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屈原的《湘夫人》一诗是浪漫主义的诗篇

湘夫人写的是湘水的女神，写传说中的神女，赋予她人的对感情的期盼，那种低徊宛转，焦灼与失意。那种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的精美无极的想像（也说明有这样的神通）还有后面“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这些非凡的神话场面等，这些都体现了诗篇浪漫主义的风格。

　　《离骚》发展了上古口头文学——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

　　（1）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诗人以自我为原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凸现了自我形象的纯洁高大。《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出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构成了屈原浪漫主义人格及其《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

　　（2）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

　　屈原的浪漫主义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在诗的第一部分，诗人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楚王的昏庸，党人的偷乐，群小的贪婪，展示了楚国政治舞台的黑暗现实，说明了屈原浪漫主义性格产生的典型环境。但由于屈原浪漫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所以诗人在诗的第二、三部分“另辟神境”，以一系列神幻的情节进一步展示了他对理想的上下求索。这种纵横宇宙的丰富想象，把现实、历史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诡奇境界，使诗篇抹上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综上所述，《离骚》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

　　（3）比兴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又有了新的创造。《诗经》的比兴大多比较单纯，只是就某一具体事物用比兴；而《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创造出了一种文彩斑烂、寄托幽远的意境，开拓了中国诗词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传统。

　　（4）创造出新的诗体形式和绚烂华美的语言。

　　《离骚》在诗体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采用了一种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散文化句法，扩大了诗的容量。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重章叠句扩大为长篇巨制。在语言运用上，大量运用了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此外，还大量使用了“焉”、“乎”、“哉”特别是“兮”的语气词，这样就大大增强了诗的抒情意味和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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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其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所谓屈“骚”传统。

〈〈离骚〉〉的浪漫主义特征，在内容上表现在对进步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上，在艺术上表现在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并善于利用、发展民歌的比兴手法，来象征他与楚国黑暗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实际也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的诗歌总集。继〈〈楚辞〉〉之后，由屈原点燃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火炬一代一代往下传，形成了和“风”诗传统面貌不同的另一文学潮流。

屈原是浪漫主义的诗人。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的名句

1、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离骚）

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3、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5、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离骚）

6、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

7、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离骚）

8、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离骚）

9、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离骚）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 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 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 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 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 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 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 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 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 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 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 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 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 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 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 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 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 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 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 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 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 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 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 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 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汨”、“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 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 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 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 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 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 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