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瀛的来历

瀛是海中的岛屿，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开始称日本为东瀛，

更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称呼在中文里就专指日本，不再他用。

与日本之间的海洋，多年来，两国都叫它一衣带水。照说，这

是很矛盾的说法：瀛有远意，可是距离又不过是一条衣带那么

宽。两个说法放在一起，真是浪漫之极。

千百年来，作为一衣带水两个邻邦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发

生了不少故事，并衍生了若干传说。最早是徐福的传说，他率

领载有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的船队东瀛求仙，居然在指南针还没

有发明的时代，就登上了两千年前的日本诸岛。传说这五百童

男五百童女就是日本最早的先民。今天日本的不少地方，仍建

有徐福庙。一千三百年前，唐朝鉴真大师东渡弘法，则是史实。

大师不畏艰险，六渡重洋，以致于双目失明，终获成功。如今，

鉴真大师创建的唐昭提寺巍然屹立，被称为日本的国宝，大师

在两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唐朝的长安城里，来自日本的留学

生、商人、僧人，比比皆是，一位僧人甚至与当时的大诗人李

白有过交往。他回到日本后，根据汉字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

借用了一部分汉字，作为平假名，从此日本有了文字。

这些令人神往的故事，使中日友好的美酒散发出悠远的醇

香。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中日文化合作交流协

定签订20周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遣，中国对外演出

公司担任中方策划主办的’99东瀛行大型演出展览活动已于今

年年初着手实施。

先期在日本演出的大连京剧团和北京京剧院颇受欢迎，先

后于3月和6月凯旋。他们演出的《霸王别姬》、《三国志》给

日本观众流下了深刻印象。近期，又将有三个大型文艺团体赴

日，他们是中国交响乐团、山东省联合京剧团和梅兰芳京剧团，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展示我国50年建设成就的“光辉历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型摄影巡回展览。

这些活动，将在国庆节前后掀起高潮。

中国交响乐团是在原中央乐团的基础上，按新的机制重新

组建的。该团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优秀音乐家，由著名指挥

家陈佐湟博士担任艺术总监，近年声誉鹊起，成为在亚洲与宝

利金唱片公司合作的两个著名乐团之一（另一个是以色列爱乐

乐团）。特别是去年，在交响乐的故乡进行的’98欧洲之旅巡

演获得成功后，更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成为国际音乐界引人瞩

目的后起之秀，被称为“代表东方声音的交响乐团”。

山东省联合京剧团集中了京剧大省山东京剧界的诸团精华，

首次由中日双方合作共同制作推出新编京剧《杨门女将》，日

方制作人津田忠彦先生相信：“这次演出一定会使日本观众惊

叹不已。”赴日演出后，津田先生还将同中演公司一道安排《

杨门女将》在中国国内的演出，他说愿意拿自己的制作到两国

市场上接受检验。

梅兰芳先生生前曾先后数次应邀率团赴日本访问演出，梅

葆玖先生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使者也几度赴日进行交流演出。

’99东瀛行演出及展览系列活动派团之多，规模之大，地

域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所选节目质量之高，堪称黄钟大吕。

寒山寺钟声悠扬，唐昭提寺安然如旧，山川异域，日月同

辉。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历史车轮，不会因几个螳臂当车的

小丑而逆转。如今，站在世纪之巅的中日两国人民，正以面向

未来的远大目光和开阔胸怀，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不断注入

新的生机和希望，’99东瀛行将为从鉴真大师东渡以来的中日

文化交流史册写下又一璀璨华章。

“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昨日自你处归来，心头盘唱这八字。上海的云影天光，世间无限风华，都自你窗外流过。粉白四壁，乃是无一字的藏经阁。十八般武艺，亦不敌你素手纤纤。”

此为胡兰成初次拜会张爱玲所写的信，文采慑人，就此摘下了沪上的冷月亮。

自1950年流亡日本，胡兰成旅居东京都，终日一身长衫，颇有辨识度，于日本人当中亦得三五知己，1981年7月因心脏衰竭病故。

其葬礼在东京都福生市的清岩院举行，一座建于室町时代的临济宗古刹。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旭化成社长宫崎辉、评论家保田与重郎、国学院大学理事长松尾三郎、东京御所书道御进讲桑原翠邦、政治家赤城宗德作为友人代表出席，前来吊唁者均获赠一份胡兰成的手书——“江山如梦”。

胡兰成的名字，在保田与重郎的作品中出现得最为频繁，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作为《日本浪漫派》的创刊人与引领者，保田与重郎痴迷于悲剧的英雄与伟大的失败者。“我国的日本武尊、后鸟羽院，又或者木曾义仲、大伴家持，都是令我倾注热情的英雄和诗人，他们都因为伟大的败北而成为永远的存在。对于那些度过丑陋的一生，晚年手握重权的人，我从未有过半分憧憬。”

这大概就是保田与重郎倾心、爱重胡兰成的主要原因。保田与重郎与胡兰成的首次邂逅，据记载是1965年10月20日，二人共同出席了在熊本县荒尾市举行的孙文生诞百年祭与宫崎滔天纪念像揭幕式。对此，保田与重郎在《亡命》中有详细的记录，同时也描述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历史小插曲。

