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湖广州旧改 正势合作背后的中鼎身影

对于进入广州城市更新市场这件事，缺乏经验的龙湖打算搭一搭“顺风车”。

11月15日，龙湖集团宣布与正势控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长期的战略关系，围绕大湾区核心城市开展城市更新业务进行合作。

广东正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颇为“神秘”，网络上关于该企业的资料甚少。

据查询信息，正势控股集团成立于2014年4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物业管理等。

同时，除控股广州正势城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外，其还持有广东中鼎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50%股权，而中鼎城市更新集团其余权益则由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正势与中鼎

中鼎城市更新集团是以“城乡更新综合运营商”为发展定位，立足广州的城乡更新专业化公司，业务涵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和产业园区等领域。中鼎集团虽非广州本土企业，但已在羊城耕耘多年。

最早于2011年，中鼎城市更新集团就参与了黄埔区横沙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拆迁项目中鼎·君和名城于2015年竣工并完成摇珠分房，全部交付村民使用。2017年6月，二期拆迁拉开序幕。

2018年8月2日，中鼎城市更新集团联合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与黄埔区新龙镇均和村，签署《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框架协议。今年2月，中鼎、知识城集团设立合资项目公司，正式启动均和村旧村改造。

2019年1月23日，中鼎城市更新集团携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下属公司广州永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黄埔区永和街新庄社区经济联合社签订旧村全面改造合作框架协议。7月，旧改项目部揭牌成立。

同时2019年1月7日，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与融创中国旗下广州创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成联合体，竞得增城区金星村更新改造项目，据悉项目未来投资预算逾50亿元。

至此，中鼎集团至少持有广州四个处在不同开发阶段的旧改项目。

龙湖旧改局

相对而言，龙湖集团在大湾区内城市更新方面经验则相对较少。

据了解，龙湖集团是于2013年首次进入广东，当年12月30日龙湖以1046亿底价竞得顺德大良街道德胜河北岸N-08号商住地块。该地块虽原属顺德新城德胜河北岸“三旧”改造地块，但也是完成拆迁等步骤释放出市场的熟地。

于2014年11月，龙湖再度借道旧改熟地，斥资378亿元竞得天河区华美牛奶厂两宗土地，首入广州。

直至2016年通过获得深圳龙华龙津服装厂旧改项目，龙湖才拿下大湾区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该项目目前定名为龙湖·春江天玺。

世联行广州大区副总经理林家星认为，目前不少资金方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一些过江龙房企，“如果想快速起步旧改的话，跟本地企业合作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就上述金星村而言，据悉融创中国将负责解决旧改的资金部分，但它的角色远非财务投资者那般简单。

“不一定是做财务投资者，这个是没有绝对的。”林家星说房企有很多选择，部分或会做单纯的财务投资者，部分是以项目开发和未来项目的实际操盘方的角色参与，但也有不少会直接介入到城市更新的全流程。

有行业分析师告诉观点地产新媒体：“龙湖的强项是在产品打造、品牌、营销等方面，旧改项目需要去做很多政府以及村民的磨合，需要的周期比较长，这应该不是龙湖所擅长的。”

“目前广州的城市更新已经很成熟，并且整个指引是很清晰的。”林家星进一步称：“很多企业会选择重新组建自己团队，只要更新团队里面的负责人，有城市更新的经验，或者有相关做规划的经验。”

另有业内人士补充：“或者说团队成员是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关系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开展工作的。”

据了解，目前在龙湖广州公司就任城市更新副总经理的是孟嬿。

而据广州开发区建设局黄埔区住房和建设局于2017年末公布的领导班子名单，其中总工程师的名字亦为孟嬿，主要分管房地产业管理、物业管理、住房保障、房屋管理等工作，主管房管处、住保科、房管科、城建档案馆、租赁所、房管所。

若进行合理推测，两者或为同一人。

“城市更新的整个流程跟政府打交道还是非常多的。”林家星说，所以如果有了解政府工作流程的职业经理人的话，其实对于整个项目的推进是有非常有力的。

“龙湖在开发端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根本没有一点问题。但对于旧改，无论一些地块信息或者前期的流程等，肯定是这类职业经理人会更加清晰一些。”

