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849亿美元，次于美国、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占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贸出口额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黄金及外汇储备则为各国之冠。战后经过短时期恢复，很快进入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为29％；1950～80年平均超过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物质技术基础较雄厚。西德占有战前德国领土的主要部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较强的科技力量。虽然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原有基础好，因此工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另外，战后初期，工资水平较低，军费开支很小，加上美国的援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2）制定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大量而又长期的投资。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了发展计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投资也不断增多，投资重点也随各发展时期的重点不同而有计划的转移。

（3）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成就。西德认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没有搞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研及发展科技、教育的经费比重较高；同时，尽量引进和广泛使用新的技术成就，促使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战后，进口廉价原料和燃料，出口高价制成品，不仅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获得大量利润。因此，西德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出口工作。

（5）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发展生产，西德政府及企业主也实行了某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如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福利，工人参与某种程度的企业管理等，对于安定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本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原因，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70～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降为28％。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著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

其实非农数据有两种，一种是大非农数据，一种是小非农数据。由于这两个数据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因此不仅影响美元指数，还经常影响黄金市场的涨跌。非农数据好，那么经济发展好，对黄金是利空。相反，如果非农数据不好，对黄金市场的影响是正面的。

非农大数据是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发布的三个数据:非农就业人数、就业率和失业率。相对于小的非农数据，大的非农数据更能直观的反映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农数据会在每月第一个周五的20:30公布，比小型非农数据晚两天。小型非农数据往往在每月第一个周三的20:15发布。投资者通常在此时等待数据公布，根据数据判断金价的具体走势，从而获利。非农数据对黄金市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两点。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人数、就业率和失业率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壮大。经济发展越好，此时的黄金价格会越低，而经济发展不佳则能使黄金价格有一定的上涨。一般来说，非农数据只是一个数据，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大大小小的非农数据都可以影响黄金市场的走势，但并不能真正决定黄金市场的走势。

可以这样回答，非农影响美元走势，美元跟黄金是息息相关的。非农增长，说明经济形势较好，国民消费会增加，通胀风险也会增强，政府会使用加息等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消费，所以美元会走强，反之亦然。

美元的强弱会直接反应到黄金价格上。美元的疲软往往会推动金价的上涨，这是由于美元的下跌既可以使那些以非美元作为本位币的投资者用其他货币买到便宜的黄金，同时又能刺激黄金需求，特别是黄金首饰方面的消费需求。如1985～1987年，美元对瑞士法郎贬值40％时，黄金价格就从每盎司300美元涨到500美元。

一般而言，当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出现衰退迹象时，美元汇率下跌则金价可望上扬。反之，美元汇率回升，金价则将会下跌。这是因为美元汇率的下跌往往与通货膨胀有关，致使市场投机性需求增加，进而刺激市场金价上升。1971年8月和1973年2月，美国政府曾两次宣布美元贬值，正是在美元汇率大幅度下跌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作用下，1980年初国际黄金市场上黄金价格上升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即突破800美元／盎司。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凡美元对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汇价坚挺时，则国际市场的金价就会大幅滑落。如果美元出现小幅贬值，金价就会逐渐上升。

答案选B 黄金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黄金虽然属于国际储备资产，但很少在国际支付中使用。因此，黄金储备的增减变化，只要取决于一个国家黄金收购量与销售量的变化。 在一定时期内，黄金销售量大于收购量，黄金储备减少，中央银行收回基础货币，使货币供应量减少。 外汇储备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国际收支如果是逆差，则减少外汇储备，中央银行收回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缩减。 除了黄金外汇储备量影响货币供应量外，金价，汇价的变动，对货币供应量也有较大的影响。

对千黄金和美元的关系定位要有清晰的认识。由于黄金是用美元来标价的，同时由千当年牙买加协议将黄金踢出货币历史舞台的始作佣者就是美国，更由千美国的8000多吨黄金储备居千各国及组织首位。

因此美元的走势向来是黄金的风向标，二者的关系—直呈负相关，美元强势时黄金就表现俜弱势，此消彼长铸就了黄金从500多美元上涨到1032美元的历史离位。

但是也吾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黄金和美元有时候也呈正相关。亦正亦负的走势让晋通投资者对金价的走势判断失去了依靠。

美国非农数据对美元的影响传导到黄金市场来，二者的变化幅度肯定会不—致。因此美国非农数据的结果首先将对美元的走势构成影响，同时对千汇市构成重大的冲击，当非农数据公布之时再来入市已经晚了，再根据数据的好坏来决定买卖黄金的方向和入市，也是存在时滞性。

因此建议大家在数据公布之前就入市，公布之后往往充满了震荡和诱多诱空的走势，再加上数据公布之后，瞬间的大幅波动导致交易商提高交易点差，使律交易者付出较高的成本，成交极为不容易。

非农就业数据对金价的影响会反映到基本面对趋势的影晌中，那么是消患影响价格还是价格印证消息呢？这里先不讨论哪个更为亘要。

非农数据影响金价是肯定的：

在不确定非农数据的变化时，首先应判断黄金自身的走势如何。结合影响黄金价格的基本面因素和技术面的走势，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前关键应该玺点考虑技术面的影响，也就是技术面金价的走势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至关重要。

