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摘要：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四点重要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关键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成因；盛唐土壤；屈原楚辞；道教思想；奇特人生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1月北京第三版
2、萧兵，《楚辞全译》，1998年10月第1版，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3、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一）》，2000年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83-95；335-343
4、《李白大辞典》，郁贤皓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一版
（作者：漳州市龙文区朝阳中学 王海坤）
1、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2、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3、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后裔。
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著有《昌谷集》。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 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
4、谢灵运（385年-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以字行于世，小名客儿，世称谢客。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道家。
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 ），生于会稽始宁（今绍兴市嵊州市三界镇）。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秘书郎谢瑍之子。
东晋时世袭为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曾出任大司马行军参军、抚军将军记室参军、太尉参军等职。刘宋代晋后，降封康乐侯，历任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年四十九。
5、王维出身河东王氏，祖籍山西祁县。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官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接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
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名家众多，佳作如林。而李白就是在盛唐文化下，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性格，浪漫的情怀，充分的体现了盛唐时期的人的性格和精神。李白是唐代诗歌的伟大旗手，纵观李白诗歌，其艺术风格多样，但是浪漫主义风格是其主导风格，为了更好的诠释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本文将从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特征、浪漫主义风格形成原因以及李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影响等方面来谈谈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
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特征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所遗留下来的上千篇作品，或雄奇瑰丽，变幻莫测、或豪迈粗犷，或想像新奇，或意境奇伟，或感情热烈，处处显示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代表着这一时代的主导风格。综观李白的诗歌，其积极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感情热烈、慷慨激昂，主观情感浓郁，处处体现了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特征。 诗缘情，诗歌是以表达感情为其创作动力和目的的一种文体，诗歌的感情真挚与否和其感人程度深浅，往往成为一首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李白诗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李白诗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喷发式的抒情方式。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的感情，形成李白是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起，就毫无节制的喷涌而出，让人震撼。无论是济苍生、安社稷的鸿鹄之志，功成身退，不求名利的隐士情怀，还是身处困境、仕途不达的悲苦郁闷，权小当道、遭谗被谤的愤恨不平，以及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的豪侠之气，他都在诗中表达。