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逍遥游》为例，说明《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风格

庄子之文“想象奇诡丰富，文笔汪洋恣肆，气势壮阔奔放。善于运用寓言故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寓言于简要的叙事之中往往运用描写的笔墨加以渲染，生动而富风趣，于先秦诸子的寓言中是很有特色的”（《寓林折枝》刘国正等主编《庄周》序）。《中国散文通史》和《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所论都大体如此。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庄子》的浪漫主义风格呢曾景初认为庄子和屈原“同时生活在楚地”，“虽然二人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但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中有某些共同之处，即可能是一种时代风尚使然。当时北中国是孔子的理性精神占统治地位，把人神化，把怪力乱神化成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一切复归于礼。而南中国尚保留比较浓厚原始氏族社会结构的残余，巫术占很大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充满了神话故事，富有想象和幻想的浪漫性寓言，在天上，人间，地上邀游驰骋。”(《北京日报》第四版1996年6月 l日)我没有什么理由对曾先生的看法妄加评论，但我更倾向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看法。即：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人。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秋水》载楚王使聘庄子，庄子不应。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政治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极端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去走隐居遗世的道路，—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 —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 (《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甚至“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肒（ ）溃痈(《大宗师》)。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骷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这—切都充分表现—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基于以上认识，庄子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就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天下篇》)的“寓言”，“重言”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研所编)

由此不难看出，“辞章问题虽然是形式问题，却不只是单纯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丰富多彩，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彩的反映。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1959年14 《红旗》)因此回头再看《庄子》的特点，一是寓言、重言并用，富于奇诡怪涎的色彩；二是庄子之徒创作寓言取材广泛；三是作者为“藉外论之”独自创作寓言；四是寓言中驰骋丰富的想象，充满惊骇世俗的描写夸张，气象恢宏，奇异怪诞。还有的寓言意味隽永，充满谐趣。有的寓言用笔老辣，讽刺犀利。总之，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想象力和最为才气横溢的作家之一。（《中国散文通史》先秦部分)

不难看出，《庄子》浪漫主义风格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庄周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庄周自身的阶级地位、社会地位的改变。我不想否定楚地文化对他的影响，即曾先生的看法。但我更倾向于“社会决定论。”

　　一

　　1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土，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出身没落的地主家庭。成年时，家境衰落，生活贫困。自小羡慕功名，醉心科举。十九岁初应童子试，考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屡应省试皆落第，七十一岁始成贡生。他一生穷困潦倒，长期以教书自给。坎坷的遭遇使他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有一定的认识；生活的贫困又使他对广大的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和体会。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等。

　　2．关于作品《聊斋志异》，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的名字，“志异”是说记载的全是奇闻异事。作者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通过丰富的想象，以谈狐说鬼的形式，对当时现实的黑暗和官吏的罪恶颇多暴露，对科举制度和礼教有所批判，并以同情笔调描绘了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聊斋志异》描绘了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封建社会，不失为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交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由于清初文网严密，作者借用讲前朝故事的手法，显得隐晦曲折。尽管如此，小说反映的现实，在封建社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

　　《促织》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写尽了成名一家的不幸遭遇。随着成名一家由悲到喜，由喜转悲，悲极复喜的情节的展开，矛盾不断发展，趋于激化，从而使成名在经济上、肉体上，特别是精神上所受的摧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 《促织》思想深刻，艺术性强。故事情节紧紧围绕促织的得失展开，既曲折生动，又结构严谨。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

　　三

　　1、小说的最后，为什么出现一段议论性文字其作用是什么

　　小说，是记叙性很强的一种文学样式。从一般概念上讲，它应该是一叙到底的。《促织》最后，出现了“异史氏曰”一段议论文字，这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借此表明自己对所记之人和事的态度，使作品的主题更鲜明、突出。“异史氏”，是作者的自称。从作品的选材来看，直接讲述的是前朝的历史故事(“宣德间”，即明朝宣德年间。宣德，是明宜宗朱瞻基的年号)。但不是真正的史著，更谈不到钦定的正史，一部《聊斋》尽是鬼狐志怪传说，故自称为“异史氏”。这种篇末议论，仿照了史传体散文的写法。如：《史记·项羽本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后，都分别有“太史公曰”一段议论，表达作者司马迁的评论。

　　2、练习

　　1．“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这一传说引自哪本书，后人用这个传说比喻什么

　　答：《神仙传》；比喻一个人发迹了，同他有关系的人都跟着得势。

　　2．《促织》是小说，文后却加了以上这么一段议论，这种写法是受了什么影响

　　答：在小说之后又加了一段议论，这是受史传体散文的影响。我国著名纪传体历史巨著《史记》在传记之后加上“太史公曰”的评论，以直接表明作者的观点。其后的史传散文多用这种评论形式。

　　3．以上的议论有哪些可取处有哪些不可取处

　　答：这段评论，能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找出百姓的灾祸的根源，从一件事上看到严重的危害，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这说明造成民众“贴妇卖儿，更无休止”的悲剧的是上自“天子”，下到那些贪虐的官吏的一整套封建官僚机构。同时作者还提出天子的每一举措都不可轻忽的看法，这些观点是可取的。“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含有对封建官僚的讥讽，这是积极的；至于“天将以酬长厚者”是一种封建迷信思想，在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对于群众的反抗斗争起麻痹作用。这是不可取的。

