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屈原有什么共同点

文章首先肯定屈原、李白同为中国古代诗史上伟大抒情诗人，个性都极其鲜明，有许多共同点。然后着重探究了二人在抒情方式和途径上的不同处。第一部分，抒情方式比较。屈作抒情主要是蕴藉深细的倾诉式，李诗则多呈现出不可遏止的爆发式。第二部分，抒情途途径比较（为更深层次的艺术问题）。屈原多顺应景物固有的美好特征来抒发真切的情感，对这些景物进行加工改造，尽量使之与自己的内心怀抱相契合。李白主要是理想化地面对子物，无论子物原来是否美好，都拿来为我所用，发抒自我情性。作者还从二人既同又异的思想性格和经历上分析了二人抒情艺术不同的原因。

屈原和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诗史上个性化抒情和自我主体意识的两座高峰，但二者又颇有不同。在抒情的途径和方式上，屈作主要是蕴藉深细的倾诉，李诗倾向于不可遏止的爆发。在处理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之间的关系方面，屈原多半面对理想化的事物，李白重在理想化地面对事物屈原，李白，抒情，异同屈原、李白诗歌抒情艺术异同论周小龙摘要屈原和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诗史上个性化抒情和自我主体意识的两座高峰，但二者又颇有不同。在抒情的途径和方式上，屈作主要是蕴藉深细的倾诉，李诗倾向于不可遏止的爆发。在处理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之间的关系方面，屈原多半面对理想化的事物，李白重在理想化地面对事物。关键词屈原李白抒情异同一抒情，是诗歌的精髓。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早已言明：“五情发而为辞章。”屈原和李白的诗歌是他们情感的艺术载体，有极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在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最具共同性的就是个性极其鲜明。

　　尽管古代诗人中有个性者并不鲜见，但屈、李二人以各自的卓异成就独步于中国言情诗坛，前创后继，并为高峰，这是其他诗人难与比肩的。较之《诗经》简短、叠咏的抒情语言，屈原的作品（以下简称屈作）不仅抒情性大大加强，而且在构思创作时，能够突破一时一地即兴式的抒写，而具有更大的时空跨度和更完备的情感系统，更为自由开放地表现诗人自己的身世遭际与喜怒哀乐。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第一次在诗歌中显现出个性化的抒情和自我的主体意识。自楚辞延至唐诗，这种个性化的抒情和鲜明的自我性到李白手中发挥得相当充分。这是文学史上继承和发展的显例。