上述行业分析师亦同意，一些前政府工作人员下海后，到开发商类似城市更新的部门内任职，这种情况算是比较常见。

“可能城市更新始终还是需要比较多地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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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村这一片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的主要发生地。在广州，城中村不仅记载了各氏族为了躲避战乱南迁、耕垦繁衍直至人丁兴旺成为望族的历史，更加见证了新一代移民在这座城市为梦想而打拼奋斗的艰难历程。如这次疫情笼罩的康乐村，就聚集了超10万外地人在此打拼。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2022年初，广州有293条城中村，分布在广州11个区中，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广州另一个著名城中村——冼村旧改目前尚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

广州城中村的30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广州康乐村30天 有人怕感染不敢转运 有商家求免租金房东不理会

文 | 李晓芳 实习生 杨东海

编辑 | 周航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静了。这很不寻常。

街道长约900米，横贯广州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过去它经常因“招工难”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沿途挤满制衣厂老板，他们身上搭着样衣，随手撕下一块纸箱皮，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就是一块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样围过来，问清工序，或是试图将计件工价再抬高一两块。有时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货的面包车和小三轮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提醒：“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喧闹人声能从早上8点持续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条流动的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制衣业每个环节输送劳动力，与满地金钱。

湖北姑娘陈悦第一次到街上，觉得这就是过年时的春运现场，“人山人海，全部是人头。”一个多月前，她刚到广州，由同乡领着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车卫衣袖子和领子的活。结果只干了一天，挣了100来块，封控就来了。

10月23日下午4点多，看到楼下的核酸点突然排起长队,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乐村，遍布各个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厂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没多少人排队。官方消息很快就出来了——10月23日，海珠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活动场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厂，区域核酸筛查中还存在5份异常样本。

城中村的各个出入口都拦上了水马，只进不出。招工街已经迅速冷清下来，两旁的许多餐饮、服装店拉下了卷帘门，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到了晚上9点，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收到社区通知，康乐、鹭江片区内的制衣厂从24日零时开始，停工停产3天。

人们起初在村里还能自由活动，没有太在意。过去三年，村里也开展过几次全民核酸和临时封控，短则三天，长则一周，就恢复如常了。在这之前，康乐村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陈悦也不紧张，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货架上的泡面全抢光了之后，也跟着买了一些。还囤了点土豆，耐储存。刚搬来康乐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又买了个电热水壶，一个能下点面条的电煮锅。

更多的准备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没有冰箱，囤不了物资。所谓厨房，其实也就是一个水槽，铺一张切菜板。

成为制衣工人之前，陈悦进过电子厂，卖过手机，也做过文员。两年前，她开始跟着表姐学习踩电机，裁衣服。她28岁，来自湖北荆门，在她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在做衣服。有几个人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乡铺开，都是一条成熟的流水线。她觉得做衣服比她过去接触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缝纫机前，没有十来个小时下不来，但收入也更高些。

陈悦到广州只是觉得，“外面工价应该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紧时间再干两个月，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活，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一位30岁的制衣工人说：“长工只能拿稳定工资，而临工在旺季有议价空间。”他可以因此多挣两三千元，早一点攒够钱回家娶媳妇。

说实在话，陈悦不太喜欢这里的生活。刚到康乐村时，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带着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块看房费。最后选中一个单间，“很小很小”，房租却还要1000元，每月水电费还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问过其他工人，他们都说，“这里都是这样的。”她接受了。康乐村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一切。

也是在康乐村，她第一次知道还有十几块钱一晚的床位房，一个房间能住十几个人，里面的房客许多是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场里的搬运工，他们不会任何制衣技术，只能卖力气。

这段时间，陈悦有时会想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这次广州疫情，以康乐鹭江村最为严重。随着管控升级，超市关了，菜市场也关了。到10月底，所有楼栋几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户”。她和室友好歹有电热水壶、电煮锅，那些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怎么办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饭，“可能也没有热水没有碗”。

湖北老板的缝纫机

130平的厂房里第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听不见一台缝纫机的踩踏声，只有手机不定时响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厂老板李红刚接了两个客户，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准备赶在双十一前忙活一阵，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惨淡的生意。赶在封控前，其中一个客户把布料运进了村，催李红偷偷赶工。但李红可不敢冒险，“开工就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

疫情几年，李红面对最多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广东地头上摸爬滚打近30年，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将康乐村和鹭江村并称康鹭片区。两个城中村挨得极近，总面积只有大约1平方公里。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旁边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高峰时期，中国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两个城中村，租下民宅开设工厂。老板们早上在中大市场订好布料，拐进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货。当地村民开始大规模建楼，一幢紧挨一幢，间距极窄，打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手拉手，因此称之为“握手楼”。面积不够了，就开始向上生长，从两三层加建至六七层。公开数据显示，两个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却有着超10万的外来人口。

