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总督为何不称国王，而是称为总督？

1、因为加拿大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英王是英联邦名义上的元首。

除了有自己君主的成员国（如马来西亚）和实行共和制的成员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其他所有成员国的女王，总督代表她出驻在这些成员国（英国除外）。女王根据相关成员国政府的推荐任命总督。成员国之间互派高级专员（不是大使）为外交代表。

2、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英联邦元首，不是国王。她同时身兼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仅名义上，并无实权，英国君主无权干涉各成员国内政。

3、英联邦的现任元首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是成员国自由和平等联合的象征，2018年4月21日获批准继任。此前，英联邦元首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兼任。

英联邦旗帜：

扩展资料：

英联邦的主要影响力体现在公民权和外交两方面。

一、公民权：

由于英联邦公民曾经拥有过共享国籍的历史，因此他们以前被称为英籍人士。至今，许多英联邦国家仍对其他英联邦国家公民提供超出普通外国人的特殊待遇。

1、在英国，居住在英国本土的英联邦公民，在法律上不算做外国人。英联邦公民享有与英国公民同样的基本民权，即：享有所在选区的选举权，但应提前完成选民登记，并有相应的居留许可或无需居留许可。

享有英国下议院的被选举权，可在英国下议院担任议员，但应有无限期的居留许可或无需居留许可；如有贵族或主教身份，可参加英国国会上议院；可担任公职（如法官、文官制下公务员、警察、军人）。

当然，对非英国公民的英联邦公民，也有一些限制，比如不能担任敏感职位，如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情报部门。

与普通外国人相比，英联邦公民拥有一些优待政策：英联邦公民如有一个（外）祖父母在英国本土及其附属岛屿上出生，可入境居留五年，并在此后获得不限期居留许可；英联邦公民在英国居住期间无需向当地警察局登记，而非欧盟非英联邦国家公民则必须登记。

2、在其他英联邦国家，下列国家允许一些其他英联邦国家公民在选举中投票（具体政策不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马拉维、毛里求斯、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和格林纳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下列英国海外属地允许英联邦国家公民投票：百慕大、开曼群岛。

二、外交：

1、领事协助

正常情况下，英联邦国家使领馆对各自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当某英联邦国家在第三国不设有领事代表时，则由英国驻当地的使领馆负责该英联邦国家公民。如果该英联邦公民的护照遗失或过期，可向英国使领馆申请补发英国海外国民护照，国籍一栏填写”英联邦公民“。

另外，澳大利亚政府与加拿大政府互相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因此，加、澳公民只有在第三国都没有领事代表时，才会向英国需求领事保护。

2、外交代表机构

英联邦成员派驻其他成员国的最高外交代表机构不被称为”大使馆“，而是被称为”高级专员公署“。同样，被派驻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最高外交使节不被称为”大使“，而被称为”高级专员“。

英国驻外高级专员公署使用的旗帜和英国驻外大使馆使用的旗帜不同。例如，英国驻华大使馆使用的旗帜为带有皇家徽章的联合王国国旗；而英国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公署使用的旗帜为普通英国米字旗。

——英联邦

过去赤壁之战，刘备基本处于徘徊状态。虽然被曹操称为天下英雄，但他手里打人的东西并不多。刘备曾经拥有过一个相对独立的州——徐州，也曾经拥有过两次，但这一切似乎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过去了。更多时候是依赖别人，自己做决定的时间少。这种情况，固然与刘备底子薄，兵力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刘备人才少，结构不合理有关。看看刘备在徐州错过的几个重要人物，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为什么刘备前期不能成功。

陈群

徐州陶谦的最后遗嘱，说徐州是交给刘备的。当时刘备率军驻扎在小沛。他想当徐州刺史，想拥有一个州的领土。不驱陈群去劝阻刘备，说：“袁术还是很厉害的。如果你现在向东去徐州，袁术肯定会来和你比试的。如果吕布进攻将军的后路，即使将军得到徐州，事情也肯定不会成功。”然而，陶谦典当学校的船长陈登和北海船长孔融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一个认为拥有徐州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一个认为袁术是“坟墓里的骷髅”，都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在陈登和孔融的劝说下，刘备终于到了徐州，第一次当上了徐州刺史。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陈登和孔融说的那样发生。“坟墓里的骷髅”袁术虽然不是“谋反之主”，但野心很大。陶谦死后，他马不停蹄地北上徐州。按照陈群预料的发展，当刘备和袁术在盱眙剑拔弩张的时候，再次被曹操打败的吕布真的进攻了下邳，派兵帮助袁术，打败了刘备的军队。至此，刘备失去徐州，全军覆没。他后悔没有听从陈群的话，但为时已晚。徐州属于吕布。

