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战败后的下场是什么

以明思宗朱由检的性格，如果战败回去，死的多活的少。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眈眈，山河冷落，烽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阉,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除杨鹤、熊文灿外，其他皆为撼世之名将，功名显著华夏。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以至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乾隆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尽管继位之后迅速剿灭魏忠贤一党，显示了其果敢的一面，但在随后的十余年执,政生涯中其内阁成员如走马灯般更迭，兵部尚书及督师等也是屡遭贬斥乃至冤,杀，其余大臣更是终日惶恐，朱由检的滥,杀和多疑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明崇祯年间的朋,党之争的态势并未得到改善，而朱由检在除却铲除魏党一役的争斗中的表现堪称昏庸。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朱由检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谈论明末无论如何是绕不开崇祯和杨嗣昌的，作为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最“信任”有加的大臣，杨嗣昌对内采取“ 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剿贼策略，对外主张对清议和都发生了重大效应，只可惜两项主张全部功败垂成，而杨嗣昌害死卢象升，主张对清议和，举荐的熊文灿招抚张献忠，中了诈降之策，杨嗣昌自己也因为张献忠的反叛身亡。留下了千古骂名，许多史册和学者对其口诛笔伐，认为明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杨嗣昌。但依然有很多人为杨嗣昌打抱不平，为大明最后的希望所惋惜。

为何说杨嗣昌是明末最后的战略家？

很多人实际上都认识到了明朝的战略规划总是朝令夕改，无论是士兵还是官员往往都只能疲于奔命。杨嗣昌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害死了卢象升这一位明末最为能打的“文臣”。而恰恰是卢象升实际上其战略规划上和杨嗣昌是不谋而同的，当然只是在对内作战上，两人的根本矛盾在于对清议和。

实际上无论是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亦或是洪承畴等，其主张都是没有全面化，没有放眼天下的格局的。只有杨嗣昌的战略是深谋远虑的，攘内先安外在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其计划用“ 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的围堵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也是非常有效的。

在杨嗣昌的战略规划出炉前，明朝剿匪10余年，茫茫然越打越多，卢象升九战九捷之后依旧深感无力上书崇祯认为剿匪之策毫无规划，官兵沦为盗匪者不计其数。

《明史·卢象升传》：九年正月，大会诸将于凤阳。象升乃上言曰：“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

那么杨嗣昌“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就是针对流寇作战的特点来对症下药的，其结果是辉煌的，张献忠被迫投降，李自成只剩下18骑遁入山中。

但是战略是高屋建瓴，敌不过具体执行上的一步错，步步错。

对内作战胜利的关键时刻，清军入侵，崇祯不顾杨嗣昌规劝，将主持流寇作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都调回京师，导致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张献忠投降，杨嗣昌非常警惕，不想轻易接受，要张献忠杀贼投诚，奈何敌不过好大喜功的崇祯和熊灿文，也正是这一步导致熊灿文和杨嗣昌身亡。张献忠果然诈降，等到时机成熟又扯旗造反。

明史 -- 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 中国古籍全录

崇祯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父鹤，总督陕西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五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嗣昌父子不附奄，无嫌于东林。侍郎迁安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其乡人为讼冤。嗣昌以部民故，闻于朝，给事中姚思孝驳之，自是与东林郄。

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

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辞，不许。明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帝与语，大信爱之。凤翼故柔靡，兵事无所区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福建巡抚熊文灿者，讨海贼有功，大言自诡足办贼。嗣昌闻而善之。会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驻陕西、河南。家桢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荐文灿代之。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诏抚按饬行。

贼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总兵王忠援河南，称疾不进，兵噪而归。嗣昌请逮戮失事诸帅，以肃军令，遂逮忠及故总兵张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职戴罪自赎。

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说，欲专委重文灿，文灿顾主抚议，与前策牴牾。帝谯让文灿，嗣昌亦心望。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乃上疏曰：“网张十面，必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剿绝，法当驱关东贼不使合，而使陕抚断商、雒，郧抚断郧、襄，安抚断英、六，凤抚断亳、颍，而应抚之军出灵、陕，保抚之军渡延津。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陈永福诸军，并力合剿。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则秦督提曹变蛟等出关协击。期三月尽诸剧寇。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则人人效力，何贼不平。”乃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帝可其奏。

是时，贼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畴纵贼。嗣昌因言于帝曰：“熊文灿在事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成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灿既主抚议，所加饷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帝既不复诘，廷臣亦莫言之。

至明年三月，嗣昌以灭贼逾期，疏引罪，荐人自代。帝不许，而命察行间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畴专办秦贼，贼往来秦、蜀自如，剿抚俱无功，不免于罪。熊文灿兼办江北、河南、湖广贼，抚刘国能、张献忠，战舞阳、光山，剿抚俱有功，应免罪。诸巡抚则河南常道立、湖广余应桂有功，陕西孙传庭、山西宋贤、山东颜继祖、保定张其平、江南张国维、江西解学龙、浙江喻思恂有劳，郧阳戴东旻无功过，凤阳朱大典、安庆史可法宜策励图功。总兵则河南左良玉有功，陕西曹变蛟、左光先无功，山西虎大威、山东倪宠、江北牟文绶、保定钱中选有劳无功，河南张任学、宁夏祖大弼无功过。承畴宜遣逮，因军民爱戴，请削宫保、尚书，以侍郎行事。变蛟、光先贬五秩，与大弼期五月平贼，逾期并承畴逮治。大典贬三秩，可法戴罪自赎。”议上，帝悉从之。