10多万外来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们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给两个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别称。他们将青春投掷在一台台缝纫机上，有些人凑够了钱，又买下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红和丈夫打了半辈子工，帮儿子结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积蓄，又借了10万，买下一个小厂单干。在康乐村，哪怕只是缝一颗纽扣，你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厂里的订单一整年没有停过。有时货量太大做不完，他们还会分给外头没接到订单的厂家。

头一年，他们还清了借债，2019年过完，买厂的钱也填上了，李红和丈夫计划着继续大干一场，“谁知道疫情来了。”即使康乐村没有疫情，但周边地区有疫情，工人少了，抢工人哄抬起来的工资就够她受的了。有一阵，一个临时工一天得给六百，手脚快的，甚至要给到九百、一千。

李红说，这两年下单的客户谨慎许多，当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备货，生怕遇上封控发不出货。她接的多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外贸单，有的客户转到了别国下单，她只能到处联系寻找新订单，东拼西凑撑着厂子。

这次老实停工三天，李红觉得自己算是聪明了一回。“现在看，如果裁了就亏大了，偷偷做完也运不出去，最后只能当成垃圾货。3块钱一件卖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块左右，工钱12块，你说三千件衣服亏多少钱？”

然而随着封控持续，她担心的不再仅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现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带上被褥，住进了厂里，在一排脚踏缝纫机与一堵水泥墙的过道里，用板凳拼出了两张一米见宽的小床。唯一的做饭工具是一个电煮锅。

厂里8个长期工，都是李红亲戚朋友，3个主动去了外面隔离，另外两对夫妻住在一块，都不用李红操心。剩下一个51岁的单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厂里，跟李红挤一张“板凳床”，李红老公睡另一张。

李红一直睡不好，“睡不着，睡着也好像会惊醒，有几个群随时要看，宿舍的群、厂房的群，消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

房东与“大声公”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垃圾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大家都是异乡人。”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等待离开的人们

将人们集体转运，此前被多个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广州此次的对策。据11月5日广州新闻发布会，在周边城市支持下，这座城市近三天转运隔离约31万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说，城中村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内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点，“大声公”来到了李红厂房的楼下：“大家出去隔离的赶紧收拾东西下楼，早点排队早点上车，迟了又要排长龙了。”

她本来还有点犹豫，靠在窗口询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都决定要离开了，于是赶紧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换洗衣服，下楼，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队。

那晚的康乐村下着小雨，雨伞相互摩擦着。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还有站在李红前头拉下口罩抽烟的，她往边上站了站，用雨伞挡着。到了凌晨一点，有工作人员挤了进来，用喇叭告知大家没有空位了，但排队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开始有抱怨的声音，“昨天等了七八个小时也说没车没酒店，今天又是这样。”

不愿离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点，期间每过一会就有工作人员来喷酒精。李红身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睡着了，被他妈妈用衣服裹着，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点，李红决定放弃，返回厂房。

每天看着新增病例和短视频里排长队转运的人群，李红总说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乐，以后没人来管他们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队。

有确诊去隔离的朋友告诉李红：“好了以后没屁事，开始头疼没力气，就天天喝开水，后来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说是有后遗症的，李红弄不清，“心理都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情况。”

在康乐村的出租屋，人们可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仅剩阳台和窗户。然而随着病例增多，原来获取信息和光线的空间，也成了令人畏惧的存在。

李红关闭了厂房的所有门窗，只在太阳猛烈的时候，打开窗户晾晒衣服。有时在窗户里面往下看，不断有人拉着箱子去转运。

康乐村里，一对福建夫妇带着6岁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习惯，特地在窄窄的一条阳台上摆张茶桌，备齐了整套茶具。后来对面楼出了两家阳性病例。男主人赶紧将茶几搬进了房间。女主人同样将门窗关得紧紧的，她说自己担心的是孩子万一感染，会留下后遗症。但具体是什么后遗症，她也说不上来。

徐小珍没有将窗户封死，她还得盯着窗户，看有没有人发物资，或者是通知核酸检测。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在屋里全程戴着口罩。她担心给防疫人员添麻烦，“他们也很辛苦，我不给他们添乱。”

她倒不怕感染。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这样过去了。她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刚上高中，处处是用钱的地方。还有父母在广东河源老家，也等着夫妻俩寄钱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关了20多天，到最后阳了，那前面的坚持都白费了。然后前面阳的人已经痊愈，可以自由活动了，我还要去方舱，去隔离，浪费时间是不是？”她说，“我现在都想着只要能出去，去别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过年能挣点钱回去。”

