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弟推荐一部电影

<<燃情岁月>>

导演：

爱德华·兹威克 Edward Zwick

主演：

安东尼·霍普金斯 Anthony Hopkins

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

类型：爱情 / 剧情 / 西部

更多中文片名：

秋日传奇 / 真爱一世情

片长：133 min

国家/地区：美国

对白语言：英语

剧情：骑兵上校威廉厌倦了战争，他带着全家来到西部荒原，在一处偏僻的山区开垦牧场。上校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艰苦的环境而抛夫弃子回到了东部，威廉上校独自一人肩负起了养育三个儿子的重担。

在艰苦的环境中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手足情深但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哥艾尔弗莱德为人忠厚，办事认真

　　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年4月26日~1863年8月13日)是法国著名画家，1798年4月26日生于法国南部罗讷河畔的沙朗通-圣莫里斯。从儿童时代起，德拉克洛瓦就生活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里，并且受过多方面的教育。他的父亲C德拉克洛瓦是律师和外交官，曾任法国驻荷兰大使和马赛总督；母亲图瓦-奥邦对音乐的爱好也直接影响了幼年时代的德拉克洛瓦，音乐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当时音乐家中他最喜欢FF肖邦和G罗西尼。并与肖邦有着深厚的友谊，把肖邦称为“我所看到的真正艺术家的典范”。

　　德拉克洛瓦不但尊重当代进步艺术家，而且极为推崇古代艺术大师。他之所以能进入艺术之门，得力于他的舅舅J-H里兹内尔的帮助。作为J-L大卫的学生的里兹内尔发现了他的艺术才能，鼓励他于1816年进入美术学院P盖兰画室学习。在那里他认识了浪漫主义的先驱T热里科,并深受其影响。他与历史画家A-J格罗和保皇派画家F热拉尔交往；他博览群书，特别喜欢但丁、W莎士比亚、GG拜伦和W司各特的作品;他为JWvon歌德的《浮士德》作的插图深受老年歌德的赞颂；他盛赞米开朗琪罗、提香、伦勃朗、D委拉斯贵支，特别崇拜鲁本斯和康斯特布尔；他与诗人C波德莱尔有着亲密的友谊，对WA莫扎特的天才赞叹不已。只要拿起画笔，他的浪漫主义激情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发出巨大的叫啸，他画画就像狮子吞食猎物一样，一气呵成，所以人们把他叫做“浪漫主义的狮子”。

　　德拉克罗瓦的日记

　　在诗人波德莱尔的眼里，大画家德拉克罗瓦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整个艺术大链条里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任何人可替代其重要性。作为《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作者，波德莱尔厌倦安格尔的“古典”和完美，偏爱德拉克罗瓦的“浪漫”和印象，这是很自然的，对德拉克罗瓦的褒扬也在情理之中，但他说德拉克罗瓦“在整个艺术大链条里是最重要的一环”并不过分。在19世纪的法国美术史上，他和安格尔代表了浪漫派和新古典派，与崇尚古典风格的安格尔不同，在德拉克罗瓦看来，绘画时色彩比素描重要，想象比知识重要。他一生的美术创作也为浪漫主义做了最好的注释。除了美术作品，其实德拉克罗瓦的日记也几乎和他的美术作品一样出名。

　　十多年前，在我还不知道德拉克罗瓦这个名字时，我买下了这部《德拉克罗瓦日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买这部书的初衷仅仅只是为了这是一部艺术家的日记（但没读上几页我就被它的真情实感和细腻的描写所打动），再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与艺术无关，而是与画家的身世有关，该书的英译本编者在引言中介绍说，关于德拉克罗瓦的生父还留有秘史，据考证德拉克罗瓦的生身父亲不是别人，而是当时在法国显赫一时的外交家塔列朗，而我当时恰巧刚读了拿破仑和富歇的传记，这两人的传记中都还有另一个主要角色——塔列朗，留在脑海中印象深的是这样一句话：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由三个人来上演革命与帝国的历史的，这三个人就是伟大的拿破仑、阴险狡诈的富歇和长袖善舞莫测高深的塔列朗。

　　一位大画家居然是塔列朗的私生儿，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据说，在德拉克罗瓦的身上就体现着塔列朗的性格特征，这也解释了何以在德拉克罗瓦身上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兼具热情的想象力和冷静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他又是才华出众的演说家。