揭幕式当天，孙科夫妇、孙志平夫妇专程从美国赶来，民国驻日大使与孙科一行坐在来宾席，胡兰成坐在保田与重郎的旁边。孙科一行告辞前，先是走到胡兰成的座位前叙旧一番。“胡先生是一介亡命孤客，在胡先生的通缉令上还有孙科的签名，但站在胡先生面前的孙科，是那样的温和，驻日大使自己先伸出手来与胡先生握手。”

直到胡兰成病故，保田与重郎都与其往来亲密，互访家宅，互寄书信，互赠书稿。胡兰成的日文著作《心经随喜》与《建国新书》里，也倾注了保田与重郎的心血。他孜孜不倦地校对日语，并将《心经随喜》赠与日本数学家冈洁，冈洁又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引荐给了胡兰成。

保田与重郎对胡兰成仰之弥高。“胡兰成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第一流的文人，并且是一名‘革命家’。此大人让我见识了‘革命’、‘反逆’与人生今世。在此之上，还让我见识了真正的风雅与文章。”

“我常常能从胡兰成先生温容的性格中，感受到其内藏的激情与决断。此人之大非我能及，此诗文与思想为今日世界最高。”

“像这样给予我震颤心灵之希望的英雄，在今日之东洋只此一人。”

胡兰成的书法在日本也备受推崇，1969年曾于东京、茨城、名古屋、大阪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福田纠夫将胡兰成的“奇逸人中龙”，挂在自家茶室的壁龛里。川端康成也不吝赞美，“论书法，今人不及古人，日本人不及中国人。胡兰成书法日本无人能匹。”

保田与重郎自不必说，“胡先生的书，乃为其人格的发露，堪称当今绝品。优雅之中藏有峻烈，内刚外柔，羞涩之美时而华丽，令人思念人生永恒的寂寞。”

人世的事，百年亦何短，寸阴亦何长。在一日午后，笔者乘坐JR青梅线前往福生市，从西口出来，沿着左手边的路直走，大约5分钟，在一栋土色公寓前的红绿灯处左转，再直走4分钟左右，路的尽头便能看到一片墓地。几百座墓碑中，那个刻有“幽兰”的，便是胡兰成的永眠地。

墓碑的左侧，刻有胡兰成三字与一方印章。右侧刻有“胡兰成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死亡 戒名胡兰成居士”。

墓碑的右侧还竖着“胡兰成铭”，大致是他的简历。

一九零六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从燕京大学中退，任战时汪兆铭政府法制局局长、汉口大楚报社长

一九五零年政治流亡日本，定居福生市获得几多知己

一九七四年任中华民国中国文化学院大学永世教授、创建义塾三三社……追求神道礼乐之真理，明解东洋文化之根源……贯彻己道。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死去 享年七十五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

此为志

“幽兰”两侧，野草寸许高，墓碑左右二个献花杯里，插着几根枯枝，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来此凭吊。

这是多情又薄情的一男子之墓，一失败者之墓，一汉奸之墓，一乱世书生之墓，一凭文章与书法赢得日本人敬重的中国人之墓。

念及此，笔者借清岩院的木桶木舀，刷洗了墓碑，除去了野草，换上了鲜花，并焚上心香一缕。

此处长眠者，自认“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然而“自古江山如美人，虽然敬重圣贤，却是爱悦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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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梦，幽兰在东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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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

　　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

　　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

　　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

　　二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

　　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

　　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

这只是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思慕西塘的宁静与祥和而去。

初见西塘是在夜晚。------悠黄的灯光映照"初见西塘"四个字，两旁的微微蓝光透着夜的神秘。都说爱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此刻，却因一个名字爱上了这个古镇，迷恋着这个夜晚。

一个初见开始了一段美妙的邂逅。

这是一个茶吧------不言不语，好沉默的一个名字。迷彩的霓虹处处闪烁 ，灯火阑珊处 ，蓦然回首， 是否可以遇见你千与千寻的梦中人？

一灯笼，一烛光，孤单、执着，"我在西塘等你"，映照了多少痴男怨女的恋恋心语。 几米诗言：我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你也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我想每一个人心里有个值得等待的人抑或某个角落也有人等待你归去应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吧。

嗨，我在西塘等你，听到了吗？

对岸，霓虹 、灯笼 ，多姿多彩， 在夜晚的河波中摇曳生姿， 亦真亦幻 。范文正公笔下的"浮光跃金"也不过是如此吧。哪曾思它是月还是灯！

在青砖小巷内， 在微光中， 我们穿越时光， 聆听斑驳脱裂开的木屋诉说着小镇的千古。

一阵悠扬的旋律飘进耳中。移步靠近，却见一只白色狗狗静静蹲坐着，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吧！又或是在享受此刻轻优的乐音。"慵懒"在这个"声声慢"的音乐世界里绝对是个褒义词。

