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移民怎样看待自己国家认同的

你好，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大国，长期以来，移民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与争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移民的国家认同心存疑虑的人，总是担心移民过分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会大大影响他们对加拿大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影响他们对加拿大的忠诚；相反，那些对移民的国家认同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移民忠于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不影响他们对加拿大的认同，而且还会因为加拿大慷慨地接纳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而倍加热爱和忠诚于这个国家。

然而，从鲜活的实践来看，上述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现实中，移民看待自己的国家认同，往往是微妙的、复杂的、生动的、感性的、模糊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概括的。

从“欧洲杯”看葡萄牙裔、意大利裔的国家认同

笔者访学加拿大期间正逢欧洲足球锦标赛（即欧洲杯）决赛，在加方同行的建议下，笔者特意前往位于college街的被称为“小葡萄牙”和“小意大利”的街区去做葡萄牙裔加拿大人和意大利裔加拿大人的“田野”调查工作。

我们选择葡萄牙裔加拿大人开设的酒吧作为观察地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队半决赛的那天，酒吧里可谓一座难求，许多葡萄牙球迷身穿葡萄牙国家队的球衣，挤站在酒吧中，他们一手拿着硕大的啤酒杯、一手挥舞着葡萄牙国旗，嘴里不停地大声狂喊“埔头膏”（葡萄牙语的“葡萄牙”的发音）。进入点球决胜阶段，这种疯狂突然变得十分安静——一种令人窒息的安静。人们全神贯注甚至一动不动地站在或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屏幕。当葡萄牙队输掉比赛的时候，人群爆发出一阵阵惋惜、痛惜乃至责骂的声音。

笔者有意选择了5个情绪和年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事后知道他们都是拥有加拿大国籍多年的人）进行采访。问题非常简单：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更认同加拿大还是你的来源国？如果在世界杯赛场上葡萄牙队和加拿大队相遇，你会给哪个队加油？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人是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面对第一个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葡萄牙人”，那气势使笔者没有勇气再问其他问题。第二个受采访者是一位50岁上下的中年人，他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我是加拿大人，但我来自葡萄牙”；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很难说清”；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第三个受访者是一位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是加拿大人，但我的父母是葡萄牙人”；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我倾向于加拿大”；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不可能吧（意指加拿大足球很弱）？如果相遇，我支持加拿大队”。第四位受访者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她的3个答案分别是“我是葡萄牙裔的加拿大人”、“我喜欢加拿大”、“我会为两个队加油的，一只手一个旗”（边比划边笑）。第五位受访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的答案没有超出其他4位受访人。

欧洲杯让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意大利裔加拿大人。在意大利队对阵德国队的半决赛中，意大利队以2比1领先，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大批的意大利裔加拿大人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到街头，兴奋而狂热的意大利队球迷们瞬间占据了college街的一部分，人们高举足球名将“巴神”的画像，一浪高过一浪地高呼“伊塔亚”（意大利语的“意大利”的发音）。那份对意大利的情感和认同，令旁观者为之动容。

笔者随机采访了近10位参加游行的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加拿大人，然后才是意大利人，并表示他们很热爱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情感和价值观的国家。只有两位受访者对笔者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青年男子激动地对笔者说：“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国家的人了！但我知道我爱意大利，我为她骄傲。”另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明确表示，他虽然是加拿大公民，但他并不认同这个国家，因为它不公正，排斥外来移民。他举例说自己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却始终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还说他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垄断了好工作和财富，住在地段非常好的地方（事后笔者向一位加拿大教授求证此观点，她说在加拿大不存在犹太人控制财富和舆论的问题，但是加拿大社会的确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问题。她说从城市空间的布局来看，多伦多市已经形成了富人、中产阶级和下层人士集中居住的三元格局，犹太人居住地属于富人区）。游行结束后，笔者采访了一个独自行走、穿着意大利队球衣的10岁男孩，他自称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加拿大人。当我问他为什么出生在加拿大而不是加拿大人的时候，他的回答出奇地简单：“因为加拿大的足球很差！”

总的来说，非法裔和非英裔的欧洲移民，在加拿大社会大致处于“中间层”，作为整体，他们的命运不像历史上的华裔那样起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对加拿大保持着不同程度认同的同时，对自己的来源国始终有一种精神上的依恋。这种依恋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和血缘，另一方面是因为加拿大作为一个温和的移民国家，始终未出现过足以凝聚某种民族性和表达人类激进情感的单一民族主义精神。

“加拿大日”中华裔的国家认同

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节，笔者一大早就赶到了即将举行庆祝仪式的女王公园。与想象中的白人应占相当大比例的情形不同，前来参加庆祝仪式的人，大部分都是亚洲面孔，其中不少是华人或华裔加拿大人。笔者注意到，当加拿大国歌奏响的时候，正坐在一旁享受绿地的一位华裔女士急忙拉起她的两个孩子，一家三口庄严肃穆地站立，向加拿大国旗行注目礼。

后来得知，这名华裔妇女已入籍加拿大10余年，两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当笔者问“是不是只有你们这些后加入加拿大国籍的移民，才会特别重视和表现你们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时，她说“也不全是”，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真心热爱这个国家，因为这里文明富足、政治清廉、环境优美、人际关系简单、竞争有规则、人的素养较高，她还特意提到了食品安全和孩子的教育等。她说：“实际上就一句话，感觉生活在这里很安全、很踏实。”谈到安全，笔者故意提起最近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些凶杀案，没想到她的反应非常淡定：“那是因为加拿大新闻独立，芝麻大的事情也瞒不住，实际上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一般说来，在国家认同方面，华裔加拿大人的态度大致可分为3种：第一种是全面认同加拿大，仅视中国为某种文化上的来源国。这类人群往往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二代及其后的移民，他们一般受过很好的教育，语言无障碍，文化无隔阂，拥有体面的职业和收入；第二种是政治上认同加拿大、文化上则更认同中国。这个群体一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语言无障碍，但文化上有隔离感，拥有较好的职业和收入；第三种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均不太认同加拿大，许多人甚至在入籍多年后仍坚称自己是“中国人”。这类群体多没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或者虽有一定的学历，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不排除种族歧视的原因），无法在加拿大找到体面的工作、拥有体面的收入。他们多在工厂、餐馆或旅游行业打工，也有不少人自谋出路、自主择业，这个群体从多种意义上说都属于加拿大社会的边缘群体。