　　对于相信塔列朗是德拉克罗瓦生父的人来说，塔列朗对德拉克罗瓦的神秘影响也可从他对画家的关怀中看出端倪，比如说德氏的某些作品尽管被人们指责为不合乎传统和常理，但却仍能在沙龙里展出，而且也能被国家收购，就是由于塔列朗的缘故，更有甚者，国家甚至不顾政府美术部的反对，仍把很重要的任务分配给德拉克罗瓦。譬如在1824年的沙龙上展出了德拉克罗瓦的油画《希奥岛的屠杀》，这幅作品虽然毁誉不一，但仍由政府以6000法朗购去（该画现已是德拉克罗瓦的早期杰作）。

　　不管徳拉克罗瓦的生父是不是塔列朗，读完了这部《德拉克罗瓦日记》，我知道了这位被喻为“浪漫派的灵魂”的伟大画家。不过十多年后，我才见到了能全面反映德拉克罗瓦的生平和艺术创作的书，这就是《世界名画家全集·德拉克罗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两卷书交替翻览，能清晰地认识和欣赏德拉克罗瓦的面貌和作品。

　　这部《德拉克罗瓦日记》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德拉克罗瓦早年的日记，1822年他24岁开始写日记时的意图很明确，即为自己一个人写，写下自己的日常交往、爱情生活和在艺术上的探索。但他的日记到1824年突然中断了，1832年他到北非摩洛哥旅行时才又写下了简短的旅途杂记;第二部分是德拉克罗瓦中年以后的日记，1847年1月，德拉克罗瓦又开始写日记，这时他年近五十，已度过了他在艺术上最活跃最多产的年代，与青年时代相比，他的日记显得深沉了许多，他在1847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表白他开笔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感受保留一个记录，以便日后去追想时所得到的印象会更为深刻。

　　德拉克罗瓦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前辈画家和同时代人的艺术作品的见解，他自己艺术创作的构思和计划，他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同时他也记载了他丰富的社交生活，因而这部日记也就成了19世纪中叶法国上流社会生活的一部真实的写照，留下了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波德莱尔、肖邦、伯辽兹、柯罗、米勒、梅里美，等等同时代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在日常交往中的真实形象。比如他在1853年11月25日（星期五）的日记中用简洁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了大仲马的性格剪影：

　　“好厉害的大仲马（他是从不饶人的）半夜里带着一本空白笔记簿跑来把我喊起来了。我真是蠢死了，把一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天才知道他要这是干什么！我相当喜欢这家伙，但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所奋斗的目标也不一样。他所生活的那个圈子我是合不来的，我们要是搞到一起，总会有一个人要发疯的。他把他手稿的前几页留下给我过目，我读起来倒是怪有意思的。”

　　中年后的德拉克罗瓦活得简单而纯粹，在他的日记里，能看到他穿梭林间或漫步海滨的喜悦，也有他置身庭园的幻梦，还有他对花草植物的爱恋，这些，逐渐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心，并由此升华的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感情，倾注到了他的艺术创作中，他留在在画布上的色彩更多的是他情感的宣泄。他的生活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他的艺术。譬如他写于1853年11月30日的日记：

　　当我倾听美妙的音乐，特别是听莫扎特的作品时，音乐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太平盛世的和平气氛，每每引起我思想上的共鸣。在我有生之年，现实生活中的七情六欲，是再也不会扰乱艺术作品所给我带来的那种清高的情趣了。我真不明白，一般人那样醉心于官场名利，究竟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所醉心的不是这些，而只是醉心于鲁本斯或者莫扎特。一周之中对我来说所必不可少的，乃是一支抒情歌曲，或者一幅画在我身上所引起的回忆。当别人匆匆去赴情妇的幽会时，我却去做我的工作;工作完毕，或是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或者到外边去消磨时光

　　到了晚年，德拉克罗瓦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对波德莱尔说，他年轻的时候，每晚都要参加一场音乐舞会或者别的消遣，否则他简直无法开始工作，而现在他不仅能无休止地工作，甚至能在并无希望获得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消遣和娱乐对他来说已可有可无了。而写日记成了德拉克罗瓦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日记持续到1863年6月22日，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他因病与世长辞。他留给世人的是9100多件作品，其中油画850多件，速写册60多本。关于他的艺术创作，塞尚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德拉克罗瓦留下了法国最美的色彩，在我们的天空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具有属于色彩的平静、哀婉动人与震撼，我们所画的都来自他的启发。

