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 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唯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唯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戴春荣
姓 名: 戴春荣 籍 贯:
性 别: 女 出生地: 西安
身 高: 163 体 重: 51
英文名: 所在地:
血 型: A 星 座: 水瓶座
生 肖: 牛 学 历:
生 日 : 2/2 职 业: 影视
个人简历
个人才艺:演戏、国画
休闲活动:逛街
养过的宠物:猫、小鸡
自认是什么个性的人:性格开朗、做事认真
亲人、朋友、爱人三者
在心目中的排名:亲人、爱人、朋友
座右铭:做一个诚实的人
最想实现的梦:做最好的演员
[关于爱情]
恋爱的守则:互相信任
什么样的男生最吸引你:
有责任心、有上进心,看起来正派的人
初恋的年纪:二十二岁
第一次约会做什么:看**
谈过几次恋爱:一次
结婚的话打算生几个小孩:一个
[戴春荣之最]
最得意的事:获得一个很好的角色
最快乐的事:带女儿上麦当劳
最悲伤的事:曾经和先生大吵一架
最难忘的事:怀孕还照常练功及表演
最难以忍受的事:伙伴打鼾
最喜欢的衣着风格:休闲轻松
最喜欢的国家:澳洲
最喜欢的城市:北京
最喜欢的运动:跑步
最喜欢的运动员:李宁
最满意身体中的哪一部分:眼睛
[关于演戏]
演戏上影响你最深的人:郝杰
最希望演什么角色:有突破性的角色
最喜欢的外国演员:亚兰德伦、英格丽褒曼
最喜欢的中国演员:葛优、刘晓庆
最喜欢的**:《铁达尼号》、《活着》
[关于音乐]
最喜欢的音乐类型:中国古典音乐
最喜欢的中国歌手:那英、刘欢
最喜欢的国外歌手:迈克杰克逊、玛丹娜
出过的唱片:地方戏曲《卓文君》
[关于阅读]
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中国作品:《三国演义》
印象最深刻的一本外国作品:《船长的女儿》
最喜欢的漫画家:丁聪
最喜欢的漫画人物:三毛
最喜欢哪一本琼瑶小说:《窗外》
[关于饮食]
最喜欢的食物:青菜
最讨厌的食物:猪肉
最讨厌的饮料:含有色素的饮料
最喜欢吃哪一国菜:中国川菜
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鱼香肉丝
影视作品:
还珠格格---皇后
至尊红颜---媚娘母
十八岁的天空---star母
凌云壮志包青天---包母
四大名捕———皇后
素女的故事———素女的母亲
小李飞刀———催命婆婆
春光灿烂猪八戒———王母
在徐城北有关京剧的数十本著作中,今年夏天再版的《京剧的知性之旅》非常特别:书中漫画都出自丁聪先生手笔。丁先生与徐盈、彭子冈夫妇都相识,上世纪80年代又与故交的后辈徐城北图、文合作,创作了一系列京剧漫画像,这些画生动传神,笔墨精细,不仅能看出剧目和人物,更能看出角色的扮演者是哪一位名伶。
“梅兰芳天生就高一个层次”
时代周报:上世纪80年代你在报刊上陆续连载了《梅宅新事》、《程宅新事》、《尚宅新事》、《荀宅新事》,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拜访这些梨园界的“大宅门”?
