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期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什么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是指距今10000～4000年前的历史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这时砥磨、切割、钻孔等加工技术有了十分突出的进步，不仅制作了各种精致的石器，而且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精美玉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功能的分化，制玉工业逐渐从制石工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玉雕业和石雕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7 00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成为中国新行器时代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与此同时，黄河上、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也相继发现，面貌异彩纷呈。

　　兴隆洼文化玉器大多通体抛光，素面，日前仅在白音长汗遗址发现有装饰凹槽的纹样。赵宝沟文化卡器器表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器物器表光素无纹，仅有少数器类在特定部位雕刻出阴刻的线纹、瓦沟纹以及图线纹等简单纹样。如勾云形佩、土臂饰等饰有瓦沟纹，瓦沟纹之间的起伏随体形而变化，宽窄深浅十分均匀规矩，这种纹饰技法称为红山文化工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良渚文化的纹饰主要有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直线纹等。

　　庙底沟二期儿文化大部分玉器光素无纹，仅个别的玉琮、动物形玉饰上有就简单的凹槽或线条，玉器大多经过仔细的打磨抛光，光滑圆润。

　　陕西龙山文化大部分玉器制作规整精美，光素无纹，仅庐山峁玉琮上饰有简化兽面纹和简单眼纹。

　　大汶口文化玉器以素面为主，刻纹玉器有藤洲钢上遗址采集到的人面玉饰，以简练的线条，勾画出五官，虽比例不甚协调，但轮廓较为分明。

　　山东龙山文化纹饰以素面为主，施纹饰的玉器较少，如日照两城镇的一件玉锛，底部刻有纤细流畅的阴刻兽面纹，在兽面头冠两侧有上翘的三层卷云纹。

　　凌家滩文化中玉器表面素面无纹的占多数，阴线刻纹饰多在某些特殊形制的器类上发现，如虎首璜、人、鹰、版、三角形片、龙等。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礼制衰落，玉璧开始大量被用来作佩饰玉和殓葬用玉，还有作为礼仪场合手执的信物。由于玉器用途的扩大，使用者的范围扩展，这个时期的玉璧有了创新和发展。这时期的玉璧多用新疆和田玉青玉、白玉、碧玉等。佩带用的璧一般直径10厘米以内，不殓葬用或作为礼器用的壁直径则在15—25厘米之间。

春秋时期的玉璧，璧体均较薄，厚度在1厘米左右，辊工规整，打磨光亮。不少采用浮雕法，上雕龙首纹、蟠虺纹等。战国时期有的玉璧表面分成二或三区同心圆纹带，内外区琢成一首双身龙纹，中区保留着传统的谷纹。内外边沿用阴线刻出，剖面呈三角立棱状。这时期的玉璧在制作上出现了很多创新。比如，创造出了出廓玉壁，即在内孔或外缘上镂雕出生动的动物形象;又如，装饰纹饰繁杂，流行蟠螭纹、蟠虺纹、勾云纹等，后期创造出谷纹、蒲纹，并与龙凤纹、兽纹等占据了主导地位。

谷纹、蒲纹排列整齐，颗粒小而密，谷粒似螺旋，顶部较尖，谷尾直弯、左弯、右弯多变，玉璧边线窄而高，内侧呈斜坡状。乳钉纹璧的乳钉呈凸起的圆粒，璧的边缘较宽。同时出现了两组到三组不同纹饰带状布局的组合纹。雕刻技法普遍运用粗细阴线结合法。粗线条少，细线条多，且线条有毛口(即刻花纹线条时在线条边缘留下很多刀痕)。刀工锋利挺拔，刀痕较深，转角尖锐。饰绳纹的内外立边均规整，边缘明显，绳纹挺直有力。谷纹乳突饱满匀称，谷纹是在乳钉纹上加刻阴线而成。

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以及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列国器物大量出现；地域风格的形成；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春秋早期诸侯青铜器兴起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纹饰也沿袭西

周的特点。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

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发现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现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发现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发现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发现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发现的曾国青铜器等。

春秋时的纪国是姜姓诸侯国，铭文做“己”，其青铜器皆发现于山东，清代在寿光纪侯台下曾发现西周晚期的纪侯钟。

山东黄县东南的南埠有一座春秋早期墓葬，其中发现一批青铜器，有盘、鬲、鼎等共8件，其中前6件有铭，可知为纪国嫁女的媵器。

山东烟台南郊的上夼，也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青铜器有鼎、壶、甬钟、戈、鱼钩等共9件，两件鼎上有铭，说明器主为纪侯之弟。