探访“热麦丹”——穆斯林社区中的“国家认同”

“热麦丹”，即中国人所熟知的斋月，是穆斯林的重大宗教活动月，在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的穆斯林来自世界各国，包括至少50个以上的民族或族群。虽然其族性、文化和传统有明显差异，但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下，他们在加拿大形成了一个个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穆斯林社区。斋月的清真寺成为调研加拿大穆斯林国家认同的理想场所。

笔者大约走访了5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来自内乱或战争比较严重的国家或地区的穆斯林。当被问及“是否认同加拿大多于来源国”的时候，他们大多不愿意正面回答，而是选择陈述自己的感受。一名中年伊拉克裔男子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他在礼拜大殿门口对笔者说：“指真主发誓，我更愿意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社会宽容、开放、自由，我敢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如加拿大这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当被问及“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他举了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和美国阻建清真寺的例子。他说在那些国家，所谓宗教信仰自由仅是指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他还说自己刚刚从巴格达回来，说那里的情况“糟糕极了，一天只有5个小时供电，人们生活在恐惧不安中”。笔者注意到，庆幸自己是“加拿大人”从而更多地认同加拿大的人，大多是来自伊拉克、索马里、黎巴嫩、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移民。

除了来自上述这类国家的移民，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则在国家认同方面显得比较客观、中肯。他们一般都会认为，加拿大和他们的母国或来源国各有优点，无法断定哪个“更优”。当笔者进一步追问他们更认同哪个国家时，他们都显得有些为难。倒是一个长相很“智慧”的老者，替他们做了概括性的间接回答，他说：“人们一般总是喜欢带给他们欢乐的人、事物或地方，他们（指那些不愿直接回答认同问题的人）之所以离开母国来到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因此你不必逼问他们更认同哪个国家，他们的行为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事实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在笔者所采访的50多位穆斯林中，虽然移民背景各有差异，但他们都宣称自己“喜欢这个国家”。

从外部观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融合，加拿大的穆斯林已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特质”，这种特质既表现在教内的种种活动中，也表现在教外的更大的社会层面。从前者来看，加拿大穆斯林内部的多元化和宽容气氛已相当突出，不仅不同教派的人在同一个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没有任何冲突，而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甚至无神论者，也被欢迎去清真寺一同用餐或交流。正如一位巴基斯坦裔加拿大人说的那样：“我们信仰伊斯兰教，但我们不排斥任何其他宗教，相反，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讨论接近上帝（真主）的种种途径。”他认为“宗教都是接近神的手段”。显然，加拿大穆斯林社区已具有某种“自由主义”气质。

从日常生活来看，加拿大穆斯林女孩子的打扮也很多元。有的打扮得非常传统——戴头巾、盖头或穿着“希贾布”（阿拉伯语，意为“窗帘”或“遮盖物”），甚至只漏出两只眼睛，有的则穿得相当时尚、现代。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加拿大穆斯林社区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各类活动中，妇女均受到格外的尊重与保护，“女士优先”已成为社区内的一种习惯。

加拿大穆斯林社区的触角已广泛伸向社会。如对愿意参观清真寺的人不作任何限制（衣着、宗教信仰、民族、种族等）；专门在网站、市中心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设立宣传点，向人们宣传和介绍穆斯林社区和加拿大的风土人情；积极举办各种研讨会、文化讲座甚至宣传大集会，以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相互理解、增强共识；成立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包括慈善组织和人权组织），帮助、救助有困难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社团组织同样也延伸到各个高校，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都有这样的组织，穆斯林学生社团的活动非常活跃）；穆斯林的商业网点遍布于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渥太华等大城市。

由于加拿大穆斯林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日益扩大，从2004年起，加拿大各类媒体开始大量报道穆斯林社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加拿大的穆斯林已成为加拿大社会不可或缺的多元文化身份的公民。

正当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抱怨他们的穆斯林拒绝学习语言、“拒绝融入”的时候，在加拿大的街头、校园、政府机构、社区乃至清真寺的讲台上，不时地传来穆斯林流利、纯正的英语（在笔者所采访的50多位穆斯林中，百分之百的情况是：他们的孩子要么只说英语或法语，要么第一语言或者讲得最好的语言是英语或法语，其母语已悄悄转化为家庭或社区内语言）。穆斯林社区的情况表明，加拿大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正在换取穆斯林社区更大的认同和宽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似乎在加拿大的穆斯林社区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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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海内外相关政策的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中国大陆出国定居的新移民约有100万人，其中有不少人到了美国。 与过去的老华侨相比，这些新移民有着自己的特点。研究新移民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工作，把侨史研究引向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被人们称之为“移民之国”。根据弗农·M ·小布里格斯提供的资料，1924年到1965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91万人。1966年到1981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435万人。但在1978年至1980年间，每年大约有547万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几乎是1965年以前入境移民的三倍〔1〕。因此， 外来移民又一次对美国总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谈论近年新移民潮和不同国籍移民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一般视1965年移民法为美国移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他们指出，自1965年以来，西班牙人、东南亚人、中东人和加勒比海移民在移民统计数字中占主导地位。例如，1979年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都来自第三世界，这说明自从1965年以来移民的来源发生了变化〔2〕。在亚洲， 主要的移民输出国为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菲律宾、朝鲜和印度〔3〕。而中国移民构成了亚洲移民的最大部分〔4〕。