他深信自己的才智，多次将自己比作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安史之乱爆发后，面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水嘉”的局面，李白以谢安自比，以表达了自己的胸襟和抱负。李白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如：他在出现平坦仕途、功名有望时，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在出现仕途坎坷，这种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时所产生的悲苦郁闷之情也夹杂在他的诗中：“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他在不愿趋炎附势时就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有在他思念长安时就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李白诗中的那种炙热的感情、那种强烈的个性表现的非常突出，并带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感情又如天马行空，变化莫测，情感之所至，诗之所至，一泻千里！再如《将进酒》：
置酒会友，乃人生快事，又恰值「怀才不遇」之际，于是乎对酒诗情，挥洒个淋漓尽致。诗人的情感与文思在这一刻如同狂风暴雨势不可挡；又如江河入海一泻千里。时光流逝，如江河入海一去无回；人生苦短，看朝暮间青丝白雪；生命的渺小似乎是个无法挽救的悲剧，能够解忧的惟有金樽美酒。这便是李白式的悲哀：悲而能壮，哀而不伤，极愤慨而又极豪放。表是在感叹人生易老，里则在感叹怀才不遇。理想的破灭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诗人无力改变，于是把冲天的激愤之情化做豪放的行乐之举，发泄不满，排遣忧愁，反抗现实。 全诗不仅感情充沛，而且主人公的情绪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喜、转狂放、转激愤、再转狂放，最后归结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纵横捭阖，力能扛鼎。诗人就是以感情的变化来贯策始终，甚至韵律的缓急，句型的变化，都与李白的情感相联系。全诗都随着这种感情的变化而奔腾向前，给人一泻千里的感觉。此篇如鬼斧神工，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是诗仙李白的巅峰之作。
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李白就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抒发强烈主观感受的人。他的诗感情真挚，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也有江河般的激情豪迈，这无疑是给李白的诗增加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二、独特的艺术手法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又一特征
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掺杂著离奇的幻想创造出神奇莫测的艺术境界，这也是李白浪漫主义的特点。
李白诗歌的想象是离奇的。他往往发想无端出其意料，匪夷所思。这种奇特的想象随情感的流动而变幻莫测，使人读了就仿佛走进了神仙境界，处处是人耳目一新浮想联翩，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情怀。如《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此诗中，李白充分展开想象，想象自己在孤独寂寞的“独酌”时，与“月”、“影”相亲的情景。他不仅把明月、身影写得极其生动、形象，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和炽热的情感，还把明月、身影“人”化了。整首诗李白想像着与月影的交谈，把他们当作朋友，彼此的感情很合拍，这样的描写李白是第一人。同时，通过想象自己独酌时的与月、影的同歌共舞，充分表达出李白在现实政治的压迫下，极欲摆脱孤寂之苦的情形，也展示出李白的那种豪放不羁的思想情感。李白的诗大多数都用了这种想象，他给作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李白正是以非凡的想象力创造了一篇又一篇的浪漫主义作品。
李白诗歌中除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外，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比喻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这是极度的夸张；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又如：《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瀑布从高出奔流而下的壮丽景象，也展现出自己开阔的胸襟和气概。又如《北风行》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载”没有“黄河可塞”这样夸张的比喻，突出阵亡将士的妻子那种深刻绝望的悲哀。我们再来看在这一方面最就代表的《蜀道难》：
