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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无用之用又在现代生活中具有绝对作用——无条件地肯定自我的独立自由的作用。从18世纪中期诞生以来,美学强调艺术自律原则,无疑是包含了对自由精神的诉求的。到19世纪中期,唯美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the sake of art)的原则,它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Wilde)明确表示:“艺术除它自身外不表现任何东西。艺术,如同思想,有它自己独立的生命,纯粹按照它自己的路线发展。”(注:OWilde,'The Decay of Lying',in HAdams(ed),Critic Theory Reader,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1)这表明现代生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与艺术和解的可能完全丧失了。艺术变成了一面批判的镜子,显示出“审美世界与生活世界不可调和的本质”。(注:JHabe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s,Bay Press,1983)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启发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这个学派的两个中坚人物,阿多诺(TWAdorno)和马尔库塞(HMarcuse)都主张艺术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力量。马尔库塞明确指出,艺术的革命力量就存在于艺术品的审美形式中,它是一个解放的维度。“审美形式给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和经验以一种异在的力量,由此导致新意识和新的知觉的诞生。”(注:〔德〕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35页。)根据审美形式的内在力量,马尔库塞提出通过艺术(审美形式)培育人的新感性(符合自由原则的感性能力)实现革命的计划。他说:“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注:〔德〕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29页。)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观念仍然是传统的美的观念,它包含和谐性的幻想、理想性的造型,以及艺术品的超现实存在。审美形式的基本作用是把给定的内容变成一个自足的整体——超越现实生活的独立自由的艺术品。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包含了唯美主义对于艺术的理想主义意识。在20世纪文化的背景上,他的艺术理想主义意识更为突出。在20世纪,社会生活的普遍市场化和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不仅取消了艺术活动的自律性,而且“今天审美生产已经被普遍地转化为商品生产”。(注:F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4)变成了商品的审美形式(艺术品),不仅不是解放的力量,而且成为新的压抑力量,扮演着自由的假象。准确讲,在20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域都遭受了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整合为商品的命运。阿多诺主张艺术只有通过它的社会抗议力量才能保持自己的活力。与马尔库塞不一样,阿多诺认为,即使就在纯粹形式层次,艺术品的和谐也没有实现过,在被定义为和谐和幻象中,总是保存着绝望和对抗的因素。“冲突是和谐的真理”。(注:T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 ed,RHullot-Kento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10)所以,艺术的抗议力量不是来自它自我封闭的审美形式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它与商品社会之间的自律与他律、和谐与冲突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关系。在非同一性原则下,阿多诺肯定先锋艺术的碎片化形式和拒绝社会交流的态度,认为这是反抗整体化的交换社会的必要策略。 三 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主张的是艺术对现代生活的对抗原则。哈贝马斯称这种艺术对抗原则为审美现代性,它的主题是对工具理性统治的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和抵抗。(注:J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Bay Press,1983)在这里,美学展示了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另一面:现代性的崇高意识。它与我们前面追述的以古典和谐为目标的审美意识是相对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给予崇高的基本规定是三点:第一,被称为崇高的对象是绝对大(或有力量)的东西;第二,相对于美是有形式的对象,崇高是无形式的对象;第三,崇高不存在于任何自然对象中,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在自然中,当一个对象的形象因为数量(力量)的巨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力的把握的时候,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种不愉快感。但是,在我们判断这个对象为“巨大”的时候,是我们的理性给予了“巨大”的观念,相对于想象力的不足,理性的伟大被展示出来。因此,我们又感受到理性超越自然对象的无限感和自由感,感受到愉悦。这就是崇高感。根据康德,崇高的实质是自我在超常庞大(强力)的自然对象上产生了自我超越自然的情感。他认为,虽然在自然对象上感受崇高比感受美,需要更多的文化教养,但是崇高感(自我对于自然的超越感)是植根于人类本性的,传统性的崇高把神作为崇高的实体(基础),并且设定了神对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康德把自我的理性作为崇高的根源,以理性的无限自由(超越性)作为崇高的真正内容,是对崇高意识的现代性转换。 康德崇高思想带有很重的卢梭式的自由—自然观的影子。卢梭主张人的生存向自然状态回归,因为自然是人的自由的母体和原型。无疑,康德把卢梭的思想主观化、理性化了。康德的崇高观念是适合启蒙思想倡导的主体性原则的。但是,它所包含的主观性与理想性却在现代生活的进一步展开中被修正或转换。就其积极影响而言,康德的崇高思想为现代性崇高提供了两个观念:第一,超形式(形象)的无限感;第二,人与自然的不可和解的冲突。这两个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美学对崇高的基本观念,而且实际上成为浪漫主义和先锋艺术的美学基础。因此,阿多诺说:“崇高,康德完全是把它留给自然的,后来却成为艺术本身的历史性要素。”(注:T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 ed,RHullot-Kento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96)谢林的艺术哲学,就非常明确地把崇高作为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他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创造都是从有意识的活动,进入到无意识的活动。艺术家从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作品开始,但他完成的作品却超过了他的有限意识,表现出无限的事物(无限性)。“艺术作品的根本特点就是无意识的无限性〔自然与自由的综合〕。”