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有什么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起源于屈原的楚辞，浪漫主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在诗歌和戏剧中取得较多的发展，它们感情强烈，善于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夸张。

浪漫主义作品 中还多用夸张、生动的修辞手法，如《楚辞·国殇》是屈原对战士勇敢作战的赞歌，全诗用大量文学手法渲染战斗的惨烈，突出浓重的赞美、歌颂之情。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注重引入飘渺的事物，以大胆、自由的手法着重描写理想中的世界，通过直接抒情表达强烈情感。

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这是极度的夸张；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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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前339？～前278？）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著作

创作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离骚

《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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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作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地方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吸收神话传说素材，感情激越，热烈奔放，多写个人情志与想像，想像丰富，善用比兴与夸张手法。 

语言运用上，屈原作品突破诗经格式，运用“兮”、“些”、“只”等虚助词，加强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常见双声叠韵、对仗与叠字。

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小人祸国，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执著理想，独善其身，坚贞不屈，态度毫不妥协。

扩展资料：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

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

《离骚》诉说屈原的政治理想，批评群小的诽谤打击与楚王的妄信谗言，理想虽遭破坏，但自己决不妥协。《离骚》设想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

－屈原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运用，“楚辞”的参差灵活的体裁以及“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从屈原之后，中国诗歌开始了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楚辞》作为第一部个人创作的诗歌集，对后世文人心态的确定与赋的形式都有重要影响。它那恢宏瑰丽的锦绣文章，像一缕永恒的精神血脉，穿超千年时空，涌动在代代文人心中。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的两种浪漫主义的作家及作品有：积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屈原，其作品主要有《离骚》、《九歌》和《天问》等；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如庄子，其作品最典型的属《逍遥游》，他还创造有大量的哲理寓言。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中，即 “忠怨”之情激肠荡魂、求索政治道路的泣鬼惊神、想象奇幻而磅礴宏大，是一篇卓绝古今的宏壮政治抒情诗；在该部长诗里，屈原借“路”的求索所表现的是“美政”和“美质”理想，《离骚》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幻想和虚构来实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的。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如《逍遥游》极富浪漫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为后人赞赏不己，即轻灵身心而极富哲理的寓言故事、奇特幻想和非同寻常的对比、含蓄中的诙谐和幽默中的辛辣。在屈庄两者浪漫主义比较中，他们都在理想中“再造生活”、而奇幻想象是屈庄作品如《离骚》和《逍遥游》浪漫主义的一大共同艺术特色，两者都重情和主情。屈原的《离骚》里神奇非凡的神话世界使我们炫神夺目。庄子的《逍遥游》的本质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学说，它关乎人类的生命应处于天地的绝对自由之中，是一种宽广的处世哲学，他那时是对当时战争频繁和社会纷乱的极端不满。屈庄的这些异同的浪漫主义比较结果,在内容和创作方法上，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李白、辛弃疾、吴承恩和蒲松龄及现代的毛泽东就是继承了屈庄的成果。在结论中笔者针对屈庄浪漫主义的合理综合，得出“现实浪漫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将现实的丑理想化和将理想的美予以现实化，做到真理在文学中的情与思的探求。

关键词 屈原 庄子 积极 消极 浪漫主义 比较

　　我国文化源源流长，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上古的黄帝编著有《黄帝内经》和《素问》，中古的孔子创造了儒家经典，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年的历史。具有更大影响的，当属屈原和庄子。这两位重磅作家，不仅创造了文学体制，而且还以全新式的文学手法抒写内心的理想和政治，将忧国忧民与自我崇高志向相结合，其所创造的思想和体裁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

　　（一）浪漫主义概念、特征及种类

　　在文艺理论的著作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指的是依照文艺家的理想和愿望去表现生活，通过充满个性的强烈情感和大胆想象，塑造神奇超凡的艺术创作原则。他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强调理想的主观表现，即在理想中“再造生活”，注重神奇形象的超强创造，即现实幻景，追求情思意绪的个性张扬，即重情和主情等。

　　在理论上，浪漫主义又可分为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凡是抒写进步的革命的理想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浪漫主义。相反的以抒写落后的、反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是消极的浪漫主义。这两种浪漫主义的作家及作品主要有屈原的《离骚》、《九歌》和《天问》等；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如庄子，其作品最典型的要属《逍遥游》了。此两位作家对中华民族源源流长的文化影响，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绩。对此，笔者现就其人、浪漫主义特征和创作方法及影响作一概述。

　　二、屈原其人

　　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无限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前途，与误国、昏聩的腐朽贵族斗争不息。《史记》载，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其任职期间，楚国的政治和外交都取得一些成就。如他主张对内“举贤授能”，刷新政治，奉命起草“宪令”，为国之富强立法，限制旧贵族权益。他曾东使于齐，主张合纵抗秦，以复失地。由于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才能，特别是他的果于执法精神，招致旧贵族势力的忌恨和反对。他们处心积虑地对屈原横加诬陷，离间屈原与怀王的关系，终致使昏庸的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受排挤，不得再参与重大国事。由于旧贵族势力的顽固和强大，屈原与吴起遭到同样的变法改革失败的命运。

