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民间故事吗?

不是。《西游记》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

但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名《大唐三藏取经记》）是西游记故事见于说话文字的最早雏形，其中，唐僧就是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该书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作品。主要描写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唐僧从投胎到取经八十一受难，一路降妖伏魔，九九归一，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

介绍：

“乌鸡国救主”，这个故事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乌鸡国故事和王子复仇记故事很可能拥有同一个故事来源，只不过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有所改变。东西方有一个共同的故事来源，这件事并不罕见。

江流儿—唐僧出生故事”，西游记里唐僧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故事，而且包含了两个类型的故事：一个类型叫作赴任遇盗；另外一个类型叫作弃子。唐僧作为《西游记》中的重要人物，自然应有精彩的出生故事，于是赴任遇盗复仇的故事就安到了唐僧头上。但是唐僧出生故事更复杂的是夹杂了另一个故事类型——“弃子”。

屈原和粽子的故事：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于是选择以死明志，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百姓们为免让鱼虾侵蚀屈子，就纷纷将米粮投入江中，希望鱼虾只顾吃这些米粮而不损伤屈子肉身。 

而后，据古书记载，是屈原托梦百姓说，米粮投入江中实则被江中的蛟龙所食，如果用艾叶包裹，再绑以五色绳，则可以免遭蛟龙吞食；这才有了后来的粽子。慢慢的就有了吃粽子的习俗，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扩展资料：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

《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1]

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该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斯（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语言。

我们不能仅仅把丰富的想象力等同于浪漫主义，但吴承恩为《西游记》酿出的浪漫主义气氛，的确不比某些“标准的”（或者说没有争议的）浪漫主义作家逊色。包括否定《西游记》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吴圣昔先生，也说过：“笔者并不认为《西游记》一定没有浪漫主义，并不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运用和体现浪漫主义”[7]。对其浪漫主义精神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一些很高的评价。如袁珂先生就说过：神话的影响基本上表现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西游记》兼而有之[8]。从中看到浪漫主义的批评家们，不少人注重作者对花果山生活的描述，以为那就是他笔下的“理想王国”。杨江柱在《乐园的出走》一文中提到：“《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中间环节，非人间的幻想成份增多，浪漫色彩更浓”[9]。其实，吴承恩在“花果山境界”上着墨并不多，如果那里代表着他的理想世界，其描绘就显得比较简单，也不够明晰。吴承恩充分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技法所创造的浪漫主义气氛，主要体现在《西游记》的艺术形态上；从内容实质上分析，表现浪漫主义精神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或者说不是他的主要追求。在《西游记》浓郁的浪幔主义艺术风格的纱幔之中，透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西游记》形态上的浪漫主义也是迷人的。民间素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的俗语，大人们深怕想入非非的孩子听信了书中的神话，而导致某种荒唐的举动，可见作者笔下的神话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之后，有人发表评论指出，全剧的总体风格过“实”，浪漫气息不浓。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人味太重，仙气、妖气、傻气不足。比如，白骨精的外表应该是窈窕善媚的，而电视剧却侧重了她的阴险毒辣；玉皇大帝的形象应该是既威严又有仙风道骨的，而在电视剧中他还不及一个人间君主神圣；猪八戒本来是最有个性、最富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但给他制作的假面具却面庞黑瘦，表演上也显得愁眉苦脸，傻得不够，不能更好地逗人喜爱，等等[10]。根据这位评论者的意见，就是说编导设计者在创造这部“神话剧”时，对原著精神把握不够，留下了遗憾。电视剧侧重“人味”，对“仙味”却未必是忽略。不过，此剧未能充分展示神话人物的神采和风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的”《西游记》。

三

文学的艺术魅力就是文学的价值体现，《西游记》所以能在一代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持久不衰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对不同的读者源生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尤显出其双重价值。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有一部神话的、闪射出浪漫色泽的，能够使少年儿童及大众着迷的《西游记》；而且更应看到还有一部社会的、历史的、隐喻着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西游记》。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把《西游记》研究从单纯偏狭的政治图解方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时，大家想起了《西游记》的近代研究权威胡适的见解：“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胡适《〈西游记〉考证》）并认为鲁迅对这一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说过读《西游记》“但觉得好玩”，“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11]的话。于是出现了一种与其相似的“游戏说”，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游戏之作，并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游戏之作。持此说者推崇吴承恩那支富有高超造诣和艺术个性的游戏之笔，“它的价值在于能使人一笑，使人好玩”。由于那支生花妙笔在形象描绘中的创造性贡献，小说才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论者强调，只有紧紧抓住“游戏”这一根本特性，注意作者运用游戏笔墨构成的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才可能准确地揭示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成就。否则，对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的探究只能是侈谈，其结论自然是一般化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12]。“游戏说”并不是单纯地把《西游记》看作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游戏之中暗藏密语，是对人们心灵中或许存在的假、恶、丑的净化剂，能使人在新的高度上获得新的平衡与和谐。