　　《促织》鉴赏

　　《促织》一反传统，描写的不再是因男女双方两情相悦或者一方单相思的“精诚所感”而演绎出的“离魂”型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魂飞魄散”的人间惨剧，而且“离魂”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个还不通世事的九岁小孩。这就决定了《促织》不仅是《聊斋志异》里最杰出的闪耀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的一篇小说。而且在艺术上更有精美闪光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情节曲折，构思严谨

　　《促织》一开头就指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同时也是在交代故事的起因，其实也是悲剧的社会根源。下文就成名一家围绕促织这只小虫子的得与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成名初次觅虫，因没有促织交差，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只得“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在故事情节来说，正是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却又忽然别有洞天，有了转机：巫婆的适时出现，让成名能按图索骥，居然于村东大佛阁后捕到了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于是“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也”。可谓是柳暗花明，然而，一曲未终，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好奇、顽皮的儿子“窃发盆”，一不小心，弄死了促织。虫得而复失，面对如此巨变，夫妻二人，一个“面如死灰”，一个“如被冰雪”。“怒索儿”，却不料儿子也已跳井自尽，“得其尸于井”，成了一个人虫两空的惨剧，“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至此，故事情节已有了两大转折。紧接着又有一个转折，不过这一转折不象上面的两个转折那样大起大落，而是舒缓、沉着得多了。成子竟然“半夜复苏”，身化促织，伤心欲绝、只待一死的成名忽然又听到了促织的叫声。循声搜寻，发现了一只“顿非前物”的小促织。因为太弱小了，不想要它，但小虫子“忽跃落襟袖间”，成名只好勉强收留它，不过还是“惴惴恐不当意”，极力烘托其其貌不扬，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只小虫子轻捷善斗，勇不可当，不仅打败了“一切异状”之促织，而且还善斗鸡，还能“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突出其奇异功能，于是“上大嘉悦”，于是成名否极泰来，入学、受赏。最后，作者才交代，原来这只促织是成名儿子的魂魄所化。写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最后以大团圆结局，让人于紧张之后，可以长舒一口气，但淡然一笑后，不由得要掩卷三思……

　　三大转折中，有两个转折是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实现的，但它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成子魂魄化促织这一情节，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可谓是入木三分。原史料中只是非常写实地记载了夫妻双亡，而蒲松龄则幻想出这一情节，用看似喜剧的反讽方式大大加深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加强了它的批判性，再现了封建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黄宗羲语）的罪恶。

　　故事情节曲折，却构思严谨。纵观全文，起承转合，前呼后应，结构完整。关于起承转合，上面已经叙述过了。至于前呼后应，至少有两处照应非常好，一是故事起因于“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以“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为终，应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古话；二是成名始“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且家中“薄产累尽”，而终能“入邑庠”，且“田万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跷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可谓善有善报。

　　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描写精彩而生动。

　　《促织》不但主人公形象刻画得很成功，就连次要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本文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主要得益于精炼生动的神态描写。

　　如第三段：“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二十余字，就清楚地记叙了成妻求虫的全过程。又如第四段：“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这是一段细节描写，作者去芜存杂，突出动作性，通过“逐”、“蹑 ”、“扑”、“掭”、“灌”、“视”等词，把成名捕虫的全过程描绘得纤细毕现，如在眼前。

　　文章在精炼处惜字如金，但在形象处却又泼墨如水，细致入微，生动感人。如第六段：“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作者非常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勾勒，描绘出人物亦怒亦悲亦愁的神态；又巧妙地借用景物衬托，以“茅舍无烟”（正衬）、“东曦既驾”（反衬）来表现成名夫妇“不复聊赖”的精神状态。

　　本文对次要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如第七段：“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弟子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中。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纥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这一段中，少年共有三笑：第一次是他看见成名的促织“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不由地“掩口胡卢而笑”，第二次是他看见成名的促织“蠢若木鸡”，禁不住“又大笑”；第三次是他用猪鬣来挑逗促织，但“仍不动”，于是“又笑”，得意至极。通过这“三笑”的描写，不仅形象地刻画出少年一副轻狂傲慢的神态；而且极力烘托出了促织的其貌不扬。当然这一段文字也通过“怒”、“奔”、“跃”、“张”、“伸”、“纥”等词，把斗虫过程中促织的神态和动作写得细腻逼真，充分表现出这只小虫子轻捷善斗，勇不可当。而最终“少年大骇”，既衬托出促织的奇异，更进一步表现了人物的无知可笑的一面。

　　此外，文中虽然对成名的妻子和儿子着墨不多，但精炼的数笔也很生动形象。如第五段：“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把成子的“恐惧”和成妻的“惊”、“怒”渲染得很成功。

　　总之，《促织》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十分注重情节结构的营造；又能在语言方面推敲斟酌，做到精炼生动；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所突破，使文中的人物都能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篇具有极强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精品。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