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散文家。宋神宗时任宰相,实行变法受阻而败,两次罢相。仕途坎坷,大志难舒,以致心灰意冷,退居江宁(今南京)半山。晚年崇佛,诗风大变,写有不少禅诗。虽近佛,终因不能排解心中郁闷忧愤而终。封舒国公,旋改封荆,世称荆公。今存著作有《王临川集》、《王临川集拾遗》。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道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赏析
这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千古绝唱。早年躬于国事、力行变法的一代名臣王安石,通过登峰吟唱,表现了他“不畏浮云”的自信与“身在最高层”的高远境界。
首二句描写飞来峰的气势雄伟、高峻挺拔。千寻塔大大增加了飞来峰的高峻,而那道听途说,更为飞来峰的高出天外增色不少:只要下界鸡鸣,在飞来峰上就可以远眺红日东升。有前两句作铺垫后,诗人酣畅淋漓地慨然作歌:到了这等境界,何须担心浮云遮挡住你远望的视线,因为你身在最高层了嘛! 当你体悟到最高的智慧,站在妙高峰顶,立于最高层次,你就获得了大自在!
首句以“千寻”写高,次句以远眺衬高,第三句以浮云喻高,尾句顺其自然地描画高渺,层层递进,是一首境界高远、寓意高妙的禅理诗。
明人袁宏道亦作有《戏题飞来峰》,是公安派的率性而为之作,题写飞来峰的高古鲜妍。其一:“试问飞来峰,未飞在何处?人世多少尘,何事不飞去?高古而鲜妍,扬雄不能赋。”其二:“白玉簇其巅,青莲借其色。唯有空虚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识。”
定林所居
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
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
赏析
这首意境清新的小诗描画了定林居舍的自然风光,表现了诗人闲逸的心境。
首二句描摹清新幽缈的环境:清溪绕屋,翠竹绕山,两个“绕”字,将居所与青山置于清翠如画的春景中。这样的清溪与翠岭被白云环绕着,更显得清丽、缥缈。三、四句写诗人怡然自得、忘情山水的生活:临溪放舟,依山而坐,溪鸟山花,与我共闲。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哪容得下世俗的机心,这才是真正的禅悦境界。
半山名句“唯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半山春晓即事》)同样是此心境的写照。
游钟山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得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赏析
这是一首自然流畅、不事雕琢的游山咏山诗。
首句写终日看山而不厌山,与钟山化为一体的心境,正如李白的“相爱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心境一样。而且,诗人还想买山入山,脱离尘俗,终老深山。这一买山之意,将诗人爱山之情全然烘托而出。三、四句写诗人爱山买山的因缘:因为山会永留世间,山是悠然自得的存在。崇峻秀伟的山正是佛性、禅心的象征。
全诗共四句,却用了八个“山”字,每句之中“山”都出现两次,予人以回环往复的艺术氛围,也着力衬托了诗人欲与山化为一体的安闲心境。如果说早年的安石是“绿”字师,其“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令人叫绝,那么晚年的半山则是“山”字师,诗中纷至沓来、重重叠叠的山光山影、山花山水也同样予人以无比的充实感。
王安石的《赠僧》一诗也描绘了他誓愿与山云共闲的精神境界:“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颜。亦欲心如秋水净,应须身似岭云闲。”
钟山即事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石花木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赏析
黄庭坚曾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叶少蕴《石林诗话》也说王安石的诗“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本诗便是一首雅丽、幽婉的禅境诗。
涧水无声地绕过修篁涓涓地流淌,竹石花木都展现了春意的无限温柔。一切都如许“无声”、轻柔,令人的心自然进入清净的禅境。他终日坐在茅檐下凝视着钟山,一鸟不喧的钟山显得更加幽静怡人。一切都如此静谧,沉浸在清悠的虚静之中,竟是如此超妙卓绝的心境!