嗣昌既终右文灿，而文灿实不知兵。既降国能、献忠，谓抚必可恃。嗣昌亦阴主之，所请无不曲徇，自是不复言“十面张网”之策矣。是月，帝御经筵毕，嗣昌奏对有“善战服上刑”等语，帝怫然，诘之曰：“今天下一统，非战国兵争比。小丑跳梁，不能伸大司马九伐之法，奈何为是言？”嗣昌惭。

当是时，流贼既大炽，朝廷又有东顾忧，嗣昌复阴主互市策。适太阴掩荧惑，帝减膳修省，嗣昌则历引汉永平、唐元和、宋太平兴国事，盖为互市地云。给事中何楷疏驳之，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帝不问。

六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于是楷、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修撰刘同升、编修越士春继之。帝怒，并镌三级，留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遂镌道周六级，并同升、士春皆谪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亦获谴。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

我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方醉，不能军，败死。京城戒严，召卢象升帅师入卫。象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编修杨廷麟劾嗣昌误国，嗣昌怒，改廷麟职方主事监象升军，而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象升既阵亡，嗣昌亦贬三秩，戴罪视事。

十二年正月，济南告陷，德王被执，游骑北抵兖州。二月，大清兵北旋，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辄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屡疏引罪，乃落职冠带视事。未几，以叙功复之。

先是，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九年，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犹削籍。及是，亡七十余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荐四川巡抚傅宗龙自代。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籓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嗣昌因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又以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于是大名、广平、顺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一人。蓟辽总督下增监军三人。议上，帝悉从之。嗣昌所议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民流饷绌，未尝有实也。

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府汰通判，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从之。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论者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五月，熊文灿所抚贼张献忠反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八月，傅宗龙抵京，嗣昌解部务，还内阁。未几，罗犭英山败书闻。帝大惊，诏逮文灿。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朔，召见平台。嗣昌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军资甲仗望敕所司遄发。”帝悦，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翊日，赐白金百、大红絺丝四表里、斗牛衣一、赏功银四万、银牌千五百、币帛千。嗣昌条七事以献，悉报可。四日召见赐宴，手觞三爵，御制赠行诗一章。嗣昌跪诵，拜且泣。越二日，陛辞，赐膳。二十九日抵襄阳，入文灿军。文灿就逮，嗣昌犹为疏辩云。

十月朔，嗣昌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会。贼贺一龙等掠叶，围沈丘，焚项城之郛，寇光山。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逾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驱射贼，殪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称诏颁赐。十一月，兴世王王国宁以众千人来归，受之于襄阳，处其妻子樊城。表良玉平贼将军。诸将积骄玩，无斗志。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房、竹山、竹溪。嗣昌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汝才、登相，全军覆于香油坪。嗣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从之。

当是时，李自成潜伏陕右，贺一龙、左金王等四营跳梁汉东，嗣昌专剿献忠。献忠屡败于兴安，求抚，不许。其党托天王常国安、金翅鹏刘希原来降，献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还，良玉不从。十三年二月七日，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献忠于玛瑙山，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其党扫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杨友贤率众降。是月也，帝念嗣昌，发银万两犒师，赐斗牛衣、良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国门，而玛瑙山之捷至，大悦，再发银五万，币帛千犒师。论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败贼水石坝，获其军师。四川将张令、方国安败之千江河。李国奇、贺人龙等败之寒溪寺、盐井。川、陕、湖广诸将毕集，复连败之黄墩、木瓜溪，军声大振。汝才、登相求抚，献忠持之，敛兵南漳、远安间，杀安抚官姚宗中，走大宁、大昌，犯巫山，为川中患。献忠遁兴安、平利山中，良玉围而不攻，贼得收散亡，由兴安、房县走白羊山而西，与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贼合，其势复张，乃由襄阳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间劳苦，赐敕发赏功银万，赐鞍马二。罢郧阳抚治王鰲永，诏废将猛如虎军前立功。黄得功、宋纪大破贼商城，贺一龙五大部降而复叛。郑嘉栋、贺人龙大破汝才、登相开县。汝才偕小秦王东奔，登相越开县而西，自是二贼始分。

