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古巴文学是什么？

1608年出版的八行一节的史诗《忍耐的镜子》是古巴最早的文学作品，作者是加那利群岛出生的西尔维斯特雷·德·巴尔沃亚（1564？~1634？），他如实地记载了16世纪古巴社会的生活。

当时古巴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只是西班牙通向南、北美洲大陆的中转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文学作品只有民间口头流传的不满现实、抨击僧侣和官吏的流浪汉体民谣。直到17世纪末，古巴出生的西班牙人后裔才开始出版书籍。

在戏剧方面，1730年左右，第一个古巴作家写的剧本《假王子园丁克洛里达诺》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问世，作者是哈瓦那人圣地亚哥·德·皮塔（？~1755）。

17~18世纪古巴最有文采的诗人有：何塞·苏里·伊·阿吉拉（1696~1762），他的诗作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何塞·罗德里格斯·乌卡雷斯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这时古巴出生的作家致力于创作乡土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佩德罗·阿古斯丁·莫雷利·德·圣塔·克鲁斯（1694~1768）写作的《古巴岛的历史和教堂》，何塞·马丁·费利克斯·德·阿拉特（1701~1765）的《新大陆的钥匙，西印度群岛的天然屏障》和《哈瓦那记事：关于它的建立、发展和现状》等历史著作。

1790年古巴创办《哈瓦那报》，1793年成立“祖国之友经济协会”，这被认为是古巴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时文学作品大多是关于社会经济、哲学问题的评论文章，崇尚修辞。不少诗歌以赞美岛国美好风光和丰富的物产为主题。这种克里奥约精神突出表现在杰出的诗人曼努埃尔·德·塞凯拉·伊·阿兰戈（1760~1846）和曼努埃尔·胡斯托·德·鲁瓦尔卡瓦（1769~1805）的作品中，同时企图脱离宗主国的倾向更加显著。

1811年西班牙加的斯议会发布出版自由的命令，许多报刊应运而生。1834年8月6日，“祖国之友经济协会”的文学部分扩大成为古巴文学研究院，它成为反叛宗主国的土生白人的活动中心，但不久即被取缔。而作家多明戈·德尔·蒙特·伊·阿庞特（1804~1853）等人坚持开创民族文化的道路。这时文学作品反映的基本主题是：摆脱宗主国的桎梏而争取祖国独立以及个人反抗命运的摆弄。重要作家有巴莱拉、何塞·安东尼奥·萨科（1797~1879）、何塞·德·拉·卢斯·伊·卡瓦利罗（1800~1862）、德尔·蒙特等人。

第一个在诗歌中表示独立愿望的是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1803~1839），他的诗充满爱国激情。诗人加夫列尔·德·拉·孔塞普西翁·巴尔德斯（1809~1844）的《被诅咒的儿子》、戏剧家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1814~1863）的《阿拉尔科斯伯爵》，都表现个人与命运的搏斗。著名的小说家安塞尔莫·苏亚雷斯·伊·罗梅罗（1818~1878）的《弗朗西斯科》、普拉西多的诗歌《海盗的出发》，倾诉了人间的不平。奴隶出身的诗人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1797~1857）的诗作《自传》渴望自由，抨击奴隶制度。

1845年后10年间，争取独立的行动遭到失败，西班牙殖民当局加强了控制。萨科、德尔·蒙特被迫流亡，普拉西多被枪杀，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被逼疯，这时出现了描写风土习俗的倾向，如何塞·维多利亚诺·贝坦库尔（1813~1875）的作品，西里洛·比利亚韦尔德（1812~1894）的长篇小说《塞西利亚·巴尔德斯》都具有地方特色。

在诗歌方面，有逃避现实、强调感官刺激的倾向。古巴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拉斐尔·马里亚·门迪维（1821~1886）以歌颂大自然的《露珠》著称。华金·洛伦佐·卢阿塞斯（1826~1867）写了具有爱国思想的诗篇。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1832~1871）的诗大多写夜晚、孤独、墓葬，情调低沉。他也写过表现凄凉的爱国心情的诗篇，但以怀念过去的恋人的《菲德利亚》为最佳。女诗人路易莎·佩雷斯·德·桑布拉纳（1835~1922）的诗着重写个人不幸的遭遇。女作家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1814~1873）对古巴诗歌革新运动有贡献，在国内和西班牙都博得好评。

与此同时，抒情诗中还出现了以古巴本岛土著居民生活和习俗为主题、描写田园景象的流派──西博内主义，代表作家有何塞·福尔纳里斯（1827~1890）。他们在作品中对已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的西博内印第安民族表示同情，对西班牙殖民当局表示抗议。