任何消患均会在技术趋势中律到印证。技术分析的作用在于提前揭示和预警未来的走势，消患面的非农数据的公布，只是对该走势给予印证。

不同国家如何计算失业（上）

2008-10-10

失业是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它不仅反映经济好坏，也是反映社会贫富。如何正确衡量失业是政府统计工作者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公众普遍关心失业人数、失业率和不同时期失业水平的变化状况。有关研究和分析人员也经常对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间的失业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如何正确界定和计算失业至关重要。本文重点介绍欧洲、北美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失业定义和失业统计情况。

一、计算失业的方法

谁是失业人员？这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对失业概念理解不同，对失业人员的定义也不同，不同定义得出的数据差异很大。由于失业的定义和统计方法不同，在不同国家间比较失业水平就没有什么意义。此外，计算失业率时分母中所使用劳动力概念的范围和定义也各不相同。一些国家使用的分母通常只包括非军人劳动力，而一些国家则使用总劳动力概念，包括军队服役的人员。

计算失业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致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抽样调查方法（survey based）。通过访谈，向有代表性的样本人询问一系列问题，包括是否有工作，如果没有，是否可以工作并采取了何种措施寻找工作。抽样调查数据不仅包括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失业，还包括就业和自营就业（self-employed），以及大量详细的劳动力数据。二是以政府机构登记为基础的行政登记为基础的行政登记方法（administrative counts），主要是为政府管理服务。在英国和加拿大，登记人员既包括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在政府职业中心（government jobcentrent）或就业办公室（employment offices）登记求职的人员。登记数字是政府管理制度的反映，它不适用于所有目的。如，不能用登记数字来计算那些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员数量，也不能用它来衡量社会贫困状况，等等。

总体上看，两种计算失业的方法各有利弊。抽样调查数据和行政登记数据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大，差别的规模取决于特定国家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在经济周期的低迷期，面临失业的工人增多。由于周围的工作机会较少，劳动者个人会相信他们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停止积极求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这些人员是经济不活动人员，不是失业人员。但在行政登记制度中，他们仍可以进行登记，从而被计算为失业人员。

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明不同时期的两种方法间的变化关系。1986年，申请登记失业人数实际大大高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统计的失业人数。1987年两者差距缩小。1988年至1990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计算的失业人数又大于申请登记失业人数。两种方法计算的数字分分合合，到1991年春季又倒了过来。两者关系之所以如此变化，一个原因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开始使用积极因素求职的标准，使登记失业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导线更加接近。英国行政登记统计与劳动力抽样调查两者关系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反映了申请登记人员资格条件的变化，反映了行政登记机构加强申请登记人员与劳动力市场间联系的措施。

1990年，12个欧共体成员国中有8个成员国的抽样调查失业人数少于登记失业人数。但是，除英国之外，还有2个国家的抽样调查数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人数。荷兰采用了通过回答抽样调查问题汇总失业人员数量的新方法，结果是登记数字大量减少。在希腊，只有极少数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就欧共同总体而言，登记失业人数比抽样调查失业人数多20%。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差别最大，分别为79%和38%。表4是1990年各欧共体国家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与相应的行政登记数据的对比。

登记失业率和抽样调查失业率之间存在差异，特虽是欧共体总体上行政登记数大于抽样调查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许多国家不要求登记失业人员在就业机构（或就业中心）经常确认其失业状况。在两个登记日之间，通常登记失业人员实现了就业，但在下一个登记确认日期前，他们仍然被计算为登记失业人数。二是工人会变得消极而停止积极求职。尽管他们仍然会被登记为失业人员，但当他们回答抽样调查问题时，他们会表示不再积极求职，因而在抽样调查时，被列为经济不活动人员，而不是失业人员。这种情况在经济周期低迷时期尤其典型。三是一些人每周只工作很少的几个小时，但仍被允许进行失业登记。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他们属于就业人员。此外，还有一些人即使违反国家规定工作仍然被登记为失业人员。

尽管登记失业人数趋向于超过调查失业人数，但他们并不互为子集。根据抽样调查失业定义，许多人属于失业，但并不包括在登记失业人数中，反之亦然，也许是由于国家的某些规定，使得这些人不能进行失业登记，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假设他们符合必要的标准），他们属于失业人员。可能会有一大批人员在一种计算方法下是失业人员。而在另一种计算方法下不属于失业人员。如表5所示，丹麦两个失业定义下的失业总数非常接近。但是，根据抽样调查方法，有29%的登记失业人员是就业人员或经济不活动人员。与此同时，相同比例的调查失业人员没有作为登记失业人员或登记为工作时间很短的人员。