(注:〔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0页。)艺术作品的无限性就是它的崇高性。谢林也承认一切艺术作品都必须达到美的境界,而美就是人的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永恒矛盾在艺术作品中的和解,是矛盾双方的统一。统一的真实表现是在艺术作品的直观形式中展现出无意识的无限性。因此,对于谢林,艺术作品的美不仅必须包含崇高的内容,而且崇高是美最根本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虽然谢林也主张艺术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有意识和无意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但是与康德、黑格尔用理性来统治感性不一样,他是用无意识的无限性来统一有意识的自由。谢林明确指出,艺术家的活动之所以被定义为天才的创造,就是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带入到无意识的无限性中。这个无意识的无限性,就是包含和产生了自由的自然。艺术的真正价值,就是实现人从他的意识和自由的有限状态向无意识的无限性的自然回归。谢林说:“正因为如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哲学家关于自然界人为地构成的见解,对艺术来说是原始的天然的见解。我们所谓的自然界,就是一部写在神奇奥秘、严加封存、无人知晓的书卷里的诗。”(注:〔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76页。) 与康德相比较,谢林的崇高思想可以简要表达为:自由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是有限的;崇高只是自然的无意识的无限性的表现。这种崇高思想表现了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它不是主张无限制地扩张人的理性和自由,而是把理性和自由统一(回归)于自然作为人的精神生存的更高的可能。谢林更接近于卢梭。当然,更重要的是,谢林的思想更批判性地面对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境遇:对自由和理性的迷信和极度扩张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性剥夺的基本工具。所以,谢林主张,艺术的最高使命不是歌颂自由,而是歌颂自然;不是宣讲有限的知识,而是唤醒无意识。进一步讲,以自然的无限性来规定崇高,实际上是为人的存在和自由开拓了一个不能被技术理性和物化意识最后征服的无意识空间。谢林的美学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美学,他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哲学导师是正确的。应当说,正是通过谢林的艺术哲学,崇高才在康德之后成为艺术的一个历史性要素。当然,在崇高美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德国哲学家尼采(FNietzsch)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他第一次指出希腊悲剧是肯定个体化原理的日神精神和否定个体化的酒神精神之间的永恒冲突的产物。悲剧精神本质上是肯定和歌颂生命世界(自然)的原始统一和永恒冲突的音乐精神。在表现(象征)生命的最高本质和普遍意义的活动中,诗歌是低于音乐的。“语言作为现象的器官和符号,绝对不能把音乐的至深内容加以披露。当他试图模仿音乐时,它同音乐只能有一种外表的接触。”(注:〔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4页。)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未来的形而上活动。他划定了艺术与理性的界限,把生命的非理性(无意识)的永恒冲动作为艺术表现的崇高内容。 用法国哲学家列奥塔(J-FLyotard)的话说,现代美学就是崇高的美学,它鼓动艺术把不可表现之物作为缺失的元素提出来。(注: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eota Press,1984,p81)在崇高美学出现之后,艺术就成为存在不确定性这个事实的见证。崇高美学不承认艺术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矛盾的和解,而是肯定和强调冲突。但是,在矛盾的双方中,崇高美学肯定和强调的是感性、无意识、无限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理性、意识、概念和确定性。列奥塔认为,对不确定性的肯定,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追求,崇高美学把艺术从古典的模仿规则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后来的先锋艺术开辟了道路。先锋艺术不再模仿自然,也不再扮演社会共同体中的交流角色,它的目的只是追问和展现无名之物的发生或出现(It happens,or It occurs)。(注:J-FLyotard,The Inhuman,tr,GBennington,etc,Polity Press,1988,pp103-104)当美学完全成为对反对性的先锋艺术的辩护的时候,美学通过对崇高的非理性扩张已经转化为反审美升华的主张。自美学确立以来,审美总是指向人从自然向理性(精神)的升化,当然这个升化的过程被要求体现感性的自由发展,体现觉醒的个体对于整体的自觉和主动吁求,因此升化被理解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现代性的崇高美学却通过先锋艺术表达了对审美升华的放弃和抗拒,它把和谐统一理解为乐观主义的幻象,并且认为这种幻象本身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压抑模式。反抗审美升华,先锋艺术借助崇高美学释放的非理性主义冲动,追求生活还原和生命还原,在冲突和毁灭的持续运动中体验原始的(野蛮的)生存快感。 四 自18世纪中期确立以来,无论是关于“美”,还是关于“崇高”,美学总是在讲述着那个在现代生活中的“自我”的理想的故事。面对着自我生活的一切现实,美学总是把自我作为希望和可能来追求,差别在于,通过“美”,美学讲的是一个肯定的故事,通过“崇高”,美学讲的是一个否定的故事。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自我总是美学叙述的中心和主题,现代生活则是对象和题材。经历了20世纪的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度整合的交换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人类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后现代理论家宣称,那个被启蒙运动理想化、被200多年来美学追求的自我,已经被彻底整合或消解了。与此相应的,美学的故事也似乎应当结束了。因为美学变成了虚幻的“意识形态”。首先,我们要承认,后现代理论关于现代生活的发展状态,并非言之无物;关于艺术和美学,它们常有一针见血的发现。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接受它们的一系列“终结”的理论。美学并没有在20世纪耗尽它的资源,艺术也不应当在先锋运动之后终止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游戏。但是,美学必须转向,即从自我中心转向世界整体。 在这里,尼采以后出现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美学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海德格尔应当是属于崇高美学传统的。但是,他并没有顺着尼采开拓的生命还原路线走向对原始生命快感的推崇,相反,他把艺术对无限性的肯定扩展为对人在世界存在的世界性的体验和展现。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创造美,而是存在物的真理展现(激活)。通过艺术品,真理把自身展现为世界与大地的永恒冲突,即显示和遮蔽的永恒冲突。真理的展现本质上就是诗,艺术就是面向历史性存在的人类的真理的诗意的投射。