与“游戏说”有所不同的另一种论点是“哲理说”，包括“反映人生”、“表现理想”、“追求真理”等种种论说，各自论证的角度虽有差异，但总的观点大致相近。方胜先生对“哲理说”作过概述：“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13]。“哲理说”论者一反“农民起义说”，在否定了将孙悟空的行为解释为“起义领袖”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观点之后，认定孙猴王从大闹三界开始，后来在取经路上历经搏杀，最后修成正果，反映了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及最终归宿。即使是看到了《西游记》政治批判意义的学者，也对其主人公孙悟空持有这方面的见解。说前七回“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描写人生少年儿童时代那种年幼无知、幻想驰骋、无拘无束的生活。此时的孙悟空是一个心高气傲、聪慧过人、顽劣调皮的孩子王。孙悟空所‘领导’下的花果山猴群，只是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顽童”[14]。进而把制伏“顽童”的如来佛形象理解为：具有无穷的智慧，能够觉察过去，预知未来，洞悉人间和天上一切情况的神明人物；他具有无边的力量，能够支配风云雷电，调遣山川河流，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教授弟子，传播知识和真理，类似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面对这位理想中的“至圣先师”，孙悟空虽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终因他少年智短，在个人力量与自然力量相较之下显得力怯，而被其制伏。后来，有学者将这类论说归纳为哲理性、传奇性、诙谐性，并作了系统地论证。

《西游记》研究界对“哲理说”呼应者较众。但同时却基本否定了这一巨著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感性之悟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某些文学信息所潜藏的隐喻得以破解，但对一部具有丰富内蕴的巨著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理性的抽绎，在于对其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总体把握。我们应该看到，在一部可供“看热闹”的神话后面，还有一部强烈地折射着现实社会矛盾，有着深刻思想意义的《西游记》。

明代中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萌芽，长期形成的封建式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随之，封建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面临个性解放和要求的人格独立的主张等新的社会思潮的挑战。吴承恩生活的正是这个时代（大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卒于万历十年，即1582年），他和天下许多读书人一样，开始寄望于科场，但屡试不第，43岁那年始补贡生（一说30多岁），因母老家贫，长期靠卖文维持生计。54岁才屈就了一个长兴县丞，而他耻于折腰，未久便拂袖罢归乡里，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著述。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强烈的个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吴承恩于宦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之中，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更容易接受时代要求变革的情绪。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宏篇巨制之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创造精神所受到的遏抑，只有在其笔下的恢宏故事中寻找寄寓了。在他遗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诗句，表达出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痛恨和济世匡时的愿望。事实上，在他构想的神魔故事中，也设置了各种势力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极尽讽喻手段，对大部分处在“治人地位”的大大小小的神魔作了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对研究者来说，问题是如何理解作品所揭示的丑恶及其作出的讽喻。有人非但没有看到作品浓烈的批判意识，反倒认为它带有宗教观念的污染，这显然是就故事论故事。佛门故事只是为作者所借用的题材，纵观全书，作者大大淡化了取经故事所固有的宗教色彩，甚至对宗教进行调侃式的嘲弄，从而打破了宗教的庄严感和神圣感。虽然故事中穿插着描写“佛法无边”的情节，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不可能因此而增强人们的宗教意识。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言：它表面上尽管说法论道，“实际上是在和宗教开玩笑，而在人物的描写中，则更达到对宗教的相当彻底的否定”[15]。

然而，如果把到西天求经看作是小说的主旨，认为只要从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去探寻，就可抓住其根本倾向，这同样是差之甚远的。在吴承恩的艺术思维中，人与宗教的关系不仅仅等同于人与神的关系，“否定神而肯定人”至少不足以概括其创作主旨。因此，作者的批判精神，决非只是体现在对宗教的抨击上。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只是个人信仰问题，玉皇大帝及天庭诸神，也不只是佛教信陡们心中的神祗。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明确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制，但佛教与封建政权却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该著中，唐僧西行取经是奉唐太宗之命前往的。太宗不但热衷“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而且采纳宰相萧禹“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的建议，“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第二十回）。非但如此，太宗率满朝文武，朝着观世音远去的背影而五体投地的情景，同样出自作者笔下。作者在揶揄神灵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想到这等于是对现实统治集团的嘲讽？即使只是为了否定神灵，那末，他勾画的那些或刁奸或愚蠢，或廉洁或贪欲，或善良或凶狠的神魔形象，又在何处寻得生活原型？因而，要透视这部名著的思想意义，至少不能忽视当时的现实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把对作品的探讨与作者经历的坎坷的人生际遇联系起来分析一下，有益于我们认识作品深邃的主题内涵。