烟台远离纪国而近于莱国，墓主人可能是由纪国迁到莱国的。春秋初年纪国还曾与周王室通婚，《斋吉金录》中记载有山东的王妇纪孟姜，也是春秋早期器，可能也是嫁为王后的纪女之物。

虢国是我国东周时期的一个重要邦国，以虢国青铜器为代表的虢国文化，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中，虢国的青铜器以造型雄奇、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

虢国墓地中发现的青铜器有鼎、簋、鬲、壶、洗、爵、盉、戈、编钟等。

如虢国古方鼎，外观雄奇，四足稳重端庄厚实，纹饰粗犷却又不失细腻之处，作为传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并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的引申意义，此鼎虽是实用品，而以外观之伟岸敦实，可见使用者的身份和权势。

虢国铜方彝，是一种长方形盛酒器，带盖，直口，四壁做弧线状，腹鼓出，圈足，盖及器身的四角与中部各有一条凸起的扉棱相对，盖正脊中间立

一钮，呈四面坡屋顶样式，通体铭纹丰富，并以夔纹为主题纹饰，精美绝伦。

再如虢国大爵杯，前部有流，后部设尾，流处竖菌形双柱，腹部外表面装饰兽面铭纹，铸造工艺精致，造型流畅优美，爵杯既是古代饮酒的器皿，同时也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器，是拥有者权利与身份的象征。

虢国古方樽，是所铸的奉养礼器，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重3560克。方体，圆口，折肩，虽形制不大，却气度不凡，深厚雄健，仿佛大器，堪称春秋早期青铜鼎盛期中的上乘之作。

古方樽的颈部饰蕉叶纹，若仔细辨识，这每一瓣蕉叶纹竟是由上下倒置、五官移位的兽面纹构成，兽面纹下面是两只一组的优美凤鸟。肩部一周饰双头龙纹，龙首回顾观望。

四角是突出的带角象鼻首，象眼圆睁，长鼻卷曲，象牙上翘，双角弯折，别有威严神秘之相。曾国的故城遗址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关于“曾”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掇续》的“左比曾”的铭文。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钟祥、武胜关的豫南，先后多次发现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如“曾侯仲子父鼎”、“曾子仲鼎”、“曾侯白戈”、“曾姬无血”、“曾都尹法之行”、“曾孙法之鼎”等。

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可以得出“曾随合一”的结论，即在2400年前，以曾都区为中心的汉东地带的“随”国即“曾”国，随州城为曾都。

山东曲阜是鲁国故城，春秋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如北关村曾发现簋6件、豆1件以及车軎、铃等铜器。

后来在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墓葬中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器物主要有鼎、甗、簋、簠、壶、盘、匜、盆以及戈、车軎等兵器和车马器，器形多为当时中原地区流行式样，纹饰也是以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等为主的春秋时期常见纹饰。

有些铜器还铸有铭文，其中发现的铜器的铭文多是鲁司徒仲齐为其父伯走父做器或自做用器，铜器的器主则为鲁伯等人。

除了以上代表器物，春秋早期青铜制品还有在陕西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公钟，高048米，两铣间距027米，共5件，大小不同，角上饰4条小龙，干带上有4组变形雷纹，腹部饰兽目单连纹，鼓部饰卷龙纹。

与秦公钟配套的还有秦公镈，镈和钟为大型敲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与编磬等乐器配合使用。桥形口者为钟，平口者叫镈。

秦公镈造型雄伟，鼓部齐平，中起4道飞棱，侧旁的两道飞棱，形状是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5条飞龙和1只凤鸟。舞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钮上有环。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

秦公镈上有铭文，记载了秦早期的世系，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以及音乐文化。另外还有“青铜器珍宝”之称的龙耳虎足方壶，发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其通高087米，宽047米，重41千克。

龙耳虎足方壶有盖，盖似华冠。直口厚唇，束颈修长似扁方筒，鼓腹，圆形底。颈饰蕉叶纹，这件方壶的雕饰最具特色的是一个龙和虎的配合，颈两侧附一对壮硕的龙形耳，龙为高冠，回首卷尾呈蹲立状，双龙耳上铸有细缕孔，整体给人一种凌驾于云气，沐于深泉的雄伟气魄。

腹饰界栏状凸棱，上区饰蟠虺纹，下区光素无纹。圈足饰蟠虺纹和云纹，足下卧两虎，虎身下伏，口微张，外吐长舌。

此壶造型优雅，纹饰繁缛精美，龙虎上下呼应，栩栩如生。龙代表神武、力量、权势，具有王者风范，而且极为善变，能驱邪避灾。此器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寓意美好、吉祥。

