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超级富豪从哪里来

　家族的力量

　　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211个富豪个案中，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如丁世忠。丁世忠17岁时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世忠先担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这些富豪大多数公开的海外经历版本都很相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

　　富豪们“拼爹”吗？

　　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而其余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父亲是“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农民或工匠” （26人）被归于同一个范畴，合起来共有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另外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

　　知识就是财富

　　真实的最高学历有多高？

　　抛开富豪们MBA、EMBA这样的头衔，媒体统计了富豪们的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结果显示，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其中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有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医药专业毕业的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

　　体制内外的影响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媒体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他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28岁时，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在1987年春，黄宏生毅然辞职，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28岁就成为了部队上的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承包”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卢志强在1980年至1985年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在大型国企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