　　本文试图探讨1965年移民法对美国华人的直接影响，并用在英国和美国所接触的资料，说明华人新移民和老移民有什么不同，进而阐述中国新移民对当代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新移民的人口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唐人街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1965 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 在过去的150年里，美国实施了几项影响中国移民的政策。首先，1850年至1882 年所谓自由移民时期，中国移民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而受到欢迎。但继这个时期之后美国便排斥与限制中国移民。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使除了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配偶、已成为美国公民的未成年的孩子、教师、牧师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美国。后来美国对这个法律进行了修正，使该法成为具有限制性的法律。直至1965年，美国才颁布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移民法〔5〕。1965年移民法提供了每年17 万移民的最高数字，这些移民来自整个东半球；美国给每个国家每年颁发的签证是2万人。允许西半球独立国家12万移民进入美国。这17 万移民被分成7种类型，每种类型有一定的比例。（1）成为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34万人，占20%；（2）永久居民的配偶、未婚的子女34万人，占20% ；（3）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如科学家、艺术家17万人，占10%；（4 ）美国公民的已婚的子女17万人，占10%；（5）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408万人，占24%；（6）熟练和非熟练劳工17万人，占10%；（7） 难民102万人，占6%。1965年移民法对近亲（包括配偶、未成年人、 未婚的孩子和成年公民的父母亲）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允许他们到美国访问或从事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活动〔6〕。

　　1965年通过的美国新移民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的法律，对中国移民的人口、地理范围、性别比例以及技术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新移民法第一次像对待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平等地对待中国移民。因此，许多中国移民又一次蜂拥而至美国。一般认为，1980年定居美国50个州的中国移民有806027人，中国人在人数上超过了日本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亚洲人群体〔7〕。但是，根据石山·亨利·蔡的研究， 1980年美国华人总数已超过100万〔8〕。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美华人已达1645万人。在最近20年里，每年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为2万至3 万之间〔9〕。 1996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著名的美籍华人教授沈已尧先生告诉我，现在美国华人估计有220万人。

　　今天中国移民来源于许多不同的地方：包括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多数移民具有城市背景。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视他们自己是比较有教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新思想或鉴赏力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香港至少生活一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城市地区），一些人出生并在国际性的城市里长大。他们认为，老移民是来自旧中国农村地区、举止不文雅的“乡巴佬”，许多老移民的身份是中国农民，他们在移居美国之前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于这些新移民〔10〕。

　　根据1980年人口统计，中国移民绝大多数定居在城市。最大的集中地为纽约--新泽西、旧金山地区，每个地区的中国移民超过10万人。其他城市和郊区，中国移民的比例也较高。在洛杉矶，1970年至1980年中国移民增加了129%。与增加37%的整个人口相比， 圣地亚哥的中国移民增加了139%。大约97 %的美籍华人住在城市地区：其他城市包括休士顿、芝加哥、波士顿、达拉斯、西雅图、圣约瑟、底特律、费城、凤凰城、华盛顿、檀香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拥有4000中国人居住的城市有：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汉姆、夫勒斯诺、俄勒冈的波特兰、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巴尔的摩。中国移民人口在农村地区只是适度地增长〔11〕。

　　1945年以前，唐人街只有很少的妇女和儿童居住，其人口主要由男性暂居者构成。1945年以来，随着华人“战争新娘”之流入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女性逐渐增加。但是，只是在1965年以后两性数目不平衡才降低。196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是2∶1。198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大体平衡〔12〕。

　　不像19世纪早期“隐名的和无名的”中国移民，现代美籍华人在各自的领域颇有造诣，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如：新闻报道者、美国广播公司的康尼·春，参议院议员海勒姆·冯，共和党人活动家安妮·谢诺尔特，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政治家马奇·冯·尤，滑冰冠军蒂法尼·钦。不像早期来自农村讲乡音的广东人，许多新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标准的普通话并带有不同的台湾话和上海方言〔13〕。

　　新移民潮包括来自香港家境特别富有的人。由于殖民地不安定的生活，他们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由于香港的便利条件，使得一些人得以在唐人街进行地产投机活动和开办各种现代化的企业〔14〕。

　　二、新移民的经济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为美国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扩大了就业范围。1970年，受雇的20%的华人男性每年薪水1万英镑， 即不到美国人平均工资的25%。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提高。经营洗衣业、餐馆业和杂货店是美国华人传统的职业。今天这些职业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华人也进入其他工作领域。例如，根据1970年纽约华人职业分布统计，36%的华人男子从事服务性行业，43%的华人在专门和技术领域工作，19%的华人男性充当其他劳动力。这种职业分布与1985年的情形基本相同。纽约华人主要就业范围，包括从事餐馆业、服装业、杂货店以及做其他生意，新移民占有很高的比例。1985年，该城大约有5万华人从事华人的传统职业，其他白领工人是第二个最大的集团。 这些白领工人虽然生活在唐人街社区，但大多数与唐人街没有多大联系，这些新移民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做牧师和其他白领工作，包括当医生、会计、律师和新闻记者〔15〕。许多华人仍从事非技术性的手工职业，见下表〔16〕：

　　华人在美国的职业分布（1970）（百分比）

　　职　业　　　　　　　 男　性　　 女　性　　全　部

　　专门职业和技术工人　　　　 299　　　194　　　260

　　经理和管理者　　　　　　　 111　　　 35　　　 83

　　售货员　　　　　　　　　　　41　　　 44　　　 42

　　牧师　　　　　　　　　　　　92　　　309　　　172

　　工匠和工头　　　　　　　　　57　　　 11　　　 40

　　工人，包括运输工人　　　　　106　　　249　　　159

　　劳工，除开种植劳工　　　　　 31　　　 08　　　 22

　　农民和农场经营者　　　　　　04　　　 02　　　 03

　　农业工人和工头　　　　　　　03　　　 03　　　 03

　　仆人的职业，除开私人家仆　　252　　　121　　　204

　　私人家庭工人　　　　　　　　05　　　 22　　　 11

　　1970年，有252%的美国华人男性新移民在干洗衣和餐馆工作；在西部做家仆曾经是华侨的普遍职业，现在几乎消失了。这些职业吸收了大量的不讲英语的移民，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新移民被迫从事低收入、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特别是在唐人街。据1970年统计，这些职业构成了没有上初级学校的、16岁的华裔移民的23%，43%的人每年挣得的收入4000美元不到〔17〕。

