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的兴衰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徐树铮与皖系军阀的兴衰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 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 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 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 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惨爱情所感染。《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

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汝南版本

汝南流传的梁祝故事有头有尾，相当完整，情节和全国流传的普遍说法大致相仿，但是梁祝传说年代最早的版本，是西晋时期的。这里的传说不同于普遍说法的地方，即汝南版本中最为独特、最值得深究的部分。梁祝故事的主要情节在汝南都有相应的发生地，如梁山伯、祝英台的出生地，曹桥结拜的曹桥，梁祝同窗读书的红罗书院，祝英台被逼嫁的马庄，梁山伯、祝英台的坟墓。梁祝同窗共读却未合葬，梁祝墓分开而建，各有坟头。现汝南有梁祝读书的“台子寺”，也叫“红罗山”，传说这里曾有“红罗书院”。红罗山上传说中梁祝担水的井还在，井旁还有一块碑，上写“梁祝井”。

汝南版本讲的是西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未能看出其女儿身。梁山伯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悉，身穿孝服出嫁，经过梁山伯坟时，提出下轿拜祭，趁人不备撞死在柳树前。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民间文艺丰富活跃，中原腹地的汝南，自然更得文化风气之先。仅就汝南县马乡镇来说，豫剧、曲剧、越调、民歌等都在这里流传。这些地方艺术自然少不了演唱梁祝故事，如豫剧《梁山伯下山》、《梁山伯与祝英台》，曲剧《梁山伯攻书》、《梁山伯送友》，二夹弦《梁祝》、《红罗山》，越调《梁山伯送友》、《马文才迎亲》以及曲艺方面的河南坠子《英台下山》、《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弦书《英台担水》、《英台扑墓》等。

2005年12月,河南省汝南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梁祝之乡”。2006年6月,“梁祝传说”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虞版本

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影响汉晋政治格局，占据经济文化舞台的士族，侨姓有王、谢、司马、殷、何、庾、桓、郗、许、曹、 江以及阮藉的后裔，江南士族有周、贺、顾、纪、孔、戴、袁、虞、干、葛等，其中多数游止或世居会稽（绍兴），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第一大都市。会稽城“多诸豪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晋代会稽郡上虞县祝家有一女名叫祝英台，女扮男装到会稽城（绍兴）游学，途中遇到一同前来的同学梁山伯，两人便相偕同行。同窗三年，感情深厚，但梁山伯始终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中断学业返回家乡。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才知道三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儿身，欲向祝家提亲，此时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之后梁山伯在鄞当县令时，因过度郁闷而过世。祝英台出嫁时，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突然狂风大起，阻碍迎亲队伍的前进，祝英台下花轿到梁山伯的墓前祭拜，梁山伯的坟墓塌陷裂开，祝英台投入坟中，其后坟中冒出一对彩蝶，双双飞去离开了尘世。

祝家村是祝英台故乡传说祝氏祖先原籍山西太原，南迁到此定居，原在上虞县城教书为业，子孙移居上虞各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就写上了“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据载，祝家村中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宅院，后因战争被毁，住宅面积约有500平方米，还有花园遗址。村边有一个湖叫“千金湖”，有两人合抱的金桂、银桂，还有云柏、石榴等古树。还有祠堂及石碑，记录着祝氏历史。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绍兴城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英台女扮男装，去会稽求学。途中，邂逅了会稽郡城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不一日，二人来到会稽郡城的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贸阝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又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贸阝城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杭州版本

梁祝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越剧《梁祝》中，有一段“草桥结拜”唱词，说的是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在钱塘县读书途中相遇，互认知己，便在“草桥”结拜“兄弟”，指的便是杭州东城望江门旁的草桥亭。而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上的万松书院，故而，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它的前身为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改建为万松书院，崇祯年间书院被毁。清康熙后，改辟为敷文书院。

宜兴版本

宜兴的版本是南朝齐时期，化蝶传说根深蒂固，宜兴最早记述梁祝故事的是《善权寺记》，始记于南北朝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称祝英台旧宅在宜兴善权寺位置，梁祝自小一起读书，后又到齐鲁、东吴等地游学访友，逐渐产生感情。梁祝传说在宜兴均有记载，“化蝶”情节亦在宜兴形成，为国内学术界认可。宜兴现有“祝家庄”、“梁家庄”等地名、遗址，还有观音堂、荷花池、双井、九里亭等“十八相送”遗址。宜兴俗定农历三月廿八为“观蝶节”，用“梁山伯”“祝英台”为蝴蝶命名。

微山版本

士大夫们为梁祝修合葬墓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有“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墓、祠时所立。碑文记载祝英台家居济宁九曲村，其父祝员外因没有儿子，十分苦恼。祝英台是为解父忧才女扮男装求学。梁祝二人同窗3年，梁山伯病逝家中，祝英台悲伤而死。士大夫们被祝英台事父至孝及对梁氏矢一而终感动，为二人修合葬墓。现曲阜孔庙还保有“梁祝读书处”，在峄山上还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遗址。