后来陈群被推荐为冒菜，被任命为柘县县令。陈群没上任，随父投靠徐州。吕布失败，曹操任命陈群为司空西曹操。

陈群原本是刘备的送别车。他为什么不像关羽、张飞、糜竺那样追随刘备？在徐州问题上，刘备没有听陈群的意见。这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吗？谋士最大的愿望就是主公“顺从”自己，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刘备恰恰没有这样做。

反正刘备错过了陈群，这是他在徐州最大的损失。

田豫

他是田豫榆阳县永奴县人。刘备去找公孙瓒的时候，田豫还年轻。他亲自去见刘备，请求照顾。刘备觉得他不一般，很看重他。当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田豫因为他的母亲老了，就请他回家。刘备流着泪和他告别，说：“可惜不能和你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正是在这个时期，田豫短暂地属于刘备。

经过重新任命，田豫被公孙瓒任命为东州郡太守。公孙瓒死于建安四年，期间刘备有军队。田豫为什么不去找刘备接受公孙瓒的任命？既然刘备知道田豫不一般，那他有军队的时候为什么不联系这个人呢？

在曹操在田豫期间，他跟随曹张攻克吴湾，并首次在军事上亮相。后来在曹丕时期，他被任命为负责北方边境事务的虎舞湾校尉，在震慑敌人方面成绩显著。后来讨伐公孙渊，魏、吴信诚在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最终，魏延是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将领，军事能力十分可圈可点。不管是什么原因，刘备怀念此人，是莫大的损失。

陈登

陈登子龙是裴的儿子妫。陶谦原是东阳县令，在徐州刺史任上，被任命为典农校尉。陶谦死后，刘备将接任徐州刺史。当时刘备有豫州刺史的头衔。陈群认为徐州南有袁术，北有吕布。刘备到了徐州，事情注定要失败。但陈登认为，在汉墓迟暮、沧海倾覆的时刻，正是刘备成就大业的大好时机，于是和孔融等人一起推举刘备为徐州刺史。

吕布赶走了刘备，被任命为徐州刺史。陈登名义上属于吕布。后来吕布把陈登送到朝廷。陈登建议曹操找机会除掉吕布，曹操任命他为广陵总督。曹操攻克吕布，陈登亲自领兵广灵郡为先锋，将吕布围困在下邳城。曹操攻破下邳，斩了吕布，陈登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将军。陈登在广灵县名声很好，可惜39岁就去世了。曹操经常感叹陈登吞吴的策略无用，导致孙策坐大。曹丕称赞陈登的贡献，任命儿子陈肃为郎中。刘备称赞陈登说：“像龙源这样有勇有谋的人，只能在古人中寻找。可惜他一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能和他匹敌。”

在接任徐州刺史之前，刘备因为陈群的话犹豫过。是陈登力劝刘备拥有徐州，刘备对陈登评价很高。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邀请手下的陈登。比如刘备为什么不派陈登去当广灵县令？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份，无论你给别人多少赞美，不把他们放在真正的位置上，他们都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许这就是刘备错过陈登的主要原因吧！

还有另一个臧霸，他最初是陶谦的骑兵上尉，他指挥过很多地方。我在想刘备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人？

纵观刘备在徐州事业的不成功，确实有其实力弱小、对外关系复杂的原因，但也有刘备自身不可否认的原因。刘备没有上述重要人物，说明此时的刘备还不是很成熟。刘备虽然以识人著称，但这只能说明他的识人是在挫折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晚晴八大名臣为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沈葆桢，李鸿章。

曾国藩（1811－1872）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的耕读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以务农为生，祖父曾玉屏少有文化，父亲曾麟书也只是当过塾师。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经过自身努力奋斗，他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中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不仅深入到晚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而且地，他还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先驱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批赴美留学生，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应运而生。