通体蟠虺纹，两侧双龙回首，尽展显赫地位，昭示尊贵身份，龙之腾飞，寓意步步高升。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春秋青铜器作为当时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

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造型奇特华美，为春秋青铜器中的精品。

郑国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顶盖做镂空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双耳为镂雕的顾首伏龙，颈面及腹周皆为伏兽代替扉棱。

方壶通体四面自颈至腹饰以相缠绕的龙，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圈足饰似虎的兽，足下承以吐舌双兽，兽首有两角，似乎在倾其

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

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标志着我国古代装饰工艺的新开端。

莲鹤方壶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青的工艺、精美的纹饰，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因此莲鹤方壶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造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莲鹤方壶需要几十个奴隶同时浇铸才能完成，是多范畴合铸工艺的代表。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中国瓷器装饰纹样中，龙是封建权威的象征，因此在瓷器上多有表现。五代越窑的四系龙纹壶，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龙纹瓶，元代的蓝釉白龙梅瓶、明代的洪武白釉红彩云龙纹盘，清代的雍正青釉印花云龙大缸等都是难得的表现龙的佳品。战国至唐代的龙纹一般装饰在器物的流、提梁、把、颈、肩等部位，采用堆贴、捏塑、合模等方法制作立体形象龙。唐以后的龙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表现方法为刻画、印模、绘画等。五代的龙纹基本上呈兽形，龙首有角，无双鬓，上颚唇部微微突起，龙爪一般为三趾，有些还饰以云纹或波涛纹及缠枝蔓草等。宋元时期龙的造型多为蛇形体，5形尾渐细，爪有三、四、五趾不等，宝珠的火焰由一端往外喷出，大部应用于宫廷及佛教用器。明清时的龙纹呈蛇形，双鬓、双角，爪以五趾为主。

　　在良渚玉器的收藏和鉴赏中，工艺特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鉴定辨伪标准，了解良渚玉器的加工工艺，了解良渚古人在玉器上留下的加工痕迹，对于鉴定良渚玉器的真伪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高古玉器的鉴定中，材质可以用老料，沁色可以用各种物理和化学的方式仿作，纹饰和器型可以按出土或传世的标准器依样画葫芦，唯有加工工艺，却是现代仿品最为一筹莫展的。因为古人究竟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机械原理，来加工这些洛氏硬度在4至5之间甚至在6至7之间的玉器，至今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从古玉仿制的生产成本、生产进度和产品精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古玉仿制作坊都采用现代电动金属工具，舍此，根本不可能满足市场所需要的产量和品种。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现代仿制者根本不知道古人的加工工艺，而且也无从掌握古人的工艺技巧，仿制者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只能用同时代的工艺和技能来制作这些仿古玉器。这也是我们在走访了安徽蚌埠、辽宁锦州、河南南阳和浙江杭州后见到的普遍现象。

良渚玉器是用什么工具加工的从更广的范围来说，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来加工玉器的

要寻找这个答案，就必须写出一篇又一篇冗长的学术论文，而这样的论文能否被学术界接受，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学者们已经作了这样的尝试，关于良渚玉器的加工工具，有鲨鱼牙齿说、玛瑙说、燧石说、钻石说(他山之石)，抑或是绳类混合砂粒说，学者们最喜欢引用这样的古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叙述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围绕这句话所作的各种论述，恐怕不下数十篇，这个“他山之石”多数学者把它解释成稀见的金刚石。这个解释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代仿制者能用这样的工具来制作良渚仿品吗

我们要和读者一起讨论的是，出土的良渚玉器上究竟留下了什么加工痕迹如何利用这些痕迹或者说良渚玉器上留下了什么特征可以用来鉴定良渚玉器的真伪!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只是简要地叙述一下良渚玉器的工具和加工方式，供读者参考。而这种叙述是以良渚玉器实物和实物上的各种痕迹为基础的。

良渚玉器的加工次序一般为：先作器型，再标出兽面纹的眼睛，然后琢出兽面眼眶和口鼻的轮廓，并用两个同心圆加强眼珠的部分，最后区分纹饰的层次。良渚玉器的这种加工次序有物证支撑吗

请看图1的瓶窑遗址采集的良渚玉器半边琮。从图上可知，这件玉琮的基本器型已经加工完毕，射面也已经成型，而器表的纹饰还没有加工。正是从这样的工艺次序着手，良渚博物馆设计了图2的加工工艺实景图，图中，良渚先民们先把一个个良渚玉琮成型，再施以钻孔工艺。

