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白先勇的《孽子》

<<孽子>>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小说自选集的第三本。它是白先勇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作品。

这部长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青春鸟”，细腻描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白先勇把深切的同情与怜悯给予这群寒夜中的孩子，他的作品由此充满人性的光辉：“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一、那些青春鸟的旅程：少年形象分析

“那些青春鸟的旅程”是《孽子》第三章的标题。在这部小说里，白先勇用“青春鸟”这一别称，来指代故事中所有同性恋少年的形象。在白先勇此类作品中，少年主人公的形象占去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或是天性异禀，或后天受环境影响，都或浓或淡地体现出与常人相异的性向特征。少年时期，欲望真实、敏感而又强烈不加掩饰，而作者少年时的某些真实的感受，就这样清晰地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一) 同龄少年之爱

此部分要讨论的是年龄相仿的少年形象间的感情关系与情感特征以及作者少年时性向在作品中的投射。

1寂寞的十七岁

十七岁，敏感而多情的花季年龄，为何会寂寞？作者用《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杨云峰，作了最好的诠释。

杨云峰性格孤僻，学业不佳，始终无法在对其期望极高的父亲面前抬头。在学校一无所长且不善交际的他没有朋友，更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始终觉得郁闷孤单，以至于到了自己给自己打电话的地步。在他就读的南光中学，唯一可以让他倾诉、并理解他的，就是魏伯炀了。

在体育课上，杨云峰意外受伤，在众多嘲笑他的同学中，只有班长魏伯炀扶起他去医务室，并护送他回家。路上，杨云峰回想自己在家及在学校遭受的种种不平，忍不住大哭：“平常我总哭不出来的，我的忍耐力特大，从小就被同学作弄惯了……爸爸妈妈刮我，我也能不动声色……可是枕在他的臂弯里，我却哭得有滋有味。”

从此之后，杨云峰对魏伯炀的感情更加深厚，他不但找各种机会和魏伯炀待在一起，而且还幻想“他是我哥哥，晚上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多聊一会”。 上述种种都可以证明，魏伯炀已经是杨云峰的唯一情感依赖。对于这种情感的把握，或许姑且可以认为是男孩子之间深厚的友情，但杨云峰对魏伯炀的好感却实实在在的超出了对一个朋友的程度。以至于到后来，杨云峰的同学都开始对他们的交往议论纷纷，说他是魏伯炀的“姨太太”。终于，在风言风语中，两人疏远了，杨云峰十分苦闷，“我真的想出家当和尚……从来没有这么寂寞过。”

由此可见，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寂寞感情明显是由一个同龄的同性少年来排遣的。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相对单调的文化环境，年少而无知的单纯心境，这一切都使得主人公无法对自己做出定论，而作者的高明也在于，他并没有用什么来鲜明地点清主旨，而是让读者悉心把握。实际上，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已给足了明示。杨云峰在新公园(这又是个巨大的明示，白先勇的最重要的同性恋作品《孽子》就是以新公园为主要背景的)闲逛时受到了一个男同性恋的试探性骚扰。这一看似偶然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而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白先勇，恰逢国内连年战事，同时又因为少时曾患传染病而一度被家人隔离，所以童年时所经历的孤独心境，直至成年都依然鲜明。在家人宴请宾客，歌舞升平之时，他却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霎时，一种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 又由于其父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陆解放之后，举家迁至台湾，白先勇自然对陌生环境感到极不适应，生活中除了读书，就觉得没有其它乐趣了。这一切都在《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的身上有明晰的体现。这般愁苦的心境，自然需要对象来排遣。《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炀，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必然是作者本人对其朋友的感情投射。由此可见，作者同性相恋的倾向，在年少时就已初露端倪。

在可查询的白先勇作品之中，朋友王国祥是作者笔墨花得最重的一个人物。在《树犹如此》中，白先勇把他和这位好友从高中到大学，从台湾到美国，从共同培植园林到不远万里帮助朋友求医问药的细节娓娓道来。两人情谊的点点滴滴，在作者饱含深情的笔下，都有了洞察心灵的力量。从友情角度分析，两人堪称至交。但若从同性相恋的角度来讲，文中的某些片断才更能让人理解。例如，白先勇为给王国祥治病，只身从美国来到大陆，遍访河北、浙江名医。或许真的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使一个人为一个朋友踏遍千山万水而毫无怨言。而这种力量是否还在友情的范围，可由读者细细体会。

由于资料有限，且白先勇本人在作品之中，以纪实或回忆方式记录个人少年情感片断的情况并不多见，故以上分析均只能是推测性结论。

2龙凤情深

《孽子》是白先勇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华语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扛鼎之作。王夔龙(龙子)是将门之后，学业初成，意气风发。结识了新公园中的“名角”阿凤。两人宛如“天雷勾动地火”，相见恨晚，情意绵绵。龙子随即逃出家门，在稻田边与阿凤共筑爱的小屋。作品中，龙子英俊高大，家境殷实，用情专一，阿凤潇洒矫健，浪漫多情，忧怨频生。二人故事背景中常伴随一望无垠的金黄稻田，忽明忽暗的银色星空，争相怒放的红色莲花等浪漫唯美的景象，再加上阿凤与龙子的感情纠葛始终以过去时出现，所有故事陈述者的口气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羡慕与向往，这一切，都使得此二人的感情充满了浪漫与唯美。而龙子亲手将爱人阿凤刺死的结局则使得二人的感情更加轰轰烈烈。在新公园这个男同性恋的世界里，他们的爱情凄美多于真实，已经成为作者笔下的一个只能供传说的神话了。