1868年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十年战争，1895年又发生独立战争。这个阶段，著名评论家、作家恩里克·皮涅罗（1839~1911）、恩里克·何塞·巴罗纳（1849~1933）、曼努埃尔·桑吉利（1848~1925）等，创办哲学、文学刊物，宣传独立思想。这时最重要的作家是独立运动的先驱何塞·胡利安·马蒂·伊·佩雷斯（1853~1895），他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1902年，古巴共和国成立。一些流亡国外的革命作家回到祖国。这时有许多作家沉醉于自我表现，有些作家宣扬爱国主义，抨击腐败的政治。小说家卡洛斯·洛维拉（1882~1928）在《将军与博士》一书中谴责古巴出现的新贵族，表现坚定的反教权立场。米格尔·德·卡里翁（1875~1929）发表了用自然主义手法写作的抨击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小说《诚实的女性》与反映下层社会生活的小说《不纯贞的女人》。作家何塞·安东尼奥·拉莫斯（1885~1945）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与种族歧视问题的小说与剧本《沼泽》、《科阿伊巴伊》等。其他作家还有阿方索·埃尔南德斯·卡塔（1885~1940）和路易斯·费利佩·罗德里格斯（1888~1947）等。

诗歌方面，雷希诺·埃拉迪奥·博蒂（1878~1958）的《思想上的阿拉伯花饰》、阿古斯丁·阿科斯塔的《翅膀》以及何塞·曼努埃尔·波韦达（1888~1926）的《先导的诗》的出版，标志着古巴诗歌进入一个新时期。诗人何塞·萨卡里亚斯·塔列特、马里亚·比利亚尔·布塞塔和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1899~1934）逐步脱离现代主义的束缚，寻求新的创作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经济危机与马查多独裁统治加剧，古巴面临着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1927年，著名诗人雷希诺·佩德罗索发表《向机械车间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一诗，开展了以反剥削反压迫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诗歌创作。诗人曼努埃尔·纳瓦罗·卢纳、费利克斯·皮塔·罗德里格斯和尼古拉斯·纪廉的诗表达了无产者对不公正社会的抗议。

这个时期出现了黑人派运动，代表作家是纪廉。他们运用黑人民间诗歌的韵律或以黑人生活作为题材进行创作。作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的《穷苦的黑人》、《黑奴》和诗人埃米利奥·巴利亚加斯的《美洲黑人诗歌荟萃》的出版，对黑人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1928年，诗人何塞·萨卡里亚斯·塔列特发表的《拉·仑巴》，开黑人诗歌的先河。黑人派运动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是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埃古·扬巴·奥》。

20世纪30、4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更多地反映民族觉醒和反抗，如卡洛斯·蒙特内格罗的《没有女人的男人》和短篇小说集《英雄们》、《两条船》等。小说家利诺·诺瓦斯·卡尔沃著有短篇小说集《第九个月亮及其他》，费利克斯·皮塔·罗德里格斯注重描写渔民和甘蔗种植园农民的苦难生活。恩里克·拉布拉多尔·鲁伊斯前期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后期运用民间用语，描述人民的生活生产习俗等。恩里克·塞尔帕著有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走私》以及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小说《圈套》。

欧亨尼奥·弗洛里特和埃米利奥·巴利亚加斯等诗人，在巴蒂斯塔高压政策下，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何塞·莱萨马·利马于1946年创办《源头》杂志，主张寻求民族艺术的特性。刊物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写的诗歌大多为童年的回忆和对故乡的怀念。其中有安赫尔·加斯特卢、加斯通·巴凯罗、埃利塞奥·迭戈、菲纳·加西亚·马鲁斯等。同时还有著名戏剧家、诗人比尔希利奥·皮涅拉，以及诗人、民俗学家萨穆埃尔·费霍。

巴比伦(Babylon)是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90公里处，幼发拉底河右岸，建于公元前2350多年，是与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齐名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巴比伦意即“神之门”，由于地处交通要冲，“神之门”不断扩展，成为幼发拉底河和格里底斯河两河流域的重镇。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曾是西亚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以及商业和文化中心，这里还曾是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首都。

古巴比伦城垣雄伟、宫殿壮丽，充分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水平。幼发拉底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城，城内的主要建筑埃萨吉纳大庙及所属的埃特梅兰基塔庙，高达91米，基座每边长91．4米，上有7层，每层都以不同色彩的釉砖砌成，塔顶有一座用釉砖建成、供奉玛克笃克神金像的神庙。据说，这就是《圣经》中耶和华变乱人们的语言，致使人们未能造成通天的巴别塔。城内古建筑精华之一的“女神门”，高12米、宽近20米，门墙镶嵌着形象生动的釉彩动物图案，还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引人注目的人与狮子搏斗的石刻雕像。