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峻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全诗通篇使用夸张的手法，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极度夸张开篇，突出蜀道之难。接着从蚕丛鱼凫说大到五丁开山，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奇险的气氛。高标插天可使“六龙回日”，大门回转；冲波逆折，极尽夸张之能事。接着又以黄鹤、猿揉、悲鸟、子规作夸张的点缀；然后插入“胁息”、“扶膺”、“凋朱颜”的叙述，作为全诗骨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极度的夸张，在诗中重复的出现三次；成为全诗的中心。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宛如历历在目。由此可见；李白诗中的夸张是奇妙而大胆的；正是这些奇妙而大胆的夸张增添了李白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李白的夸张式比喻与他离奇的想象力相结合，不仅生动、形象的描绘了一些自然事物，同时，也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增添了一特征。 （三）体裁、语言自由解放也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特征
在格律、体裁、语言方面都非常自由解放。这也是李白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体现。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渌水曲》都清新、自然，当然也有语言豪放雄健、长短错落的，如《行路难》《古风》等。李白的乐府诗也与以前的乐府诗有所不同。李白打破了传统乐府诗的赋体叙事的写法，他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了乐府诗中，形成了一种韵律跌宕舒展、句式参差错落的形式。如《蜀道难》这首诗采用的是以七言为主的长短错落的乐府体裁，语言奔放富于变化，在乐府诗的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诗中采用散文式，句式随感情的起伏而变化。有三言、四言、还有九言，甚至式十一言，参差不齐，形式多变。此外，全诗的用韵及平仄变化也很完美。这种参差错乱的句式便于表达丰富、复杂度、多变的情感。 李白的歌行，语言和形式更加的自由奔放，它通过奇特的想象和联想来表达其感情。诗中的抑扬顿挫、不讲平仄、不讲对仗、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打破了以往的固定格式。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它在体裁上突破了以往的留别试，全诗没有一点伤感惜别，而是借“别”来抒怀，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黑暗政治势力的蔑视。在句式上，也是错乱杂乱、参差不齐，这充分体现出了李白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体现出了盛唐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
西方音乐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音乐，中世纪时期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20世纪音乐。
一、 古希腊罗马音乐
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音乐的具体情况，因为留下来的乐谱资料都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音乐知道得很少。古希腊的音乐的起源是同神的崇拜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Music”一词源于“muse”，在古希腊神话中缪斯（Muse）是掌管艺术的女神。著名的神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等都是艺术之神，传说音乐就是由他们所创造的。古希腊音乐在宗教活动中的运用极为普遍，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的乐器主要有里拉琴（Lyre）和阿夫洛斯管（Aulos），它们传说是由不同的神发明和拥有的，因此常常与不同的神崇拜相联系。里拉琴是一种弦乐器，多用于独唱伴奏，史诗弹唱，常与阿波罗崇拜联系，是祭祀阿波罗仪式中的主要乐器。阿夫洛斯管是一种管乐器，常用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中。在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中，里拉琴和崇拜阿波罗的音乐与阿夫洛斯和崇拜酒神的音乐，已成为相互对立性格的两大类音乐的象征。前者是平静而节制的日神风格，后者是放纵、浪漫的酒神风格。
古希腊音乐在音乐理论方面的遗产十分丰富，对后来西方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50年）把音乐的音程与节奏的和谐与宇宙星际的和谐和秩序相联系，认为宇宙和谐的基础是完美的数的比例，音乐与宇宙天体存在类似，因此音乐可以最好说明宇宙现象，从而把音乐纳入他以抽象的数为万物之源的理论中。另外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则以论述音乐的社会、道德作用而著称。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很完整的音乐调式体系和一套音乐术语。但音乐主要为单声部旋律，没有和声和复调。音乐常常与诗歌、舞蹈、戏剧结合在一起，唱歌时有时有乐器伴奏。古希腊没有留下音乐的实际音响，只能从一些文字记载，一些墓碑的碑文和少量音乐作品的残篇等资料中了解到当时的音乐情况。
古罗马时期依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记载，其音乐文化大都是古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罗马时期音乐的重要特点是音乐向的实用化、典仪化发展，军乐十分流行；音乐趋于职业化。这些都是古罗马与古希腊音乐的不同之处，但古罗马时期的音乐在精神的健康方面已无法和古希腊相比，此时的音乐失去了古希腊时期的高尚和纯真，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乐器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几件铜管乐器，如直筒喇叭口的大号（Tuba）和G字型的库努号（Cornu）。