柘冈
万事纷纷只偶然,老来容易得新年。
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
赏析
这是一首清新舒雅的抒情小诗。
首二句写世事纷繁,多出偶然,那必然之理何在呢韶华易逝,人生苦短,那永恒的生命在何方次句中的一“老”一“新”,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一个“老”字,与首句的“万事纷纷”相呼应。这人生转老之际,经历了世事万千,终究明白了些道理,一年又一年就那么平淡地过去了。那么这种心境的转化或者说升华是出于何种缘由呢请看那钟山柘冈吧,春光旖旎,花如飘雪,何等浪漫迷人,那都是春风的造化呀! 一个“花如雪”,活脱脱地描绘了春花飘纷的热闹花事;而在春风的“可怜”前不经意地添个“最”字,将诗人对春风的爱恋表现得令人心痛。而最意境幽绝的是那一“回首”,这一回首,回首西路,回望春光,回味往昔,人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是乘着骀荡的春风归去,归返那“常乐我净”的心灵桃源,那才是人的精神故乡,是永恒的家园。
严羽曾言:“荆公绝句最高,得意处高出苏黄。”本诗即是一首出神入化的名篇,写得“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且其意趣平夷冲淡,闲淡自适。
悟真院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
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无。
赏析
这是退居钟山的王安石晚年游寺所作,情景交融,浑然天成。它描绘了悟真院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心净的诗人对春光的礼赞。
首二句如一幅山寺风景图,描摹了悟真院的明净与僻静。悟真院涤荡在纵横交错的溪涧野水中,纤尘不染,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鸟声历历可闻,正如催醒亭午的好梦。三、四句诗人由近至远,将悟真院置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迷离春景中,人迹罕至的小路遮满了绿草,几乎辨认不出,而那日日吹拂的香草便仿佛是佛国的芳香。“悟真院”,没有任何红尘的烦扰,只有美丽自然的相伴,才给诗人带来安然的好梦,正是诗人向往的潜心理佛之所。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关于节日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关于这天的传说和传统。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节日习俗
中秋祭月
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拜月
民间拜月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此,“民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一九Ο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兔儿爷
中秋宴俗
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
玩花灯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花灯
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在中秋夜布置灯会,扎制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还有用塑料制成的各式新型花灯供儿童玩,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朴之美。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 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秋节
湖南侗乡的中秋之夜,流行着一种有趣的“偷月亮菜”风俗。相传古时候,中秋晚上,月宫里的仙女要降临下界,她们把甘露洒遍人间。仙女的甘露是无私的,因此,人们这一夜可以共同享受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 中秋之夜,侗家姑娘打着花伞,选取自己心爱后生的园圃,去采摘瓜菜,而不会被人看成是“偷盗”。她们还要有意地高声叫喊:“喂!你的瓜菜被我扯走了,你到我家去吃油茶吧!”原来,她们这是借助月宫仙女传递红线呢。如果能摘到一个并蒂的瓜果,这表示她们能有幸福的爱情。因此,成双生长的豆角便成了她们采摘的对象。嫂子们这夜也同样到别家园圃里去“偷月亮菜”,不过,她们希望能采到一个最肥的瓜或一把活鲜青翠的毛豆,因为,这象征着小孩的肥壮,毛头的健康(毛豆的谐音,指小孩)。小伙子们也有“偷月亮菜”的习俗,因为他们也希望月宫仙女赐给他们幸福。不过,他们只能在野地里煮了吃,不能带回家去。“偷月亮菜”,使侗寨的中秋之夜,增添了无限欢乐和神奇异彩。
中秋食俗
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月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 月饼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风俗。“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靠月饼隐蔽的传话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此后,吃月饼成为每年的习俗 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其中京式、苏式、广式、潮式等月饼广为我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食。