徐城北:我在当中国京剧院研究部主任的时候,想发动一些老演员出来,群策群力把工作做好,但是我采访、记录他们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因为这些老演员(谈话)往往是以自己为主,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而另外其他的同辈演员总是不如自己,以自己为大。有些说法是明显的失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他们年龄比我大二三十岁,是长辈、老人,各方面的权力、势力很大,我拗不过他们,这怎么办?我就想必须要请出一位“人格神”来,人格很好,又是神仙的地位,请他出来做我的靠山。那请谁呢?只有请梅兰芳。梅兰芳先生当然是人格很好的人,他是我们中国京剧院第一任院长,也是其他老演员的先辈,所以,我就走进了梅宅。
我也很幸运。因为我母亲解放初期曾多次采访过梅兰芳,写了不少梅兰芳的文章,在大的报刊上发表,她当初进入梅家,给梅夫人、许姬传先生(梅兰芳秘书)、梅先生的子女都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所以等我想要进入梅家的时候,等于我母亲都给我铺垫好了,很顺利。我挨个儿采访,从许姬传老秘书写起,到年轻一代,再到几个传人,这样就写出了《梅宅新事》。写了梅宅,写程宅,程砚秋的故居离我们家很近,我父母跟程砚秋先生和夫人又有过很深的交往,也很顺利。就着这股热乎劲儿,又写了《尚宅新事》和《荀宅新事》,等于四大名旦,这四个宅门,我都深入进去了。
这样就有一个没有想到的好处,我在梨园界的根基因此变得比较扎实。因为梨园界有一个习惯:一个演员,一方面你服务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你得听领导的,另一方面你唱哪个流派,在那个流派的大宅门里是哪一辈演员,你的师哥师姐是谁、师弟师妹是谁,又得有一个次序,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两条线的关系都处理好了,那才可能让你站得住。所以起码,我把他们那些宗族、流派的关系搞得很扎实。如果从单位里解决不了的矛盾,我还可以动员梨园界的长辈、四大名旦的家族势力,来促进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
时代周报:后来你把写作的笔墨集中到了梅兰芳身上,你曾说: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就能很有底气地说他确实略高一筹。能否跟其他三大名旦比照着谈谈?
徐城北:我去新疆、河北之前,有幸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十几出戏,其中的三五出戏,有些重点曲目我看了三四遍。梅兰芳演戏很自然从容,怎么演怎么是,不是很着重刻意地去“演”。今天是单水袖,明天可以是双水袖,但是还是这个人物。其他三大名旦,程砚秋的戏我没赶上,他是四大名旦里年纪最轻的,却死得最早,1957年就去世了;荀慧生跟尚小云,都是刻意去演的流派,流派特征的痕迹要刻意演得很清晰,然后观众鼓掌叫好,没有这些痕迹的地方就比较平。但是梅先生呢,落落大方,天生就高一个层次。
梨园确实有同性恋,但很避讳
时代周报:男旦与坤旦的表演,艺术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坤旦出现之后,很长时间里她们的艺术造诣或名气依然没有超过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男旦呢?
徐城北:我向来赞成男旦。道理有两个。一是男旦的艺术青春长,一个演员十几二十岁登台,一直可以唱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坤旦,女同志,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嗓门儿好,但是结婚以后、三十岁以后就会走下坡路,工作时间有限。更重要的是,京剧本身不是一门写实的艺术,它是高度虚拟的。你从京剧的服装看,演旦角儿不突出胸部、腹部、臀部,就平板儿的。它是通过梅花指法、水袖、腰身、走台步,这么来表现女性的特点,男旦得天独厚,因为整个表演劳动量很大,坤旦往往干不过来。
时代周报: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听说当初在梨园界引起了很大争议,《梅兰芳》却几乎是一片叫好声,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徐城北:对《梅兰芳》也有争论。主要是关于梅兰芳跟谭鑫培俩人的关系。在《梅兰芳》**里头,开始就是三台对台戏,梅兰芳打败了谭鑫培,这么写实际上谭家很有意见,我后来看戏,看到谭元寿先生的儿子当时脸一偏,他说这根本不合适。