二、中世纪音乐
大约从公元5世纪开始到14世纪，是西方音乐历史上的最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中世纪的音乐主要是基督教宗教音乐，世俗的民间音乐不被重视。教会的权力高于国家和其它社会集团，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各种艺术以及哲学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为教会服务。这时期广泛传播的是教堂礼拜歌唱的圣咏、赞美诗。其中格利高里圣咏在西方音乐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基本上是围绕着对格利高里圣咏的修饰和扩展而展开的。格利高里圣咏以著名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命名，并最终成为罗马天主教圣咏礼仪的统一规范和最高权威。这是一种在教会礼仪中用拉丁文演唱的单声部歌曲，它肃穆、节制，风格朴素，最大的排除世俗欲念。后来在它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其他声部，形成了复调音乐，可以说，格利高里圣咏是复调音乐的基础。教会对音乐的重要贡献还有记谱法。产生于8世纪的纽姆谱（neumes）是一种写在歌词上方的简单符号，可以提示语言声调上升或下降的变化，但它没有音高位置，只能提示歌唱者熟悉的旋律轮廓，而不能告诉人们陌生的音乐。11世纪意大利僧侣规多（Guido，约997-1050）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四线谱，为五线谱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中世纪除了最主要的基督教音乐外，世俗音乐也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然发展着。主要也是一些单声部歌曲，大多是用欧洲各民族的方言演唱。很多穷困潦倒的、社会地位极低的民间艺术家们对于宗教音乐对音乐艺术的桎梏十分不满，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世俗音乐。11世纪开始持续两百年的十字东征战争中，出现了骑士阶层和骑士文化，产生了游吟诗人的诗歌和音乐，游吟诗人的主要构成是宫廷贵族和骑士阶层，音乐主要以爱情题材和田园风格为主。中世纪的器乐主要是作为世俗音乐而得以发展起来的，在教会礼拜音乐中主要以人声为主。世俗音乐中的器乐主要用于歌唱和舞蹈伴奏，大多是即兴演奏，没有乐谱流传下来。14世纪，法国出现了“新艺术”，并迅速在欧洲蔓延。“新艺术”的概念来自法国主教、诗人、音乐家菲利普·维特里的一篇论文。这一概念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说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潮流，与13世纪旧的“古艺术”不同。“新艺术”的主要特征是音乐创作空前世俗化，作曲家把宗教复调音乐与世俗音乐语汇相结合，探索音乐形式创造的各种新的可能。采用更小音符时值的记谱方式，节奏记谱系统化。新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意大利的代表人物是兰迪尼（Francesco Landini,1325-1397）。
西方文明史上的“中世纪”时期曾经一度被视为蒙昧黑暗的时代，但我们今天常倾向于以一种更客观的态度来评判这段历史。从音乐的角度看，教会对音乐的影响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教会对于音乐的重视，对于教仪音乐的统一作出的努力，对音乐发展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都促进了中世纪欧洲音乐的发展，也使音乐资料能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复调音乐和管风琴的产生为后来的专业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是法文，原意为“再生”。这个时期在西方历史上大约从1300年持续到1650年。这个词反映了这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中世纪的怀疑否定和对古代文化的崇尚，他们对于复兴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复兴，并不是单纯地原样再现，乃是通过复兴古代的精髓，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传统，而且其成就很快超越了古希腊、罗马影响的范畴。在这场运动中，“人文主义”是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也是这场变革的核心。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本，鼓励人们张扬人性，挣脱神性的桎梏，强调人是社会的主宰而并非是神。他们颂扬人类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人类的智慧，相信人的力量能战胜一切。