人生经历来讲，政治仕途上，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爵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军事战争上，组建起湘军，力挽狂澜之中，攻灭太平天国；家庭教育上，至今还有一本《曾国藩家书》被出版成多种书籍；文学学术上，继承桐城派之余他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思想哲学上，他又对程朱理学有着很大的发扬；书法艺术上，他提出乾坤大源之说，堪称为当世“大家”；所有种种综合体的曾国藩，不愧是站立在了巅峰的人生大赢家。

胡林翼（1812－1861）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出身于湖南益阳县官宦家庭。

1836年，胡林翼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1846年，在学生们的畴凑下，他捐纳了一个贵州地方上的知府。

太平天国运动时，胡林翼被派往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对其很是看重。

湘军将领中，胡林翼还是比较突出的，紧紧跟随曾老大的脚步，积极打击太平军，拼命敲打捻军，后来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推胡林翼为首功，清廷加封其为太子太保衔。

而安庆被攻克后，没多久，胡林翼就因病在武昌去世。

骆秉章(1793-1866)

骆秉章，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湘军重要将领。

骆秉章于1832年考中进士，被选庶吉士。1850年，他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对于曾国藩办团练很是支持，又能任用左宗棠为幕僚。1861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总督。1862年，骆秉章在与石达开和谈中使诈，将石达开俘虏，后押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他以太子太保衔。

1866年，骆秉章病逝，清廷赠了他太子太傅头衔。

左宗棠（1812—1885）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

左宗棠年少成名，当时的清廷知名官员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对他颇为看重，但因科举上的屡屡失利，他也只能是以非“正途”方式踏入官场。

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左宗棠应邀入湖南巡抚幕府，期间他的表现极为出色，力挽于狂澜，令得时人称之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1860年，清廷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左宗棠跟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的时候，在湖南等地招募到五千多人，组建成为一支军队，称之为“楚军”。

左宗棠本身就能征善战，有了这支军队在手，更是如虎添翼，在与太平军交战中，少有败绩。之后，在对付捻军，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过程中，这支军队又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令得对手们闻风丧胆。而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官位也是节节高升，成为清廷中极为重要的汉人官员。

1884年，正值中法战争，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正是在他的积极布防下，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取得胜利。然而，只是一年后，左宗棠就在福州病故了，时年七十三岁。

彭玉麟（1816年—1890年）

彭玉麟，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时人称之为雪帅。

彭玉麟先前参与过镇压当地人的起事，1853年，彭玉麟受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湘军，在衡州创办了湘军水师。

彭玉麟所统领的湘军水师，与太平军的屡次交锋，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湖口之战、九江之战、天京之战中，都占据着很大的优势，等到天京城被攻克，彭玉麟因功被清廷封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了太子少保衔。

太平天国平定后，彭玉麟会同曾国藩制定了长江水师营制，奉清廷之命，每年巡阅沿江水师。中法战争期间，他又率水师驻扎在虎门，对于朝廷的议和，并不认同。

1890年，彭玉麟病逝于衡州湘江东岸，清廷赐封太子太保，谥号为“刚直”。

曾国荃（1824—1890）

曾国藩的兄弟中曾国荃，应该是能力最为出众，成就最高的，他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素有“曾铁桶”之称。

1852年，曾国荃被录取为贡生，之后，他跟随着曾国藩筹建了湘军。他所在的吉字营，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在与太平军的屡次交战中，曾国荃曾击败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先后击毙了对王洪春元、德王唐日荣。1864年攻陷太平天国京城天京，也是曾国荃的部队，曾国荃也因功被封赏为太子少保衔，一等威毅伯。然而，在之后的对战捻军过程中，曾国荃却是屡尝败仗，因此还被摘取顶戴。

1875年，曾国荃再次复起，历任了陕西巡抚、山西巡抚，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职务。直到1890年，曾国荃病逝在了任上，时年六十六岁。　

沈葆桢(1820—1879)