双11过去很多天了，李红也还在怀念它。她说自己“今年亏得心都碎了”。这个湖北女人在广东“拼尽了青春”，“孩子也没顾上，孙子也没带”。如今回望人生，她觉得像回到了原点。

但现在，他们能做的是等待，不仅仅等待离开城中村，也在等待离开广州。

11月13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同一天，李红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凤阳街的客人统一集中送广州南站”。

告知书还写道，“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但也提到，因为前期规划欠缺，城中村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上，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计划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投资之巨，是广州最大旧改项目。

李红不知道，明年那几个亲戚朋友还会不会继续跟着自己干，如果拆迁，她想把厂子卖了，回老家帮儿子办的厂干活。现在，和徐小珍夫妇一样，她和丈夫填好了返乡申请表和志愿隔离表，等着转运车辆的到来。

几天前，陈悦已经顺利度过7天隔离期，被送往广州南站。她联系上村委会，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只是家乡的服装生意也受到疫情影响，邻居家姐姐已经放假好些天了。下一份做什么，她还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会在干活了。毕竟，只要生活继续，挣钱就得继续。

（除张洋洋外，其余讲述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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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广州城中村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村这一片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的主要发生地。

在广州，城中村不仅记载了各氏族为了躲避战乱南迁、耕垦繁衍直至人丁兴旺成为望族的历史，更加见证了新一代移民在这座城市为梦想而打拼奋斗的艰难历程。一个个城中村就像一个个乌托邦，承载着外地人在广州的奋斗与乡愁。如这次疫情笼罩的康乐村，就聚集了超10万外地人在此打拼。

广州有多少个城中村？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2022年初，广州有293条城中村，分布在广州11个区中，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

城中村是如何形成的？

城中村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如广州，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大厦所包围，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城中村以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进行管理，原居民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地是属于村集体所有，原居民拥有房屋的产权。

城中村的积极意义

一是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城中村为外来人口留在广州、建设广州、发展广州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推动了广州城市经济发展。

二是让历史文脉得以保护：城中村还保留着众多的本地历史文化遗产，城中村保持了一定“村”的特质，宗庙祠堂等历史文脉得以保护，如扒龙舟、乞巧节等习俗都在城中村得以保留。

城中村的问题

广州城中村，是散落在广州繁华都市下的点点星光，城中村的存在为广州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治安、交通、消防等城市管理的各方面的问题。城中村带来的问题及利益牵扯到方方面面，在城市历史的进程中，它终将会逐步走向更美好。

广州城中村的3次成功蜕变

猎德村、杨箕村、琶洲村，分别在天河区、越秀区、海珠区的城中村改造中起先驱示范作用，同时，在广州旧改历史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浓抹色彩。

1、猎德村

猎德村从宋朝开村，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从当初郊区农村到如今广州第一土豪村，它伴随着珠江新城CBD的兴起和发展。猎德村于2010年9月全面完成改造,村民顺利回迁。

2016年2月，新华网广东新闻无人机队对2016猎德村大年初十808桌流水席年俗聚餐盛况进行了航拍。

2、琶洲村

琶洲村，明代建村，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借广州亚运会契机凤凰涅磐，同时迎来广州琶洲片区发展的历史机遇 ，成为广州东进发展的黄金区位。2014年11月琶洲村开始整村回迁，完成了全国首个由开发商（保利）主导的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3、杨箕村

杨箕村，建于明末清初，从一座900多岁的古老村庄到如今珠江新CBD旁的富力东山新天地综合体项目，见证了广州经济中心发展东移的沧海桑田。2016年10月2日，杨箕村回迁居民摆下1500桌喜宴庆祝他们的回迁。

广州城中村旧改进行时——冼村

广州另一个著名城中村——冼村旧改目前尚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就取材于2010年广州冼村强拆案，以一个横跨30年的故事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关于冼村的“故事”，至今网上还流传着《广州"百亿村官"外逃，背靠副市长掌控冼村33年》、《广州冼村拆迁为何陷入僵局》等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网络搜索脑补。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广州沙河改造期限为2020年至2025年。具体改造期限和改造计划可能会因各种因素而有所变化，建议您关注相关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以获取最新和最准确的信息。

老旧小区的改造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到大量的居民和资金投入。根据统计数据，全国范围内有17万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上亿人。这些老旧小区存在着建筑老化、设施陈旧、环境脏乱等问题，亟需进行改造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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