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同性恋主题晦涩不明，而在《孽子》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情节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给予作者无限的空间与平台去解构、诠释作者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情结。从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李青(即作品中的“我”)一出场，阿凤和龙子的感情纠葛就由他人之口，在其耳边萦绕。此时，阿凤已死去多年，从美国归来的龙子也已沧桑中年，读者都是通过作者安排不同人物的回忆和转述，来对阿凤和龙子进行概念化的把握，但结论都几乎一致：这是一对痴龙怨凤，这是一幕过于凄美浪漫的爱情悲剧的传说。

少年形象是《孽子》的主要群体。作品中大部分的主人公都是无家可归或是有家不能归的少年。他们因为相同的性情走到一起，在台北新公园的莲花池边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王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世俗的道德礼治被暂时搁置，少年们用自己的标准理解和构筑他们的爱情。在这里，少了些世俗的羁绊，少了些家庭的干涉，而少年又因为年龄的特点而大胆执着，所以他们的感情就显得壮烈而唯美。龙子和阿凤的纠葛就是这种感情的最佳代表。

在这样一个宽阔的写作平台上，作者用这样浓情的笔墨构筑了自己的情感乌托邦。根据大多数人的观念和社会的礼制习俗，同性恋都是异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自己有相同取向的人相识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在这有限的人群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所以，这样的巧合一旦发生，或者是作者理想中的臆造，白先勇自然会倾注惊人的浓墨重彩。这正是他的同性爱情观。既然它不为世人所容，那么它就一定要像传说般浪漫动人，像神话般轰轰烈烈。

作品中有这样一处设计，龙子的父亲是军界要人，家境殷实。龙子杀死阿凤触犯重罪，随即被家人送往美国避风头。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为国民党五星上将，白先勇大学毕业即去美国深造。这种巧合化的设计或多或少是为了让龙子身上折射出作者的影子。而龙子对爱情的执着则无疑就是作者在尘世中苦苦追寻真情的明证

<<孽子>>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小说自选集的第三本。它是白先勇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作品。

这部长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青春鸟”，细腻描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白先勇把深切的同情与怜悯给予这群寒夜中的孩子，他的作品由此充满人性的光辉：“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一、那些青春鸟的旅程：少年形象分析

“那些青春鸟的旅程”是《孽子》第三章的标题。在这部小说里，白先勇用“青春鸟”这一别称，来指代故事中所有同性恋少年的形象。在白先勇此类作品中，少年主人公的形象占去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或是天性异禀，或后天受环境影响，都或浓或淡地体现出与常人相异的性向特征。少年时期，欲望真实、敏感而又强烈不加掩饰，而作者少年时的某些真实的感受，就这样清晰地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一) 同龄少年之爱

此部分要讨论的是年龄相仿的少年形象间的感情关系与情感特征以及作者少年时性向在作品中的投射。

1寂寞的十七岁

十七岁，敏感而多情的花季年龄，为何会寂寞？作者用《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杨云峰，作了最好的诠释。

杨云峰性格孤僻，学业不佳，始终无法在对其期望极高的父亲面前抬头。在学校一无所长且不善交际的他没有朋友，更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始终觉得郁闷孤单，以至于到了自己给自己打电话的地步。在他就读的南光中学，唯一可以让他倾诉、并理解他的，就是魏伯炀了。

在体育课上，杨云峰意外受伤，在众多嘲笑他的同学中，只有班长魏伯炀扶起他去医务室，并护送他回家。路上，杨云峰回想自己在家及在学校遭受的种种不平，忍不住大哭：“平常我总哭不出来的，我的忍耐力特大，从小就被同学作弄惯了……爸爸妈妈刮我，我也能不动声色……可是枕在他的臂弯里，我却哭得有滋有味。”

从此之后，杨云峰对魏伯炀的感情更加深厚，他不但找各种机会和魏伯炀待在一起，而且还幻想“他是我哥哥，晚上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多聊一会”。 上述种种都可以证明，魏伯炀已经是杨云峰的唯一情感依赖。对于这种情感的把握，或许姑且可以认为是男孩子之间深厚的友情，但杨云峰对魏伯炀的好感却实实在在的超出了对一个朋友的程度。以至于到后来，杨云峰的同学都开始对他们的交往议论纷纷，说他是魏伯炀的“姨太太”。终于，在风言风语中，两人疏远了，杨云峰十分苦闷，“我真的想出家当和尚……从来没有这么寂寞过。”