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在节日之夜,人们还爱吃些西瓜等团圆的果品,祈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安。 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时代,民间就已有为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太师饼”。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胡桃、芝麻等,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唐高祖时,李靖出征突厥,于中秋节凯旋而归,当时恰有一个吐蕃商人进献胡饼,李渊很高兴,手拿胡饼指着当空的皓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月亮)。”随后分给群臣食之。若此说确实,这可能是中秋节分食月饼的开始。但“月饼”一词,最早是见于南宋吴自牧的红菱饼。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的朝代是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又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还记述了明代北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月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出奇,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幽州土风吟》描述说:“月宫符,画成玉兔窑台居;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影。一双蟾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杵驻丹颜。” 中秋节
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且制作技巧越来越高。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介绍道:“酥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北京的月饼则以前门致美斋所制为第一。遍观全国,已形成京、津、苏、广、潮五种风味系列,且围绕中秋拜月、赏月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而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榜眼、探花,游戏取乐。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燃宝塔灯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在中秋之夜燃灯的习俗。 中秋灯与元宵灯不大相同。中秋夜点的是宝塔灯,而且主要在南方流行。宝塔灯,即由村童捡拾瓦砾搭成宝塔形状的灯。清代苏州村民在旷野用瓦叠成七级宝塔,中间供地藏王,四周燃灯,称为“塔灯”。广州儿童燃“番塔灯”,用碎瓦为之;还有柚皮灯,用红柚皮雕刻各种人物花草,中间安放一个琉璃盏,红光四射。
抛帕招亲
山东省有些地区,中秋之夜有抛帕招亲的习俗。 中秋节
是夜,于广场中搭一彩台,布置成月宫景状,并设玉兔、桂树等。一些未出嫁的姑娘扮成嫦娥,在欢庆歌舞之后,姑娘们将一些绣着不同花色的手帕向台下抛去。如有观众接得的手帕与“嫦娥”手中的花色相同,即可登台领奖。有些未婚的小伙子在交还手帕时,若受“嫦娥”喜欢,则可以戒指相赠。此后,双方可以交友往来,情投者便喜结良缘。
乞月照月爬月
旧时东莞有些妇女相信“月老为媒”,凡家中有成年男女而无意中人者,便于中秋夜晚三更时,在月下焚香燃烛,乞求月老为其撮合。相传中秋之夜,静沐月光,可使妇女怀孕。在一些地区,逢中秋月夜,有些久婚不孕的妇女便走出家门,沐浴月光,希望早生贵子,谓之“照月”。
偷菜求郎
在台湾,中秋夜有未婚女子“偷菜求郎”之俗。妆饰美丽的女子踏着月光,往别人菜圃中偷摘大葱及蔬菜,偷摘到之后便预示她能遇到如意郎君。因此台湾有“偷着葱,嫁好夫;偷着菜,嫁好婿”之谚语。
窃瓜祈子
在湖南的衡阳“中秋晚,有送瓜”一事。凡席丰履原之家,娶妇数年不育者,则亲友举行送瓜,先数日,于菜园中窃冬瓜一个,须令园主不知,以彩色绘成面目,衣服裹于其上若人形。举年长命好者抱之,"鸣金放炮,送至其家"年长者置冬瓜于床,以被覆之,门中念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受瓜者设盛筵款待之,若再事然。妇得瓜后,即剖食之。俗传此事最验云"在衡阳,凡是村里结了婚没有生育儿女的人家,"只要人缘好,村里都会有人给他们"送子"。 在湖南的其他地区,也有以瓜送子的习俗,与衡阳类似、中秋节晚上,趁主人赏月不在屋时,要好的邻居就秘密地为他送子。送子的人必须是已经有儿女的人。他们先选中村里最恶的一户人家的瓜园,从园中偷一只大冬瓜,在瓜上画娃娃的面目,再用一节五寸长的小竹管插入冬瓜腹内,顺着竹管往里灌水,直到灌满为止。送子人将冬瓜藏在主人的被窝中,等主人回房睡觉时用手拉被,冬瓜娃娃一动,水便顺着竹管流了出来,就像小孩尿床一样。而丢瓜的人家一早起来便骂,据说,骂得越凶,将来生的娃娃越健壮。如果第二年真的生了儿女,便要儿女拜送子的人"干爹"、"干妈"。 在贵州也有偷瓜送子的习俗。晚上偷瓜时故意让被偷的人知道,以惹起怒骂,骂得越厉害越好。瓜偷来后,要为它穿上衣服画上眉,装成小孩的形状,敲锣打鼓,用竹舆抬送,送到无子的人家,接受瓜的人必须请送瓜人吃一顿月饼,然后陪伴着瓜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将瓜煮熟吃掉,认为从此便能怀孕了。 安徽歙县一带,中秋节时,大人们让稚童愉人家的倭瓜或者连娘带子的子母芋,泥水淋漓地放到新婚人家的被子里,弄得床褥极脏。用这种方式表示送子。有诗说:“送子中秋记美谈,瓜丁芋子总宜男。无辜最惜红绫被,带水拖泥那可堪。”
中秋博饼
在福建厦门,每逢中秋佳节临近,夜色阑珊中的厦门, 中秋节