　　与德拉克罗瓦的艺术创作相比，他的日记丝毫也不逊色，《德拉克罗瓦日记》一书的引言中讲述的一则轶事可以拿来给他的日记做一个最好的注释：一位法国艺术家说，德拉克罗瓦的画他倒不怎么欣赏，不过他写的回忆录（日记）却很出色，人们会在这方面记住他的。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

　　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也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诗篇。郭沫若堪称“五四”时代最早感受到历史转型、祖国新生、民族觉醒的时代气息的诗人，这首《凤凰涅盘》正是一首时代的颂歌。诗人把祖国比喻成凤凰，借助于对凤凰传说的改造与新阐述，诗人郑重宣告民族在“死灰中更生”纳新时代已经到来。1920年1月，《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破例以整版的篇幅连续发表这首长诗，它宣告，《凤凰涅盘》“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五四运动高潮期。虽然，诗人当时留学日本，远离祖国，但是，凭着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他同故国所保持着的密切联系，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他的丰富的想像力和敏捷的才思，终于创作出了《凤凰涅盘》这样的浪漫主义杰作。他曾告诉过人们他这首诗写作的具体过程： “《凤凰涅盘》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那首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作战。”(《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还曾明白地告诉读者：“我的那篇《凤凰涅盘》，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革命春秋》)“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我的作诗的经过》)。

　　作品分析

　　“凤凰”，我国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吉祥之物。古籍上说：“凤凰火精，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见《康熙字典》)最初殷民族曾将凤凰作为氏族图腾。题中的“涅盘”，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之后的新生；含有永生不死之意。

　　长诗由一个“小序’’和四章组成，结构缜密完整，可以说是戏剧化的诗或诗化的戏剧(有人称《凤凰涅盘》为诗剧)。郭沫若一动手创作，就显示了他诗人和戏剧家兼而有之的才能。“小序’’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诗人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和东方民族色彩的传说。这传说能立即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想象，也使《凤凰涅盘》在一种引人人胜的艺术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开始。这是诗人的一种精心的构思。

　　（一）精神特质

　　诗作运用诗剧的形式，分五个部分。题目中的“涅盘”是梵语．指佛的死亡．引申为死而复生后达到的超脱生死的境界，在本诗中则象征着民族的死后再生。

　　1．序曲

　　诗人把凤凰自焚的时间背景选在了“除夕”这一辞旧迎新的特定时刻，以“枯槁”、“消歇”的景物象征生命的枯竭，以此奠定了全诗“哀哀”的氛围。体现了凤凰对古国、对旧生活的哀恋之情，显露了时代的先驱者因袭的负荷之重，也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他们非自焚更生不可，这为下文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序曲”，诗人以第三人称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凤凰准备自焚的情景。一方面凤凰生活其间的山河“浩茫”、“阴莽”、“凛冽”，醴泉干涸，万物枯槁；另一方面，凤凰却在为自焚而忙碌：在“火光熊熊，香气弥漫”之中，“低昂、悲壮”地“起舞”、“歌唱”，准备经受一次 “死”而后生的严峻考验。这种阴暗中透出亮色、凄凉中显出雄伟的景象，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凤凰涅盘前的悲壮情绪和大无畏的精神。诗人在“序曲”中，以整饬的诗句(内涵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对仗、韵律的艺术特点)，古朴的语言，具体而细致的描绘，加上选择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的辞旧迎新的“除夕将近的夜晚”，以及我们民族传说中的“丹穴山”，创造了一种意境，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透过它，我们不难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践踏，蒙上了一层腐朽、衰败的尘垢；只有经过一场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重现光辉。诗的象征意义就这样蕴含在诗的意境之中。从整体上看这首很现代化的诗，在这里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序曲”的结尾出现了一群与凤凰相对立的、“自天外飞来观葬”的“凡鸟”，诗人巧妙地揭示了整个矛盾冲突的端倪，也为后面“群鸟歌”埋下了伏笔。这是诗人构思精妙的又一表现。