沈葆桢，原名沈振宗，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知名大臣林则徐的女婿。

1847年，沈葆桢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1856年，沈葆桢被任命为江西广信知府。任职期间，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显露头角。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1867年，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开始处理船政。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前往处理，至此开始了他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1875年，沈葆桢又被任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负责督办南洋水师。1879年，沈葆桢在江宁任上病逝，享年59岁。

李鸿章（1823—1901）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出生于安徽合肥，除这“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名号外，他还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他的对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他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李鸿章从小聪慧好学，学问扎实，1840年，十七岁时就中了秀才，1846年初次会试落榜后，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入曾国藩门下，从此人生发生极大的改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鸿章回到老家，组织团练，这段经历持续了五年，因父亲去世“丁忧”而告终。1859年，李鸿章再次复起，成为了曾国藩幕府中的一员。

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抵御不住，上海地方官绅们只得向驻扎在安庆的湘军老大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求救。

1862年，奉曾国藩之命，李鸿章，以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在安庆开始组建“淮军”（也称“淮勇”）。

淮军成立初期约有六千五百人，军中的主要将领大多来自于李鸿章早年办的团练队伍，兵员主要来自于安徽江淮一带。

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这支淮军也是出了很大的力，他们与外国军队协作，辅助湘军，给予太平军全力打击。之后，淮军还与捻军扛上了，在平定捻军过程中非常耀眼。

淮军的节节胜利，给予李鸿章极大的政治资本，得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

当内乱平定后，李鸿章积极投入到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他一人就创办了三个，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由他督办创立，这算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了。

然而，李鸿章为后人诟病的是，在外交上，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国辱权的不平等条约，诸如《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法新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等。

1901年，在签订完《辛丑条约》后，李鸿章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之后病逝在北京，时年七十九岁。

马文升，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长于应变。官至大理寺少卿。因父丧丁忧。成化四年（1468），固原土达把丹之孙满四反叛，朝廷急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同总督项忠、刘玉等进行围剿。成化十四年（1478）又进为左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进为左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1484），起用巡抚辽东。弘治元年（1488），拜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军务。后迁福建按察使。正德二年（1507），因刘瑾专权，辞官回乡。不久刘瑾诬告其结党，罢确官职后，气愤交加而卒，享年八十五。著有《约斋集》、《奏议》等。有子马璁。

宣德年间

　　马文升，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后落籍虞城。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

景泰年间

　　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擢迁福建按察使。

成化年间

　　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八年（1472），蒙古族叛乱，马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铁烈孙，战功显赫。可是，因宦官汪直与总制王越互相勾结，据为己功，反诬马文升虚报战功。宪宗不明真象，给予马文升以“表奏不实，停俸三月”的处分。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弘治年间

　　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

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正德年间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正德四年（1509），文升被削秩除名（开除公职），后气愤交加，于正德五年六月八日去世。享年八十有五，葬于州北大隗山麓。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马文升死后两个月，太监刘瑾被捕入狱，奸党垮台，马文升复官，朝廷追赠马文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嘉靖初又加赠马文升为“特进左柱国、太师”。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

辛亥革命过程：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

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扩展资料：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

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

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

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

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辛亥革命

行路难其一这首诗的主旨是什么应该说没有他他就很一般,说有他则有他更佳了,是不是觉得有点打脸。他应该有这么一首:行路难其一李清照。

这就尴尬了。他得有这么一首:贾生畏霜雪其一之疾风骤雨犹到矣,二十载犹未能散,何不偃身去舍,却报贫苦之恩,可乎!不是的,当年写《将进酒》是为了悼念亡父,惜别于后世同人,称其为“自己人写的”前两天读《将进酒》,突然有一种感慨,“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人前显贵的人遭到人后受罪的罪,各种苦难遭遇,这是否真的值得人为去拼搏,去争取真的一定要得到吗人家害怕的那些东西,躲得掉,躲不掉,躲得掉的是什么为了受罪,死是早晚的事情吗真的就是快乐的事情吗真的仅仅是为了心里得到的快乐吗如果仅仅是这样,人生真的是值得吗我想这两天在看曾国藩与湘军的相关文章,曾国藩的“顿首低头,叩首不语”的士子精神,不仅仅是他“少年得志”,他将湘军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军,打败了强大的清朝的中央军,在他后代的湘军文士中,无一不被曾国藩所发扬。那么他这一生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他为清朝当了一任四省总督,杀了清朝势力范围内大量的汉人士绅,清朝原本想推全祖望为提督,曾国藩用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将他击败,结果临死前将出身于没落贵族的曾国藩后代推举为定鼎中原的总督。他自己也说,一生所得,包括官职、财富、声望、声望、人际关系,不过能领导自己平定一场不可能输的战争,取得一个总督的职位。