在西方音乐史上，文艺复兴时期一般是指大约从1430年至1600年前后这一时期，在音乐领域的变革是在继文学、绘画等领域之后。人们充分相信自己的耳朵的审美需要是合理的，并要求音乐使听觉舒适和满足，否定中世纪时期所谓音乐是反映“天体的和谐”的神学观念。这一时期的音乐主要是声乐复调，无伴奏的多声部歌唱是这一时期音乐的主要风格样式。音乐家们把古代音乐理论著作的思想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中，注重将音乐与文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用音乐的音调来模仿诗词的韵律，并把二者融为一体，以此探求表现人类情感的手法和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一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的倾向，一方面又仍然与宗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尼德兰乐派。尼德兰乐派是指15、16世纪一批出自低地国家的音乐家，大致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等欧洲北方地区。尼德兰乐派共出现了三代音乐家，第一代尼德兰乐派又被称为勃艮第乐派，主要活跃于文艺复兴早期15世纪上叶和中叶，重要代表人物有迪费（Guillaume Dufay, 1400－1474）、班叔瓦（Gilles Binchois, 1400－1460）等。第二代尼德兰乐派又被成为佛兰德乐派，活跃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代表人物有奥克岗（Johannes Ockeghem, 1410－1497）等。第三代尼德兰乐派以若斯坎（Josquin des Pres, 1440－1521）为代表，他创作了大量的弥撒、世俗音乐和经文歌，他的作品布局合理，处理音乐材料细腻，注意旋律与和声的谐和，讲究音乐与歌词的有机结合。在他以后的重要作曲家有贡贝尔特（Nicolas Gombert,约1495-1560）、维拉尔特（Adrian Willaert,约1490-1562）等。尼德兰乐派的音乐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影响非常深远。
2、16世纪的世俗音乐。16世纪西欧的音乐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各国兴起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这些音乐主要以声乐体裁为主，主要有意大利的牧歌(madrigal)、法国的尚松、德国利德（Lied）、西班牙的田园歌和浪漫曲、英国的牧歌和琉特琴歌曲等。这些各国的民族音乐倾向打破了泛欧洲性的音乐语言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使欧洲的音乐语言逐渐丰富起来。意大利16世纪的牧歌是一种以较高水准的诗歌为歌词谱写的复调歌曲，歌词多丰富细腻，文学性强，带有贵族气息。代表作曲家有费斯塔（Costanzo Festa,1490-1545）、罗勒（Cipriano de Rore,1515-1565）、马伦齐奥（Luca Marenzio,1553-1599）、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等。法国尚松是一种16世纪形成的词曲都是典型法国风格的尚松。主要代表作曲家有塞米西（Claudin de Sermisy,约1490-1562）和雅内坎（Clement Jannequin,约1485-1558）。德国的利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由工匠歌手演唱的复调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3、宗教改革的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发展相应，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也为教会音乐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场宗教改革的领袖是德国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他领导的新教否定传统天主教的绝对权威，强调和肯定人自身的能力，认为人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理解阅读和解释《圣经》。路德深信音乐具有教育作用和道德感化力量，他把音乐的改革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部分，并要求教徒在礼拜仪式中参加一定的音乐活动，努力使教仪音乐更易于被德国人们理解。路德为他所领导的新教创立了“众赞歌”，这种音乐被称作“新教圣咏”。主要是用德文演唱，最初主要采用单声部、分节歌的形式，如果是复调音乐也是突出主旋律部分，易于众人演唱。回应于新教的改革运动，天主教会内部也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被称为“反宗教改革”。在音乐方面，“反应宗教改革”要求宗教音乐排除所有不纯净的世俗因素，复调中歌词应准确而清晰地表达歌词与宗教情感。作曲家帕莱斯特利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525－1594）的宗教作品风格清新柔和、声部均衡、歌词清晰，多采用自然音体系，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精神在音乐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而完美的体现，也代表着复调音乐在16世纪的最高成就。与他同时代的拉絮斯（Orlando de Lassus,1532-1594）也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风格与帕莱斯特利那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创作比较自由，音乐更为世俗化，歌曲《回声》是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16世纪的威尼斯音乐有了长足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中心是圣马可大教堂，逐渐形成了威尼斯乐派的独特风格。