生性不喜爱毛毛类动物的我不由自主的蹲下身子伸手抚摸它，可爱的狗狗竟也慢慢匍匐躺着，柔软细腻的质感和着乖巧温顺的性情。对人、对物，不是不喜欢，只是情不知缘起罢了。

西塘夜色温如玉，火树银花更显烟水悠悠，静谧、婉约。犹见西施她浣纱邀皎月。

初见西塘，西塘夜晚很色而又很静。可以把心沉静也可以把心放空，驻足闭眼、不语不思，时光戛然而止。

转角吸睛迷耳的是塘东街，这里是西塘真正夜生活的天堂-----西塘酒吧一条街。据说，是东部的艳遇之都。地心引力，劲爆的名字是不是震撼到了你的心。

乐潮酒吧，火红的的灯笼高高悬挂 ，闯进了我们的视线，一排排一串串，齐齐整整，向人们昭示着古镇的红火热闹繁华。不少服务生在门口热情的招徕游客，客栈老板虽然给了我们酒吧的优惠券，但是我们还是只做观望，稍作停留，因为此刻并不需要震撼击射生猛音乐来迷醉自己。

今夜，没有月亮，我想是不是月亮因为自己是个贼而害羞地躲进了云层去了。

人头攒动，王妃酒吧，带你梦回唐朝一睹贵妃醉酒。

流光溢彩，  除去舟车劳顿，卸下伪装，宣泄着尘世喧嚣与躁动。

酒吧一条街于我过于喧嚣与浮华。步履匆匆往右转是民谣酒吧，客流稀少，感觉有点僻静。流年往事小酒馆静默着，缓缓的音乐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流淌。

"西塘初恋"，没有夸张的造型和浮华的修饰，只用粗大的麻绳缠绕着灯罩，质朴无华，一如初恋的青涩。

第二个晚上在这呆坐了三个多小时，四个歌手青言吉他手人帅歌甜沉醉不想离去。

不知道何原因，被封了的"在水一方"。只剩空楼，佳人何方，徒留旅人遥想。

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繁华似锦，夜晚的西塘是心灵沉醉在天堂，暂把梦留住且听风去。

一朵金色莲花熠熠生辉点亮了夜荷塘。我想起了徐志摩携手泰戈尔诗人游历东瀛岛国的相赠日本女郎诗篇。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萍水相逢，执手泪眼相看；悠悠离愁，千古风情那堪。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黑了木耳 ，紫了葡萄 ，软了香蕉 ，时光荏苒不停留。

初见西塘夜色 ，灯火阑珊，璀璨了星河，惊艳了时光，沉醉了你我不知归路。

文/应志刚

又到一年赏花季，梅花刚落，樱花至，人间已是芳菲天。

在苏州，赏樱花我推荐太湖之畔的光福镇。

在这片拥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的曼妙之处，每年阳春四月，春风十里醉樱花，赏花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唯恐错过这一季的花事。

赏樱花，需要一个好天气，放下所有的烦心杂事，去香雪海樱花道，细细品味这细致唯美的人间四月天。

古人不吝对樱花的赞美。李商隐的“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白居易的“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都展现出赏樱时悠闲自得的情怀。

而在香雪海赏樱，我最喜欢引用清代郑孝胥的《樱花花下作》：“嫣然欲笑媚东墙，绰约终疑胜海棠。颜色不辞污脂粉，风神偏带绮罗香”。

香雪海的早樱，如雪一般洁白，却又比雪更娇媚。似云一般纯净，却又比云更精致。

观赏早樱，要带着一颗怜惜的心。有人说，樱花是以秒速五厘米飘落的，我们平均眨一次眼就有一朵樱花飘零。

所以，早樱最美的时候，不是开得如火如荼的模样，而是即将逝去时迎风飞舞，细碎的花瓣在空中纷扬，洒落一地的凄美。

看过了香雪海的早樱，铜观音寺晚樱接着开放。

4月的铜观音寺是浪漫的，色彩是鲜明的，红的是烛，黄的是墙，后山的落英缤纷，渲染出了一个清澈的禅境。

樱花从南向北一路蔓延，千株齐放，花瓣随风翩翩，在梵音里婆娑成一片清凉世界。

人人都道樱花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实际上，樱花原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直到盛唐，才随茶道、剑道等一并被朝拜者带至东瀛。

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就已应用于中国的宫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 。赏樱花也是中国传统，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写诗赞道:“樱桃千叶枝，照耀如雪天”。

白居易也有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删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可见当时就有掘野生樱花植于庭院观赏的习俗。

樱花栽种在光福早有 历史 。光福境内丘陵起伏，花卉苗木资源丰富，当地百姓自古就有栽花植树的传统。

光福的行道两侧、民居宅院，随处可见樱花的踪影。赏花者津津乐道的武汉大学、无锡鼋头渚的绚烂樱花，早期也是从此地引种而去。

作为苏绣的发源地，这里山水如画，四季花果飘香。悠久的 历史 和积淀深厚的人文，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所以，君到江南住，光福，是你一定要光临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