由此可见，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寂寞感情明显是由一个同龄的同性少年来排遣的。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相对单调的文化环境，年少而无知的单纯心境，这一切都使得主人公无法对自己做出定论，而作者的高明也在于，他并没有用什么来鲜明地点清主旨，而是让读者悉心把握。实际上，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已给足了明示。杨云峰在新公园(这又是个巨大的明示，白先勇的最重要的同性恋作品《孽子》就是以新公园为主要背景的)闲逛时受到了一个男同性恋的试探性骚扰。这一看似偶然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而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白先勇，恰逢国内连年战事，同时又因为少时曾患传染病而一度被家人隔离，所以童年时所经历的孤独心境，直至成年都依然鲜明。在家人宴请宾客，歌舞升平之时，他却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霎时，一种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 又由于其父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陆解放之后，举家迁至台湾，白先勇自然对陌生环境感到极不适应，生活中除了读书，就觉得没有其它乐趣了。这一切都在《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的身上有明晰的体现。这般愁苦的心境，自然需要对象来排遣。《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炀，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必然是作者本人对其朋友的感情投射。由此可见，作者同性相恋的倾向，在年少时就已初露端倪。

在可查询的白先勇作品之中，朋友王国祥是作者笔墨花得最重的一个人物。在《树犹如此》中，白先勇把他和这位好友从高中到大学，从台湾到美国，从共同培植园林到不远万里帮助朋友求医问药的细节娓娓道来。两人情谊的点点滴滴，在作者饱含深情的笔下，都有了洞察心灵的力量。从友情角度分析，两人堪称至交。但若从同性相恋的角度来讲，文中的某些片断才更能让人理解。例如，白先勇为给王国祥治病，只身从美国来到大陆，遍访河北、浙江名医。或许真的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使一个人为一个朋友踏遍千山万水而毫无怨言。而这种力量是否还在友情的范围，可由读者细细体会。

由于资料有限，且白先勇本人在作品之中，以纪实或回忆方式记录个人少年情感片断的情况并不多见，故以上分析均只能是推测性结论。

2龙凤情深

《孽子》是白先勇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华语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扛鼎之作。王夔龙(龙子)是将门之后，学业初成，意气风发。结识了新公园中的“名角”阿凤。两人宛如“天雷勾动地火”，相见恨晚，情意绵绵。龙子随即逃出家门，在稻田边与阿凤共筑爱的小屋。作品中，龙子英俊高大，家境殷实，用情专一，阿凤潇洒矫健，浪漫多情，忧怨频生。二人故事背景中常伴随一望无垠的金黄稻田，忽明忽暗的银色星空，争相怒放的红色莲花等浪漫唯美的景象，再加上阿凤与龙子的感情纠葛始终以过去时出现，所有故事陈述者的口气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羡慕与向往，这一切，都使得此二人的感情充满了浪漫与唯美。而龙子亲手将爱人阿凤刺死的结局则使得二人的感情更加轰轰烈烈。在新公园这个男同性恋的世界里，他们的爱情凄美多于真实，已经成为作者笔下的一个只能供传说的神话了。

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同性恋主题晦涩不明，而在《孽子》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情节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给予作者无限的空间与平台去解构、诠释作者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情结。从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李青(即作品中的“我”)一出场，阿凤和龙子的感情纠葛就由他人之口，在其耳边萦绕。此时，阿凤已死去多年，从美国归来的龙子也已沧桑中年，读者都是通过作者安排不同人物的回忆和转述，来对阿凤和龙子进行概念化的把握，但结论都几乎一致：这是一对痴龙怨凤，这是一幕过于凄美浪漫的爱情悲剧的传说。

少年形象是《孽子》的主要群体。作品中大部分的主人公都是无家可归或是有家不能归的少年。他们因为相同的性情走到一起，在台北新公园的莲花池边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王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世俗的道德礼治被暂时搁置，少年们用自己的标准理解和构筑他们的爱情。在这里，少了些世俗的羁绊，少了些家庭的干涉，而少年又因为年龄的特点而大胆执着，所以他们的感情就显得壮烈而唯美。龙子和阿凤的纠葛就是这种感情的最佳代表。

在这样一个宽阔的写作平台上，作者用这样浓情的笔墨构筑了自己的情感乌托邦。根据大多数人的观念和社会的礼制习俗，同性恋都是异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自己有相同取向的人相识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在这有限的人群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所以，这样的巧合一旦发生，或者是作者理想中的臆造，白先勇自然会倾注惊人的浓墨重彩。这正是他的同性爱情观。既然它不为世人所容，那么它就一定要像传说般浪漫动人，像神话般轰轰烈烈。

作品中有这样一处设计，龙子的父亲是军界要人，家境殷实。龙子杀死阿凤触犯重罪，随即被家人送往美国避风头。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为国民党五星上将，白先勇大学毕业即去美国深造。这种巧合化的设计或多或少是为了让龙子身上折射出作者的影子。而龙子对爱情的执着则无疑就是作者在尘世中苦苦追寻真情的明证

故都的秋  作者郁达夫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说：“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

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

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

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来，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

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的。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郁达夫生平简介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郁达夫(1896127~1945829) 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郁达夫通三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

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

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沦》、《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

中国前文联主席夏衍：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政务活动家胡愈之：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

凤凰网-郁达夫生平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名著：故都的秋

-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