　　唐人街社区新移民的企业活动不同于1965年以前的老移民。一些新移民除了从事传统的华人企业如餐馆业、礼品店、杂货店和洗衣业以外，也经营旅行社、簿计室。办服装工厂现在是唐人街华人的主要职业。1985年纽约500家服装工厂的大多数集中在唐人街社区， 由新移民控制。新移民不仅控制了服装工厂，而且控制了洗衣店、书店和某些唐人街社区的华人餐馆，而老移民垄断了许多洗衣店的支店和广东人办的餐馆〔18〕。

　　许多新移民通过利用家庭成员组织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这一点上与老移民不同。在老移民中经营家庭公司不太普遍，而纽约唐人街的许多家庭公司是由新移民家庭操办的〔19〕。家庭公司对于新移民找工作非常重要。新移民除了靠家庭办公司就业以外，还有获得工作的其他途径，如：通过朋友网，各种家庭和校友协会，雇佣和社会服务代理处。虽然许多新移民不得不做工价低廉的工作，但事实上，如果一个新移民愿意作粗活，他在唐人街是容易找到工作的〔20〕。

　　自从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的新变化在于，获得工作有了新途径，即通过社会代办处、新协会和各种商业雇佣组织得到工作。1965年以前许多美国华人是在唐人街社区工作，而今天美国华人新移民较多的工作是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因为歧视减少了。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许多新移民能够找到这种职位〔21〕。

　　1965年移民法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在美华人男性和女性不平衡现象，而且也提高了美国华人妇女的地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妇女依附于男性，因此，中国妇女从出世到死就被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从父亲到丈夫到儿子，中国妇女按部就班地依附于男性。中国传统原本只强调妇女做妻子和母亲的作用，这就表明妇女的地位以及经济谋生依赖于男人。即使是在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还是如此。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65年以后，这种僵化的思想受到挑战。随着华人妇女地位的上升，1970年51%的华裔妇女在工作〔22〕。1981年在旧金山20条街的唐人街有146家服装店；这些服装店雇用了大约3500名华人妇女， 生产了旧金山50%的服装。与唐人街的服装工人相比，数千名美籍华人妇女在过去20年里已进入赚取高工资的劳工市场。她们的教育背景、德行、勤奋工作是导致她们获得社会、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华人妇女医生、教授、药剂师、公司经理、会计、图书管理员、实验室研究员以及其他的人，成百地从美国名牌大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23〕。

　　美国唐人街的服装工人和这些取得成功的妇女都不能代表美籍华人妇女的大多数，但却是现代美籍华人妇女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大致轮廓。1970年，有58%的18至24岁的华裔妇女入学，31%的25至34岁的华裔妇女从事专门和技术工作。但是，职位和薪水未能总是与教育学识相一致，华裔妇女仍然作为中国人和妇女而遭受歧视。尽管在1970年有23%的华人妇女从高等院校毕业，但只有133%的人一年可挣得1 万美金的薪水，而28%的大学毕业的白人妇女和34%的黑人妇女达到了这种收入水平。没有获得大学文凭的华裔妇女，许多人只能做档案职员、公司收发报员、打字员和从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虽然60%的华人家庭做两份工作，但只有51%的人达到了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属于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获得10610美元；美国人的平均工资一年是9590 美元〔24〕。

　　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时年仅39岁〔25〕；美国著名的经济财务Forbes杂志调查公布1982年美国豪富名单15位，旅美华侨王安博士跃居第5，美联社并推崇他的事业起程， 是从一家中国人办的电子工厂中担任工程师开始的杰出人物〔26〕；郑国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脏手术的的中国人〔27〕；王赣骏博士是第一位华裔太空人〔28〕；贝聿铭是著名的建筑师，1983年曾获得普利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他的知名设计包括华府的国家艺廊东厢、休士顿的德州商业大楼、香港的中国银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饭店〔29〕；在化学方面，李远哲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30〕。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谈论1965年以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社会的情况。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国留学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受聘于美国各大金融贸易公司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事各种诸如律师、会计、经纪人、房地产商等专业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间，仅美国摩根银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就达20多人。而理工科专业中国留学生，不但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实业界。三大汽车公司、波音飞机的制造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等，到处是几年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更有人说，如今美国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话， 都不得不先学中文，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国人，不是来自大陆，就是来自台湾〔31〕。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是凭藉他们的聪明才智，二是靠进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征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许多新移民愿意运用美国人的政治方法。他们有时通过新协会聚集在一起，讨论华人参政问题，以提升华人的地位。这种政治活动是唐人街社区的一种新的特色，它意味着对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为的一种改变。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个主要不同是，他们组织并利用了各种协会。简单、传统的权力结构不适合解决新移民的问题。1965年前建立的协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单身老移民经济、社会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员主要以传统血缘关系和朋友纽带、区域来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为基础，传统协会的主要***总的说来是为社区讲话，不熟悉美国社会，许多***甚至不讲英语。许多老移民对美国政府的任何帮助不感兴趣。他们愿意与讲同样方言的人交际，通过各种协会寻求经济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对他们家乡和姓氏协会管理的葬礼感兴趣。

新移民认识到传统协会的不足，便组织了新协会，运用了社会服务组织。唐人街社区由今天的三个协会协调：传统的、新的和现代社会服务组织。许多新移民从中文书籍和报刊上了解到美国政府和纽约唐人街社区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倾向定居于城市，富有进取心；他们在寻求有关他们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从唐人街各种有效的社会服务组织中的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现代社会服务处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并与美国社会有联系，能给新移民以帮助。

