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北京人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20万年以前。模样有点像猿，会用手劳动，已经演化为人。他们会制造使用打制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会使用天然火，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工具简陋，靠单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几十个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分享劳动果实，过着群居的生活，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社会。
北京人——我们的远古祖先
北京人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最先的取得的成果之一。对北京人的研究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考古学是上个世纪初，逐渐在我国展开的。北京人的发掘，使我国的考古学迅速赶上国际考古学的潮流。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自宋代以来，当地的人们就把这里出土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当做一味中药——“龙骨”看待。龙骨山的名字就开始流传下来。为什么当地会出土大量的“龙骨”呢？当时人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现在，我们知道许多重要的发现，其地名大多与“龙”有关。如北京人发现地点是龙骨山；湖北陨阳人出土的地点有龙骨洞；陨西人的出土地点叫白龙洞等。这是历史信息的一个重要传递。古人已经知道了有的地方有大量的化石，但他们不能对此进行科学的解释。因而想起了传说中的“龙”。其实，被古人称为“龙骨”的化石，往往是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动物往往与远古人类生活在同一时期，甚至还是人们的猎物和食品呢。所以，有“龙骨”的地方往往有人类的遗址发现。这样看来称我们是“龙的传人”确也有几分道理。
20世纪20年代前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这里进行地质研究，才在工人的指引下发现了这一古文化的宝库。1921年至1923年曾在这里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1929年在这里发掘出猿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了当时世界考古学界。到1936年共发现了5个头盖骨。北京人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命名“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
在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中国历史的童年》中，描绘了北京人第一块头骨古出土的过程。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太阳已经落山，瑟瑟的寒风不断吹来，辛劳了一天的人们还在努力工作，他们准备结束当日的工作。这时，一个年轻人大声叫到：“这是什么？人头！”人头两字刚出口，许多人就围拢上来。因为当时世界上的考古学也没有发现几个完整的人类头盖骨。人们兴奋起来，许多人主张立即发掘，有人主张第二天再挖掘。主持发掘的裴文中教授几经思量，才决定当晚把它发掘出来。那是一个多么让人难忘的夜晚，大家在寒风中挑灯夜战，而不觉丝毫的劳累。每一个人都表现的小心翼翼。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发现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在那时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中国人到处都会受到歧视。连几千年的中国古文明，也有西方学者鼓吹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在，北京人的头盖骨出土了，那些狂妄自大的西方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结论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渴望。终于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出土了。
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继续进行发掘与研究。现在，我们知道北京人的化石材料有：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下颌骨、牙齿、肢骨碎片、胫骨等，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同时还有10万多件石器，成批的骨器，100多种野兽化石，还有大量的灰烬，其中兽骨化石除了犀牛、羚羊、斑鹿、牛、虎、豹、狼外，还有已经灭绝了的剑齿虎、肿骨鹿等。
考古学家对北京人遗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北京人的生活的情况。首先，考古学家极为认真的为我们复制了北京人的头部头像。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远古祖先的模样。课本中有北京人头部的复原像。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人前额扁平，颧骨突出，嘴巴突出，还带有许多猿的模样。其次，考古学家为我们描绘了北京人生活的场景。北京人会制造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几类，主要用于采集和狩猎。
采集是北京人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北京人之家周口店附近，有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岭，附近松柏参天，还有高大桦树、栎树和朴树。朴树生长着一种小球似的果实，吃起来有香味，大概是北京人的一种美味。北京人在果实累累的秋天，常常成群结队到山涧采集，到了冬季他们就用石器挖开冻土，寻觅植物的块根。
北京人还要进行狩猎的活动。从考古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和动物的烧骨，我们就能推测到狩猎在北京人生活中的地位。北京人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取鹿类，还能机智的利用群体的力量捕获大的野兽和飞禽。
北京人过着群居的生活。离开了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都无法生存。他们必须派人专心的保留着火种，用火来照明取暖、烧烤食物、抵御野兽，维持着种群的繁衍。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很快衰老，北京人的寿命很短，活到十几岁就死了。
今天，北京周口店已经建立了博物馆，专门整理收集研究北京人，北京人遗址也被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址。然而，在旧中国，被成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却不知下落了。虽然，那时有一些中国人知道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价值，知道它是我国考古学成长史上的里程碑。他们为保护我国的无价之宝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旧中国太落后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们把它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里，但是抗战爆发后，美国人也不能保证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安全。在北京人头骨化石转移的过程中，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竟神秘的失踪了。有人说这批化石落到了美国人手里；也有人说这批化石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还有人说这批化石随着运输它的轮船都沉没在中国的海洋里了，还有人说这批化石被中国人历艰难险阻保存下来。不管怎样我们希望北京人的头骨化石能早日回到它的家园——周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馆中去。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有。但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但愿我们能够根据更多的考古材料了解我们更多的过去。
母系氏族和摩梭人的走婚
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一个神农氏勇尝百草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上古时期，人们并不知道那些植物是可以食用的，那些事物是有毒的。于是有许多人都中毒死了。有一位圣人神农氏，冒着生命危险，决心要尝遍身边所有的植物。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有几次都差点死掉了，一昏迷就是好多天，可是他终于发现了那些植物对人有益，那些植物是有毒的。后来，人们把神农氏尊为中国农业的始祖。这是中国农业起源的传说。那么，中国农业的起缘究竟如何呢？
要了解中国农业的起源，我们就不得不从母系氏族社会讲起。我国的农业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萌芽、发展的。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后，渐渐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时人类开始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比打制石器锋利得多。因而大大便利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他们用火烧掉森林，用石斧砍掉树枝，开始农耕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