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亦称“悬苑”，它依偎在幼发拉底河畔，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年）曾以兴建宏伟的城市和宫殿建筑闻名于世，他在位时主持建造了这座名园。相传，他娶波斯国公主赛米拉米斯为妃。公主日夜思念花木繁茂的故土，郁郁寡欢。国王为取悦爱妃，即下令在都城巴比伦兴建了高达25米的花园。此园采用立体叠园手法，在高高的平台上，分层重叠，层层遍植奇花异草，并埋设了灌溉用的水源和水管，花园由镶嵌着许多彩色狮子的高墙环绕。王妃见后大悦。因从远处望去，此园如悬空中，故又称“空中花园”。

然而从公元前539年起，巴比伦城曾先后被波斯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帕提亚人占领。自公元前4世纪末逐渐衰落，到公元2世纪则沦为一片废墟；当年“女神门”内庆典大道两旁的120尊石狮早已荡然无存。

为了发展旅游业，1978年，伊拉克政府制定与实施了一项修建巴比伦遗址的计划，在遗址上仿建了部分城墙和建筑，在城内修建了博物馆，陈列出土的巴比伦文物，其中，犹以一块高逾2米的黑色闪绿岩石碑的复制品最为珍贵，石碑的上半部是镌刻太阳神将权标授予汉穆拉比情景的精致浮雕，下半部则为用楔形文字记载的《汉莫拉比法典》全文。这部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领导制定的世界第一部法典的石碑原件现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此外，伊拉克政府还在巴比伦遗址和巴格达市内仿古重建了宁马克神庙和空中花园，修葺一新古城的淡蓝色城墙高数丈，重现了这座古城昔日的风韵。

与罗得斯岛巨像一样，考古学家至今都未能找到空中花园的遗迹，事实上，不少在自己著作中提到空中花园的古人也只是从别人口中听回来，并没有真的看过，到底空中花园是否纯粹是传说呢？

巴比伦空中花园位于Euphrates河东面，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50里外左右，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中。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当然从来都不是吊于空中，这个名字的由来纯粹是因为人们把原本除有“吊”之外，还有“突出”之意的希腊文“kremastos”及拉丁文“pensilis”错误翻译所致。

一般相信空中花园是由Nebuchadnezzar王(公元前604－公元前562)为了安慰患上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依迪丝(Amyitis)，仿照王妃在山上的故像而兴建了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在公元前600年建成，高约25米，为一阶梯式的四层建筑，底座面积约1260平方米，上面的四层平台架在用石块垒起的石柱上．平台由下到上逐层缩小，中间用石梯相连．每层平台都用大理石拼砌，上面铺有芦苇和沥青的混合物．为了防止渗水，上面又铺了两层砖，并浇铸了一层铅．台阶种有全年翠绿的树木，河水从空中花园旁边的人工河流下来，这些花木看去好像长在空中，因些叫做＂空中花园＂．

因为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气候乾燥、少石材，而空中花园离幼发拉底河又有一段距离，所以专门的研究学者专家们认为空中花园应该要有完善的输水设备，由奴隶不停地推动著连系的齿轮，把地下水运到最高层的储水池中，再经过人工河流往下流以供给植物水份。同时米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n plain)有太多石块，因此研究员相信花园所用的砖块定是与不同，相信它们被加入了芦苇、沥青及瓦，狄多罗斯更指出空中花园所用的石块加入了一层铅板，以防止河水渗入地基。