当是时，诸部士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门、云南兵之在简坪、湖广兵之在马蝗坡者，久屯思归，夜亡多。关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陕西窦开远、河南李际遇为之魁，饥民从之，所在告警。嗣昌以闻。帝发帑金五万，营医药，责诸将进兵。而陕之长武，川之新宁、大竹，湖广之罗田又相继报陷。嗣昌乃下招抚令，为谕帖万纸，散之贼中。七月，监军孔贞会等大破汝才丰邑坪。其党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贼魁整十万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继降，于是群贼尽萃于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谓川地厄塞，诸军合而蹙之，可尽殄。而人龙以秦师自开县噪而西归，应元等败绩于夔之土地岭，献忠势复张，汝才与之合。闻督师西，遂急趋大昌，犯观音岩，守将邵仲光不能御，遂突净壁，陷大昌。嗣昌斩仲光，劾逮四川巡抚邵捷春。贼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万县。贼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诸将分击。贼已陷剑州，趋保宁，将由间道入汉中。赵光远、贺人龙拒之，贼乃转掠，陷梓潼、昭化，抵绵州，将趋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庆。贼攻罗江，不克，走绵竹。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贼转掠至汉州，去中江百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贼遂纵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贼遂由水道下简州、资阳。嗣昌征诸将合击，皆退缩。屡征良玉兵，又不至。贼遂陷荣昌、永川。十二月，陷泸州。

自贼再入川，诸将无一邀击者。嗣昌虽屡檄，令不行。其在重庆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疑左右皆贼，勒三日进兵。会雨雪道断，复戒期。三檄人龙，不奉令。初，嗣昌表良玉平贼将军，良玉浸骄，欲贵人龙以抗之。既以玛瑙山功不果，人龙愠，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语载良玉、人龙传。

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王鰲永尝谏之，不纳。及鰲永罢官，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之不长，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其间能自出奇者，惟玛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辅号令，良玉当退守兴安，无此捷矣。臣以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之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为哉？”先是，嗣昌以诸将进止不一，纳幕下评事元吉言，用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副之。比贼入泸州，如虎及贺人龙、赵光远军至，贼复渡南溪，越成都，走汉州、德阳、绵州、剑州、昭化至广元，又走巴州、达州。诸军疲极，惟如虎军蹑其后。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贼必出川，遂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贼。人龙军既噪而西，顿兵广元不进，所恃惟如虎。比与贼战开县、黄陵城，大败，将士死亡过半。如虎突围免，马骡关防尽为贼有。

初，贼窜南溪，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扼归路以待贼。嗣昌檄诸军蹑贼疾追，不得拒贼远，令他逸。诸将乃尽从泸州逐后尘。贼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贼遂下夔门，抵兴山，攻当阳，犯荆门。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兴、房兵趋汉中，若相避然。贼所至，烧驿舍，杀塘卒，东西消息中断。郧阳抚治袁继咸闻贼至当阳，急谋发兵。献忠令汝才与相持，而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阳近郊，用二十八骑持军符先驰呼城门督师调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从中起，城遂陷。

献忠缚襄王置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籓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之。未几，渡汉水，走河南，与贺一龙、左金王诸贼合。嗣昌初以襄阳重镇，仞深沟方洫而三环之，造飞梁，设横互，陈利兵而讥诃，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汉间列城数十，倚襄阳为天险，贼乃出不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之沙市，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廷臣闻襄阳之变，交章论列，而嗣昌已死矣。继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也。帝甚伤悼之，命丁启睿代督师。传谕廷臣：“辅臣二载辛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定国公徐允祯等请以失陷城寨律议斩。上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饬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后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 中国古籍全录

吴甡，字鹿友，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邵武、晋江、潍县。天启二年征授御史。初入台，赵南星拟以年例出之，甡乃荐方震孺等，而追论崔文升、李可灼罪，遂得留。后又谏内操宜罢，请召还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乃积与魏忠贤忤。七年二月削其籍。 中国古籍全录

崇祯改元，起故官。温体仁讦钱谦益，周延儒助之。甡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当就廷推中简用，事乃止。时大治忠贤党，又值京察，甡言此辈罪恶非考功法所能尽，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御史任赞化以劾体仁谪，甡论救，而力诋王永光媚珰，请罢黜。皆不纳。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甡遍捕贼魁诛之。奉命振延绥饥，因谕散贼党。帝闻，即命按陕西。劾大将杜文焕冒功，置之法。数为民请命，奏无不允。迁大理寺丞，进左通政。

七年九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甡历陈防御、边寇、练兵、恤民四难，及议兵、议将、议饷、议用人四事。每岁暮扼河防秦、豫贼，连三岁，无一贼潜渡，以闲修筑边墙。八年四月上疏言：“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计糊口；一苦追呼，无力输租；一苦杀掠，无策保全。由此悉为盗，请蠲最残破地十州县租。”帝即敕议行。户部请税间架，甡力争，弗听。其秋，我大清平察哈尔国，旋师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将屡败。总督杨嗣昌遣副将自代州往侦，亦败走。甡镌五级，嗣昌及大同巡抚叶廷桂镌三级，俱戴罪视事。先是，定襄县地震者再，甡曰：“此必有东师也。”饬有司缮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备，独不被兵。山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高加计皆前巡抚戴君恩所抚，拥众自恣。甡阳为抚慰，而密令参将虎大威、刘光祚等图之，以次皆被歼。甡行军树二白旗，胁从及老弱妇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众。在晋四年，军民戴若慈母。谢病归。