　　但另一方面，由于屈原、李白所处的时代社会和个人境况等不尽相同，因此他们抒情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又存在着千差万别。整体上比较，屈作的抒情主要是蕴藉深细的倾诉式，李诗则多呈现出不可遏止的爆发式。这里所谓倾诉和爆发，指的是不同的抒情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倾诉的特征主要是尽情地表达和诉说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倾诉者内心世界的展示是酣畅淋漓、连续不断的，所吐露的情感往往是缠绵、细腻的。爆发的特点则在于郁积满腔的思想感情的骤然宣泄，它有如火山爆发的喷射，有如狂涛巨浪的咆哮。一旦爆发，就不可遏止地显示出强烈激越的形式。所爆发的感情往往是愤激、亢奋的。比较起来，倾诉可使感情的流露趋于深厚、浓重；爆发更宜于将难以控制的激情一吐为快，干净利落。二者虽形式不同，但都能传达作者真挚丰富的思想感情，都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屈子的许多诗章中，我们可以屏息静听到诗人是那样深情地向世人倾吐自己内心深处细腻而深厚的情肠，使人倍觉哀感顽艳。如《离骚》、《抽思》等篇皆有“陈辞”、“陈词”之语，是倾诉式抒情的代表性词语。屈作的倾诉，又突出地表现在总是使用带有他个人情感禀性因素的一些词语。比如：“哀”、“恐”、“伤”、“固”、“犹豫”、“婵媛”、“亻宅亻祭”等等。从一些篇目的题名上也可以体察到这种沉挚深婉的情态，如《惜诵》的“惜”、《抽思》的“抽”、《怀沙》的“怀”、《悲回风》的“悲”等。屈作中的字句，吟诵起来大都厚实、深邃、凝重，恰似一股股缓缓折行奔淌不息的川流，又好象千年古钟发出的一声声深沉的、余音不绝的巨响，无不令人与其共鸣，同其悲悯。特别是在《离骚》和《九章》诸篇中，屈原将自己怨愤之情用类似吞声饮泣的方式倾吐而出，情绪延伸回环，气势跌宕反复，亦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当我们读到李白的诗歌时，感觉就有不同。为了表达激昂充沛的感情，李白主要采用奔放豪爽、跳荡飞动的语言。他有言即说，有情必发，心到诗成，毫不经意，即所谓“爆发”之意。李白的情感系统一经触发，便如洪波涌日、天穹降瀑似地喷薄跃出，一泻千里。这是拼尽全力的呐喊，是用奔腾的语调和激烈的言辞来震撼读者的心灵。李集中的《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皆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李诗的爆发着重于力量和气魄，具有雄浑刚健之美。曾巩评李白诗：“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犹壮”①。从个人身世经历来看，李白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他们都曾得君王信任，然而又都是仕途坎坷，遭谗被放等。皆可谓逆境造雄才，怨愤出诗人。但比较起来，屈原是怨多于愤，李白是愤多于怨。屈作的怨诉，有时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够酣畅，不够透彻。实际上它不只是哀痛和悲郁，它的愤懑不平往往是含蕴的。高明的读者一定能从字里行间的深处聆听到诗人发自心底的感情潮涌，感受到诗人心理的矛盾冲突，只不过它并不以强烈的形式显露于表层。这是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富有鲜明个性的诗篇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浸透盛唐时代文化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李太白，生性澹荡，意气高扬。他深谙屈原胸中的一腔怨恨。他既得楚骚的遗韵风采，不乏三楚哲人的悲剧精神，却又并非复制骚人之情性。他结合自己的内在禀赋和生活境况，挥洒出顾忌较少、直言颇多的诗歌语言。为了充分表达炽烈丰富的情感内涵，他常用呼告、惊叹、感奋等手法来完成感情的爆发。如《蜀道难》中的叹词“噫吁口戏”等。又如，同是求贤路大开，表爱国热忱，屈原在帝阍“倚阊阖而望予”后只好“结幽兰而延伫”（《离骚》），怨与恨在“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的责难声中一再表露。李白明知“阊阖九门不可通”，却还要“以额叩关”使“阍者怒”（《梁甫吟》）！《唐宋诗醇》评：“此诗（按：指《梁甫吟》）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目卷目卷楚国，同一精诚。”②。再例，同样是对黑暗势力的痛恨不满，屈原是诉语娓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 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③李白则大声力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④。这里可以看出倾诉与爆发的明显差异。如果打个比方说，屈原的倾诉犹如地底下翻腾运行的岩浆地火；那么，这岩浆地火蕴蓄至李白诗歌时，便冲破层层压力，摧毁重重阻力，以无可阻遏之势迅速变为猛烈的火山喷泻。屈原倾诉的幽邃瑰玮和李白爆发的迅猛炽烈，都是抒情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对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表现诗人个性、抒发作者真挚感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二如果说“倾诉”和“爆发”还只是让我们看到抒情方式的表像特征，那么，在抒情过程中怎样处理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人事景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深层次的艺术问题了。从诗人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世界万事万物对应的关系来看，屈原多半是面对理想化的事物，将原本较为理想的事物更加理想化，与自身的感情规范融为一体。

　　一般来说，屈原多顺应景物固有的美好特征来抒发真切的情感，对这些景物进行加工改造，尽量使之与自己的内心怀抱相契合。李白主要是理想化地面对事物，无论事物原本是否理想是否美好，他都以自己的情感模式将事物与自我联系起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和事物来显示自我意识，发抒自我情性。这又是二人的差异所在。例如，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中写了众多的人事景物。这些人事景物大多具备固有的理想特征。其中，高阳苗裔、灵修美人，是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初创。只有具备内在人格美的自我，才有可能探索崇高的理想。举凡“江离”、“辟芷”、“木兰”、“秋菊”、“芰荷”、“芙蓉”、“高冠”、“长佩”，都是楚地楚史上的美事美物。屈子在诗中将它们进一步理想化，使它们纯而又纯，美上加美，以表达自己的修洁美德。再有，女女须、宓妃、九疑、昆仑，或女夸容修态，或钟灵毓秀，都是原本令人满意的人和事物。它们对于屈原架构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表现诗人内心悲剧性的矛盾冲突，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看《九歌》的《湘君》、《湘夫人》中那些奇情异物，那种扑朔迷离的神韵之美，无不是在已有传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因为古老的湘江、洞庭一带流传着帝之二女的动人故事，所以才有湘君和湘夫人在神幻之境的思慕爱恋。其中的“桂舟”、“飞龙”、“芳椒”、“桂栋”等等以及它们的传说原型，都是足以引起美感的客观事物。屈子用它们来夸饰爱情，描摹理想，不啻是锦上添花之举。又如《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表现了在祭祀河神时一种怅惘和思慕之情。《山鬼》中的“薜荔”、“女萝”、“石兰”、“杜衡”，《涉江》中的“长铗”、“切云”、“瑶圃”、“玉英”，也都是屈作中较为独特的人事景物。它们或表现悲欢离合，或透出忧郁悲愤，在客观上产生某种迷离惝恍、流光溢彩的艺术效果。李诗理想化地面对客观事物，也不是偶然的。有唐一代，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较充分的发展，诗歌的抒情艺术也日渐成熟。与屈原时代的荆楚泽国相仿，李诗的抒情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江山之助。公元八世纪的中国名山大川对李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浪迹天下，贪婪地游赏于山水名胜之间，流连忘返。在这期间，他有所感悟，撩拨情思，如孙觌《送删定女至归南安序》所言：“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犭穴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无论日月山川、花鸟草木原本如何，李白都愿以自己的设想和希望来看待它们，并赋予它们浓烈的感情色彩，使它们罩上神妙奇伟的光圈，于是作者和读者都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开篇便是惊风雨泣鬼神：“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虽然西岳、黄河有壮浪之景，可在许多人（尤其是不作诗的人）看来，也是很平常的，更不用说与人生的喜怒哀乐连结在一起。偏偏在李白的眼中，黄河、太行、青天、明月，忽然能在不经意之间变了模样，变得光耀夺目，变得气象万千，变得有滋有味。这虽不能说是化腐朽为神奇，至少也算点石成金了。再如著名的《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宣泄“我心”的“多烦忧”和人生的不称意，其中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把极其普通的流水与个人的忧愤苦闷连在一起，十分生动贴切。

