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而鲁滨逊乃大悖其旨那句话是什么意？

摘要由林纾、曾宗巩合译的《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西方探险小说引入晚清中国的代表作，一直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本文认为，有必要将林译《鲁》的文化视角与翻译问题结合，并充分考虑中庸思想对译文的操纵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加以研究。本文指出，林译《鲁》与时人盛赞主人公冒险精神的看法不同，林纾在揭露探险小说所具有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其实质为“行劫者”，以告读者“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并以“中庸”价值观去改写这一形象。

关键词《鲁滨逊漂流记》;中庸化;改写

AbstractThe 1905 version of Robinson Crusoe by Lin Shu and Zeng Zonggong has failed to be given a due attention in academia Thus， a cultural-translation perspective on this text， especially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of Zhongyong， is considered to be necessary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views of Lin Shu in translating， which is contrary to glorification of Robinsons adventurous spirits With the skopos of resistance to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Lin exposes its robbery substance He rewrites the characters in line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order to admonish his readers for guarding against colonialists and imperialists In these rewritings，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y and poetics are obviously at play and help transform the original Western adventurous novel into a Chinese Confucian work

Key wordsRobinson Crusoe; doctrine of the mean; rewriting

作者简介杨妍（198407-），女，汉族，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林纾《鲁滨逊漂流记》“中庸化”改写研究，项目编号 WJKY-201711。

《鲁滨逊漂流记》作为一部历险小说，丹尼尔·笛福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英雄人物，大多数研究都赞同鲁滨逊追求自由和寻找冒险的精神，然而林纾对其有不同的看法，民族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儒学，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操纵作用。林纾在《吕氏序》中提出他对人物的认识和自己的价值观， “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 在他看来，这些冒险只是西方殖民者的一种侵略方式。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西人始创为探险之说。先以侦，后仍以劫。自哥伦布出，遂劫美洲，其赃获盖至巨也。若鲁滨逊者，特鼠窃之尤，身犯霜露而出，陷落于无可行窃之地，儿亦得资以归。西人遂争羡其事，奉为探险之渠魁，因之纵舟四出，吾支那之被行劫，未必非哥伦布、鲁滨逊之流之有以导之也。（《畏庐小品》：149《雾中人》序）”显然，林纾不赞成哥伦布和鲁宾逊的冒险精神，并以“中庸”价值观改写这一形象。

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总是受到目标语言中存在的“价值、信仰和表象”的制约（Venuti， 18）。这些“价值观、信仰、表象”可以理解为目标文化中存在的集体文化态度或主导文化意识形态，对于林纾来说，他在塑造鲁滨逊的性格时展现出了一个“至善、至亲、至义”的形象。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林纾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林纾书法作品欣赏

　林纾书法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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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纾书法作品3

　林纾书法作品4

　林纾生平经历

　林纾少孤家贫，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旁听，感动过私塾教师。自言“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二千余卷。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自言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但却又能看清“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

　林纾性情急躁，思想属保守派，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胡适等人意见相左。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还写过白话诗，他只是反对尽废古文。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不过胡适对林纾的成绩仍有正面的评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周作人指出：“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亚瑟·威利评论说：“狄更斯……所有过度的经营、过分的夸张和不自禁的饶舌，(在林译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过被简洁的文体改变了。狄更斯由于过度繁冗所损坏的每一地方，林纾都从容地、适当地补救过来。”

　琴南不谙外语，

　不能读外国原著，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后来他与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国的作品。林纾译书的速度极快，他自己曾经形容“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当然也有不少误译，评价毁誉参半，林纾自己也把责任推掉：“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甚至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郑振铎曾指出：“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林纾与魏易合作完成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1901年)，他在书前的“例言”说：“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

　林纾一生著译甚丰，共译小说超过213部，翻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其他还包括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兰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尔、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伊索、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稿酬如潮，他的好友陈衍(石遗)戏称他的书房是“造币厂”。根据钱钟书的观察，在译完《离恨天》(Paul et Virginie, 1913年)之前，林译本十之七八都很出色，后期的译笔逐渐退步，无甚趣味。

在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大变局时代，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风潮之下，当许多人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林纾没有以颠覆传统的姿态来迎接革命，而是安心于文坛和讲坛，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传统，传承着传统，同时，他也并非一食古不化的老古董，而是思想开放，与人合作翻译大量欧美小说，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翻译大家。

林纾性情急躁，思想属保守派，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胡适等意见相左。不过胡适对他的评价依然甚高，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和《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亚瑟·威利评论说：“狄更斯所有过度的经营、过分的夸张和不自禁的饶舌，（在林译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过被简洁的文体改变了。狄更斯由于过度繁冗所损坏的每一地方，林纾都从容地、适当地补救过来。

林纾虽然不懂外语，但古文功底深厚，因而他需要与懂外语的友人合作，由友人先将内容用汉语念出来，林纾再根据念出的内容翻译成文言文。林纾的翻译速度非常快，往往友人还未念完需要翻译的内容，林纾已经将需要翻译的文言文写好了。进入民国时期以后，林纾政治倾向保守，主张维新，反对革命，晚年对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加以抵制，因而终其一生始终坚持用文言文翻译小说。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情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

不是林纾骂鲁迅，而是鲁迅攻击林纾。

鲁迅与林纾未曾正面发生冲突，但鲁迅的具体创作中回应与顺手一击林纾的地方却不少，这主要表现为接受链双方的文化立场差异。针对林纾《致蔡鹤卿书》斥白话文为“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说法，鲁迅具体创作之中不乏顺手讥刺的文字。1919年《现在的屠杀者》云：“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924年《论照相之类》亦载：“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事名，……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话锋所指，落脚于林纾不谙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固执行举。

鲁迅回去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和一本其他的文言文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系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

本书是鲁迅先生1920至1926年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小说史时的讲义，先曾有油印、铅印本供内部使用，1923年12月至次年6月，始分上下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书名已由讲义名《中国小说史大略》改为《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