　　屈原政治上的失势，使得郑袖和蕲尚等旧贵族集团人物，包围了楚王更加胡作非为，甚至接受秦国的贿赂，公然出卖楚国利益。楚王受秦欺骗，绝交于齐国，楚国孤立，怀王愤于秦国愚弄，两次伐秦，惨遭失败，楚国国势大为消弱。怀王晚年，受旧贵族纵恿，去与秦国讲和，被秦扣留，终死秦国。此一变故，屈原认为实为一桩丧君辱国惨痛无比的事，由此他对劝楚王入秦的祸首子兰等人十分愤恨，终又遭子兰的迫害。子兰唆使上官大夫进谗言于顷襄王，使屈原流放于江南。从此屈原极端困苦，彷徨中往返走了许多路程。就在他渡湘水到达汨罗附近，时值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大军打进楚国，拔郢都，烧楚先王陵墓。这一重大事变，使诗人屈原顿感一切无望，为了表明自己至死不离祖国决心，于顷襄王二十二年，投汨罗自尽。从他的绝命辞《怀沙》中可知，屈原的死是出于自己的理智，不单出于感情激愤。那个黑暗社会同屈原难以相容，国破家亡的现实击破了他的富国强兵之梦，他只有一死表明高洁志向，殉于自己热爱的祖国。

　　三、屈原浪漫主义的特征

　　屈原浪漫主义属于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离骚》、《天问》《九歌》等篇中，即：

　　（一）、“忠怨”之情激肠荡魂

　　《离骚》是屈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卓绝古今的宏壮政治抒情诗。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多字，从篇幅的宏阔特征看，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抒情长诗。屈原的这篇宏巨之作，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雷撼着无以数计的有志之士，是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歌史里最激动人心且独具“永久魅力”诗篇的杰作。

　　“楚辞”是屈原创造并完成的一类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其中更富创造性、更能代表“楚辞”的基本特征并对后代文学影响更深广的是以《离骚》和《九歌》所代表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形式，屈原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在内容方面以抒情主人公为中心，在自叙生平不幸遭遇、抒发怨愤不平感情的同时，揭露社会矛盾，批判腐朽势力，反映黑暗现实的本质。

　　《离骚》长诗里充满了屈原的“忠怨”之情与爱国精神。他的这首宏伟规模的长诗，既有诗人蒙怨被疏后的激情爱国，又是以血泪倾诉自己悲愤之歌，颇具幻想性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全诗感情回环激荡，感情往环激扬，撼人心魂。

　　诗人以 “乘骐骥以驰聘兮，来吾道夫先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又如“众女嫉余之蛾户，谣涿谓余以善*”，“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有如“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等为其浪漫色彩引路，运用许多象征手法，如比喻、夸张等，在现实生活经验的实写基础上，置先表明自己的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也就充分表现了该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

　　诗人始终以自己的“美政”为理想，在这样的理想遭到黑暗现实的残酷打击时，便使得自己的这一理想无端地成为了幻想。可我们的诗人不甘于此，他要想方设法地借助各种方式表白自己的“忠怨”之心，为的就是合纵抗秦，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面对旧势力的阻挠和打击迫害，诗人构筑了神仙世界的政治远景，于是在他的诗中，便有上天入地的追求，将自己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特点及自己的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倾诉于玉帝，以求得再次从政机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故而诗人以浪漫的色彩，尽情倾诉自己的政治感情和理想，也就不惧旧贵族的子兰等奸贼的打击和迫害，以顽强的意志向旧贵族势力开炮，因而奇特的想象、丰富翔实的斗争资料，显示了屈原的万代被百姓瞻仰的现实优势，就是因为他的极深的爱国爱民思想，造就了他浪漫主义色彩的千秋万代，从而自古至今民间有着“端午节”的对屈原高度热枕的纪念，这本源于他的“忠怨”之情激燃了每一代的每一位志士仁人的奋发拼搏精神，使得每一代的每一位志士，喷发出股股激肠荡魂的“忠怨”正气。

　　（二）、求索政治道路的泣鬼惊神

　　《离骚》长诗的大部分，更体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即主要把炽热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将诗人内心世界冲突的苦闷灵魂化为上下求索精神。正因黑暗的现实与诗人爱国理想的难以实现形成了尖锐冲突，使得诗人感到苦闷、孤独、愤懑，至而产生强烈的失望，从而使诗人由现实逼入幻境。“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本身是《离骚》比兴象征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离骚》里贯穿始终的一条线和联结各部分材料的结合点：

　　“路”既是屈原“存君兴国”的政治道路，也是楚国兴衰成败、发展变化之路，如“乘骐骥以驰骋兮，吾道夫先路”的路；“路”既是古代圣君“既遵道而得路”的治国成功之路和古代暴君“夫唯捷径以窘步”的衰败亡国之路，也是当时楚怀王不能“及前王之踵武”而“路幽归来以险隘”、“恐皇舆之败绩”的错误之路；“路”既是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存君兴国”之路，也是群小“忽驰鹜以追逐”、“背绳墨以追曲”之路，因而是屈原与群小“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道而相安”的矛盾斗争之路；“路”既是屈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一贯正确之路，也是一度产生退缩、逃避情绪时“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之路；“路”既是屈原所追溯的已往所走过的路，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未来道路的路。

　　正因为有了这一条贯穿始终的“路”作为基本线索，故而使诗人自叙生平与楚国社会、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追求美政与揭露黑暗、现实的叙述与幻想的境界等都成了屈原整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结合于一机，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在该部长诗里，屈原所表现的是“美政”和“美质”理想。“美政”理想即“耿介纯粹、举贤授能、遵循绳墨、变法图强”等内政主张和联齐抗秦，坚持合纵的外交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