　　许多新协会和社会服务组织在引导新移民熟悉美国习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帮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办医疗保险，在移民和美国社会中起了媒介作用。这些协会的***往往是新移民，他们熟悉美国社会工作，是有才能的社会工人。一些人作为职业社会工人、社区发展者和自愿者在唐人街社区工作，无论怎样，属于新协会或利用社会服务组织的新移民分明对参予较大社会的财富分配发生兴趣。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避开冲突，许多新移民愿意利用美国人的方法如罢工、请愿和示威，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这个国家通过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报纸学到了这些方法。尽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区作为一个如同老移民所传播传统文化的阵地，但他们热衷把华人种族作为一个形成利益集团的群体。由于老移民生活在强烈的反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时代，他们感到与主流社会的任何亲密联系将导致麻烦，于是便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生活的主流。许多新移民不想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社会，相反，他们视他们的社区为融合城市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当然，新移民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美国产生迷惑；而另一些人受教育不多，不熟悉美国社会政治。但是，与老移民相比，有意义的是较多的新移民有知识，参与美国政治过程，这部分是由于作为一个群体的新移民比早期移民受到更多的教育。新移民不仅认识到他们必须组织一个联合其他种族的统一战线，而且渴望与其他种族群体合作，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正义而斗争。新移民***寻求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盟，特别是寻求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遭到同样歧视的其他亚洲人的联盟。有政治抱负的公民参与城市和州的各种职位的选举。一些新移民与第二代华人一道，帮助社区采取集中政治行动，如1983-1984年反对在唐人街建监狱的斗争。近年来，唐人街现代社团组织成功地迫使唐人街的各种政府组织雇用更多的美籍华人〔32〕。

　　许多美籍华人除了参加本种族的分会、俱乐部和协会以外，还将社交的圈子扩大到本种族以外。一些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连任美国加州州务卿。陈香梅、赵小兰、甘敏才、吴仙标、董锦波、谢国翔，胡绍基、赵光华以及法官伍元天、谭碧文、刘万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据白宫有关人士估计，目前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高职位的华裔已将近100人。

　　华人要求机会平等，增强种族意识，对旧金山华人团体如华人文化基金会（1965年建立）、中西文报（1967年创刊）的创办产生了影响。许多其他社区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已经美国化的中产阶级华人的政治行动，导致了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华人正义行动组织”（1970年建立）和以华盛顿为司令部的“美籍华人组织”（1973年建立）的形成；这些组织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径捍卫美籍华人的民权，并通过传播媒介与对华人形象一成不变的观念作斗争。许多美籍华人通过参加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争运动参与政事〔33〕。这表明美国华人参与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适应

　　早期美国华人习惯于一种复杂结构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制度。当只有少数家庭存在于美国时，当与白人作斗争的任何行为受到控制时，这种价值观念不能完全在美国土壤上重建。他们设法通过保持沉默、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态度在受压迫下幸存下来。但是他们的后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们倾向接受和模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并引起冲突。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成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实际上，华人年轻的一代感到他们的忠诚是双重的。正如钱宁指出：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国，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相隔多么遥远，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34〕。他们仍以自己的血统和传统文化而自豪，如果他们反对父母亲和长辈的愿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为了获得成功，必须适应美国人的习惯和价值。他们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已婚的华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当华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当成年人希望与白人进行交往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讲英语。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很快拒绝在家里讲中文，而第一代许多人几乎不说英语。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虽然一般孩子要请教父母。尽管父母强烈不同意，仍有很多华人子女是混合婚姻，与白人或日本人结婚。1974年华人子女与白人结婚的比例为25%；与日本人结婚的比例大约是47%〔35〕。

　　至于华裔妇女，年轻的寡妇被允许第二次结婚。使她们吃惊的是，离婚和重婚被认为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华裔妇女几乎不赞成吸烟、饮酒和暴烈的公众行为，但她们羡慕自由，像美国人一样享有财产权。她们尤其喜欢美国人爱和婚姻的观念。文化适应美国的华裔妇女，如果没有父母亲的安排，坚持拥有爱和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36〕。

　　中国人过去不喜欢美国人的许多特点，但现在不同了，进取、个人主义、易动、努力自治、自我满足、对孩子的放纵等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已为华人所接受，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如果自己受了委屈，便可诉诸法律保护。华人子女简单地视自己为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较少遭受任何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除了过春节、吃中国饭以外，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留下来。许多华人的孩子在学校往往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这些华人孩子在美国除了接受正常教育之外，还到私人开办的中文学校学习。这些中文学校似乎部分地受到保护。

　　有人说美籍华人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文化，但是没有完全合而为一。他们的肤色和长相与美国人有明显区别，他们仍然遭到各种微妙的歧视〔37〕。例如，1982年6月12日晚，在美国出生的27 岁的华裔制图员文森特·陈带三个朋友在酒吧庆祝他即将举行的婚礼。43岁的汽车工业失业工头罗纳德·埃本斯误认为陈是日本人。他在询问了陈并大闹了酒吧以后便离开了。那天晚上以后，埃本斯和他的23岁的继子迈克尔·尼采又在一个快餐店漫骂陈。他们等陈离开，在尼采抱住陈时，埃本斯用棒球棒猛击他的头部，陈在四天以后就死去了〔38〕。1989年夏，在达拉斯市读书的一个姓梅的中国女留学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时，在路上被人杀害。1994年2月28日晚， 一个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学习的来自广西的姓王的留学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两个进店抢劫的黑人青年开枪打死〔39〕。

　　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取得了成功，或者说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各自领域出了名。但是，即便最成功的华人仍然受到歧视，一些美国人与中国人谈话时流露出瞧不起中国人，开口便说“你的英语讲得怎么样？”黛安娜·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看不见的美国中国人”一文，总结道：“因为我们的黄皮肤和杏眼睛，我们仍然没有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从排华法案以来，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40〕