　　2．主曲

　　“凤歌”、“凰歌”和“凤凰同歌”是长诗的第二章，也是全诗的主曲。诗人以第一人称的代言体，使矛盾冲突通过独白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凤歌》是对命运的诅咒，凌厉、粗犷、悲壮，充满着愤激和反抗。“凤”既坚强，又冷静理智。他正视现实，深深地感到旧世界“冷酷”、“黑暗”与 “腥秽”。“凤歌”采用屈原《天问》的表达方式对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提出了种种疑问。同追问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一类的本原问题一样，每一个大时代的开端都以重新构建价值体系为先声，都要一遍遍地思考宇宙的起源和人生的意义所在这些本原性命题。压抑不住的求知欲望和对真理的探索，就这样与冷酷的、悲怆的现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凤歌》的第二段表达了“五四”时代的“天问”。诗人再生屈原的神魂，注入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铮铮宣告中华民族的更生。这里，不再有屈原当年的无奈，而是充溢着凤凰王者般的神圣、“目空一切”的气魄、打破一切旧套死后再生的勇气与决心。抒情主人公捶胸顿足地叩问天地、大海，但是，天亦好，地亦好，海洋亦好，都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一段表达了先驱者的无助与孤独，突出了旧的世界的腐朽。在诗中，诗人警示世人：“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就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旧世界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阴秽腐朽，更在于它有着极其强大的同化力。从而进一步表现出凤与这个世界决绝的信念。

　　接着，诗人从东南西北的空间角度表达了一种无归宿感。这里“东西南北”并非方位上的确指，而是互文。这时要表达的意思是宇宙中四处都是 “屠场”、”囚牢”、坟墓”、“地狱”没有一块净土。表达了对阴秽与黑暗的旧世界的否定。

　　“凤歌”排山倒海，势如破竹，诗人将生活、时代的问题拉阖到一个广博的背景——宇宙来，气势宏大。从宏观上、整体上揭露和诅咒旧世界，也多少表露了诗人内心一种探求真理而不可得的苦闷。

　　“凰歌”，细腻、低抑、真切。在“凰歌”中，诗人充分发挥了比喻这种手法的妙用。诗人将凤凰的处境比作茫茫大海中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的一叶“孤舟”，这孤舟“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而且驾驭这孤舟的是疲倦的呻唤中的“舟子”。又将凤凰“缥缈的浮生”比作“黑夜里的酣梦”，“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一切旧传统、旧束缚以及自身内一切因袭的影响，被诗人强烈地诅咒为“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从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画面中，人们不难体味出：旧中国黑暗腐朽到了何种程度，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失去了应有价值；烧毁旧中国、旧我，创造新中国、新我，已经刻不容缓。“凰歌”着重从历史的回顾和切身的经历中，进一步揭露和控诉旧世界。“凰”悲叹“五百年来”生活中的“羞辱”和 “污浊”，眼泪“倾泻如瀑”，“淋漓如烛”。她深感自己的处境苦痛、险恶，不由得呼天问地，发人深思地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探求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究竟在哪里？她很自然地追忆自己青年时代曾有过的 “新鲜、甘美、光华、欢爱”。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缅怀，既是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有力揭露，更是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因此，尽管现实“只剩下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尽管凰也有人生如梦的淡淡悲凉，但可贵的是她并不悲观、颓丧。在这“涅盘”的庄严时刻，她感到“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一场熊熊的圣火，将烧毁旧世界，而自己也将得到永生不死。

　　如果说，《凤歌》是对外在世界的质问和诅咒，那么《凰歌》则是自我解剖。从历史和时间角度表达无法“安宿”的缥缈感。“缥缈的浮生”，在本章前三段中重复出现三次，刻意强调没有归宿的感觉。

　　凰以“孤舟”比喻个体生命，一连串意象都是从“孤舟”上衍生开来。诗人写出了一种绝境，没有方向的、破烂不堪的小舟，倦了的舟子，都进一步加强着“浮生缥缈”的感觉。接着，诗人从周围的环境入手，对先驱者做了一个定位，“我们只是这睡眠中的，一刹那的风烟！”这“风烟“要将周边的睡眠唤醒是何等的困难啊！在此诗人勇敢地剖析了更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失败以及先行者面对强大黑暗的孤寂和悲怆。

