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浪漫主义电影及其特点?

就是幻想一些真实世界里不可能发生的情景，然后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通常是一些美好的向往，在现实中较难实现。美国有个梦工厂，这个名字就很符合**的定义，**之所以会有，时应为这些都是梦。

学术

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例如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

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进发生，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创见，承前启后。

还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价值同样不能被忽略，他们不仅仅是诗人。后世所谓经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汉晋唐经学”，后世所谓理学，应该叫做“唐宋明理学”。

文学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

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史学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

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

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的修史专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

教育

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

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唐，李渊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即位后改元贞观，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唐朝走入鼎盛，史称“贞观之治”。

后经历高宗时期，武则天逐渐掌权，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唐”为“周”，称圣神皇帝。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自称皇帝的女人，前后掌权50余年。

武则天死后政局一度混乱，后唐玄宗即位，而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唐玄宗后期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后安禄山趁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

唐朝后期有发生了牛李党争和宦官干政的局面，朝政更加黑暗，终于被藩镇所灭。

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

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扩展资料

在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

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

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韩、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为文应参以孟、荀、庄、老诸子和《榖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借“复古”以行革新。称散文为“古文”，称这场革新为“古文运动”，正是打这里来的。

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第一点是文以载道。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以继道统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也有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文章与政治、世教的关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认为有养才能有“气”，有“气”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他主张“文者以明道”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二人所言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政治上属于革新派，他所称的“道”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观上，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势”，而不决定于“圣之意”。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在社会的治乱观上，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并非有什么天意，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强调济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会安宁的意义。所以他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他还明确提出“以生人为己任”。“生人”即“生民”指百姓。其次，与“文者以明道”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世”，反对那种只“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的无益之文。第三，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认为“言之不文则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使后学景仰，而达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表达出来的，“文”是用来表达“道”的，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散文写作来说，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韩、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使古文复兴于文坛。

韩愈的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众体兼备，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理直气壮。一般说来，文章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师说》等。这一类中还包括—种小品式的论说文，短小精悍，意趣横生，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如《获麟解》、《杂说》等。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也可以另立一类，即小品杂文。第二类是叙事文。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材，工于描写，能刻画出人物形象，还往往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第三类是抒情文。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不拘一格，就人就事生发，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答客难》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而自出机杼，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如《进学解》、《送穷文》、《毛颓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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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蜀道难》的创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

甲、此诗系为房琯、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

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

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

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琯）、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一直理想去长安做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这可能是一首赠友诗。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可能是天宝元年至三年（742至744年）李白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开元年间李白初入长安无成而归时，送友人寄意之作。

《蜀道难》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品。此诗袭用乐府旧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借以歌咏蜀地山川的壮秀，显示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自然的感情。全诗二百九十四字，采用律体与散文间杂，文句参差，笔意纵横，豪放洒脱，感情强烈，一唱三叹。诗中诸多的画面此隐彼现，无论是山之高，水之急，河山之改观，林木之荒寂，连峰绝壁之险，皆有逼人之势，气象宏伟，境界阔大，集中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深受学者好评，被誉为“奇之又奇”之作。

掉到河里淹死的，绝对正确，详细情况如下所述：

李白死因

唐代诗坛巨星李白，于宝应元年（762）离开人间，卒于今安徽当涂，享年六十二岁。然而，李白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草堂集序》曰：“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去李白殁时二十九年，作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1）的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称。玩读李白诗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诗人的《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这样，学人自然将李白的死因与醉酒致命联系起来，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也即指出，李白是因醉酒致疾致命的，就连升天的灵魂都带着醉意。

现世学者郭沫若由“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

李白爱酒，也爱月、爱狂，所以又有人把他的死因同“水中捉月”挂起钩来，这便产生了富有浪漫气息的“溺死说”。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云：“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此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曰：“（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辑《莲堂诗话》也说：“宋胡璞，闽中剑南人，曾经采石渡题诗吊李白：‘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见之，疑唐人所作，叹赏不置。”那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陈善《扪虱新话》记道：“坡（苏东坡）又尝赠潘谷诗云：‘一朝人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可见，李白醉入水中捉月溺死的说法古已有之，流传广泛。

当代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安旗在《李白纵横探》一书中，神奇美妙地描绘了李白临终的情景，写道：“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的确，多少年来人们宁肯相信这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唐代大诗人，是跨鲸背仙游羽化而去的。

看来，李白的死因与醉酒有关，那么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溺死的呢？清人王琦云：“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也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难以排除。再看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醉死此江边”句，以及正史《旧唐书·李白传》的记载：“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似乎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