　　以上通过对新移民人口、经济、政治特征以及文化适应的分析，说明华人新移民远不同于老移民。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能简单地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城市来源与家庭成员的帮助，是他们在新世界创立新生活的重要遗产。许多新移民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过专业训练。不像早年移居美国的老移民，新移民更愿意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但是，这些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适应类型不同于那些老移民。　新移民也是1965年移民法的受惠者。新移民比老移民在唐人街以外有更多的接触，开始和白人中产阶级相互影响，一些人生活在白人中间并与白人共事。政治上，新移民比老移民更关心他们的权利，他们逐步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虽然华人日益被美国所接受，但某些障碍依然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许多新移民仍然不得不依靠种族纽带。开办餐馆、服装行业、杂货店仍然是新移民的主要职业。但是，目前华人企业的人数、规模、管理方式及组织远不同于过去。老的暂居者倾向暂时留在美国，赚一些钱，然后回到中国。打算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新移民比老移民通过企业成绩获得经济成功更有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企业家式的。新移民在跳出美国种族樊篱的同时，在使主流文化丰富多彩、产生活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新移民在今天的社区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帮助解决家庭分裂、协会争端、老龄人问题、住房短缺和拉帮结派等问题。新移民创办了兴隆的企业，丰富了唐人街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新移民逐渐将保守的、非政治性的社区变为具有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充满活力的城市飞地。

参考链接：http://studycclngovcn/fenke/lishixue/lsjpwz/lssjs/43434shtml

　日本是一个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国家的安全性很高，另外，日本的教育质量以及生活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日本移民越来越受到欢迎。那么日本移民有什么利弊呢下面和出国移民网一起来看看吧。

　 1、日本移民优势

　安全：

　我在日本生活的真实感受是，当有路人需要帮助，周围的人却会在第一时间施以援手。

　比如，我在日本问路，往往被问的人会直接把我带到目的地。哪怕我只是站在那里摸不着头脑的一直看地图，旁边的人也会上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再比如，我问别人火车时刻表，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会掏出个手机，执着的为我翻找半天。

　更夸张的，不小心丢掉钱包，我都能完好无损的找回来，钱包里分文不少。还有那些各种关爱残疾人的设施，对残疾人周到细致的关爱程度，让我特别感动。

　日本的小学生，很多都独自坐地铁换乘公交上下学。这在国内，有几位父母能放心您孩子真找不到家了一哭，不出10分钟一定有人出来管闲事。而且和美国加拿大澳洲最大的不一样是，这几个国家安全与否取决于你住的街区，贵的高级住宅安全，旁边说不定就是你回家要绕着走的街区，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治安奇差的黑人区什么的。

　其次的安全包括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pm25超过70学校停户外活动和体育课，最近三年有过一次。水质自来水直接饮用。食物我不认为我会在日本吃到拉肚子，不，这种事情不可能，最多的食品安全问题是，黑心的老板把澳洲牛肉假装日本牛肉，中国大米假装日本大米卖，在日本这就是够上NHK的大事件了。

　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是环境卫生最好的一个，没有之一，地铁绝无欧洲美国的乱涂乱画，20年前的车皮还跟新的一样。烟火大会几十万人坐地上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

　医疗方面孩子定额制度，老人自付10%，算是我们中间的最惨，国家只报70%，但注意，每月超过一定数额了(根据您收入定，收入高的高点低的低点)国家全包，还有，您可以选择别国(比如回国)看病生孩子，一样报销。

　孩子定额制度是这样的，看门诊一次或者住院一天，医药费全包是一个固定额。留学生生孩子了一般是0，您可以不带现金去，医院或者诊所直接找国民保险部门结算，和您无关。有工作了得要1百，2百日元，具体也是根据收入来。1，200日元便宜到比停车费都便宜的程度了。至于生孩子，日本鼓励，计算过了，生孩子在日本最多能拿到200万日元(12万人民币)前后的补助，我承认这是事实，而且只是第一个孩子，后面的还会再多一点。不过我也得加一句，以前到手的补助，现在我家收入一高，又都交回去了……日本是这样的，收入越高税越重，劫富济贫……

　清廉的政府，明确的社会规则：

　您一旦申请入籍，就会有一个全面负责的官员，从您个人信息的核实到走访住处工作单位都是同一个人，而且您知道他是谁。他有一个走访您家的程序，看看您生活的基本状况，千万别来中国人那一套。千万千万!!!!他连水都不会喝您的，因为接受超过300日元以上的礼物他必须报告单位，否则您可以告他，在日本，这就是2，3瓶矿泉水的价。

　我觉得没必要用其它证据证明政府清廉了。我承认做为外国人生存是比本国人费劲，语言您就得花不少功夫，但是，日本人遵守规则，比如您是科研的，您能发5分的论文和您一个年资的日本人只能发3分，那您就是科研经费比日本人充裕，工资就是比日本人高，但是如果您论文分数比日本人低，您还觉得日本人欺负 您，那您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

　工作较欧美相对稳定，老年人相对有钱：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东方国家人情社会，不像欧美那样没人情味，工资跟着年龄涨，如果是正式职工又工作年限长，一次性退休金能有人民币上百万，相比之下，欧美老人要可怜些，当然这看您怎么理解，年轻人的话又是在欧美收入高了。

2、移民日本的不好

　最大的不好是，日本不合适希望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人。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什么都比较规范了，这样的机会很少。如果您需要的是出人头地什么都高人一等，那您还是留在国内机会多一些。如果您只是希望一栋房子，一辆车，和家人有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周末，那么日本合适你。

　其次，移民日本不支持父母。您的妻子孩子理所当然和你在一起，父母别人不管。唯一例外是您先申请高度人才，入籍前把父母接过来，具体条款参照日本法务省规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高度人才，不过最常见的还是有博士文凭，发了SCI论文，打工做体力活的就真没办法了………

　日本人口密度高，空间格局不大;日本服务高度程序化，其实是什么都高度程序化，生活既没什么意外发生，也不会有惊喜可言，这看您怎么认为了。

　朋友跟我聊天，感觉日本人普遍很严肃而冷漠，不容易接触，担心移民日本生活后，不容易融入。我不否认，在生活中，看见的日本人总是表面冷冷的。

　他们不会在地铁里高声的打电话，而是安静的坐着看书;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打打闹闹，而是安静的朝自己的目标前进;他们不会给刚到办公室的小姑娘介绍男朋友，而是各自埋头做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不会主动关心别人为什么三十岁了还不结婚，而是觉得那是个人隐私;他们更不会在朋友聚会上直接问朋友月薪是多少，开什么车聚会结束后，他们只会默默的各付各的账，不会为抢着付账而争起来。