重要作曲家有：维拉尔特、扎利诺、加布里埃利叔侄等，他们创作了意大利最优秀的管风琴曲，也为意大利牧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威尼斯乐派以代表新的音乐发展趋势的主调合唱为其主要风格，在16、17世纪之交具有广泛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器乐逐渐摆脱对声乐艺术的依附，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此时的器乐曲大部分采用声乐曲的改编形式，如器乐康佐涅、模仿曲等。另外，舞曲、前奏曲、幻想曲、托卡塔是即兴创作的乐曲，但还没有很大的发展。真正独立意义的器乐曲是在后一个时期既巴洛克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制造业也加快了发展，古提琴、短号、小号、长号、管风琴和琉特琴等乐器都已活跃在音乐舞台上，后期问世的小提琴和古钢琴，更为音乐演奏增添了灿烂夺目的光彩。这一时期印刷技术的使用对音乐的创作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四、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巴洛克时期通常是指从1600年到1750年之间这150年的范围。“巴洛克（Baroque）”一词来自葡萄牙语，原意为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原来是用于建筑、美术领域的术语，后逐渐用于艺术和音乐领域。巴洛克风格在历史上曾被指责为“过于夸饰而不够规范”，起初具有特定和贬义的内涵，用来指一些怪怠新奇的音乐，后来用来指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是一种宏伟壮观、充满活力的音乐，强调情感的表现和充满戏剧性的对比，在细节上非常注重装饰性。巴洛克时期音乐非常多样，最重要的音乐现象是歌剧的诞生和器乐的真正独立。
1、 歌剧的诞生
歌剧是一种用音乐来表现的戏剧，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悲剧、中世纪的教仪剧、神秘剧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剧、牧间剧等都是歌剧的重要来源。第一部歌剧叫《达夫尼》，由诗人利努契尼根据阿波罗斗巨蛇的神话写成剧本，由音乐家佩里作曲。它的诞生与佛罗伦萨的一个“卡梅拉塔”的音乐社团直接有关，利努契尼和佩里都是“卡梅拉塔”社团的成员。社团中的艺术家们崇尚希腊古代文化，试图仿照古希腊音乐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他们认为古希腊音乐是一种单纯的模仿语言音调或节奏的音乐，旋律是表现诗歌内容的载体，人们能容易的了解歌词的内容，因此他们主张以单旋律加乐器伴奏为原则来创作，这种理论促进了歌剧这种新体裁的诞生。第一部歌剧《达夫尼》现已失传。第一部音乐完整保留下来的歌剧叫《尤丽迪茜》，由佩里和利努契尼第二次合作，于1600年首演。蒙特威尔第是巴洛克早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也是威尼斯歌剧的代表人物。他的歌剧作品有《奥菲欧》、《阿丽安娜》、《尤利西斯还乡记》等，他追求在自己的作品中清晰而准确的表达歌词和歌词中的情感，在歌剧中用了大量的抒情歌曲、二重唱和舞蹈，另外，他还在创作中使用了一种“激动风格”来表现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蒙特威尔第逝世后，他的学生卡瓦利和切斯蒂成为威尼斯重要的歌剧作曲家。罗马歌剧的代表是卡瓦里埃利《关于灵魂与肉体的戏剧》、兰迪《圣阿兰修》。那不勒斯歌剧的著名作曲家是亚斯卡拉第，代表作《格丽塞尔达》等。这一时期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歌剧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除了歌剧，巴洛克时期产生的大型声乐体裁还有清唱剧、康塔塔、受难乐等。
2、 器乐的发展
巴洛克时期的器乐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突出地位，形成了这一时期声乐、器乐、歌剧三足鼎立的局面，器乐第一次与声乐处在了平等的地位。当时，乐器制造业很发达，出现了各种工艺精良的乐器，如古钢琴、管风琴、提琴家族、双簧管、低音管、长笛、小号、法国号、长号、定音鼓等。另外，各种器乐曲的体裁也纷纷出现，如奏鸣曲、组曲、协奏曲等。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等地，器乐的创作和表演非常兴盛，优秀的器乐演奏家和作曲家有维塔利和科雷利等。巴洛克时期的键盘乐器包括管风琴和古钢琴两大类，德国的管风琴制造业尤其发达，管风琴音乐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在德国。管风琴曲的主要体裁有三种：托卡塔（toccare,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接近即兴创作的体裁，技巧性要求很高）；赋格曲（是一种严格运用卡农模仿手法的复调体裁）；以众赞歌为基础的作品。古钢琴包括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两种类型，古钢琴的体裁最重要的有主题与变奏和组曲这两种。组曲是由四种风格化的舞曲为核心组成的，分别是：阿拉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基格舞曲。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器乐体裁是协奏曲(concerto)，有两大类，一类是大协奏曲，一类是独奏协奏曲。维瓦尔第是对巴洛克协奏曲的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曲家，代表作小提琴协奏曲《四季》。