诸城版本

山东诸城的梁祝传说，被列入诸城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7年公布。

《本衷册书》之《梁祝志》、《宣室志》记载：英台，祝氏儿游学红罗书院，与梁山伯者同肆业，儿男共室久择情之，私结三年外而不宣。文才，马氏宗人。屋英台之竹马。晓情权归，而英台不顾。载三绝决。马氏愤然怒告乡邻。梁祝叻栗，祝假歉而出，绝杀马氏秘钭瞑登号呦。吏姆溽耵其罪，难甄焉，层层殇叠。皇之威动。洚罪铢毁宫首为马氏殉。葬之马氏之途。凡祀者忍踏唾千年。当朝广告，万人皆知曰：婚配焉，男女也。梁祝逆论而行，天之大不为。

注：这一版本出现在天涯、小说阅读网等网站，作者提到的《本衷册书》似乎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书籍，而是作者杜撰的；《宣室志》为传奇小说集，撰者唐代张读，全文没有提到过梁祝的故事。个人认为这一所谓的原版真实性存疑。

自古至今，关于梁祝的传说，可谓流传广而久远，遍及国内外众多地区，其内容也大致相同。而诸城的梁祝传说却别有一番情味，以其真实、美丽、亲近、悲壮而独具特色。传说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

其一，在位于诸城市北部的相州镇梁山屯村，村民声称，梁山伯就是梁山屯人。传说梁家生活早年富裕，山伯的父亲也曾办过塾堂，不幸积劳成疾，三十几岁便撒手西去，撇下了山伯母子相依为命，日子逐渐败落下来。梁山伯的乳名叫伯孩儿，自幼体弱多病，家中生活仅靠母亲雇短工经营几亩薄地为生。待山伯长到十六岁时，母亲怕误了孩子的前程，便省吃俭用，攒些积蓄，把梁山伯送到了村西北三里远的小梁山的塾堂里读书，因塾师曾是梁山伯父亲的好友，故而山伯在塾堂处处受到师父的关照，学绩甚好。

小梁山上的塾堂遗迹至今尚存，大门石墩及书房寝室清晰可辨。也就是在这里，梁山伯结识了女扮男装前来读书的祝英台，两人同室居住，兄弟相称，感情笃深。一晃三年过去，直至学业完成下山之时，山伯也未察觉出英台的真实身份，并执意要送一送祝贤弟。两人边走边聊，畅叙友情，一路西行，一直送到如今诸城市石桥子镇北的小石桥上，才被英台劝住，这就是有名的十八里相送。

石桥子镇北的小石桥至今犹在，是一座不大的悬砌拱桥，石桥面上磨蹭光滑，仍相当结实，这里距小梁山恰恰十八里整。就在这小石桥上，英台面对相处三年的梁兄，爱恋之情再难自制，于是提出为自家的小九妹作媒许配山伯，并叮嘱山伯定要早日到祝家提亲。见山伯应允后，两人才依依惜别。

当山伯再回山拜别师父时，才从师母那里得知英台即是小九妹，赶忙前往祝家提亲。谁料，祝员外已将英台许配给了马文才。当梁山伯知道祝员外已将英台强行许配马文才后，连英台也不曾见一面即被逐出门外，回家后悔恨交加，相思成疾，终日咳嗽，汤水不进，一病不起，其症就是今天的肺结核。在山伯病入膏肓之时，嘱咐母亲说：“我死后不要到别处葬，就埋在里丈河北岸。”因他知道，马文才家就在当今安丘市官庄镇的马家庄子村，英台出嫁必经此地，死后也想再见英台一面。说完后山伯一命归天，年仅十九岁。梁母果然依照儿子的嘱咐，将山伯远葬到现今石桥子镇里丈村北的渠河北岸上。

其二，在诸城市石桥子镇西的祝家楼村，村人亦称，祝英台就是该村祝员外之女，祝家共四支，居住在祝家楼村的四角上，四楼对应，祝员外即家居东北楼。当时祝家子嗣大排行，英台在女中行九，小名叫九红儿，只因祝员外膝下无子，又禁不住英台苦苦请求，于是就同意了英台女扮男装去小梁山求学。

英台上山以后，一直隐瞒真实身份，两年过去竟无人察觉，直到第三年临近学业将止，才被师父窥出些端倪，他见英台方便时与其他人不同，即使小解也要蹲下，便告知妻子，师母便暗中留意，果然发现了英台的女儿身。师父思忖良久后说：“反正也快终业了，还是不张扬为好，传出去会坏了人家的名声。”于是英台才得以平安下山。