　我所了解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有一颗，只要不影响别人，随便怎么变态的包容心，和不管自己怎么变态，都不能影响别人的责任感。

　这些就是在日本的生活常态，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日本人，难道我还能认为他们冷漠吗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很多现象，才真让我感觉是表面上热闹，骨子里冷漠。

　正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营造了不被打扰的空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按照内心的要求成长，安静的营造自己的生活，体会自己的情感。在国内往往就是缺乏这种空间。年轻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会被各种问题包围：“做什么工作买房了吗结婚了吗月薪多少”问这些问题的人，可能是挚亲，也可能是不相干的人。提问题时或许简单粗暴，或许润物无声。我也曾体会过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用世俗的尺子丈量的那种压力

　还有，日本职场的压力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如果你想在日本继续职场生涯，那么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日本厚生劳働省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间，向10154间企业作调查，并得到1743个回覆，其中让员工每月超时工作逾80小时的企业，竟逾20%。另一方面，千人以上规模的企业中，更有超过一半，证实了有员工有过劳死的危险。过劳死，意指因大量工作而死亡，英文将之译作 Karoshi，直接用上日语的发音，如同拉面与寿司，被认定为日本文化。

#澳洲移民# 导语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风景优美，文化多元，多个城市常年居于世界最宜居城市前列，免费医疗、免费公立教育等上百种福利更令澳洲成为众多国人梦寐以求的移民居住地。下面 就给大家介绍下澳洲移民的四大方式，欢迎阅读！

篇一澳洲移民的四大方式

一、澳洲技术移民

　澳洲技术移民主要分为189独立技术移民签证，190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和491偏远地区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三个类别：

　189签证目前澳洲所有技术移民类别中要求的，也是自由度的，完全根据自身条件满足联民局的相关要求而进行的移民申请，一步到位获得澳洲永居身份，没有任何附加限制。

　190签证要求申请人既满足移民局要求，还需要额外满足州提名的要求。获得州担保提名的申请人可以在EOI打分中获得额外5分加分。190也是一步到位拿永居身份，但需要持有者获得提名的州居住两年。

　491签证是一个5年有效的临居签证，持有人需要在指定偏远地区工作和居住满3年，主申请人或随同配偶有任意一方满足条件后即可转191永居。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提名的申请人可以在EOI打分中获得额外15分加分。

　二、澳洲雇主担保移民

　澳洲雇主担保签证是澳洲政府为满足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短缺而设立的、允许澳洲企业担保海外各类专业人士或技术工人来澳工作/定居的一组签证类别。这类签证不需要打分，只要申请人符合基本条件就可申请，并且配偶和子女也能一同来澳洲。

　澳洲雇主担保移民分为非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移民186签证，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移民494签证和雇主担保482工作签证。其中186签证为一步到位拿PR的永居签证，494签证和482签证为临居签证，三类签证中482签证的申请要求最低。

　三、澳洲投资移民

　澳洲投资移民是澳洲政府为吸引海外成功人士来澳投资的一种途径，相较于技术移民和雇主担保移民，这种移民的方式受政策影响更小。澳大利亚投资移民分为132类别和188类别。

　132签证细分为132A和132B两小类，两小类申请人均可一步到位拿永居。188签证细分为188A、188B、188C、188D、188E五小类，188项下各小类均为为期4年的临居签证，申请人需登陆澳洲后满足条件后转888永居签证。

　188A商业创新类签证对审计要求相对较松、注重公司的营业额，对投资金额要求不高，全家净资产达到80万澳币以上，在公司中至少拥有30%股份，且公司年营业额不少于50万澳元，满足打分要求即可申请，投资方式可灵活变通。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主、大型企业管理者

　188B商业创新类签证是专门为那些从事投资活动（如：股票、期货、基金、外汇等）的投资者而设立的一种四年期的临居签证。这类申请较188A类的要求要高很多，要求申请人有突出的投资经历和经验，通过州政府担保，而且投资150万澳币到澳洲政府指定债券并持有四年,即可转永居。主申请人在递交永居申请前的四年内须在澳洲累计居住满2年。适合专业投资、股民及房产组合投资成功人士。

　188C重大投资者类签证(SIV)，也就是我们俗称的500万澳币投资移民。此类型的商业移民更侧重投资方向，没有年龄限制，没有英语要求，不需打分，只要在政策规定的领域内至少投资500万澳币就可以快速移民。该签证适合高净资产、高收入成功人士

　132签证包括132A卓越企业家类签证和132B风险投资企业家类签证。其中132A签证对申请人过往的经商背景，持股比例和公司营业额及净资产有一定的要求。132B签证需要获得澳洲风险资本协会(AVCAL)认证的风险投资类公司的投资，用于在澳洲创立发展澳洲生意。132类签证适合高净资产、高收入成功人士，可以先拿身份后投资，一步到位拿永居。

　四、澳洲家庭团聚移民

　澳洲家庭团聚类移民主要分为三大类，夫妻团聚移民、父母与澳洲子女团聚移民、子女与澳洲父母团聚移民。每个类别按具体情况细分为不同子类别。

　澳洲配偶签证根据申请人在澳洲境内、境外以及法律婚姻、事实婚姻配偶分为三大类：境内820/801配偶签证；境外309/100配偶签证和境外300未婚夫妻签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300签证，这类签证申请人在获得签证入境后，需要在澳洲境内递交820/801配偶签证以获得永居身份。

　澳洲父母签证根据申请人在澳洲境内、境外以及是否选择为澳洲政府做贡献分为澳洲境外申请贡献类143签证，非贡献类103签证，贡献类临时173签证和澳洲境内申请的804/864/884签证。

　