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大量使用“通奏低音”，这是一种不同于文艺复兴是亲的复调织体的主调和声织体，基本上由旋律加和声伴奏构成。有一个独立的低音声部持续在整个作品中，上方有一个华丽和富于装饰的高声部，中间声部并不写出，由演奏者即席演奏。巴洛克时期大小调体系和功能音乐逐渐建立；记谱法也不断完善；“情感论”理论形成，相信音乐的主要目的是唤起人们的情感。他们用一种类型化的音乐来表达歌词的情感，如高音表示光明，低音表示黑暗等等，这种情感往往不是作曲家本人的，而是一种类型化的人的基本情感，是一种理性化的、不连贯的情感。巴洛克晚期产生了西方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批作曲家，如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等。
五、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
“古典主义”时期（Classicism Ages)是指大约1750年开始至1827年贝多芬逝世为止这一时期的音乐。所谓“古典”，原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的古代”，后来的人们企图恢复和借鉴那个时代的文化精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经这么做了，巴洛克初期亦然，但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重新发现“古典”。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到高峰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包含了两个阶段：前古典时期（Pre—Classical）；维也纳古典时期（Viennese Classical）。前古典时期的主要音乐现象有三个：喜歌剧的兴起与繁荣；格鲁克对意大利正歌剧的改革；器乐领域多种形式（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重奏曲）的成熟与发展。维也纳古典时期是古典主义音乐的高峰，它是指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各自的成熟期创作为代表，在器乐及声乐领域所形成的音乐风格而言。
18世纪的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经历了一场广泛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它是以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化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哲学、科学乃至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等方面。启蒙思想家反对传统的宗教，提倡自然神论；反对形而上学，提倡科学和常识知识；反对专制的权威和特权，提倡自由、平等和普遍教育的口号。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使得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在1789年在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也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反封建、争民主性质的“狂飙运动”。古典主义时期是知识大众化的时代。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开始面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公众。音乐家也走出宫廷和教堂的大门，面向广大市民。 1、喜歌剧的发展与格鲁克的歌剧改革 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出现了以普通市民为主角，展现日常生活情景的喜歌剧（Opera Buffa），这是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反意大利正歌剧矫揉造作而追求自然的一种新的歌剧体裁形式。 意大利的佩格莱茜（GBPergolesi，1710—1736）创作的《女仆作夫人》被认为是第一部意大利喜歌剧。上演并获得成功后，这种新的体裁便迅速发展起来。此后出现了波契尼（NPiccinni，1728—1800）的《温顺的女儿》、契玛罗萨（DCimarosa，1749—1801）的《秘密婚姻》等优秀的喜歌剧作品。
1752年，一个意大利歌剧团把《女仆作夫人》带到巴黎演出，激起了法国文化界的一场“喜歌剧之争”。卢梭等一些启蒙思想家，热情赞扬这种大众化倾向的歌剧体裁，卢梭还综合了意大利喜歌剧及法国传统的集市戏创作出了喜歌剧《乡村卜者》，证明以法国语言能够谱写这种新风格的音乐。这场争论最终以喜歌剧的渐得人心而告终。而德国在其他国家喜歌剧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唱剧”，代表作有希勒的》《乡村理发师》、乌姆劳夫的《矿工》等。德国歌唱剧的发展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歌剧创作有很大影响。 由于18世纪的意大利正歌剧过份注重美声、炫技性而无视戏剧性的倾向，使它与启蒙主义提倡的“自然”原则格格不入。一些艺术家思考对正歌剧进行改革。其中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是格鲁克。格鲁克的改革理想是：追求艺术的质朴与真实，删除多余的装饰与炫技；音乐与诗歌紧密结合，加强音乐的情感表现；序曲应使听众预先知道剧情性质等。他的歌剧《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伊菲姬尼在奥利德》、《伊菲姬尼在陶里德》等都是他改革的成功体现，他的歌剧美学观点启发着后世许多著名歌剧作曲家的思考和探索。