在吴家埠遗址出土的玉琮上半成品(见图3)，还留有明显的设计打样的“框线”。Ⅲ这件玉琮已经制作成基本的外方内圆的器型，但是还没有加工出玉琮的射面，也没有在外壁上雕刻纹饰，虽然还是素面，却已经画上了一些框线。这件半成品玉琮进一步证实了良渚玉器器型加工的次序。

下面分别讨论良渚玉器上的不同加工特征。

1　良渚玉器上的切割痕

良渚玉器上的切割痕有两种：一种是线切割痕；另一种是片切割痕。

先说线切割痕，也是用于鉴定良渚玉器真伪最重要的特征。

线切割痕是良渚玉器平面上最容易出现的特征，了解它的形状、走向和弧度，对于判别良渚玉器的真伪有很大的作用。

图4是一件玉梳背上的切割痕，图5至图11是分别陈列于良渚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和德清博物馆的良渚玉璧，在它们的璧面上都有线切割痕。现在就从这些线切割痕的特征来讨论如何认识真品良渚玉器。

为什么说这些痕迹是线切割而不是砣具切割的痕迹呢

牟永抗先生在研究线切割和砣具切割的区别后，认为它们有以下三个区别，即：“①线切割的作用力指向圆心，表现为向心性，切割的前进方向作凹弧形，不时留下凸弧状的切割台面。砣切割的作用力指向圆周，表现为离心性，切割的前进方向作凸弧形。……②线切割所形成的切割面，由于两端牵动时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往往在弧线中段附近呈现波浪形的形状。其鼓凸部分，一般在整形时修去，而其凹陷部分常常保留下来，成为判别是否线切割的重要依据。砣具是硬性物体，在砣具半径的有效范围内，可以出现某种歪斜，而不能出现波浪形的起伏面。③线切割所形成的圆弧径，由外而内逐渐缩小，其最大圆弧的合理直径一般小于切割物体的截面，有的弧线的局部线段，可能表现为接近同心圆的圆周。”

牟永抗先生的这段文字主要是论述良渚玉器的切割方式，他的结论是：在良渚玉器的开料工艺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用砣的证据。

不用砣，能用线切割玉料吗笔者曾经在内蒙古赤峰学院做过试验，用普通的麻绳，沾上普通的黄砂，切割一把5厘米左右的玉尺，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玉尺割断，如图12所示。由图可知，一人用湿麻绳在玉尺上来回拉锯，另一人在一旁不断加砂，麻绳已在将断之际，玉尺上已经有两个被切割的痕迹。这种线切割，麻绳要用许多，好在麻绳和砂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广泛使用，这个实验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古人或许用的是兽皮制作的绳，调换的次数就可以少许多。当然，这个实验并不完全等同于良渚时期的线切割工艺，至少那时是没有台钳的。

江苏寺墩遗址出土的玉璧上，也因沾有较多的砂粒而支持了实验考古学的这个结论(图13)。

从出土实物和实验考古两个方面可以知道，良渚时期较大平面的器物，一般来说，都是采用线切割工艺来开料和制形。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新仿的良渚玉器比如玉璧也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切割啊!如图12所示的切割，因为玉尺的截面小，时间不多，如果是玉琮、玉璧这样的大器，截面大，恐怕没有一两天的工夫是根本不行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成本问题，耗工耗时耗料，用线切割来加工良渚玉器的仿品，其售价将是十分可怕的。

下面就来讨论如何利用线切割工艺留存在良渚玉器上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真伪。

在图5至图11上都有深浅不一的线切割痕，这些线切割痕都是凹下去的痕迹，而且往往都是较大和较深的凹陷。牟永抗先生认为线切割痕“呈现波浪形的形状。其鼓凸部分，一般在整形时修去，而其凹陷部分常常保留下来”。这是很有见地的。在线切割过程中，既会出现鼓凸，也会出现凹陷，既可能出现深和大的凹陷，也可能出现小和浅的凹陷。只不过在打磨和抛光的修整过程中，其鼓凸部分与小和浅的凹痕容易被修整而已，要把大和深的凹痕磨平，就势必要把整个玉璧全部磨平，这恐怕是古人不容易做到或者不愿意做。这样，比较大的凹痕就残留在玉璧之类这些截面面积较大的玉上，从而成为我们鉴定良渚玉器的重要标准。