篇二扩展阅读：澳洲移民的热门专业

　1、澳洲社工专业移民

　就业推荐指数☆☆☆☆

　申请及就读可行性☆☆☆☆

　移民指数☆☆☆☆☆

　社会工作致力于社会公平、提高生活质量和开发个人团体和社区潜能。社会工作者追求解决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障碍、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积极参与解决公民个人的压力和危机境况。主要方法是通过帮助个人实现他们的智力、体力和情感的潜力，通过和个人、团体和社区合作来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

　澳洲有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深入且个性化的关怀，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量较大。社工在澳大利亚已经是发展最快的职业之一，工作地点遍布青年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移民和难民服务中心，以及政策制定机构。目前该岗位的工作人员缺口在以每年约18%的速度持续增长。

　现在社工专业的移民分数还是60分。而且可以比较容易申请master。两年毕业后即可移民。适合在澳洲读完本科，但不是移民专业，英文又比较好的同学修读。因为毕业后技术评估需要雅思四个7或相等英文水平，所以基本上25岁以上，在澳洲读完两年毕业后就60分可以申请独立技术移民。

　2、澳洲工程造价专业移民

　就业推荐指数☆☆☆☆☆

　申请及就读可行性☆☆☆☆☆

　移民指数☆☆☆☆☆

　工程造价师的项目包罗万象，可以是办公室、学校、医院也可以是工厂、桥梁、铁路、油田和矿场。可以说，只要有工程建设的地方，都需要工程造价师。

　工程造价作为一个介于工程和商科之间的专业，工程造价师可以在建筑行业提供专业的造价预估和成本控制。工程造价师的工作贯穿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造价预估，施工阶段的成本监控，完工后的税务折旧以及出于保险目的的重置成本计算。工程造价师的对于项目财务上的评估将影响到其他决策者，所以必须确保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准确。

　工程造价可以从本科开始读书，而且读书时间比较短，两年可以毕业。适合想省钱，又想通过读书来移民的同学。

　技术评估没有英文要求，而且60分就可以申请独立技术移民。

　3、澳洲幼教专业移民

　就业推荐指数☆☆☆☆☆

　申请及就读可行性☆☆☆☆

　移民指数☆☆☆☆

　幼教在澳洲有着很好的就业和移民前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爱心又有耐心，喜欢小朋友，善于沟通乐于教导，可以考虑选择幼教专业。随着澳大利亚新生儿数量的增多，幼儿教师的缺口也在逐渐增大，收入也比较稳定。

　目前，就业市场上的职位空缺高达上万个。从移民角度来说幼教的配额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只是语言要求比较高，适合英语基础好的同学。

　幼教移民难度来自于英文。本科或以上相关学历+雅思阅读和写作7分，并且口语和听力8分。

　但如果满足条件，也是毕业后马上可以移民。

移民泰国

泰国是距中国最近、文化最为相通的国家之一，因而多年以来就存在不少中国赴泰移民。近10年来的这股移民潮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次移民浪潮”，如果单就赴泰中国移民而言，这批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以知识为本，而非以乡情、地方主义或是亲戚关系立足。

按泰国当地的理解，第一代赴泰移民是那些目前已过7旬的老移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因为有海外关系或单纯地“下南洋谋生”等因素而到了东南亚诸国。这些人的子女以及同年龄的中国人成为第二代移民，他们多数能够将家业发扬光大，或是依靠国内的资本在泰国创业。而当前这一代移民可称为第三代。据泰国中华工商总会会长张先生说：“眼下的这些后辈们很令人佩服，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会办事。”说到这里，张先生还满意地提及自己的副会长、30多岁的邝**。邝**来自北京，6年前到泰国工作，凭着在国内的文凭和工作经历，加上办事老到、知识层次高，现在已经在华人圈中相当有名气，年纪轻轻就成为副会长。

通常而言，第三代中国移民因以下目的来泰国。

一是学业。考取泰国的留学生相对容易，而泰国高等院校也乐于招收留学生，泰国的学费也较欧美国家低许多。比如，厦门大学的李宗烨毕业后不久就来到泰国，现在又考取了兰实大学的研究生，他认为，在泰国深造比较容易，而且学习的氛围也好。类似这样的以求学为主的移民正在增加。

二是工作。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激增，而就业岗位相对不足。为此，许多走出高校的学子们选择到国外工作，而泰国的生活成本比西方国家低，就业岗位也不少，因而吸引了大量中国青年移民。如潮州人柴忠，现年不到30岁，他在上海某高校毕业后就直接到泰国工作，现在打了两份工，基本能在泰国立足，他贷款买了房子和车子，老板们也很满意他的工作。柴忠说：“我感觉在泰国工作比在中国还要得心应手。”

第三是贸易。泰国与中国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尤其是近几年来，两国政府间持续“中泰一家亲”的友好关系，给商业带来了空前机遇。现在，与中国有关的商贸推介会、投资签约会在泰国屡见不鲜，许多新移民利用在国内的知识，到泰国发展生意。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主营房地产、生产“红牛”功能饮料的华彬集团，其老板严彬本是中国山东人，到泰国创业反而大获成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做钢材生意的泰国德利恒有限公司，是由中国人于宝泉创办的；做旅游商贸的新龙旅贸公司，是由中国人许林创办的。这些人都具有较高学历，凭借知识为本在泰国创业，办事可靠、诚信为本，受到泰国人的尊重与欢迎。

无论是哪种原因来泰国，第三代移民都比前辈们有更深厚的“祖国情感”，他们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而非满口潮州话、客家话；他们不会在话语中说“你们中国如何如何”；他们也很关心中国的时事，经常订阅华文报纸。这些人更像是中国人与泰国人优点的集合体：对人谦恭有礼、行事文质彬彬、乐于接受挑战，最重要的是，做生意诚信意识很强。

由于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泰国近年来的经济不是很景气，就业机会不是很多，而中国移民“抢饭碗”的事情却似乎并没有引起泰国人反感。原因是泰国人在当地生存相对容易，由于免费的医疗和宽松的市场管理，几乎人人都能摆摊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