十一年二月，起兵部左侍郎。其冬，尚书杨嗣昌言边关戒严，甡及添注侍郎惠世杨久不至，请改推。帝怒，落职闲住。十三年冬起故官，明年命协理戎政。帝尝问京营军何以使练者尽精，汰者不哗，甡对曰：“京营边勇营万二千专练骑射，壮丁二万专练火器，廪给厚而技与散兵无异。宜行分练法，技精者，散兵拔为边勇，否则边勇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者汰补，革弊当以渐，不可使知有汰兵意。”帝然之。又问别立战营，能得堪战者五万否，甡对：“京营兵合堪战。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敚，归营则本军复充伍。今练兵法要在选将，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非难。但法忌纷更，不必别立战营也。”帝顾兵部尚书陈新甲，令速选将，而谕甡具疏以闻。赐果饵，拜谢出。

十五年六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许复其冠带。铨果以捐资振饥属抚按题叙，延儒拟优旨下户部。公议大沸，延儒患之。冯元飙为甡谋，说延儒引甡共为铨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语铨事，甡唯唯，退召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寝其疏不覆。延儒始悟为甡绐。延儒欲起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树党。延儒引用锦衣都督骆养性，甡持不可。后帝论诸司弊窦，甡言锦衣尤甚，延儒亦言缇骑之害，帝并纳之。

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阳、荆州、承天连陷，召对廷臣，陨涕谓甡曰：“卿向历岩疆，可往督湖广师。”甡具疏请得精兵三万，自金陵趋武昌，扼贼南下。帝方念湖北，览疏不悦，留中。甡请面对，帝御昭文阁，谕以所需兵多，猝难集。南京隔远，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师嗣昌九檄征兵，一旅不发。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汉甚于曩时，臣节制不行，徒损威重。南京从襄阳顺流下，窥伺甚易，宜兼顾，非退守。”大学士陈演言：“督师出，则督、抚兵皆其兵。”甡言：“臣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使臣束手待贼，事机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议发兵。尚书张国维请以总兵唐通、马科及京营兵共一万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敌退始可调。帝命姑俟之。甡屡请，帝曰：“徐之，敌退兵自集，卿独往何益？”逾月，延儒出督师，朝受命，夕启行。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甡卒迟回不肯行。部所拨唐通兵，演又请留，云关门不可无备。甡不得已，以五月辞朝。先一日出劳从骑，帝犹命中官赐银牌给赏，越宿忽下诏责其逗遛，命辍行入直。甡惶恐，两疏引罪，遂许致仕。既行，演及骆养性交构之，帝益怒。至七月，亲鞫吴昌时，作色曰：“两辅臣负朕，朕待延儒厚，乃纳贿行私，罔知国法。命甡督师，百方延缓，为委卸地。延儒被纠，甡何独无？”既而曰：“朕虽言，终必无纠者，锦衣卫可宣甡候旨。”甡入都，敕法司议罪。十一月，遣戍金齿。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驰疏救，不从。

明年，行次南康，闻都城变。未几，福王立于南京，赦还，复故秩。吏部尚书张慎言议召用甡，为勋臣刘孔昭等所阻。国变后，久之，卒于家。

赞曰：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然迄无成功者，得非功罪淆于爱憎，机宜失于遥制故耶？吴甡按山右有声，及为相，遂不能有为。进不以正，其能正邦乎？抑时势实难，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济也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才使用观。

在没有使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谨慎又谨慎，要好所有的调查，全方位的考察该人才，从德、智、体、美、劳（呵呵）等各个方面了解将要使用的人才，及时发现人才的优势和弱势，做好必要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如果无法通过预防和准备工作控制好用人风险，就干脆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你需要的人才。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疑人不用”，疑人不仅仅包括你不了解和怀疑他能力或德行或健康的人，还包括你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其带来风险的人。因为，不论如何调查，都有可能缺失一部分真相或被伪装一部分真相，能用的人不仅仅是你能调查的人，而且包括你即使不能完全调查，但是，你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可以预防的人。

比如：国内一个著名的管理人经理，为了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会计，先去该会计的家里家访，同会计的父亲同席而眠，通过对其家人的了解分析，发现他的家人都很注重传统忠义思想，对会计儿子也非常有影响力，通过家访也了解未来的会计的财产家庭状况，也与其父亲建立良好的关系，会计的父亲成为另类的监督（非体制监督），这样该会计不仅获得了经理的信任，也不敢乱做帐，兢兢业业的工作，成为经理的有力的左膀右臂。

该经理就是通过可预防的手段，达到疑人不用的方式、用人不疑的成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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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疑人不用，就要敢于用人不疑，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主观能动性和成就。

崇祯就是用人多疑的失败典型：

众所周知的袁崇焕就是最大的牺牲品，从刚开始的极其信任到最后的极度残杀，充满了多疑的用人方式。

不仅仅如此，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明思宗崇祯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