附带说明的是，在现有出土的良渚玉琮上，其射面几乎都不平整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凹陷，这就告诉收藏者，凡是平整射面的良渚玉琮，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碰它。

仔细观察图5、图6、图7就可以发现，有多条线 切割痕的玉璧上，这些切割痕尽管大小粗细不一，但其圆弧基本接近于平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凡是用现代工具切割的玉璧，不仅不能出现这种凹痕，更不会出现凹痕平行的现象。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平行理解为直线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

至于牟永抗先生所说的“线切割的作用力为向心性，砣切割的作用力表现为离心性；线切割的前进方向作凹弧形，砣切割的前进方向作凸弧形”的论述，分别观察图7和图14(用砣切割的现代仿品)，并用两者作对比研究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当读者手中只有一件良渚玉璧时，不管它是真品还是仿品，能不能看出它是向心性还是离心性凹弧形还是凸弧形我们用图7来示意。先假设这件玉璧是用线切割的，则这些凹痕的向心性可以用图15来表示。再假设这件玉璧是用砣切割的，则这些凹痕又可以用图16来表示它的离心性，所以当读者手中只有一件不知真假的良渚玉璧时，很难用凹痕的向心性和离心性来判别真伪，而只能用凹痕的深浅、宽度、波浪形的起伏面以及凹痕两头尖中问宽的特征来判定玉璧的真伪。而这种凹痕甚至在良渚玉钺上会有更为明显的深浅、宽度、波浪形的起伏面以及凹痕两头尖中间宽的特征(图17)。

良渚玉器上还能发现片切割痕。图18就是德清县出土的玉碎片上的片切割痕，这种切割痕应该是片状切割器来回切割时留下的痕迹。图19是另一种片切割痕，因被切割的玉柱为一圆柱体，切割时随着圆柱体的转动或者片切割器的移动，所以切割留下的痕迹会显得粗细不一。虽然这些切割痕迹都会在玉器成型时被打磨，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成为鉴定的参考依据。

总之，在器表面积较大的良渚玉器上，一般都会发现制作玉器时的切割痕，甚至在一些良渚玉锥形器上，也可能发现切割痕(参见图20青浦博物馆陈列的良渚玉锥)。

2　良渚玉器上的线条

为了让网友们连贯地理解良渚玉器的加工工艺，特别是它的错落连接的加工工艺，所以有必要来理解良渚玉器的线条。

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以线条之美而闻名于世，但是，良渚玉器线纹的雕刻和红山文化截然不同，它琢磨细致，其细如毫发的“细曲线纹是由短而细的线条错落连接而成，其直线纹是由笔直的阴线构成，这种不同做工的线条并存就是我们鉴定其真伪的根据。”这种细曲线纹线条的错落连接和笔直的阴线，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特有的线条美。在图21(上海博物馆展示照片)中的良渚玉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工艺所雕刻的线条如松如紧，如断如联，挺拔中又不乏柔软，紧密中又略显松弛，这种线条，是现代工艺绝然难以模仿的。

但是，读者不能把杨伯达先生“其直线纹是由笔直的阴线构成”的这句话作简单的理解，这种直线基本上是笔直的，然而限于数千年前的加工工艺，它又不可能是完全笔直的，图22所示的良渚玉琮上，其表示羽冠的直线有不少分叉和重叠，可以想象，在几个厘米上最多要刻出近十根直线，其艰难可想而知。而这种分叉和重叠又恰恰是我们鉴定良渚玉琮神人纹真伪的依据。

因此可以这样说，良渚玉器上的直线是笔直的，却又是有粗细的，还可能有分叉和重叠。

良渚玉器的弧线是由短而细的线条错落连接的。这个论断已经从图21和图22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读者在放大镜下观察，可以明显地体会，不仅是弧线，就是直线也是断断续续地连接，整个线条并不划一整齐，如能正确地判断这种如松如紧、如断如联的线条，那就基本上掌握了良渚玉器的线条加工工艺了。

良渚玉器的圆，加工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用管钻钻圆；二是用弧线连接。图23是一张十分清晰的良渚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放大图，箭头所指分别为弧线连接的圆和管钻钻的圆。由此可见，在大的玉琮上，即使是圆的加工工艺，也因不同部位和不同大小而采用了不同的工艺。从图上可以看出，用弧线连接的圆，有明显的接痕，圆也显得不规整，往往带有棱角；而用管钻钻的圆，虽然比较规整，圆像个圆，却往往偏心，显然是钻孔时定位不正所致。一般来说，比较小的圆往往用弧线连接工艺制成，而稍大的圆则用管钻工艺钻成。这两种不同的圆，它们在良渚玉器上的出现也是鉴定者必须掌握的基本要素。

