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离骚的主题？（简明扼要）

全诗的主题思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达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以及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他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文节选：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白话译文：

难道我害怕招灾惹祸吗，我只担心祖国为此覆没。前前后后我奔走照料啊，希望君王赶上先王脚步。

你不深入了解我的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我早知道忠言直谏有祸，原想忍耐却又控制不住。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爱国诗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谗害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郢都为秦兵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亡。

所作《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以华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融化神话传说，抒发热烈的感情，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其传世作品保存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

后世影响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后世文人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

《离骚》不仅在中国备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随着《昭明文选》的传播，《离骚》在日本奈良时代即传入日本。

它传入朝鲜、越南的时间也很早。自从1852年德国费兹曼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的德译本《〈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问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译本相继产生，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

-离骚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离骚

《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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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你好！

《离骚》里大量使用美人香草做喻，大量引用上古神话传说，辅以夸张、象征等手法。

极富浪漫主义气息。

这即是它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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