蝶古巴特 [Decoupage] 源自於法文动词，意思是将美丽图型剪裁，拼贴装饰於家饰物品或家俱上，展现出创意设计的装饰艺术。 任何人只要会使用剪刀就能学习制作Decoupage，透过专业装饰艺术的指导课程与综合技法的创作，大家都可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任何素材，发挥个人的巧思与无限的想像力，赋予全新雅致的生活艺术质感。从简单的创意设计开始，进而创作出属於个人独特风格的生活美学。 以前只能从外国书上欣赏的美丽艺术精品，现在就可在家自己创作，配合自己的兴趣与喜好，发挥无限艺术潜能，将生活中易见的平凡物品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大家都能享有品味生活的艺术成就！ 远在几百年前，Decoupage就已经广泛的被世界各国应用在美化日常生活的装饰 艺术上，早在西元12世纪时，中国人就善於在门窗、灯笼、饰盒及礼品箱等生活中常见的实用物品，装饰上生动活泼的彩色剪纸造型。 西元17世纪末，世界兴起国际贸易，在东西方文化频繁的交流下，从远东来的丝 绸瓷器、漆器及艺术品等，都深获欧洲贵族们的喜爱，在当时欧洲的市场上流行 将东方意境的中国图绘漆器，装饰於家俱或工艺精品上，这种融合中西方美学的 装饰艺术，已然成为当代的时尚，供不应求。但制造如此精致的工艺家俱，旷日费时且价格昂贵。 当时义大利威尼斯的家俱工匠们，为供应庞大的订制生产需求， 仿效东方漆器的制作原理研发出近代Decoupage的装饰艺术制作形式，工匠们刻版印刷，复制知名画家的手稿作品，仿造量产"Lacca contrafatta"仿亮漆家具， 让不是贵族的一般大众都能够拥有典雅的艺术家俱，史称"L'arte del povero" 穷人之艺术。 西元18、19世纪期间在欧洲，Decoupage已广泛流行於日常生活中，成为欧洲贵族 们的一种消遣休闲活动。尤其是在法国，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东妮的宫廷 仕女们，时兴将Watteau华铎、Boucher布雪等法国知名画家的翻版印刷画，拼贴 装饰於帽盒或装假发的化妆箱上。由此时尚，发展出Decoupage的法文专有名词。 至今仍可在欧洲美术馆典藏的一些古董橱柜家俱上看到Decoupage的装饰艺术。 西元19世纪英国Victorian时代，创立著名的维多利亚装饰风格，衍生出现代 Decoupage的装饰形态。历经几世纪的人文变迁，直到现今，东西方文化不断的交错融合，Decoupage不但没有因过时而被遗忘，反而历久弥新。近几年，随著现代科技的研发及各国艺术家的加入，Decoupage已然蜕变的更多元且环保，更简易便利制作，集美学与实用功能的创意休闲生活艺术。

古巴银其实就是古法银。古法银简单来说也就是一种使用古代传统方法制作出来的银首饰而已。现在市场上不光是首饰打着古法的旗号，还有很多化妆品，还有食品之类的都会打着古法的旗号。其实放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说，真正的古法也并不存在，古法银之类的首饰，只是在加工和制作的过程中，会进行比较简单的表面处理，比如非常常见的磨砂处理，通常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加工工业，当然这里要排出来一些手法和工艺比较复杂的首饰。

桃花心木

文章主要介绍了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以及怎样种桃花心木。借种树喻育人，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告诉我们：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文章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物喻人，寓意深刻。哲理通俗易懂，具有教育意义。

词语注释

莫名其妙：没有人能说出其中的奥妙（道理），表示事情很奇怪，使人不明白。

枯萎：干枯，萎缩。

基业：事业发展的基础。

汲水：吸水。

勃勃生机：精神旺盛的样子。

无缘无故：没有任何原因，缘故。

水源：水流起头的地方。

语重心长：言辞诚恳，情意深长。

依赖：依靠别的人或事物而不能自主或自给。

优雅：优美，不俗气。

句段赏析

1、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养成依赖的心，根就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下去，一旦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这两句是讲种植桃花心木的诀窍。每天定时定量给树苗浇水，对树苗有害无益，它不能独立地生长，老依靠人，它的根也不能扎入土层深处。即使存活了，遇到了大风大雨，也会一吹就倒。“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这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树苗当作人来写，写得生动形象。

2、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人和树木一样，也应学会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不依靠别人，经得起生活中的任何考验，才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成为适应社会的人。

3、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

种树人不用来了，因为这些树的根扎得很深，能不断地从土壤中吸取水份，不用别人的浇灌，经得起干旱、风暴，茁壮地生长起来。

4、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年基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

这句话是说种树和种菜或种稻子不一样，种菜或种稻子时间很短就可以收成，而种树则需要很多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成。

近、反义词：

近义词：偶尔——偶然；基业——基础；汲水——吸水；依赖——依靠；特别——特殊；模仿——仿照；优雅——优美；枯萎——干枯。

反义词：相信——怀疑；高大——矮小；巨大——渺小；特别——一般；枯萎——旺盛；依赖——独立；从从容容——慌慌张张。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种树人种树的方法，以及和“我”的交谈，使“我”明白了其中一些道理，说明人要具有独立自主的心，必须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文章结构：

全文可分三段。

第一段（第1、2自然段）：介绍桃花心木这种树木。

第二段（第3至14自然段）：“我”从种树人那里得知做人的道理。

第三段（第15．16自然段）：桃花心木茁壮成长。

写作特点：

1、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物喻人，寓意深刻。

2、哲理通俗易懂，具有教育意义。

课后题解：

1、略。

2、稳定的生活会使人养成依赖的心，相反，不确定的生活，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

3、因为桃花心木独立了，它自己从地下汲水生长。“我”悟出了只有独立自主，独立学习、独立生活，才能更好地生存。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