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投资理财方式都有哪些 最新理财小知识汇总

　你好，以下是我整理的理财知识汇总。

1买黄金等硬通货：最保守的理财，或者说根本不是理财，只能叫收藏钱财。买黄金本身不会增值，只能叫保值。因为今年的1公斤黄金放上二十年还是1公斤黄金，并不会增重出1克份量来。当严重通货膨胀时，买黄金是规避贬值的好办法。现在是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买黄金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你的钱最终是想在中国显示财富的。安全等级：很不安全，主要风险是被盗、被害，弄不好人财两空。

　　2存银行：保守的理财。收益率=利率。安全等级：最安全，主要风险是银行倒闭，基本上不大可能发生。收益太低，急用钱时变现很不方便，因为没有人会把那么多钱全存活期，万一要钱急用，定期提前取出来，利息损失惨重。

　　3买保险：被国内人民广泛误解的理财。我之所以说保险被误解了，是因为保险员推销、国人购买保险时候经常考虑的是到时候收益会有多少。其实，保险是为了保险，真正的保险应该是在意外事件来临时，能获取一份赔偿金来让自己度过难关或缓解困难，是保障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种种意外而出现大的波折。我倾向于买一些大病保险、车辆险、意外险等内容，买它们不是为了获得赔偿，反而是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发生索赔事项。保险保险，钱出去就别想着回报。

　　4买国债、企业债：偏保守的理财。比存银行更明智。比银行利息要高一些，国债还免利息税。同时，可以方便地通过市场交易变现。等于是以活期的方式获得定期的利息。风险：国家政变、国家战争将导致国债变成废纸。企业倒闭将导致企业债兑付出现问题。

　　5买货币式基金：偏积极的保守理财。货币式基金以其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通过买卖债券能获取比债券本身略高一点的收益。

　　6买股票式基金：积极的理财。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买股票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基金通过专业优势和组合投资，往往能赚取比普通散户更高的利润。风险：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国内的基金和国有企业一样，存在这样那样不规范的问题，老鼠仓问题倒是小问题，最怕就是利益输送。

　　7自己买卖股票：如果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具备承受能力，就请自己去买卖股票吧，盈亏都是自己能力的体现。有本事就通过自己赚来证明能力。

　　8买权证：投机！偶尔也有投资型权证出现。如果你嗜赌如命，那你不如去买权证，公平，手续费等成本比租用赌场低多了，也没有被警察抓住罚款的风险。合法的赌博，真的不错。

　　9投资P2P网贷产品：年化收益率普遍较高，业内较靠谱的收益率基本维持在10%左右，部分平台承诺100%本息保障，风险较低。（我投资的网信理财不错，邀请码是FJFSPB)

　　10自己办实业：这是最高境界，原始积累完成后，应该考虑自己办企业，或者投资半企业。然后争取上市，卖个好价格，圈个一大座金山，一夜之间跻身于福布斯财富榜单。

希望对你有帮助。

货币是经济流通中的重要一环。货币发行量大于商品的流通量，会发生通货膨胀，反之会发生通货紧缩。在古代的乱世中，由于生产力的锐减和统治者敛财的需要，货币非常容易出现不稳定，就比如说三国时期。在三国时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发行的货币都不相同。曹魏坚持用五铢钱，而蜀汉和东吴都发行过虚币大钱，用这个手段来敛财。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

董卓坏五铢钱，铸造无文小钱

汉末三国时期对币值的破坏，要从董卓开始说起。在东汉时期的货币是较为稳定的五铢钱。董卓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之后，对汉廷乃至整个天下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就有对币制的破坏。

董卓集团生性贪婪，不仅使用劫掠、盗墓等手段搜刮洛阳，另外他还利用铸币权带来的便利铸造劣币来搜刮财富。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董卓搜刮洛阳、长安中的各种铜制品包括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金人，其中十个金人都被董卓破坏铸造成小钱。这种小钱的用铜量比五铢钱要少，上面没有钱文没有轮廓，完全是粗制滥造。