而要想靠军功至少“横扫太平天国运动”大逆转,称为“保定总督”,赢得这些东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的身上同时背负着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压力,保定失守时,边防军准备进攻,曾国藩下令不要管边防军了,要好好对付官军,结果安庆之败,天京之变。中央军被击溃,地方军自然不可避免,他败前所立下的功劳,全部都付诸东流,并没有获得一丝荣耀。

没有人再为曾国藩收获荣耀。又如大清政府再也把自己当做正统,派康有为去“推翻”清朝,那康有为自然也不会想到后面的悲剧。生在一个民风彪悍,不太注重同姓子弟。

尤其是清宫干隆六十四年,自从他生前给自己定下的藩王旗号被废除,格格院部,中书省、尚书省,吏部,兵部、户部等等部门基本上是直接封禁掉了。曾国藩去的时候,封文镇伯、并祠四殿绍恭接驾的时候,向清室提奏过“南报恩政绩”,写了《隆恩册》。

文镇伯、并祠四殿的主要是封建宗法思想作祟,很多人不愿去封。而且当年封文镇伯、并祠四殿的,前朝大臣曾国藩、谭嗣同。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起义成功后，黎元洪被手下的士兵请出来，半推半就做了革命军的头领。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做了都督。

黎元洪本人虽然不倾向革命，但是，众多的革命者一直把他当做好长官。他为湖北的新军操碎了心。

黎元洪治军，确实是不遗余力，军中事务，事无巨细，他都要管。

湖北新军作为一支相当西化的部队，饮食起居，莫不已世界先进水平为标杆。作为长江上著名的“火炉”，武昌的夏天，一向是酷热无比的。新军官兵喜欢喝汉口英租界的汽水，提神解暑，当时称为荷兰水。新军的薪水是相当高的，当然有赶时髦的财力。黎元洪感觉，夏天每人要喝掉1000文的汽水，一个旅的官兵，就要用到上万串大钱，于是和张彪商量，由军官众筹，干脆自己办一个军中的汽水厂。

当时，有些新军学堂的毕业生，长期没有分配职务进入部队，想辞职。黎元洪苦口婆心地劝说：“在学堂多年不易，国家耗费巨资培养，如此辞官回家，即失国家爱才之心，又耽误自己的前途。”新军官兵对黎元洪有亲近感，并非偶然。

黎元洪在湖北当差的那段时间，清廷已经不能挽救，四面都是亡国败象。黎元洪在任上的最后几年，最常见的任务，就是处理各地层出不穷的民变。

1910年，湖北沔阳一带遭遇了洪涝，庄稼被洪水卷走，饥饿的民众四处乞讨，湖北当地根基深厚的民间结社，趁机发展会众，出现了一只庞大而有组织的流民队伍。饥民开始围抢当地富户，驻军前来镇压，竟然被饥民打跑了。

黎元洪带着精锐的新军前来支援，发现饥民经过此前一战的缴获，已经有了枪械，并要与官军决战。

黎元洪深感当地百姓困苦，连续几年遭灾，最终黎元洪出钱买下饥民手中的枪支，宣布惩办首恶，胁从不论。灾民也是迫不得已，只想求生，谁愿意以身试法呢？

此事过后，黎元洪在民众当中有了一些威望。

此时的黎元洪，俨然成了湖北省内的救火队，哪里有民变，他就带一支新军过去镇压。

湖北随州处于鄂、豫交界处，地方官对治安给了18字的评语：民风强悍，匪徒充斥，抢劫械斗，时有所闻。黎元洪的部队开到这里，半年后，治安有所好转，本想撤回，当地富户、士绅不干，纷纷挽留，甚至闹到了湖广总督里。可见黎元洪在他们眼中是有威望的。

此后爆发武昌起义，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推举之下做了湖北都督。而后又做了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