大街小巷便会传出博饼时骰子撞碰瓷碗的悦耳叮当声。厦门的“博饼”,也叫“博中秋饼”、“博会饼”。这一风俗的形成与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关。据传是300多年前,郑成功屯兵厦门,每到8月15日月圆之时,满怀反清复明之豪气的将士们,难免有思乡思亲之情。为排解和宽慰士兵佳节思念家乡亲人之苦,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发明了一种博饼游戏,让士兵赏月博饼。郑成功亲自批准从农历13至18,前后6夜,军中按单双日轮流赏月博饼。这独特的游戏,后逐渐在民间流传和改进,成为一种有趣的民俗活动。早年,博状元饼,多为亲友或结拜兄弟姐妹间大家出钱,购买一二会月饼,共同博之,谁得“状元”,来年中秋节要赠送一会给大家博。其中有人生男孩的要送两会。这样,年年有增无减,会饼越来越多,只好再分开两独立组。一般家庭由长辈主持,每年买一二会,全家围成一圈博之。
嫦娥奔月
无论有多少版本,一点是共通的:嫦娥是射日英雄后羿之妻,王母感后羿射日之功,赠之不死仙药。而嫦娥因故吃了仙药,无法逗留地面,飞天奔月而去。 有的版本中仙药是一粒,被嫦娥得之。而更多版本是两粒:人服一粒长生,服二粒成仙。后羿拿回家给嫦娥保管,准备夫妻分食,然而却被意外打破了这个计划。 意外是什么?无数版本的意外让嫦娥的形象在千百年来飘忽不定。有传说是嫦娥因不知详情而全服下;有人说嫦娥是好奇偷食;也人说嫦娥是故意盗之;一种悲伤的说法是后羿冷落嫦娥,嫦娥伤心而去;还有的传说是,后羿的部下蓬蒙趁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时手持宝剑闯入后院,威逼嫦娥交出宝物,嫦娥危急中将宝物吞下……无论如何,这个意外,造就了千古传说中一位最美丽浪漫、也最缥缈不定的月宫佳人。 服下仙药的嫦娥身子渐渐飘离地面,而广邈清冷的天空中,该去哪里呢?抬头望见皎洁的月光,嫦娥终于决定向那轮圆月冉冉飞去。 嫦娥奔月
(附:嫦娥被迫奔月的版本) 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直烤得大地冒烟,海水干涸,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 这件事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 后羿立下汗马功劳,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不久,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一半,能长生不老,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 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蓬蒙看到了。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 轻而易举的骗过了后羿。 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气得后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每天都到月亮前观望着丈夫。 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和月饼,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以鲜明的态度和绚丽的色彩歌颂、赞美了嫦娥,与古文献有关嫦娥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人们对嫦娥奔月的故事做了很多加工,修饰,使嫦娥的形象与月同美,使之符合人们对美的追求。 与现代流传甚广的“嫦娥奔月”相左,《全上古文》辑《灵宪》则记载了“嫦娥化蟾”的故事:“嫦娥,羿妻也,窃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李商隐曾有诗感叹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玉兔捣药
嫦娥身边有只可爱的玉兔,这是民间公认的。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中的她想抓住什么压下身子,便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儿当然无法留住嫦娥,随她一起上了月亮,成为神话中一抹可爱温馨的色彩。 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西游记》中也有这只小玉兔任性溜下凡间,还挥舞起捣药杵与孙悟空对战的情节。我们在月夜中抬起头来,也许能从月亮上找到那只可爱的兔子。 附:日本从中国传去这个神话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日本人认为月亮上天天都在过年吗?)
吴刚伐桂
抬头仰望明月,可见当中有些黑影,这便是传说的吴刚在伐桂。吴刚砍桂的神话据说是在唐代演绎而成,在民间流传中也有不同版本。 传说吴刚是天庭中的一位粗鲁的天将,被嫦娥的美丽深深吸引。也不顾对方的拒绝,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月宫纠缠。嫦娥不堪其扰,于是指向月中桂树说,它枝条太长了,今夜你若能将它砍断,便答应你的追求。吴刚心花怒放,心想这算什么难题,抡起斧头就砍。可每次拔出斧头,桂树的树身便恢复如初。于是他一斧又一斧地砍,桂树总是不断。一至砍到今天。 也有传说中吴刚是位凡人:一位西河人姓吴名刚,本为樵夫,醉心于仙道,但始终不肯专心学习,因此天帝震怒,把他居留在月宫,令他在月宫伐株五百丈的桂树,并说:“如果你砍倒桂树,就可获仙术。”但吴刚每砍一斧,斧起而树创伤就马上愈合,日复一日,吴刚伐桂的愿望仍未达成,因此吴刚在月宫常年伐桂,始终砍不倒这棵树,而他也不断地砍下去。
玄宗漫游月宫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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