《霸王别姬》引起争论的就是同性恋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梨园里真有这么回事,真有同性恋,但是都很避讳。当时有人反映到梅家去了,梅家有新的智囊团,建议要写文章批驳**的编导,许姬传先生在一旁说:“千万别,越描越黑!人家又不是梨园里边儿的,它是个故事片嘛,人家也没说梅兰芳怎么着怎么着,你这不是对号入座吗。”
我在1990年写《梅兰芳与二十世纪》的时候,就讲到梅兰芳出身“云和堂”,这一段我不能多加展开。后来比我晚的一些人,展开了,遭到了梅家人的围剿。我考虑到我的位置是中国京剧院的研究人员,我和梅家还要在官面上相处,所以避讳,但是十几年后,越来越不避讳了。
时代周报:你曾说,京剧的“角儿”从谭鑫培起到李少春止,李少春先生之后,中国京剧舞台上根本就没有“角儿”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
徐城北:角儿是从谭鑫培开始,谭鑫培以前,他的老师辈,就是京剧的开山祖师程长庚,那时候的艺术当然也重要,但是还不能算“角儿”。为什么说到李少春结束?李少春年轻的时候文学余叔岩,武学杨小楼,晚年后又拜了周信芳和盖叫天做老师,他真的是文武全才,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他之后反而没有人再超过他。李少春身上不仅有新的理念,旧的根底也很深,有从他父亲李桂春那里继承下来的家世,只有新旧兼备才能成“角儿”。和李少春合作多年的袁世海,从艺术上讲不比李少春差多少,但是后来有没有推出一个袁派?没有。他的新东西多,演的是新社会新事物新京戏,旧的根基不够。所以我觉得“角儿”也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
今天的于魁智、张火丁,这么有观众、听众,他们是角儿么?不是,他们不够。有钱不一定是角儿,角儿要有很高的文化,角儿要能够有统治全班人马的、一言堂的魄力,他说出一句话来,全班人不能不听。可是今天于魁智、张火丁他们虽然也是一团之长,却没有那种驾驭的能力。
京剧的种种,从梅兰芳、四大名旦,到于魁智、张火丁,都说明什么呢—渐行渐远。我也脱离中国京剧院多年了,我们老一代中国京剧院的从业者,平时接触也不多了,往往找我们的时候,就是某某人去世、八宝山礼堂需要人写挽联。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给京剧唱挽歌呢。现在京剧的可悲之处是,京剧自身的那种内在文化,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混同于一般的艺术门类,他说我唱的是京剧,独特的东西却越来越少。
丁聪爱跟京剧演员合作
时代周报:你也说过,那些老演员都是“人精”,你怎么样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谈出一些平素不太多谈的事情?
徐城北:无论是在剧团当编剧,或者是为了写些小文章找材料,这只能是男同志干,女孩子干不了这事,因为戏班的主体也是男性。那时候我们一散戏,就要过三关。一个是演员们唱戏累了,在剧场的后台有一个澡堂子,要洗澡,那个时候就是搓澡,大概四十几个人,我给你搓澡,你给他搓,无心地就会说很多故事。这种时候的演员、主演啊,也都是平常心对待周围的人。还有吃夜宵的时候。再然后,就是后半夜,比如袁世海会找我到后台去,他有他的感慨,他要找一个说话的人,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去叫一个演员,因为演员里面又分成三六九等,他只能找一个文化人、这个文化人又必须是圈里的。
演员聊天没有章法,兴之所至,就聊起天南海北的故事,讲一些新奇古怪的掌故,讲的时候看似是没有用的,但你听到肚子里是有用的,慢慢分门归类,就了解了戏班很多流派的著名演员,他有什么习惯,对号入座。演员说的十句话,你写文章用了半句,但是那九句半在你肚子里头,等到生发出来以后,那就会是一百句话。这里面有特殊的积累。
时代周报:《京剧的知性之旅》是丁聪先生画的漫画,请谈谈你跟丁聪先生的交往。
徐城北:我母亲跟丁聪很熟,1953年俩人曾一块作为中国代表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1957年他们又先后受到迫害,后来也没有来往。我们跟丁聪恢复联系,是我父亲恢复了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之后,有一年跟丁聪一块去庐山避暑,我父亲腿脚不太好,需要我陪同,丁聪跟他夫人一块去的,那时候就混得很熟。当时我也调回北京,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了。
最早合作文章配画的,就是我和丁聪。他叫我拿很多演员的照片去照样画,他画这些人物是一绝,因为他知道这戏是怎么回事,依照片能够看出这是戏的哪一段、哪个节骨眼。通过他的画,你不仅能知道是什么戏,而且能看出来戏是谁演的。比如说苏三,到底是梅兰芳的苏三呢,是程砚秋的苏三呢,还是尚小云、荀慧生的?不一样。一般的画戏曲漫画,画不到这个份上,只有丁聪能做到。
时代周报:丁先生本身也爱看京剧吗?