2、奏鸣曲、协奏曲和交响曲 古典主义时期是器乐音乐繁荣的时代。奏鸣曲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的。古典主义时期人们已厌弃繁复的复调音乐风格，提倡明晰的主调音乐，清晰对称的音乐旋律句法和段落结构取代了巴洛克音乐动机加变奏的装饰性旋律方法。古典音乐结构形式中，带有抽象辩证思维的奏鸣曲式（sonataform）成为作曲家不倦探寻的音乐形式。奏鸣曲和奏鸣曲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音乐体裁，由不同数目的乐章组成，后者是一种体裁所采用的结构曲式。D·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在对新风格的探索中为奏鸣曲体裁的形成作出了最初的贡献，巴赫的次子C·P·E·巴赫（Carl Philipp Emannel Bach，1714—1788）使奏鸣曲式渐趋成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古典时期的协奏曲以“独奏协奏曲”发展最为充分，由一把独奏乐器担任主奏，乐队与之竞奏。在莫扎特的协奏曲出现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一批作曲家在这个领域担当先行者的角色。而巴赫的小儿子JC巴赫（Johann ChristianBach，1735—1782）所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曾轰动一时，他的创作对莫扎特影响很大。
交响乐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事件。18世纪初意大利歌剧序曲（Sinfonia），渐渐脱离歌剧，成为一种独立的管弦乐体裁形式在音乐会上演奏。在这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的是曼海姆乐派。斯塔米茨（Johann Stamitz，1717—1757）领导下的曼海姆乐派在歌剧序曲快—慢—快的结构基础上，加进了小步舞曲作为第三乐章，成为带有四个乐章的作品。他们还在交响曲快板乐章动力性主题之后引入抒情、优雅或幽默的主题以形成音乐气质和风格的对比，并且大量运用渐强、渐弱的音响力度，产生了丰富的力度表情变化，这标致着音乐风格的重要进步。另外，维也纳乐派和柏林乐派也对交响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曲，是由海顿奠定基本结构，并通过莫扎特、贝多芬这些天才的创作走进了巅峰时期的。 3、古典音乐的特点
古典音乐具有严谨的逻辑体系，表现在“主题发展”模式上。奏鸣曲式是典型的例子。
音乐的表现手法和所表现的内容比巴洛克时期大大加宽，由单一旋律支配的主调音乐逐渐占了上风，复调音乐已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古典时代的音乐一般比较客观、含蓄、节制而有分寸。古典音乐追求纯音乐的理想，以音乐语言本身来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音乐巨匠被称为著名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他们支撑起古典音乐的天空。
六、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
浪漫主义时期是指19世纪前后这一百多年（1790—1910）的西方音乐历史，即浪漫主义作为主导潮流支配和指导着大多数作曲家的时期。“浪漫主义”一词原指用罗曼语（Roman）书写的故事，进而专指长篇小说或骑士故事，后来也包括传奇小说等。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了剧烈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科学的进步、工业的革命、经济的变革、政治思想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追求“天赋人权”、自由竞争、共和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政治理想；在文学艺术领域，人们开始表现出反对古典主义服从理性、法则的节制精神，而强调天才、灵感，强调人的创造力和情感的自由展现。
一般音乐史把浪漫主义分为早期（19世纪10—20年代）：韦伯、舒伯特；盛期（30—40年代）：柏辽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中后期（40—80年代）：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晚期（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布鲁克纳、马勒、理夏德·施特劳斯。其间还穿插了法国、意大利歌剧，以及与此相并行或独立的欧洲各民族乐派的线索。
1、 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
（1）音乐创作中的综合性。由于追求感情的自由抒发和想象力的拓展，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强调音乐要与诗歌、戏剧、绘画等音乐以外的其艺术相结合，提倡一种综合艺术，音乐甚至与宗教、哲学相关系，充满意识形态的意味。人们常把引进人声合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当作浪漫主义音乐的开始。
（2）标题音乐盛行。
（3）音乐创作张扬个性，表现感情。由于追求表现感情上的自由，音乐上出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虽然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是继承古典乐派，但内容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夸张的手法使用得很多。强调个人主观感觉的表现，作曲家们努力地发掘着自我，他们往往与作品融为一体。
（4）崇尚自然。人们被工业文明所包围，远离自然，却形成了一种向往自然和神秘世界的心理。19世纪是美术史上的风景画的时代，而音乐家不仅把大自然作为题材，也作为他们的力量和灵感之源。而且大自然很平静，没有矛盾，是作曲家理想的避难所。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
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