可以这么说，如果崇祯用人不疑，李自成很可能被杨鹤、洪承畴、曹文诏、陈奇瑜、卢象升、杨嗣昌等将领剿灭，如果崇祯用人不疑也不会冤杀袁崇焕，如果崇祯用人不疑、用好洪承畴，也不会导致洪承畴最终降清。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简单的一句诗句道出了文天祥被俘虏时候的心境，道出了其不畏死亡，只希望遵循本心的态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仅仅是文天祥，每一个乱世，都会涌出许多这样忠心于国家之人。就如明末时期，有一人被称为明朝“第一硬汉”，此人名为黄道周。

明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领导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许多代昏君的领导下，宦官专政，最终走上了末路。而崇祯时期，恰好遇上了小冰河时期的天灾，百姓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起义，使得这个王朝最终处于了风云飘摇之中。

黄道周正是出生在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有志之士，他原本也希望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考中科举，为国效力。然而，尽管他努力了，并且在1622年成功地中了进士，成为了明朝的官员。但是朝局的腐朽，使得这个满怀忠义之心的人，连连被人排挤，黄道周更是因为直言进谏，被万历皇帝罢官。

此后，黄道周虽然被崇祯皇帝复用，但是，此人多次建议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并举荐一批有才有志之士。自古忠言逆耳，崇祯为了袒护自己宠信之人——杨嗣昌，将黄道周再一次贬黜。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暴病而亡，崇祯遂想起了黄道周，并希望重新重用于他。但是黄道周深知此时的明朝昏庸无道，国运已尽，因此选择了辞官回家，专心著述。

明朝灭亡后，清军已经入关，在这个民族危难之时，黄道周选择出山，并加入了南明政权，一同抵抗清军。然而，清军与南明的实力相差太大，即使有着许多像黄道周一般的忠义之士，也不能挽回颓势，最终南明灭亡，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

清廷深知此人是个人才，于是派洪承畴前来劝降，黄道周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用这个对联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使得洪承畴十分羞愧。

不愿投降的黄道周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并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4月20日）行刑。作为汉族之人，黄道周只会忠心于明朝，即使在行刑之时，刽子手令其下跪，他也不肯，这使得刽子手在无奈之下，为其搬来了板凳，让黄道周坐在板凳上，为他行刑。

黄道周的一生，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作为一个行事遵从内心之人，他不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项举动，这样的人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认为，洪承畴在明清重大历史变革关头，能审事度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服从清廷统一中国的大局，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虽在仕明时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功大于过，应属可以基本肯定的人物。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洪承畴文韬武略，权倾两朝，是中国明清时代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其“大节有亏”，是汉奸，镇压过农民起义，应予否定；二是认为其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功大于过，应基本肯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史观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大中华民族概念的架构，按照辩证唯物论史观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洪承畴应属于基本肯定的。本文谨就洪承畴的历史功过及评价所引发的种种思考，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

　　首先，洪承畴在清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为开清定土立下汗马功劳。

　　顺治元年（1644），清廷“特令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 （1），正遇李自成义军已推翻明朝统治的天赐良机，多尔衮踌躇不前。时随行参决帷幄的洪承畴急向多尔衮献策 ：流寇 “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而“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2）。并具体提出严肃军纪，“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3）三不政策，投降者封赏，抗拒者必诛，制订严密的行军路线和用兵方略。多尔衮采纳了洪承畴的建议和主张，向南进兵。同时，改变过去进关掠夺财物和任意屠城的恶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4），清军一到，几无反抗，顺利攻占北京。由于洪承畴引清军入关有功，被清廷授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5），成为清初重臣。

　　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受阻，命承畴总督江南军务。洪承畴秉承清廷旨意，采取以安抚为主、进剿为辅的策略，招抚张缙彦及江南诸府，擒杀林金声、黄道周，攻占闽浙等地。三年平息江南反清势力，对清朝安定江南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在平定闽地唐王朱隶键的隆武攻权时，采用招抚其权臣郑芝龙的做法，使清廷“不劳一矢”而得福建，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被时为平南大将军的多罗贝勒博洛称为“开清第一功”（6）。

　　顺治八年（1651年），南明残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诸人建立以云贵为中心的包括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州县的反清基地，合师北拒清军。顺治十年（1653），清廷授洪承畴“经略大学士”，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承畴详细分析敌我形势，严密屯兵布守，制订攻防战略；同时注意安定地方，选拔人才，训练军队，使“军威殊壮，招徕抚辑，民情安悦”（7）。顺治十二年（1655），洪承畴击败刘文秀，重创冯双礼，卢明臣坠水死。从此，清军控制湖广全境。顺治十四年（1657），洪承畴招降孙可望，三路军马入滇，规取贵州。顺治十八年（1661），桂王朱由榔为清军所俘。八年征战，经略五省，平定西南，彻底剿灭南明永历政权，洪承畴为清廷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次，洪承畴在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清军入关，占据燕京，敲响了明朝灭亡丧钟。然而，明末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却逐渐转化为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尤其在顺治二年，清军占领南京后，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颁布严行剃发令，“反对者，杀无赦”（8），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江南各地的反清斗争。除了明王室乘机反清复明外，江南广大农民、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士绅，纷纷掀起抗清斗争。面对这种紧张局面，洪承畴采取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的策略，大力拉拢江南地主阶级，以削弱反清力量。他一面开科取士，网罗知识分子；一面疏列降顺之人，请命赴部录用。在平定江南和经略五省中，他不仅招徕了故明文臣武将，也招徕了农民军将领，一定程度缓和了民族矛盾，减少征战杀戮。