　　至此，诗人借助“凰”的歌吟，对身边的宇宙做了总结性的描绘：“环绕”表现空间里充斥行尸，“贯串”突出时间历程中满是走肉。

　　《凰歌》末段以对逝去了的“年青时候”的追恋反衬现实中的绝望。四个“哪儿去了”的质问，答以七个斩钉截铁的“去了”，义无反顾，坚定决绝。

　　“凤”和“凰”的个性色彩尽管不一样，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诅咒黑暗追求光明的歌，都是内在美好愿望与外在肮脏现实，内在的美好追求与因袭重担之间猛烈撞击时进发的电闪雷鸣。这是五四前夕中国典型的时代气氛，这是包括诗人在内五四青年一代沸腾燃烧着的激愤感情以及自我解剖精神的体现。

　　《凤凰同歌》简短有力，以不规范的句式，表现了凤凰与“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旧我分手的坚决果敢的情绪。把死亡表现得超凡脱俗，悲壮得令人心神悸动。

　　总之，三段主曲气魄宏大，无论是捶胸顿足的否定世界，还是珠泪涟涟地解剖自我，都体现出了五四时代特有的否定精神，一是对恶劣命运、旧中国的否定，二是对在现实中可能产生的麻木情绪的强烈否定。

　　3．变奏曲

　　“群鸟歌”写得相当精彩。这一章一共六节，每一节都是四行；第一句都以“哈哈”开头，口气轻佻，如同小丑，富有讽刺意味；而前三行诗句完全相同，勾勒了“群鸟”共同的幸灾乐祸的卑劣心理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群鸟”只知道凤凰的“死”，不愿也不可能知道凤凰在火中得到新生，比以前更加华美。因而它们对凤凰的嘲笑，也就变成了一种很可笑的自嘲。第四行诗，一语破的，道出了它们各自的个性特点：黩武、专横、狡猾的本质和世故、奴性与驯民的思想。这一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描写，使得这一章诗同样含着哲理的意蕴。“群鸟”在诗人讽刺的笔触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们实际上是在我国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变革到来时，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官僚、驯民、奴才和无耻文人。正如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论文学》)诗人以鲜明的爱憎、独特的艺术构思，刻画了“群鸟”的反面形象，揭露了它们的灵魂，鞭挞了它们的丑态，这亦反衬出了凤凰的坚贞华美的高尚品质。从戏剧角度看“群鸟歌”使矛盾冲突外在化、具体化，这一发展到没有丝毫调和余地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呢？这是长诗形象完整性和思想深刻性的关键。

　　这是凤凰将死未生之际的小插曲。序曲末段明示“一群的凡鸟”，可见群鸟是庸众的象征。在“群”和“个体”的对立中凸现了先驱者的孤独。这一部分，每段歌词格式都相同，仅有最后一句不同，由此也可见群鸟人云亦云没有个性。此段与上下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谐谑的变奏，庄严与无耻，高尚与卑微，美与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是对现实庸众的嘲讽，又写出了“个”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与前文的“风烟”，形成了有机的呼应。

　　4、高潮曲

　　重点词语解读：

　　“鸡鸣”意味新生力量必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风凰更生了。光明、宇宙也更生了。“昕潮”、“春潮”、“生潮”代表了“生”的主调．是风凰更生的前奏。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高潮。这一章包括“鸡鸣”和“凤凰和鸣”两部分。“鸡鸣”在全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一唱雄鸡天下白”，“鸡鸣”宣告新的光明的到来，新的“宇宙”、“凤凰”的诞生。“鸡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景象。这是“凤凰和鸣”的典型环境，亦是诗人心目中经过五四革命烈火洗礼后的中华民族的形象体现。

　　新生的“凤凰”，尽情地“翱翔”、“欢唱”。“凤凰和鸣”中的每一节诗都排比重叠，回环反复；诗句简短有力，节奏轻快，如同欢乐的圆舞曲。诗人饱含激情地赞扬了烈火中更生的“凤凰”比以前更为华美。全诗在一切都十分和谐和光彩夺目的景象中，在凤凰翩翩起舞、引吭高歌的喜剧氛围中结束。 1921年《女神》初版中，《凤凰涅盘》的副题就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即“菲尼克司”(凤凰)的“喜剧”。是的，这的确是一曲壮美的喜剧。