　　还有，《襄阳歌》表面看似是纵酒放诞、及时行乐，实质上是借醉喻愤，是李白干谒韩朝宗失败、求荐不遂的心境反映。诗中写醉酒之情，用了极形象的比喻：“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酉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糟丘筑台，未必美观，但李诗中的酒与情是不可分割的。这里他以醉汉的姿态充分表达了狂傲不屈的内心世界。他还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一时间，清风、朗月与汉水、美酒，都成了李白心中无尽的宝藏。在《横江词》其一中，李白惊呼“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北风行》中，他竟然觉得“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在《古风》第十六首中，他刻意描绘“吴水深万丈，楚山邈千重”，都是以现实景物为基础的大胆想象和夸张。这些景物，本是无情无思，大抵亦为平凡之物。为了需要，李白才将它们的某些特征尽力扩大或缩小，使之服从于总的抒情主旨。当然也不排除原本就有不同程度美感的景物。李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借助艺术想象，侧重从“神似”方面对事物的性质、状态、数量或程度等进行夸大和强调。这样的夸张，与屈原对于美事美物的夸饰同样是合乎情理，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事物内在本质的真实，且皆是为了表情达意之需，故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屈、李二人既同又异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屈作要用委婉的倾诉面对理想化的事物，以及李诗用猛烈的爆发理想化地面对事物。概括说来，屈原主要是修行自洁，思考探索，顽强斗争；李白更多是傲岸颉颃，讽刺蔑视，揭露抨击。清人薛雪曾云：“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⑤，话虽有些绝对，但基本道理是不错的。在中国古典诗坛上，屈、李二人都堪称美的使者，都以自己多情的诗笔探寻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尤其是两人都在历经艰难之后仍痴心不改，九死未悔，仍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之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两位诗人的绝唱中可以体会到这种共同的心态，以及含蕴在相同之中的细微差异。屈原《离骚》结句咏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李白《临终歌》（一作《临路歌》，疑“路”为“终”之误）悲呼：“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为美政不屈而死的彭咸和冲天高飞、扶摇直上的大鹏，是两位大诗人心中永存的偶像，是他们从初始到终结都为之付出真情实感的理想所在。尽管彭咸和大鹏都捐躯而亡、中天摧折了，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永不磨灭。因此两位诗人为之付出的情感是值得珍视的。但是，彭咸和大鹏也有不同之处。屈原心目中的彭咸，不管有多少种推测，总是有一定的人物事件为基础。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是殷代贤臣，谏君不听，投水而死。而吞吐宇宙、凌云振翅的大鹏，从庄子到李白，则完全是人为的虚构，是诗人灵魂的外化之物。如果说有什么基础，也最多可能是由普通之物引起的相似联想。李白于开元十三年作《大鹏赋》，亦以大鹏自况，皆源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而鲲的原义只是指微不足道的鱼卵。《尔雅．释鱼》：“鲲，鱼子。”郝懿行义疏：“凡鱼之子，总名鲲。”由小小鱼子进为大鱼，再由大鱼复变为鹏，显然是一个不断被理想化的过程。虽是庄子创作在先，但李白的大鹏并非是在庄子美物基础上的再创造物，而是与庄子如出一辙，是理想之心，理想之情并伴有一定程度悲剧意识的产物。这就是原本理想化的事物和被理想化的事物之区别。面对原本较理想的事物，毕竟有一定的限制，故有可能采取“倾诉”的形式。被理想化的事物就不同了，可以大胆设想，尽情夸耀，所以猛然迸出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