　　为发展江南经济，洪承畴多次上疏清廷，要求宽民力、减税赋。如他要求将苏州崇明顺治二年的税银只征三分，免征盐课、马役等其他税徭（9）。顺治四年下旨，“免江南崇明盐课、马役等银两，允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请也”（10）。还有对江宁、池州、宁国、安庆、江西等地一些属县税徭实行减免，使江南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提出 “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方针，不改变其服饰发式，说降土司，并及时上疏清廷，赈济饱受灾荒和战乱之苦的边民，有力地促进南疆的生产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方面，他还向清帝提出修水利、尚俭朴、省徭役、定盐法、奖耕织、开海运及边防十二策等一系列主张（11），深得顺治帝赞赏，对清廷的封建统治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洪承畴在弘扬汉族文化，促进满汉融合和民族和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佐理机务时，积极劝导满州贵族尤其是清朝皇帝，学习汉族封建文化。顺治初年，他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顺治帝进讲六经，劝导皇帝学习汉语、汉书及儒家经典，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陈述施仁政的利害。在洪承畴和其他汉臣的推动下，清廷的统治者们日益重视和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尊孔崇儒，逐步融入到汉文化——中华先进文化的主体圈中来。

　　洪承畴在明末清初历史大变革中，为统一中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

　　古人曰：人无完人。洪承畴在历史上也存在过失。他为维护明朝封建统治镇压过农民起义，仕明的历史并不值得肯定。他生活在朝代更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处于十分尖锐的特定环境，他的过失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统治阶级出于某种目地强加而必须重新纠正的。我们应全面公正历史地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一分为二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

　　长期以来，由于受儒家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洪承畴一直受到非议。对于洪承畴在清初历史地位的评价，统治阶级是出于不同政治目的而变化的。康熙时期，洪承畴病逝，满清贵族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笼络降臣为其效命，称洪承畴为“贤良之臣”，“特授世及之荣，以示酬庸之典”（12）；乾隆中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为宣传忠君思想，下令撰修《贰臣传》，极力贬低降清汉官，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视为 “大节有亏之人”。辛亥革命时，出于推翻满清的政治需要，更是将明末降清汉官视为民族败类，洪承畴成了家喻户晓的“汉奸”。

　　关于洪承畴的降清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评价历史人物，离不开他所存在的历史背景。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建立后真政权，并夺取辽东大片土地，逐步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满州成为一支较为进步的封建政治力量。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重，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农民反对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于酿成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1644年，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明王朝宣告灭亡。1644年，明朝残余势力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却只知饮酒作乐，派饷卖官，无所作为；1645年建立的鲁王、唐王小朝廷也互争真伪，腐败不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代表新的政治力量，却在进城后追求享乐，丧失斗志，以至受挫山海关，撤出北京城，节节败退。

　　洪承畴降清之际，正处于满州政权、明王朝及其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等三股政治势力构成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然而，李自成义军的失败使他们彻底失望了。此时的洪承畴身居“三边总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正在作最后的战斗。当明末农民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明军处处败退，唯洪承畴屡败农民起义军。松山一战，却因受崇祯掣肘，丧失战机，导致退陷清军重围，兵败被俘。此时洪承畴深受皇太极礼待，若拒降则死，或可为后人奉为尽忠报国之英模；若降清，则依儒家封建传统文化，当涉失节而罗“汉奸”之名。身陷囹圄中的洪承畴，是降是死，一念之差。明王朝的腐朽无能，满清的初露锋芒及礼贤下士，洪承畴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他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大中华民族“的高度认识汉满之争。对于明朝的汉民族来说，此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反抗统治压迫，推翻明朝的腐朽政权才是国内的主流民意，而汉满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洪承畴对于满清投降与否，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并非大事，清廷照样统一中国，明朝照样灭亡；只是洪承畴本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但为何历来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那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扬的结果。斯时洪承畴如果选择拒降而英勇赴死，虽或成为民族流芳千古的壮举，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殉葬品而叫好。承畴降清，《贰臣传》说“有亏大节”，他们的“节”就是儒家思想所指的“忠君”、“忠臣不事二主”，也就是说，洪承畴必须为腐朽的明朝而死，而不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满清而生。但洪承畴却偏偏顺应历史潮流，不为行将灭亡的明朝作殉葬，愿为新兴的清廷效力。当然，彼时的洪承畴对明朝和满清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必竟是明朝重臣，当他权重“三边总督”时，尚有杨嗣昌、杨希旦等弹劾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而求诛杀；当他松山之役的关键时刻，却受到兵部尚书阿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以至受围被俘。对于明廷的腐败和无能，洪承畴不能没有感觉；对于满清皇太极的礼遇也不会无动于衷。在此关键时刻，洪承畴能分析利弊，把握时机，站到新的政治力量一边，才有后来成为开清重臣的机会，历史也证明走这一步是正确的。洪承畴的降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是无可非议的。