徐城北:他不只是爱看,还跟很多京剧名演员合作过,比如程砚秋。他笛子吹得很好,如果正好戏班上缺一个吹笛子的,那丁聪就上。
他人缘特别好。像我求他画画,那时候是1990年以前,稿费低,一幅画也就三四十块,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很有兴趣。画得很快,一个小时一幅。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
崔普权
崔普权:笔名晋公、山佳等,山西文水人。系作家协会会员、中华养生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专家论证组成员、北京市“周末社区大讲堂”主讲人、北京市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特邀嘉宾主讲等职务。长期为统战、政协、文史等部门做文笔工作,主要出版有《老北京的玩乐》、《名人谈吃》、《崇文习俗》、《艺坛玉屑》、《名人书斋趣谈》、《大年前后》、《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百年服饰衍变》,总数计200多万字。
中文名:崔普权
别名:晋公山佳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文水
出生日期:1952年
职业:民俗学家作家
代表作品:名人谈吃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老北京玩乐大年前后名家斋号趣谈
简介
崔普权,笔名晋公、山佳等。北京民俗学会副秘书长,著名民俗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专家论证组成员、书画文史作家,北京市“周末社区大讲堂”主讲人。他长期为统战、政协、文史等部门做文笔工作,系多家协会和组织的成员。
出版书籍
《名人谈吃》、《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老北京的玩乐》、《大年前后》、《名家斋号趣谈》等讲述名人书斋故事
丁聪的“山海居”和马一浮的“蠲戏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斋号是人们的姓名、字、号之外的延伸,是了解主人的一条捷径。
凡是去过著名画家丁聪家的人,都对丁聪的“山海居”书斋号有恰如其分的感觉。因为,丁聪家的书籍堆积如山,找点东西犹如大海捞针,不愧是“山海居”。
丁聪爱买大画册,这样的画册通常很贵,对丁聪极具诱惑力。往往,丁聪买了画册回到家中,才知道这个月的退休费又提前花光了。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夫人提醒他:“请你注意了,现在是我在养活你!”对夫人的话,丁聪不爱听,但现实情况又让他很无奈,他委屈地向朋友抱怨夫人。
除买书外,丁聪家的许多书是朋友送的。尽管书籍堆得让人都没地方站了,丁聪还是喜欢收藏朋友的书。由于年龄大,记性不如从前,要找东西总是想不起放在哪。为此,丁聪的夫人专门写了一本“备忘录”,记录哪些东西放在哪。结果,后来连“备忘录”也不知放在哪里了。于是,黄苗子给丁聪写了“山海居”。
著名佛学家、书法家、现代国学家马一浮,出生于清朝官宦家庭,马一浮少年即才智过人,18岁创办《20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洋文学,后留学英、德、日等国,归国后研究国学与佛学,曾任浙江大学特聘教授、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马一浮有一个书斋号叫蠲戏斋。“蠲戏”取意于佛家《法华经》中“蠲除戏论”之句。“蠲”即去除之意,“戏”指不严肃的行为。
出身于一个十分注重封建礼法大家庭的马一浮,16岁时与心爱的夫人结婚。婚后,两人十分恩爱。不久,家中死了长辈,在守孝期间,其夫人怀孕了。这一喜事在这个旧家庭被视为非礼之行,大逆不道之举。夫妇俩焦急万分,出于无奈,只得偷偷找江湖土郎中寻求打胎之药,胡乱服下。不料,胎儿未打下,夫人却命丧西天。
失去爱妻的马一浮,从此终身未娶,信奉佛学,以报爱妻。
齐白石父子的书斋号
1963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著名画家齐白石书斋号很多,其中一个书斋号叫“悔乌堂”。
1923年,齐白石一年之内,连遭父母大故,对他打击十分大。齐白石早年家庭贫寒,中年尚未宽裕,一直与父母妻子艰难度日。55岁后,湖南家乡兵乱,齐白石被迫漂流北京,既不能在家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反而让父母惦念、忧心。母亲弥留之际,还再三问起他。每当想起这些,齐白石的心情就极度悔愧,想起小羊吃奶跪母报恩,小乌鸦长大也要反哺,而自己身为人子,却不能孝养父母。为此,他常常寝食不安,于是刻下“悔乌堂”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惭愧心情。
齐良迟是齐白石的四子。齐良迟有一个书斋号:补读斋。年轻时的齐良迟曾对父亲的“悔乌堂”书斋号很不解,觉得不吉利。当听父亲讲述了乌鸦反哺的故事后,才明白父亲的心情。后来,齐良迟让父亲给自己起一个书斋号。深知儿子的齐白石说,你太贪玩了,许多该读的书都没有去读,就叫补读斋吧。父亲题写后,齐良迟心里很不服气,不愿挂父亲题的字。齐白石故去后,齐良迟才渐渐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于是在显眼的地方亮出父亲为自己题写的书斋号。
关山月的怀念和徐志摩的爱恋
著名画家关山月有一个书斋号:鉴泉居。1939年,27岁的关山月先后在澳门、香港、湛江举办“抗日画展”(将卖画所得支援抗日),其作品获美术界人士的好评。看着爱徒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关山月的老师高剑父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两句古诗写成条幅送给关山月,勉励他有了名气之后应节操自守,不要被名利世俗所迷惑,不要以艺术去谋求浮华的生活。
