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袁和平：嗜烟成瘾的八爷，拯救成龙，提携李连杰，栽培甄子丹

编辑：冯 娱乐

前言

袁和平真正让人着迷的是他在台下，当你在第一次见他时就打破了你们之间的隔阂。

八爷的语气随和，语境意义丰富。

我喜欢听他笑着说，“这不一定”。

他性格稳重，惜字如金。只有微笑是控制不住的。

八爷经常在演讲前后大笑，内心深处夹杂着宽容和善良。

八爷又小又瘦，但他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只有当他笑的时候，饱经风霜的脸才没有锐利的神情。他所有的英雄主义和霸气都融化在这谦卑的微笑中，就像太极一样。

在八爷的“万物”中，各种颜色都是淡的，只有他一生所依赖的事业才是红色。

无论是作为一名导演还是武术指导，世界已看到八爷达到了功夫的终极境界，这种境界要么是无拘无束，要么是令人兴奋的热血。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八爷在精神世界的某个角落是优雅的，但他不喜欢向世界展示它。

如果你好奇，试着欣赏他的作品。

无论是《卧虎藏龙》中的唯美浪漫，《黑客帝国》中的前卫超脱，《杀死比尔》中的完美战斗，还是作为导演他作品中的深刻思想感情。

如果我们能抓住一缕浮云和心灵，就能抓住他的灵魂。

01

"天下第一"？哈，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声

虽然“名利”在八爷的眼中并不存在，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作为动作导演执导的许多**都获得了好评并一举成名，不仅造就了当今**界的众多动作巨星，也引领了各个时代的动作潮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一代功夫**大师。

当今**界身价最高的动作巨星也曾在八爷袁和平的门下。

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由成龙主演的**销售失败，这几乎成了票房毒药。

在这个紧要关头，袁和平导演的两部**救了他。

在那些岁月里，八爷看中了成龙的灵活性和潜力，成龙也在两部**《醉拳》和《蛇形刁手》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今天的功夫皇帝李连杰也得到过八爷的支持，并再次出现在**界。

当李连杰从大陆到香港时，遭受了道路的艰辛。在拍摄了八爷导演的《黄飞鸿》系列**后，树立了一代宗师的大师形象。

甄子丹是八爷一手栽培的徒弟，在八爷的作品中，他一路赢得了武林高手的地位。

02

接下来，是——美好未来

2000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中由袁和平设计的美丽而浪漫的中国功夫立即进入了世界**人的脑海。

好莱坞最具代表性的科幻大片《黑客帝国》的导演痴迷于中国元素，特地邀请袁和平加盟担任武打指导，而袁和平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动作片导演。

鬼才导演昆汀·瓦伦蒂洛是袁和平的忠实“粉丝”，他能熟知《精武门》系列的每一个镜头。拍摄《杀死比尔》系列时，昆汀真诚邀请袁和平担任动作导演，再次将中国功夫推向世界。

在这一点上，“天下第一”的名声已加到了袁和平身上，但八爷总是笑而不答：“天下第一只是一个假名。”

被问及虚名如何讲时，八爷谦虚地说：

“很多人都是第一，不仅仅是我。对我来说，我是第一名、第三名还是第五名并不重要。我重视我工作的成就。如果拍出的作品不好，我就不行了。你做的东西必须让你自己满意。”

说到这里，八爷握紧了拳头。

03

《苏乞儿》？嗯，这实际上是一部 情感 **

据说八爷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看似英勇而坚强，但 情感 部分却是柔软的。——问八爷，他整个 情感 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是什么？

八爷脱口而出：“是家人。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感觉会反映在我的戏里。”

八爷在接受采访时非常严肃，谈得很投机，他洒脱的个性一览无余。

当我们谈到他的**《苏乞儿》时，我们谈到了大噱头“3D技术”，并对八爷说：“技术永远不会比创造力更难。”

八爷立刻眼睛一亮，击掌说道：“是的，是的，你理解得很对！”

作为导演，八爷有一颗细腻多变的心。

他喜欢尝试新事物，尤其是挑战性和困难的工作。

这一次，他在华语**界第一次开始用“3D技术”来制作功夫**，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和难度。

"八爷，你是要打功夫**的第一张3D牌吗？”问他。

“应该是。”他呵呵笑了笑。

“我的感觉很自信，而且现在效果相当理想。拍摄3D不是为了争名，而是为了让**看起来更好。3D出来后，有一种三维的感觉，屏幕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会非常近。上面演员的打斗动作，凌厉的拳脚，以及功夫的美感，下面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也会更投入。例如，如果一个拳头打过来，它好像真的打到你一样。你会想，哇，这实在是太刺激了。”

04

至于拍摄“3D”功夫**众所周知的技术难度，他并不在乎。

“拍摄3D意味着为每个镜头拍摄两个位置，这比以前要困难一些。事实上，最困难的是动作设计。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去。我该如何设计每一个动作，演员又该如何完整地表达出来？”