　　洪承畴历史上也曾充当明朝的统治工具，残酷镇压过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这是他的过失的一面。从儒家传统而言，他是属于清正廉明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官吏。1616年中进士之后，十三年奋斗才官至粮道参议，后来正由于他屡败农民起义军，才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成为明王朝的重臣。洪承畴除镇压明末的李自成义军外，还镇压了清初的江南反清斗争，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清军南下时，由于广大民众对明朝腐朽政权的痛恨，没有受到多少反抗。清廷的决策者多尔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颁布严行剃发令，严重侵犯了汉民族的尊严，激发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各地的反清斗争。这场斗争中，既有以反清复明为目的南明遗留势力，也有农民、市民、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地主士绅、知识分子的参加。构成了良秀难分的复杂的统一战线。这场抗清斗争，对于纠正清朝某些政策上的失误是有帮助的，但阻碍了清朝统一中国的行动。洪承畴秉承顺治皇帝旨意，采取先招抚后进剿的方法是正确的，顺应历史发展和国家统一的需要。

　　综上所述，洪承畴是清初开国重臣，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也曾镇压过明末的农民起义，但功劳是第一位的，功大于过，洪承畴应属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统治阶级出于自身政治需要而强加给他的“汉奸”等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不正确的评价应该推倒，还给洪承畴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关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涉及到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触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儒家封建传统观念及史学界的某些禁区，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这里也就与洪承畴的评价几个有关问题提出商榷。

　　一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朝代的更迭是正常现象，新兴的政治力量必然取代腐朽的政权，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正是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与统一，再冲突再统一，促使政权的不断更迭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应该放到这个大前提中去评价，才能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有了这个前提，洪承畴从腐败的明朝中审时度势，投身到另一个新兴的政权中去，何罪之有？他同其他旧朝廷旧政权中杀出、转为新朝廷新政权服务的官员一样，虽是旧朝廷旧政权的“叛逆”，却是新朝廷新政权的功臣，历史的功臣。洪承畴平定江南、经略五省，发展生产，有利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定，苻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拥有56个民族，民族不分大小，均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岐视，以华夷之分评价历史人物只能走入大汉族主义的圈子，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不少人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视清朝为外族，凡是抗清者均为民族英雄，降清者均为民族败类，缺乏全局的、大中华民族的定位。

　　三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历史不等同于政治，不应因某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任意篡改历史。乾隆时期的《贰臣传》正是为宣扬愚忠、防止造反、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出笼的。《贰臣传》中的降臣情况复杂，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尽作“大节有亏”之人。王宏志教授的《论“贰臣”》对此作了详尽的剖析。《贰臣传》是一篇影响十分恶劣的宣扬封建思想的唯心史观的作品，应予批判。

　　四是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农民起义是指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又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应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不能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以推翻统治阶级为目标的、组织严明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二是运用宗教、迷信等形式，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组织农民进行推翻旧统治者的斗争；三是一些地方农民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贪官污吏和某些政策；四是个别农民不满地方官吏、恶霸、豪绅欺凌，啸聚山林成为“草头王”。第一种类型因其顺应国内尖锐阶级矛盾，一呼百应，形成全国性反抗浪潮，对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种类型是一种被利用的变了颜色的“起义”，实质是政权的更换形式，对农民大众不可能带来根本的好处；第三种改良性质的起义，由于良莠不分、缺乏全局性的呼应和支持，必然被统治阶级利用、分化以至各个击破；第四种“义举”则纯属扰乱地方，虽劫富济贫，却也打家劫舍，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弊无利。

　　五是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封建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应予发扬光大；但一部分诸如倡导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愚忠”、“唯命是从”、“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等，却是统治阶级奴役属僚、愚弄人民的精神理论和麻醉剂。国人唯上唯书、不求自强的奴性即源于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由于其对统治阶级的不忠即予轻率否定，不能以封建统治者的好恶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必须冲破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摒弃儒家“愚忠”思想说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把历史研究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纠正被传统观念扭曲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判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崇祯十三年，江南水患，十四年旱蝗，十五年旱疫不断。当地社会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土匪和难民同流合污，地方内乱不断爆发。明思宗为了镇压盗匪，先是用杨鹤做总抚，然后是洪承畴，再是曹文诏，再是陈奇瑜，再是洪承畴，再是卢象升，再是杨嗣昌，再是熊文灿，再是杨嗣昌。十三年来，他频繁更换围剿军的将领。除了熊文灿，他们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李自成几经劫难，后赴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皇太极不断袭扰入侵，明廷饱受两线作战之苦。每年的“三率”军费高达2200多万元，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乏利率是普遍的，这往往导致内部骚乱和明军哗变。再加上明思宗急于求治，生性多疑，刚愎自用，所以屡屡在国家大事上犯下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载：“崇祯二年十一月，朝廷太监沈良居提督九门、皇城门，朝廷太监李凤翔忠营”；金密谋杀害袁崇焕。