祝英台回家以后，方知父亲已为自己许下婚事，又得知山伯曾来提亲被父亲拒绝，便终日以泪洗面，再闻山伯已殉情而死，葬于里丈河北岸，即三日不食，并在嫁妆一事上百般纠缠，以拖延婚期，直至出嫁上轿时又提出必须在里丈河北岸落轿一次，以祭拜梁兄亡灵，否则绝不上轿，这才上演出裂冢化蝶那一场戏来。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今天的祝家楼村，祝姓村人都矢口否认有英台其人，更不是祝家楼人。多少年来，凡是表现《梁祝》内容的戏剧、**、鼓词等，一概不准进村演出，也不许祝姓村人到外村听看，并延续着一个梁祝不通婚的风俗。据另姓村人介绍，祝家认为，本族出了祝英台这样一位女子，没有家教，有辱门风，故不得宣扬。这样的否定和做法恰恰证实了祝英台确是祝家楼人。

其三，在诸城市北石桥子镇里丈村北的渠河北岸，一条通往安丘市官庄镇马家庄子村的旧道旁，有一座大墓高高立于土丘之上，封土之上双顶并立，墓周杂草丛生，墓体青草覆盖，立于墓上，南望渠河，北览安丘，东西两道行人，尽收眼底，这就是梁祝冢。据里丈村人讲，这里就是梁祝化蝶的地方。传说有两种，一说是祝英台出嫁那天，风和日丽，花轿刚到冢西的古道上，突然狂风四起，英台即要求落轿，前去祭拜梁兄亡灵，到得墓前，英台眼望梁兄石碑，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历数梁兄情意后，撞碑而死，家人遂将英台合葬于此。一说是当时确有坟墓裂开之事，英台钻入，遂翩翩飞出两只蝴蝶，把个马文才急得绕墓追逐，拉了墓地一大圈儿蒺藜。细观墓周，确有层层蒺藜草缠绕。

历史渊源

诸城的《梁祝》传说据考最早始于南北朝时期，完整故事形成于唐，由艺人传唱或表演即在宋代了。在梁祝的传说中，诸城人历来都认定梁祝的故事就发生在诸城，梁山伯和祝英台就是诸城人，而且有真村名、真地点，更有真人物、真情节，较之其他地区的传说更完整，更真实。传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处能比。诸城人常以本地出过这样一个故事而津津乐道。老到叟妪，小到稚童，都能知晓并讲出梁山屯的梁山伯和祝家楼的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并会到里丈河北去指冢为证。

有研究指出梁祝故事的雏形，即是《华山畿》。六朝时期，江南盛传《华山畿》这首令人性灵摇荡的民歌，《古今乐录》曰：“《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亦有记载。

主要特征

梁祝的传说主要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它是民间文化的积淀，代表了民间文学中积极向上的部分。诸城的梁祝传说之所以久传不衰，多具魅力，其原因不仅因为梁祝是诸城人，更因为它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心声。

重要价值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透过祝英台女扮男装所表现的反抗封建礼教的表层思想，能更深一步地把握到社会进步中要求男女平等、呼唤女权回归这一深层的民族潜意识。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

如果说，梁祝婚姻被残酷葬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义，那么它的“化蝶”结尾便富有积极意义。活着追求不到的东西，在死后继续“追求”，终于得到。“化蝶”的结局，正是日益厚积的冲击封建礼教的强烈社会心理的生动反映。千百年来，这种结局鼓舞着人们向一切顽固封建势力作顽强的抗争。

鄞州版本

鄞州版本讲的是金朝县令与明朝侠女结“阴亲” 在浙江宁波，相传梁山伯是金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官，由于得罪权贵，被人残害致死，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而祝英台则是明代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杀害。为了纪念他们，当地将两人合葬，算结了阴婚。鄞州现存梁祝合葬墓、梁祝故居。那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若要夫妇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

祝家庄在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英台女扮男装，远去绍兴求学。途中，邂逅了求学的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不一日，二人来到尼山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贸城的太守之子马文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于忘情破。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英台被迫出嫁时，要求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英台悲痛伤心咬破手指在墓碑上写上“祝英台”，最好的遗言；我俩生不同时，但却死而同穴，这里便是我葬身之地。在英台悲痛叫嚷山伯带她走时，在雷电交加情况下梁山伯的墓离开裂开了，英台看见是山伯的魂魄激动而喜极而泣的心情纵然爬起身向坟中跑去跃跳入坟中，英台一跃墓中瞬间墓合拢，不一会儿墓碑上一道光彩就飞出两只蝴蝶，飞着围着墓一圈便飞上了天空，一道彩虹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便在上天团聚。梁山伯与祝英台真情撼天动地，玉帝感念两人情义节烈，赐封天官结为永世夫妻，于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缠绵悱恻，动人心弦的情史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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