在八爷看来，《苏乞儿》实际上是一部专注于 情感 的戏剧。

事实上，八爷拍这部大**的初衷来自于“ 情感 ”。

他承认《苏乞儿》是为了纪念他父亲而拍摄的。

八爷的父亲袁小田，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著名的武术导演和武术明星。当时，他的父亲袁小田扮演热爱酒的苏乞儿，一代醉汉的形象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并成为香港观众不朽的记忆。

袁和平从小和父亲一起学习武术，由父亲带领进入影视圈。成为导演后，他于1993年首次将苏乞儿的故事搬上大银幕，重温了他父亲塑造的经典人物。

八爷坦率地说，这部《苏乞儿》的重拍是为了再次向他的父亲致敬。

“因为我父亲对这个角色的特殊感情，当时机成熟时，我决定翻拍《苏乞儿》。当然，这次我已经准备了更长的时间，而且我在各方面都准备得更充分了。我希望尽我所能再创经典。”

话虽如此，八爷总是“冷”的脸上闪过一抹被岁月碾压后的柔和神色。

05

戒烟？呵呵，还是戒“纠结”

每个人都知道八爷喜欢香烟。

在采访中，他拿出一包03毫克的“中南海”香烟，点燃一支，轻轻地吸了一口。

与想象中的吸烟不同，八爷的吸烟姿势是轻而克制。

“因为我来北京才抽这烟，我在香港抽的是绿色的万宝路，很淡。我来北京后买不到那烟，所以我去找淡的烟，结果找到了中南海。”

“据说你抽烟很凶。有多凶？”

"一天三四包，很重吗？"

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突然强调：“不，你必须戒烟，你吸烟太多了。”

“你能戒掉吗？有人站起来告诉你戒烟吗？”

“有的，亲人们，有一两个朋友在聊天。我知道吸烟对我的 健康 不好。我20年前就想戒掉，但我还是无法戒掉。”八爷自嘲地笑了笑，捻熄了手中未抽完的香烟。

八爷戒掉的另一件事是 情感 上的“执着”和“纠结”。

每个人都知道在片场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不耐烦，大喊大叫甚至骂人是常有的事。

然而，近年来，八爷在工作中很少发脾气，心态也非常稳定。

“我最近几年很少发脾气。如果工作，能做就能做好，如果不能做。发脾气也没用。我从小就相对平静，但有时我会感到无聊和难过。我以前放在心里，但现在不同了。放在心里会难受，所以让你自己慢慢想一想，随它去吧。”

在朋友圈子里，八爷很少生气。

“朋友很少冒犯我。如果冒犯了我，我会无视他喽。对我的家人，我更不会发脾气喽。”

结语

跟随八爷20年的副导演对我们说：

“自从和八爷一起工作以来，我从没见过有人被他骂过，很少。袁和平的袁家班，八爷把每个人都当回事。即使是小小的替身也要加倍注意他人的安全。他经常告诉我们，‘我是在拍戏，我不是要命。’另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是，八爷平等地尊重所有的演员。我拍了不同的**，他是最人道的导演。八爷的团队很安静。当有人拜访时，他们经常会说，‘今天到此为止？’实际上，没收工。他的剧组非常安静。没有喊叫，没有不耐烦的咒骂。"

他笑着说：“安静代表着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自信和成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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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作品介绍：**讲述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俞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

主题音乐风格悠远哀而不伤，配合片中含蓄爱情表达，可谓相得益彰。

影片中音乐不仅运用民族乐器渲染情节氛围，还充分借鉴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大漠之中，玉娇龙独一人与一群大漠盗贼打斗场面中采用富有民族风情旋律、欢快节奏与激烈打斗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维吾尔族式舞曲将气氛烘托得更加紧张激烈，衬托出玉娇龙出神入化武艺及顽强生命力；罗小虎所唱维吾尔族民歌，不但体现了罗小虎真诚朴实性格，同时将他此时心理描绘得生动贴切。

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韩铁芳和春雪瓶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龙埋大漠”，“虎葬冰山”，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里，刘泰保的戏要比较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

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大陆与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

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河岳游侠传》（未曾单行），接着就是著名的「鹤——铁五部」悲剧侠情小说：《舞鹤鸣鸾记》（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传》。一九四五年之前，他还在该报发表过另两部武侠题材小说和《落絮飘香》等四部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几乎每天同时刊载一部武侠、一部社会言情作品，后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左右开弓」、「一心二用」地写成《卧虎藏龙传》的。

「鹤——铁五部」当时就很轰动，不仅沦陷区流传甚广，而且不胫而走，影响远及大后方，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王度庐教授」、连日演说「九华奇人传」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可见，「文化管制」终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庐先生在日寇的文网之下，照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演绎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给苦难中的读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庐先生又撰有《洛阳豪客》等十一部武侠作品和《粉墨婵娟》等四部社会、言情题材作品。都未连载；而由励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妇先到大连工作，四年后调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实验中学）任教。当时，在左的文艺政策之下，武侠、言情小说都被打入冷宫，「王度庐」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农村，一九七七年病逝于铁岭。

《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

**《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

美国有评论家说，**《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

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

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

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