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明思宗的滥杀现象越来越严重。7个省长被杀，11个省长被杀。明宗也知道他不可能两边都打，私下同意讲和。但鉴于南宋的教训，明代文人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明思宗在议和问题上总是左右为难。他暗暗赞同杨嗣昌的提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马上对皇帝说：“陛下命我监军，我只知道打仗！”明思宗只能争辩说没有和平，而卢象升最后死于战斗。明末，它徘徊在和平与战争的两难之间，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崇祯十五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想和满清讲和，但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此计。后来陈新甲因泄露议和之事被崇祯处死，与清兵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明朝面临灭顶之灾。明思宗召见内阁大臣时，哀叹道：“我不是灭亡的君王，你们都是灭亡的大臣。我还没瘦到不能做学问。时至今日，大臣为何不相随？”在陈艳和光广亨的反对和不情愿下，他们没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事后，崇祯指责光广亨：“如果阻止我南迁，我应该被砍头，但我饶了这个。”后来，崇祯又重新考虑与李明瑞、左都李煜邦华一起南迁的计划，并让大学士陈艳担起重任。陈艳拒绝了，很快就被解雇了。第二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以“圣驾南下，招兵买马，求援”为由，让徐公顾雍请重臣守都，出京。大臣们怕皇帝不在京城，成为农民军泄愤的替罪羊，所以还是不肯让崇祯离开北京。

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南至北京，北至南京，跨越千里，遍地尸骨，人烟荒芜，行人稀少。崇祯皇帝召保定总督徐彪进京谒见。徐彪说：“我来自江淮，千里荒芜。即使在有城市的地方，也只有四面环绕的墙。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杂草，听不到鸡犬的啼叫。你看不到一个人在耕地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掌管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张被困，左良玉逃往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陷入危机。第四天，崇祯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飞霸三桂入京为魏，吴襄被任命为京营提督。六日，李自成被困傅玄，宦官杜荀投降。15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如果钟贤在这里，时事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3月16日，昌平失陷，3月17日，北京被围。3月18日，农民军乘飞天梯攻下西直、平泽、德胜城门，守军逃跑或投降。下午，开门，李自成大军进京。太监王莲急告皇上，四宗在宫中饮酒，叹曰：“苦吾民！”太监张茵劝说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明宗命太子、王勇、王鼎在浔岐周奎、宏恬与家人会合。又过了一个星期，袁菲、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被迫自杀。

然后四宗手拿三眼枪，带着几十个太监，骑马出了东华门。被乱箭射中，然后跑到七花门。程国公朱关上门，然后转向安定门。此处守军分散，城门深锁，太监无法劈斧。三月十九日，拂晓，火起，回宫。城外，火已经在燃烧。这时候天就要亮了，崇祯在前厅摇铃，召集百官，却没有一个人来。明思宗曰：“臣皆有错于我，君亡于国。一旦被抛弃，都是奸臣的错，如此而已。”最后，他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了。死时左脚光着，右脚穿着一只红色的鞋子。33岁的时候。陪同的只有提督太监王承恩。临死前，上吊蓝袍，上书大书：“我即位十七年，虽以德卑，天庭作恶，致叛军推都。然而，所有的部长都犯了错误。我死了，没脸见地下的祖宗，要去冠上遮面。让贼分尸，不伤一人。”3月21日，当尸体被发现时，大顺军将明思宗和周皇后的棺木移出皇宫，陈列在东门。“三十大臣哭拜，六十人拜而不哭，其馀皆望其上。”自贡临时位于紫禁城北面的河边。

明宗死后，自杀的官员有工部尚书倪、左副使范、李邦华、石邦尧、灵异渠、太常寺、武、刘、刑部右侍郎孟等。许宫全家自杀，数百太监自杀，死伤千余人。300多名女佣自杀。包括士绅和学生在内的700多个家庭自杀。4月4日，昌平府官员赵义贵等人将崇祯、皇后安葬在昌平县田贵妃墓。清代“帝体改丧，使臣民哀三日，庄烈帝称帝，岳翎思陵”。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洪承畴的才干从来无人怀疑。他不但军事才能极高，政治才能也相当突出。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洪承畴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但出众的才华显然并不能说明他的人品；尤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注定了要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甘平庸、不甘寂寞。这样的人，自然也相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干，说白了就是怕死。 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时，农民军大败，高迎祥被俘，李自成十八骑被追得躲入商洛山中。也许是因为洪承畴作为总督在军队中的声望增长得太快，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于是洪承畴被贬。但就在这个时候，满清皇太极想坐收农民军与明军鱼蚌相争的渔翁之利，乘机南下入侵。于是崇祯皇帝重新召用洪承畴，任总督蓟、辽军务，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