理解老师深切关爱之情的关山月,因此题写“鉴泉居”警示自己,同时也借此怀念恩师。
诗人徐志摩有一个主书斋号:眉轩。“眉轩”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使用的斋号。其址位于上海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是一栋老式洋房,书房位于三楼的亭子间。
“眉轩”的“眉”取自徐志摩夫人陆小曼的名字。陆小曼原名“陆小眉”,后改为“陆小曼”。“眉”是徐志摩对夫人的爱称、昵称。
1926年,他们结婚后便把新居定为“眉轩”,亦作书斋名,意为举案齐眉、爱情巢穴之意。徐志摩曾在此完成了《眉轩琐语》的蜜月情话诗作。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又整理出版了二人婚前热恋的情话篇《爱眉小札》。
白雪石和沈从文书斋号背后的辛酸
一个斋号的诞生,常伴随着主人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或跌宕坎坷的人生经历,因此了解斋号的内涵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著名山水画家白雪石,在创作上以其独具风貌的桂林山水画法而被称为“白派山水”。白雪石有一个书斋号:何须斋。
上世纪60年代初,白雪石的住房很狭小,但布置得十分雅致,正合郑板桥的名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之意。其时他藏有一副齐白石先生书写的对联,联文正是此语,遂起斋号为“何须大斋”。之后,中央工艺美院在北京和平门东侧为一些画家调整了住房,新居的住房面积较原住处有了改善,白雪石遂将“何须大斋”易为“何须斋”,使其斋号的内涵更为丰富。
小学毕业,曾任北大教授,一生经历坎坷传奇的著名作家沈从文生前有两个书斋号:窄而霉斋、小小窄而霉斋。
上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下放生活回到北京的沈从文,离开北京时仅剩的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间房子也被别人当作“战利品”接管,后来费尽口舌才要回。那间房十分简陋,房间原是堆煤的,他只好作为居室。这间仅10平方米的小屋,既作会客室,又兼工作室。房间里常十分阴湿而发霉。沈从文故以“窄而霉斋”、“小小窄而霉斋”戏称其书室。其巨著《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即在此完成。沈从文的好友、诗人荒芜对此十分感叹,曾挥笔写道:“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著作
《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
中华民族的长寿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古朴、凝重,既注重理念的作用,又注重实践的功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从未中断过对于长寿的追求: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炼丹求药的典故;从岁逾八百的彭祖,到持桃献寿的麻姑;从颐养天年的妙法,到保健长寿的运动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寻求和实践着长寿之道,也苦心孤诣地在信仰、礼仪、生活里创造和应用着长寿之术。
本书精选了108位各行各业的当代高龄名人,他们以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饮食、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民族向我们讲述了养生观点、养生意识、锻炼要领、保健健身、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等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读来将会使您兴趣盎然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可借鉴的养生方法。
《大年前后》
本书以中国传统春节——大年为主题,记述了自腊月初八至二月初二这50天前后的各种民俗活动,如:节日的由来、节日的礼俗、节日的禁忌、清宫年仪、孔府年仪、王府年仪、百姓年节的喜庆文化及商家、梨园、乞丐等各方面的民俗活动,并对这一时期的时令节气如“数九”、“立春”等给予了全面介绍。
本书记述的民俗活动以北京地区为立足点,纵(前后150年)横(旁涉华北地区)叙述,民俗知识丰富、并有众多名人过年的轶闻趣事,使全书兼具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本书语言地方通俗化,版面套红具有年节喜庆气氛,近百幅更增加了视觉效果。
《老北京的玩乐》
在所写的章节中,有的曾经有人写过,但大多是介绍玩的方法和形式,而此次则重在突出地方性和知识性,着得描写其中的乐趣、内幕和名人参与其中的趣闻轶事。大多数的章节则是未见有人涉及笔触的。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对书画作伪、鸦片屋、赌场及八大胡同等社会中的丑恶行为和场所也略述一笔,以使今天的读者对北京有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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