人们最先是在长期对身边植物观察的基础上，认识了一些生物的习性。比如：这种植物上否能够食用，有无毒害；它的生长期如何。最终是通过人工的选择，把它培育成可以种植的农作物。比如半坡人培育出的粟，就是从北方常见的狗尾草的祖先培育而成的。河姆渡人培育的水稻也是有古代野生的水稻培育而成的。
古代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是人类能够获得稳定事物来源的重要保证。粟与水稻的培育也是我国先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在考古学刚出现的时候，西方部分学者鼓吹欧洲文明中心论。声称中国古代的文明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新中国的考古学者们用考古的发现，雄辩的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粟和水稻的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于是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在一定的地区长期活动。我们发现的河姆渡人与半坡人的聚落就说明了这一点。定居的生活又促进了人们对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教材中提到的带把骨耜，钻孔安装把柄的石斧，就是人们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工具进步的标志。
原始农业的出现还促进了原始手工业的发展。半坡氏族已经能够制造精美的彩陶。在制造陶器时，他们会使用陶轮，使陶器的表面光滑、细腻。他们在陶器的四周刻上精心制作的花纹。磨制石器、玉器的大量加工，也是手工业发展的见证。
原始农业的出现还促进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人们逐渐培育了狗、猪、牛、鸡等人工饲养的动物。动物从那时就是人类的朋友。他们见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原始农业的出现还促进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第一次过上了有真正组织的社会生活。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一个个氏族公社。在氏族公社内部人们又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母系氏族社会的一整套制度，其调节氏族成员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在母系氏族里，因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妇女的地位很高，在氏族的内部，是按妇女的辈分来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个氏族公社实质上是一个老祖母的后代。
这是人们的婚姻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生活在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纳西族），还保留着母系氏族婚姻的遗迹。我们叫它——走婚制。即男性离开自己的氏族，到女方的氏族生活。但他并没有成为女方氏族的成员，他还是自己氏族的成员，参与自己氏族的生产与分配。在这里，世系从女子计算，子女在母亲的氏族里，归母亲氏族或家族抚养。
母系氏族公社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的出现，社会生产发生着巨大的进步。但这时人们还不得不集体劳动，共同消费。共同劳动是母系氏族公社部落成员共同生活的前提条件。当时人们使用的简陋的磨制石器、骨器、木器工具，最好的武器也不过是弓箭，个人的力量太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母系氏族的一系列进步却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开端。看来，人类正是用集体的力量，艰难的发展着，最终走向文明。
远古人类旧石器时代就发现和使用火
火的使用，特别是摩擦生火的发明，对远古人类的生产了重大影响。
火的发现和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原始的人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成就。对于火的使用，他们经历了一个从利用自然到火的人工取火的漫长过程。即恐惧—认识|—使用。火山爆发、电闪雷击引起森林起火，对于原始人来说，都是很可怕的。但是人们在同险恶的自然条件做斗争中，逐渐了解了烈火析附近比较暖和，被烧死的野兽可以充饥 。于是，他们便试着取回火种，把燃烧的树枝带到山洞里去，用火作为战胜寒冷防止野侵袭的武器。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摩擦生火的现象。例如，打击燧石或石器相碰会产生火花；刮木、钻木时会生热，甚至冒烟起火。经过若干万年的摸索、尝试，他们终于实践中掌握了打击、磨、钻等人工取火的方法。这些，他们就从利用自然过渡到人工取火了。
火的发现和利用，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人类认识并掌握了火，就增强了同寒冷气候做斗争的能力。火可以烧烤食物，可以用来围猎和防御野兽，可以照明，烘干潮湿的物件以及化冰块为饮水等。所以恩格斯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编辑本段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为1059毫升，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编辑本段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北京人生活时期的部分动物
当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的时候，那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婉蜒起伏的山丘。山上山下长满了各种树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狼、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当时剑齿虎的形态和大小同现代的虎近似，上犬齿扁平，有的前后有锯齿，利如短剑。剑齿虎捕捉食物时，口张得很大，非常凶猛。北京人因为常常同猛兽搏斗，而丧失生命。他们成群地出去打猎，主要是猎取肿骨鹿、梅花鹿、野羊和野马等。
编辑本段不是中国人的祖先？
按照现在学术界最广泛承认的说法，现代东亚人是大约五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亚的人类的后代。而研究发现，北京猿人和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关系。
这一点远未定论。
国际学术界对于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争论不多，但近几年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却有较激烈的争论。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为典型的不少学者以基因检测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认为大约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的现代人，其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迁徙并取代了欧洲、亚洲的古人类。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中国的智人（亚洲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4万年到6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
然而基因研究的可靠性存在争议，科学家们通常只关注占线粒体DNA序列7％的“控制区”，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被忽略了。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研究员表示，与基因证明相比化石证据更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许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400多万年前以及150万年到3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他认为化石证据表明，中国的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的早期智人。5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安徽和县等地发现了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千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量化石和考古证据证明，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没有间断，是河网状不断推进附带少量杂交而来的。
法国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也认为，现阶段化石比基因证据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在中国看到的各时期亚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
基因检测推断人类起源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这只是一种间接证据，仍属于推测。科学家检测同属非洲种的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古碱基对只有380左右，而人体的碱基对共有约30亿个。以检测少量的遗传物质来推测整个人类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非洲说之所以流传广泛，主要是媒体断章取义大力宣传的结果，从事基因推测工作的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可靠程度和制约因素是有所交代的，但媒体宣传时往往对这一部份避而不谈以达到其吸引视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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