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名人故事：浪漫主义领袖雨果
得罪当局
1848年，巴黎爆发了革命。人民走向街头，七月王朝垮台了。雨果在市政厅大楼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这天早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亚历山大·仲马的一封急简，上面写道：当局命令，抓住或打死雨果者可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火速通知雨果，迅速转移，千万不要上街!
这天上午，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巴黎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之中。午后，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镇压开始的信号。紧接着，大屠杀发生了。荷枪实弹的军队，疯狂地向街上冲去。他们不仅杀死抵抗的起义者，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枪，400多名起义战士和平民倒下了，巴黎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那天深夜，320名被俘的起义战士被押往马尔索野地惨遭枪杀，无一幸免。
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派开始清算与起义相关的人员，雨果也赫然在列。1849年元月，在朋友的帮助下，雨果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乘火车离开了巴黎。自此，雨果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
三次放逐
1852年初春，在布鲁塞尔一个陈设简陋的房间里，雨果正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他的头发虽已泛白，但双目中放射出坚定、锐利的光芒。流亡不仅没有使他消沉，反而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尽管他在比利时银行有30万法郎的公债和相当可观的现金，但他宁愿过清苦而紧张的生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不久，朱丽叶也追随而来，在他的寓所附近租了一间房了，忠心耿耿地为心上人的写作和生活操劳。
雨果正在写的书名为《一件罪行的始末》，记述并抨击了波拿巴发动了12月政变的罪行。可是，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出版商都不敢出版这本书。面对这种情况，雨果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放下这本书，立即着手写另一本书——《小拿破仑》。
《小拿破仑》总算被伦敦的出版商接受了，准备7月25日出版。比利时当局慑于法国的威胁，刚刚听到此书出版的传闻，就对雨果下了逐客令:规定居期不得超过3个月。雨果决定迁居英吉利海峡群岛中的英属杰西岛，因为它与法国海岸遥遥相望，且以法语为通用语之一。临行前夕，布鲁塞尔的朋友们和所有的流亡者都前来送行。起程那天，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雨果的又一次放逐连老天也为之动容。雨果乘坐着邮船在茫茫大海上向杰西岛驶去。
不久，情人阿黛尔和小女儿也来到了杰西岛。雨果担心《小拿破仑》的出版会危及巴黎的亲属及财产，才下决心把家搬到杰西岛的。雨果一家租住了海边一幢方方正正的白色建筑物。朱丽叶居住在不远处的一个独家小院里。雨果天天在海边漫步，越过雾茫茫的大海深情地眺望着他的祖国，雨果的`心情如同那惊涛拍岸的大海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在岛上，雨果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笔耕不辍。他从不同当地的显贵们打交道，对当地的普通人则很友好。遗憾的是，岛上的流亡者成分很复杂，还混有被帝国收买的叛徒特务，很难团结一致。1854年10月，警察带来了岛上行政长官对雨果下的逐客令。
雨果第三次被逐。10月31日，他带着小儿子和朱丽叶率先离开杰西岛，前往盖纳西岛。英吉利海峡诸岛及伦敦等地都举行了声援雨果的集会。
盖纳西岛比杰西岛小，海岸陡峭，地势险要，更加偏僻，历来就是罪犯的流放地。雨果一家住在悬崖上的一幢海盗住过的别墅里。极目眺望，近处船桅林立，远处白浪滔天，整个英吉利海峡群岛尽收眼底。
每天清晨，当金光万道的旭日从海水中跃起时，他就站在高脚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写作。在室内挂着一条箴言:“人生就是流亡，早睡早起，长命百岁。”
拒绝回国
拿破仑三世在国内站稳脚跟后作出宽容的姿态，下令大赦。许多流亡者都接受赦免返回了祖国，但雨果拒绝了。他骄傲地宣告：他将是“流亡的最后一人”，所以他不理睬小拿破仑对他的所谓“大赦”，说：“将来自由归国之时，我就归国。”
流亡者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雨果的壮举得不到家里人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他们越来越无法忍受这“海囚”般的生活了。阿黛尔带着小女儿到伦敦去住了一段时间，两个儿子也先后追随而去。只有朱丽叶始终如一地陪伴着雨果。
对家庭的分裂，雨果并不感到意外，也无意阻拦，因为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岛上，除了创作外，他仍然热心地关注并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雨果在政坛上的十来年，几乎没写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作品。流亡却使这个天才作家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惩罚集》、《静观集》、《历代传说》、《街头与林间之歌》等诗集相继问世，《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伟大长篇小说也写成于这十几年中，其中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让雨果的名字立于世界文坛之林。
1868年，朱丽叶逝世，雨果托人将她的灵柩运回法国安葬，自己只送她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上，看着一步之遥的祖国，诗人的心在流泪。
含泪回国
达成他归国心愿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但那又是多么令诗人心碎的时刻啊!1870年，法国对普鲁士的战争失败，小拿破仑帝国垮台。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9月5日，雨果走在布鲁塞尔火车站的售票口，用颤抖的声音说：“一张去巴黎的票!”这一刻，他等了19年!然而他看到的是遍地溃败下来的法国士兵。无比热爱祖国的白发诗人不禁痛哭失声!
雨果抵达巴黎，受到了自动聚来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地说：“这一个小时足以补偿我19年的流亡了!”
警世箴言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脚步不能达到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精神可以飞到。
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
;曾记得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到时你若要隐姓埋名，可改名叫张招或张牵，不管你到哪里，都有我在牵你招你。”
爱情是奇妙的！爱情有时候又是令人不解的！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只要爱到浓时！都会有一种感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1、鲁迅致许广平：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鲁迅
2、沈从文致张兆和：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3、郁达夫致王映霞：
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4、丁玲致胡也频：
有你一切都好，有你爱我，我真幸福，我会写文章的。而且我决定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照我们的计划去做，而且也决心，也宣誓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5、朱自清致陈竹隐：
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的力量。
朱自清
6、亨利八世1527年给妻子安妮写的情书：
我求你清楚的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必须得知道这个答案，因为爱神之箭一年多前已射伤我，能否在你心里占有一席之地，我竟到现在还未确定。
7、拿破仑1796年给妻子Josephine写的情书：
自与你分别，我便常郁郁寡欢。我的幸福便是和你相伴。我不断在记忆力重温你的爱抚，泪水和深情牵挂，Josephine无与伦比的魔咒一直在我心中燃起灼热的火焰。
8、贝多芬1812年给“永远的爱人”的情书：
尽管躺在床上，我的思绪已飞向你。我永远的爱人，请平静爱我，今日昨日泪流满面的
思念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永别了。
哦……继续爱我吧，别误会我最爱你的赤诚之心。我永远属于你，你永远属于我，我们永远属于彼此。
9、丘吉尔1935年给妻子Clementine Churchill写的情书：
我亲爱的Clemmie,你在Madras给我写信说我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这些话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无法告诉你这些话让我多喜悦，如果爱有账户可以计算，我总觉得亏欠你太多。
丘吉尔
10、海明威1951年给美国女演员Marlane Dietrich写的情书：
无法言表每次用手臂环绕你时，感觉就像在家。
海明威
愿我们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人相伴一生，在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愿你爱的人总能守护着你，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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