不同国家如何计算失业（下）

2008-10-10

四、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

为确定不同国家失业统计在范围和定义上的准确区别，由于信息搜集方法不同，各国的情况大致可分三种：第一种情况是以法国为代表，对行政登记和抽样调查两类数据进行协调。第二种情况是以意大利代表，登记失业和抽样调查失业两类数据存在很大差距。第三种情况是以荷兰为代表，试图将两种统计方法合而为一。

象大多数欧共体国家一样，法国有两种计算失业的方法：年度劳动抽样调查和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月度登记。后者的数字大于前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个数据间的差距扩大。1991年，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1990年1月，721000名登记失业人员（约占登记总数的275%）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标准。其中294000人（112%）因种种原因没有求职，如没有求职积极性、提前退休等。与1982年21%、1986年27%相比，该比例非常高。还有29400名登记人员看上去有工作，其中一半从事临时工作，一半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在法国，在一定限度内，边从事非全日制工作边登记为失业人员是合法的。其他约为133000（占登记人员的51%）人由于健康或从事家庭事务等原因而无法工作。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这批登记失业人员不属于失业人员，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属于失业但没有进行登记的还有约324000人。鉴于此，1991年夏天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决定采用国际劳工组织计算失业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与经合组织计算标准失业率的方法类似，即，以劳动力抽样调查失业人数为基数，用每月登记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来调整更新抽样调查失业人数。1992年3月，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将劳动力抽样调查由一年一度改为每季一次。

意大利传统上使用两种失业计算方法，即，劳动部对登记求职的人员每月进行统计，以及每季度进行一次劳动力抽样调查。

意大利月度登记统计中所存在的问题比较典型，大凡使用行政登记数据计失业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此外，还包括许多在最后一次确认登记前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员。意大利就业服务机构是办理登记手续的机构，数量很少（例如在罗马只有一个），因此经常超负荷工作，这样即使登记人员初次登记后就找到工作，他们仍会在几个月内被记录为失业人员。而且，不是所有登记人员都在积极求职，统计数据因而就可能包括大量的根据国际定义是经济不活动的人员。

还有一个因素是，意大利登记失业人员也包括从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CIG) 领钱的人员。这是一笔补偿金，专门用于对那些工作时间短，或受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影响的企业员工进行补偿。其主要目的是，在企业进行自我调整期间，通过向没有工作的雇员提供临时经费，帮助企业渡过危机而避免大规模裁员。实际工作中，在CIG登记的企业员工不能老重复登记，他们最终将进入失业人员行列。所以，已经在CIG登记一段时间的人员被作为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

由于意大利的行政登记数字存在着这些困难，在进行失业水平和失业率比较时，使用劳动力提样调查统计数据就更合适些。但这不能否认意大利行政登记数据的重要价值。正如上面指出的，与抽样调查数据相比，行政登记数据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当然，在与其他国家比较时，行政登记数据就存在着很多问题。

就国际比较而言，即使抽样调查数据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劳动力抽样调查将那些声明在调查前6个月中没有有工资的就业、但在任何时候积极求职的人员均计算为失业人员。如果求职方法是到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或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公共部门的考试，正在等待结果，则这段时期可延长到2年。1992年10月起，劳动力抽样调查进行了调整，只将那些在调查前1月内采取积极步骤求职的人员计算为失业人员，这就逐步接近了通用国际定义的解释。

荷兰官方的失业定义为，年龄在16-64周岁、没有工作、在就业机构登记正在寻找每周20小时以上的工作、如果提供工作岗位在2周内可以上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各类调查指出，有很多在失业机构登记并被计算为失业的人员，实际上没有满足上述标准。至少30%的登记失业人员有一些工作，通常只是临时性的，但就业机构对他们的状况不能及时了解；至少有10%的人员没有满足寻找工作并可以工作的标准，少数人被列为正在寻找每周20小时以上的工作，但其实他们在寻找作时间更短的工作。相反，那些登记寻找20小时以下工作的人员其实在寻找20小时以上的工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根据荷兰的定义，荷兰真实的失业水平是行政登记失业水平的一半。

为解决这个问题，荷兰中央劳动统计局在劳动力抽样调查中引入了一个微配程序。对既接受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又在就业机构登记的人员，将他们的登记记录与劳动力抽样调查的问卷档案进行对比，建立该人员的数据文件。通过回答劳动力抽样调查问卷，就能反映出那些进行登记了提样调查样本人的真实情况。

尽管在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国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加拿大、美国、日本、澳洲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每月开展劳动力抽样调查，所用失业定义与国际劳动工组织的指导线基本接近。季度劳动力抽样调查也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实行好几年了。九十年代初英国和法国也陆续开展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对于失业数据的用户来讲，经合组织定期了版的标准失业率以及欧共体统计署的协调失业率都是很有用的，当然，由于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分析时仍需十分注意。两个机构不仅统计规则不同，而且在定义和方法上也有微小但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当进行失业水平和失业率的国际比较时，抽样调查数据比行政登记数据更好，尽管抽样调查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登记失业统计数据尽管不适宜于国际比较，便仍能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不仅能及时、经常地提供失业统计信息，较好地反映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而且也能提供很小区域范围内的失业数据。两种计算方法同时使用，可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