　　郭沫若在“凤凰更生歌”中反复地咏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里，“一切的一”是指众生推至个人，“一的一切”是指个人遍及众生，即凤凰与众生融为一体，我和你、他，都融为一体，统统更生了。“一切的一”也指万类推至个体，“一的一切”也指个体遍及万类，即无论在何种美好的境界里，都有着我存在，而我身上也具备着所有这些(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操。可以看出，这里有“泛神论”思想的痕迹。但“泛神论”在这里已成了郭沫若通向全新的理想社会的“一座桥梁”了。诚然，诗人从个性彻底解放思想出发的理想社会带有朦胧的特点，带有“物我无间”的无差别境界的唯心色彩，这是远在日本留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郭沫若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但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他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胜利的信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凤凰涅檠》的结局，光明的中国代替黑暗的中国，美好的事物经过烈火的锻炼更加美好，充分显示出郭沫若惊人的思想深度，即彻底革命的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是同时代诗人无法与之并比的，是郭沫若虽然不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却成为新诗开拓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更生歌》集中体现“五四”时期“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流行于16世到18世纪的西欧，主张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郭沫若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并推导出“我即是神”的观点。“一切的一”中的“一”便指大自然普泛的本体 (神)，“一的一切”中的“一切”指由“一”的本体衍生出的自然万物。这一段表达了一切都融为一体，物我无间的生命与万物的大和谐境界。

　　“火”象征着给一切带来新生的时代精神，像“神”一样在人类和自然万物中无所不在。

　　“凤凰和鸣”的大量反复，给人以震撼力，这是无法压抑的情感喷发的高潮。特别在放声朗读时，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泻千里的爽快。诗人也说：“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指本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华格讷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吧”

　　于是，诗人以百余行的篇幅分别礼赞了“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等反映时代精神的范畴。每段格式相同，仅在固定位置替换上不同的中心词汇，一唱三叹，反复无穷，是民族新生的时代颂歌．给人一气呵成之感。“欢唱”使人想起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结尾的大型合唱“欢乐颂”，反映了“五四”时代没有一点儿阴影的大欢乐和新生感。

　　这首诗创作的年代(1920年)正是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时候，郭沫若正是借助于《凤凰涅盘》写作，使“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因而诗人称：“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凤凰涅盘》正走这种狂放的激情的产物，它的奔放的想象、纵横捭阖的气势以及高超的艺术感染力，都源于诗人个体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汇合在一起，最终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但是诗人并不是一味地喧嚣和浮躁。此诗的几个部分充分体现了诗人在总体构思上对诗歌的调子和节奏的控制。类似于交响乐的几个乐章，从快板、轻柔的柔板、小步舞曲到进行曲的几种调子的转换和交织，使整首诗舒缓跌宕，起伏有致，并为最终的大合唱做好了完美的准备。

　　《凤凰涅盘》是历史青春期的颂歌，它反映了一个青春的时代，同时它也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欢乐颂”是任何诗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再重复的。所以，八年后在收入《沫若诗集》时，诗人自己曾对《凤凰更生歌》作了较大的删削，文字固然简练了许多，节奏也流畅了，但那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压倒一切的气势也丧失殆尽，艺术感染效果反而不如初稿。

　　（二）《凤凰涅盘》的艺术特征

　　《凤凰涅盘》是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浪漫主义特征

　　（1）神话传说的运用

　　作者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恰当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启迪他创造新的艺术世界。

　　（2）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浪漫主义色彩。

　　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3）多元化地吸取中外艺术养分并进行融汇创造，形成了一种壮美雄丽的浪漫艺术风格。

　　《凤凰涅盘》以其雄放的姿态独步五四诗坛，以其浑厚高昂的歌声震动中外，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而且适应内容需要，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的雄放，海涅歌声中的柔婉，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屈原骚体中的流动和对比。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

　　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三叶集》)又说，雄丽的巨制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罕见。《凤凰涅盘》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三叶集》)

　　2《凤凰涅盘》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诗的语言分不开的。

　　“凤歌”、“凰歌”中，诗人选择了“铁、漆、血”这些闭口音的词和 “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这些词义相近的词，揭示了“凤凰”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诅咒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与之告别的强烈情感，唱出了更生前的“凤凰”悲壮沉痛的情绪。当我们读到更生后的“凤凰”的歌唱的时候，诗中出现的是“欢唱”、“翱翔”，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这些开口音和词义美好的词语，整个儿地造成一种高昂、热烈与和谐的情调。新世界的美好光明与旧世界的黑暗丑恶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的“凤凰”对新的中国的高昂歌唱与新生前对旧中国的悲痛控诉在诗中做了遥相呼应。这样，便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与变革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既雄壮又华美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