(注:M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r Art',in Poetry,Language,Thought,trAHofstadter,Harper & Row,Publishers,1975)海德格尔是在存在的基础上,即追问在非神性的现代生活中,人的存在是如何可能的基础上,来思考艺术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存在、世界和诗意,是海德格尔美学的三个关键词,它们的统一(也许应当包括“大地”作为第四个关键词)开拓了审美—艺术的新空间。准确讲,海德格尔美学突破了自我中心的美学空间,把审美转化为自我通过艺术向世界敞开的活动。这对于在现代生活中,日益走向孤独的自我,无疑是具有向基本的存在整体性回归的意义。这个意义,在20世纪的背景上是不可能被进一步开发的。它应当是21世纪美学的新的可能。在开拓这个可能的时候,长期以自然整体为基本审美对象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重要价值将被发现。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1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2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4传播话语分析
4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4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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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诗词
内容摘要: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
关键词:流行歌曲; 歌词; 古典诗词; 关系; 交错
On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poem
Abstract:Today, though the popular songs keep developing,few people link popular songs with classical poem by heart Maybe they see them as it indee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Some popular songs borrow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and make it become one kind of popular spiriture fast-foodClassical poem offers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lynies creator in the respects of wording and phrasing,making the theme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motion,etcit will be one of the theme which can’t be given up in creating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Key Words: Popular song; Word; Classical poem; Concern ; Interlock
引 言
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
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
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直致所得”一词出自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做到“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就是说诗歌意境的创造贵在自然真实,而无人工矫揉造作之弊,而诗境的获得,完全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把它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来,也就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引用其诗句或者标题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本身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就非常的高,有韵律,句尾压韵,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吟唱,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流行歌曲突变的今天,都有部分的留心能够歌曲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吸收其精华。
1.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引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要算是《淡淡幽情》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 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4](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有《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加上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的诠释了。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印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这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还有家喻户晓的安雯的《月满西楼》,乃是将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配以清新伤感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了。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将一些相关的古典诗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借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收到预定的效果。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由此我们可以说,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主题和内容,它们是一脉相承。
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
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
“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
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
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
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
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
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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