩目，特别是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偏低，社会各界多有担忧。去年9月，湖北宜昌还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呼吁和鼓励生育二孩。王培安此番表态，既回应了外界对中国人口数量的忧虑，也提出了中国将面临人口质量与结构双重压力这一严峻问题。

按卫计委说法，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从现在及长远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高位，并不缺人。而全面二孩政策释放出来的生育势能，也会在未来十多年持续呈现。

尽管此前东南沿海一带的劳动力供应一度出现短缺，但造成短缺的原因很复杂，并不仅仅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还有中西部城镇化迅速发展产生的“截留”，及产业转型升级导致的人才更替。

在现有的人口增量面前，比起劳动力数量增减更值得警醒的，还在于人口的质量与结构。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的，我国在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才红利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了，以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激活为支点的“新人口红利”，或者说人才红利，则具有深挖空间。

尽管人数很多，目前也有不低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据披露，目前高学历年轻人口（25岁至34岁）的比例达到8%，预计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将达到22亿人，但总体而言，我国人力资源仍处于待垦荒的境地。实现大面上的“向人才要红利”，仍任重道远。

这还得从两方面着手：首先，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在人群受教育、技能培养等方面仍处洼地，也大有挖潜空间。将来显然有必要通过教育与技能培养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把人口素质提升跟人的均衡发展结合起来，别让那些贫困地区失去人才输出能力，跟“人才红利”的风口擦肩而过。

当然，教育作为实现人才红利的主要渠道，仍得跟经济社会顺畅衔接。解决“毕业即失业”跟企业招不到合意人才的矛盾，还得提升教育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

其次，就是外部制度机制的改变，以往有些官本位的科研、教育和技术开发体制，制约了创新人才的产生。在人口形势已发生变化的当下，既要让均衡化的公共服务等成为撬动人才红利的翘板，也要打破堰塞人才创造力的机制体制。

人口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人口学层面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经济活力、要素资源整合。因此，在直面“生育率变势”跟传统人口红利趋薄的问题时，也该针对现有的人口基数和“人才红利”的发掘空间，为个体福祉、经济增长找准“人口优势”新坐标。

“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是‘人’，最大的动能同样也是‘人’。”惟有发现并激活了“人”，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才能更可期。

钱学森当时提出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他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原因之一。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很遗憾，“钱学森之问”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们还未能给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很多大学、教育家等都在努力培养优秀的人才，可究竟如何解答钱学森的提问，大家众说纷纭。这几年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说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钱颖一说：“我们的教育方法中，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

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成因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理论，钱颖一教授为代表的财政分权理论，以及开放理论。

⑴ 重工业发展战略理论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反了比较优势，当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短缺的困难，用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的方式解决。

⑵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中央计划时期，中央把全国财政在各地间调配，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发展地方经济；财政分权时，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当地经济，但贫穷落后的地区获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减少，常常出现向企业苛重税之类的“杀鸡取卵”的短视的政府行为，反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⑶ 开放理论认为，在人口流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开放经济中各区域有地域上的比较优势或劣势，并且国家在投资方面有许多优惠沿海地区的政策，沿海必然发展的比内地快。建国五十年来，沿海内地经济的不平衡指数和贸易量走势基本一致。

（二）贫富不均衡和社会阶层不均衡的原因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飞速的进步，高速经济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3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意味着在减贫方面，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即在1990年基础上绝对贫困人口减半。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也很快，从1990年到现在提高了20％。但是应该怎么看待这种进步呢？《人类发展报告》认为，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其他人类发展领域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落后的。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增长，但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增长幅度，它应该挖掘更大的潜力。中国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好处能更均衡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多地分配到教育、卫生等领域，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