大量的董卓小钱流入市场，同时董卓对所控制地区的掠夺和破坏导致商品减少，货币的发行量大于商品流通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铜币这种货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价值，劣质的董卓小钱却达不到五铢钱的价值。所以造成"货轻而物贵"的情况。

根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中的记载，当时一斛谷物甚至可以达到几十万钱的价格。货币严重贬值，又恢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董卓坏五铢钱制造无文小钱，给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当然也为自己搜刮了巨额的财富。

《后汉书·董卓传》："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三家注史记》："董卓坏其十为钱，馀二犹在。"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曹操在做丞相的时候，具体时间是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之后，废除掉董卓小钱，试图重新恢复五铢钱来稳定物价。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又从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因为当时已经长时间不铸钱，货币的数量低于商品流通量，物价严重下跌。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曹魏恢复五铢钱

曹操恢复五铢钱，但是没有成功。在曹魏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三月，魏文帝曹丕又下令恢复五铢钱。不过在同年七月就废除，仅仅流通了七个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的说法与《晋书·食货志》完全不同。《三国志》中的说法是"以谷贵"，《晋书》的说法是"谷贱"，一个通货膨胀一个通货紧缩。

如果兼顾《三国志》和《晋书》的说法，那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曹操在恢复五铢钱的初期货币的发行量非常少，所以物价暴跌；等到曹丕时期，货币铸造了不少，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力不足，又没有与货币数量相匹配的商品，就导致物价猛涨。于是曹丕放弃了五铢钱，恢复以物易物的原始的交易方式。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初复五铢钱……以谷贵，罢五铢钱。"

然而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很容易给一些不良商贩留下巧诈博利的空间。曹魏百姓中用谷物和布匹交易，于是在市场上就出现谷物加水潮湿增重以及不符合标准的布匹流通的现象，曹魏也在严厉打击这些假冒伪劣现象，但是还是比比皆是，屡禁不止。而且三国鼎立的局面相较于汉末时期比较稳定，曹魏占据了远超过蜀汉、东吴的土地人口资源，生产力逐渐恢复。于是在魏明帝时期，曹魏太和元年（227年）四月，曹魏重新恢复五铢钱，直到西晋也没有再更改。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刘备铸造直百钱

刘备以仁义著称，不过他也有一个政策颇受人诟病，那就是铸造虚币大钱，就是直百钱。铸造直百钱的历史背景是在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刘备刚刚消灭刘璋占据西川的时候。在消灭刘璋之前，刘备承诺将益州府库中的财物分赐给将士，用来提升士气；攻破成都之后，刘备兑现了承诺，也造成了益州财政不足的后果。

《零陵先贤传》："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

这个时候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向刘备建议铸造大钱——直百钱，一枚钱的面值等于一百枚五铢钱，但是用铜量远远达不到五铢钱的一百倍。刘备作为掌控铸造、发行直百钱权力的一方，也是这次币制改革的受益者。虽然有"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的稳定物价的措施，但这并不能完全消弭直百钱发行的影响，刘备铸造直百钱，不久之后就变得府库充盈。这些财物并不是凭空变换出来的，而是刘备搜刮而来的。根据一些考古发现，蜀汉的货币的还存在减轻重量、降低质量的倾向。

《零陵先贤传》："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孙权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相较于蜀汉的直百钱，东吴发行过的货币的面值更是大的离谱。史料中记载有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面额分别是五铢钱的五百倍与一千倍，远远超过蜀汉的直百钱。孙权铸造虚币大钱的开始是在东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在东吴赤乌元年（即公元238年），孙权又开始铸造大泉当千，更扩大了铜币的面值。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除了史料中记载的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以外，根据考古发现，还存在大泉两千与大泉五千两种大钱，一般认为是东吴所铸造的大钱。虽然小编无法确定东吴的虚币大钱的发行量，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东吴大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激起内部强烈的反对和流通上的阻力。于是在东吴赤乌九年（即公元246年），孙权不得不废掉大钱，收回这些大钱重新铸造成铜器，持有这些大钱的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东吴大钱只流通了十年时间。

《江表传》："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 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 "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 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 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 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 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