四

要揭示《西游记》的主题，仅仅局限在对主人公言行的分析上也是不够的。如果感觉到孙悟空的行为象征着什么，作品的主题就是什么的话，恐怕仍然难以寻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以往正因为没有脱离这个狭区，所以才有了孙悟空是英雄、叛徒、地主、市民，或从顽童到成人等等近乎猜想式的结论。假如我们把孙悟空传奇般的经历看作是一条串联故事的线索，就会看到，小说家沿着孙悟空的足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幕幕或虚伪、或残忍、或赤裸裸丑恶的世态。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虚拟了这么个近似顽劣蒙童的猴头，它神通广大，勇猛无敌，且机智灵活，处事细密；面对天神显几分泼顽，群魔面前它尤显身手不凡。所以，只有它那种蔑视天庭却又表现得调皮诙谐的姿态，才能撩开至高无上的尊严面纱，让人窥见到里面包裹着的虚弱和自私；只有它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变化万端的本领，才能直插魔窟，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暴露出它们的凶残和阴险；也只有它那种通天入地，无处不可至的神通，才能问天审地，揭露出神妖之间的丑恶勾当。孙悟空护唐僧西行，本属不得已而为之，了不起包含了一份报恩的因素。最终到达西天，它被加升大职正果，封为斗战胜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强加在它头上的、曾使它饱经折磨的紧箍咒儿。并要求把它“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促弄他人”。这是孙悟空这个艺术角色留给读者的最后一句话，明显表露着对所谓大慈大悲观世音的不恭敬。难道这话中就没有对个性受到摧残的不满情绪？“正果”如此“修炼”才能得来，实乃令人不寒而栗。

下面是四那么民间传说,你认为,哪一个与端午节的起源有关（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传说）。

屈原投江的故事

屈原本为楚国重臣，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逐出影都，流落到汉北。

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着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后来曾经被召返。怀王三十年，楚怀王不听屈原劝阻，执意入秦，被扣留，后来客死秦国端午节屈原的故事汇总端午节屈原的故事汇总。

楚顷襄王即位后昏庸无道，听信令尹子兰的谗言，再次驱逐屈原。屈原流落在今湖南沅水湘水一带。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鄂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泪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

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据闻一多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屈原简介

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归)人，楚武王能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着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民间故事 [mín jiān gù shì]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统称，有的地方叫“瞎话”、“古话”、“古经”等等。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

中文名

民间故事

属于

民间文学

特点

贴近生活、泛指性、类型化

经典故事

牛郎织女，白蛇传等

主要类别

神话传说，传奇故事，才子佳人等

主要特征

1时代久远，往往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历程而经久不衰。

2口头传播，民间故事大都以口头形式传播。

3情节夸张、充满幻想，大都表现了人们的良好愿望。

4多采用象征形式， 内容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民间故事就像所有优秀的作品一样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1]

主要类别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 内容包括神、仙、鬼、怪，以及历史上出名的人物。

传奇故事

传奇故事的来历大体上是“口口相传”的结果，内容大部分是侠客、清官、贪官等为老百姓所关注的人物。这类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般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情，在故事中都能完成。

生活故事

生活故事都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有爱情故事、机智人基金那比较适合物故事、哲理故事等等。

才子佳人

在古代，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都是不识字的，但是他们对才子佳人有着一种崇拜的心理。在一些下层的文人中更是流传着许许多多这类故事。

公案故事

公案故事的广泛流传，与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着莫大的关联，老百姓无不盼着有为民说话清官出世，所以那些清官的故事在百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寄托。到了现代，公案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民间也是流传极广。民间故事可分五类，即：幻想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

特点

1、贴近生活

民间故事，这种文体产生的时代晚于神话和传说，它是人成为客观世界的主宰之后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文体。故事的内容虽有不同程度的幻想成分，但都着眼于、立足于现实生活，其主题、角色与主要情节都符合故事传播时的生活逻辑。从神话、传说到变形故事、动物故事、寓言、生活故事、笑话，其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幻想性依次减弱，现实性依次增强。这一点是民间故事区别于神话的主要特征。[1]