3　良渚玉器的穿孔工艺

良渚玉璧、玉琮、玉管、玉钺、玉三叉形器和玉冠状器等等，都有穿孔，这些穿孔一般对穿而成，对穿孔的基本情况如图24至图27所示，由图可知，不管是图24的龙首纹玉圆牌、图25的良渚玉钺和图26的良渚玉璧这些厚度不大的玉器，还是如图27这样有相当厚度的玉琮，它们都采用对穿的方式来钻孔。从这些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孔的加工工艺，都是对穿而成，中间往往留下台阶。这些对穿孔就成了鉴定良渚玉器真伪的表象特征。

为什么不管器物本身的厚薄，良渚时期都采用对穿工艺来钻孔呢

一些研究者对良渚玉器的穿孔工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林华东认为：良渚玉器的穿孔“都采用两面先后对钻而成，主要钻孔工艺有实芯钻法、管钻法和琢钻法等。”他用一些出土的实物来讨论了上述的三种钻孔方式。不过，为论证实芯钻法和琢钻法所选用的所谓实芯钻头，即一头尖的石头最多只能是良渚早期古人的钻孔工具，因为用手攥着这样的石头钻孔，一是定位困难，二是费工费时，最为重要的是，这种钻孔方式不会在孔洞内留下旋痕。而现存的良渚玉器上的对穿孔，除了精心打磨之外，一般都有旋痕。林华东先生所述的管钻法，无疑是符合大多良渚玉器上对穿孔的实际情况，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良渚玉器是用管钻法来加工的。

观察良渚玉器的钻孔，可以看到以下现象：一是钻孔外大内小；二是中间有对穿时错位而形成的台阶；三是有的孔壁有螺旋纹；四是孔沿处基本没有进裂现象。这些特征是良渚玉器鉴定中必须重视的基本要素。

这些特征的出现，用竹管对玉料进行对钻加工就能作出和实际相吻合的解释。

图28是一张实验考古的试验照片，作者用原始的钻孔方式用竹管不断蘸砂往下钻孔，随着钻孔的不断深入，竹管也不断地磨小变尖，在不断地运动中，被钻的孔洞就会出现上大下小的形状；同时，两面都用这种方式钻孔，因定位不准就一定会造成中间的台阶；这种不断加砂钻孔的结果，不仅使竹管逐渐磨损变尖，也会不断在玉器的孔壁上琢磨出螺旋纹。图29就是当时加工时产生的螺旋纹。由图可知，这种不等距的螺旋纹和良渚玉器上的螺旋纹基本一致。事实证明，用竹管蘸砂的方法来钻孔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和良渚玉器上穿孔留下的特征相吻合。

蒋卫东先生更是科学地解释了良渚先民为什么用对穿的方式来加工玉器的孔洞。他认为：单面钻孔时容易使另一面发生进裂。“钻孔过程中，钻具与被钻的玉石材间产生逐渐增强的作用力，钻孔越深，作用力越大，到贯通时，积累到极限的作用力骤然释放，极易使另一面近孔处产生进裂，而玉材的珍贵性，以及玉器形制对于表面平整度、光洁度的高要求，绝不允许出现事先无法预测和控制的情况”。这样，对于良渚玉器上的对穿孔的四个特征，应该都有了比较科学的解释，这些解释目的是要让想要掌握鉴定良渚玉器真伪的读者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考古实物也支撑这样的解释。图30是良渚玉器用管状工具在琮形器打洞时留下的洞心玉料。而图31和图32就是对穿孔的玉璧及其加工后的孔芯。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良渚玉琮孔径的大小问题。图33是反山出土的玉琮王，其射径大到175厘米，而孔径只有49厘米；图34为瑶山出土的良渚玉琮，其射径比琮王要小，为136厘米，但孔径却有58厘米。由此可见，良渚玉琮的射径和孔径没有相应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射径大就一定孔径也大。我们认为，其原因就是钻孔的竹管，是良渚先民就地取材，有多大的竹子就用多粗的竹子。观察良渚玉器的孔径大小，最大没有超过7厘米的，这和竹子的直径有关。而如前文所述，良渚玉器的圆较小的是用弧线相接的，这也和竹子直径相关。太粗的竹子和太细的竹子，都不容易找到。

这里讨论的是上下对穿的圆孔的制作工艺，而非同一个面上孔的加工工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