2、泛指性

一般指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往往是含糊的、不确定的。故事的叙述注重关键性情节的交代，而不做面面俱到的细节描述。故事的趣味性、吸引力也主要在情节的生动性上。有浮生萦云（故事篇）。这点是故事区别于传说的主要特征。传说总是尽力把情节落实到确定的人、事、物上，尽管那情节是虚构的。[1]

3、类型化

民间故事，作为一种集体创作，在情节、主题、人物等方面有显著的类型化倾向。主题的类型化指许多故事表达同样的主题，如表达生活变富或弱者获胜的愿望，对于机智善辩的赞扬、对于愚蠢呆笨的讽刺等。人物的类型化指许多故事的人物属于同一种形象类型，即在品格、行为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共同的，如巧媳妇型、呆女婿型、机智人物型等。同一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会生发出许多大同小异的多种说法，同一母题会表现为多种异文，贯穿于多种异文中的基本要素相同而又定型的故事框架称为“类型”。类型分析时故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以至于故事类型的研究成为一种分支学科即故事类型学，在这方面曾出现大量论著。当然，类型化不仅是民间故事的特点，神话、传说也有类型化的表现，但故事的类型化更为突出，可以说故事是类型化最强的一种叙事文体。与类型化相关的是，故事对人、事物、景物的个性化描写较为缺乏，叙事手法较为粗疏，但这点从另一角度看就是质朴简约，与民众的审美趣味相契合，而且叙述粗疏的不足为情节的强烈趣味性所弥补，使故事成为现代民间叙事文体中影响最广泛的一种。[1]

东乡民间故事

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大部分来自人们的生活。童话和民间爱情故事都有人们想要表达的内涵。东乡族也有自己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故事。

一、东乡族民间故事的主题和内容

东乡族的民间故事大多是封建社会制度下人们集体创作的，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

东乡族形成于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的民族政策，回族的地位普遍高于汉族。所以东乡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使东乡族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迫害。

东乡族民间故事从普通百姓生活的角度，深刻揭露了官僚地主阶级的贪婪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体现了人民积极反抗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三郡长》，《新媳妇驱鬼》，《嘎孙子》，《故乡的故事》，《俄罗斯黄祖哈》，《玉舍故事》系列中的《三死》。

爱情故事

这类故事主要描写了青年男女之间曲折的爱情，展现了东乡青年美好的爱情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些作品包括《打饿虫》、《怜惜》、《说谎》、《两两银子的工钱》和《双双金鸟》。如《蛤蟆姑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勤奋的年轻人萨利海在放羊的时候遇到了美丽的姑娘索菲亚。他们同意每天在山上见面。一天，索菲亚没有如约而至。莎莉被告知黑鹰的房东带走了他的情人。莎莉在唐本的帮助下救出了索菲亚。他们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330天，但最终还是被找到了。黑鹰地主放火烧牛星山，萨利海和索菲亚成为一对聪明的昂唐本驻扎在天堂的天空。

山川传说

代表作有《白宇费_》、《射阳娃与牡丹花》、《沙郎歌》、《两只金鸟》、《女陆斩蟒》等。比如《赤子拉梧桐》讲述了东乡婚礼歌《七巧湾传奇》的由来。《武职谭》讲述了武职与毛苏木的恶魔斗争的故事。它不仅描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美好爱情，还赞扬了他们牺牲自己的精神来杀害当地人民。

《葡萄山高陵》讲述了洮河两岸的山川渊源，也蕴含了东乡族和汉族的深厚感情。这些故事表面上解释了当地山川的由来，实际上却表达了东乡族人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生活的感受、思念和祝愿。

以动物为主要人物的寓言

东乡族的寓言大多是动物寓言，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经验教训和哲理的总结，以及一些道德观念或行为准则。比如《虚荣的喜鹊》告诉人们，贪婪的虚荣只会伤害自己，所以一切都要脚踏实地。“麻包霍霍兔”和“呵呵呵嘀哒哒”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别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勒夫斩妖龙》、《九谢龙宫窝故事》、《鲁婆排骨蟒》等故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不同的哲理，给人以深刻而不同的启示。

二、东乡族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

东乡民间故事不仅具有民间故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紧密结合的共同特点，而且因其独特的民族语言而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

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任何民族民间故事都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这也是民间故事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东乡民间故事也不例外。阶级斗争是东乡族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话题。故事中，富人，富人或压迫者，强盗或贪污犯，所有这些情节都不是封建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地主阶级被聪明伶俐的劳动人民愚弄和惩罚。

其实这样的结局是不符合人生逻辑的。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处于弱势的劳动人民很难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但民间故事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改善生存状态的愿望和惩恶扬善的心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