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撞脸马云的四川农民，现在生活怎样了呢？

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和娱乐挂上钩，甚至于很多原本很正经的新闻，都会被故意用搞笑的语气当成炒作材料，而如果在这种时代你有一张和名人撞脸的长相的话，是很容易变成一个小网红的。

马云就是很多网红喜欢模仿的对象，毕竟这位国民爸爸可是现在中国最有名气的富豪之一，就算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来历，那么淘宝网也一定是你生活当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就算你是村通网，没有用过网购，那么阿里系投资的各种软件也将会占据你手机的一席之地。

所以曾经就有一个经纪公司，发现了一名四川的农民，他的长相居然和马云非常相似，神态和五官都有类似的地方。这位天赋奇佳的农民叫做周宗朝，被发现之后他的照片一下子就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力，想要把他捧成网红。

当时周宗朝确实是赚过一段时间的钱，主要就是依靠自己的先天条件来模仿马云，参加一些模仿秀，或者是给当地的商业演出压场子。按理来说，这种以模仿出名的民间艺人往往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名气更大，登上更有权威性的舞台。

但这位四川版“马云”却并不这么想，他说自己经历过几次演出之后，虽然赚了一些钱，但是也领悟到自己其实只是单纯靠五官相近而已，并没有那种做艺人的天赋。他自己的模仿能力也并不算强，只靠模仿马云一个人，很快就会被大众所抛弃。

于是他干脆抛弃浮华直接回老家，重新当起了农民，现在在山里做自己的蘑菇生意。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从光鲜亮丽的小明星，一下子跌落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但相信经历过生活打磨的人都知道，只有这种真正握在手里的资本，才算是能够掌控拥有的部分。能抛弃浮华激流勇退，这位大哥不仅长得像马云，可以说某方面魄力也不输马云了。

情侣之间吵架男生撕掉照片的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待：

1 情绪失控：男生在吵架时可能感到极度愤怒或失望，从而采取了撕照片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或发泄情绪。这种行为可能表明他缺乏有效应对情绪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女生或没有成熟处理问题的能力。

2 表达方式不当：男生的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有些过于激烈或不成熟，没有充分考虑到女生的感受和可能的后果。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女生感到受伤、愤怒或不安，对双方的感情产生负面影响。

3 对过去的怀念：照片可能承载了两个人过去的美好回忆，男生的撕照片行为可能会让女生感到心痛和难以接受。这种行为可能表明男生没有充分认识到照片的重要性，或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对女生产生伤害。

对于这种行为，建议双方在冷静下来后进行沟通。女生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受伤，男生则可以反思自己的行为并道歉。同时，双方也可以考虑寻求专业的情感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以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1955年6月17日，南充青居乡的一个小组长杨大发接到通知，到区里宣传播种经验。

此时和杨大发所属的合作社指导专家罗梦华也接到命令回区里汇报工作。

两人同行，他便请杨大发为自己挑行李。

杨大发也不好推辞，一口气挑着行李走了六七里地，刚到区公所办公室放下行李喘气，就听到有人在背后叫他名字。

杨大发回头一看，几个侦查员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给他戴上手铐，还宣布他被当场逮捕。

杨大发是什么人？为何要逮捕他呢？

原来他就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杨进兴，解放后伪装成农民种田，结果被一张照片识破身份。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

杨进兴是浙江定平人，1941年调到重庆担任军统看守所特务队的看守。

因其枪法准，人够狠，被军统头目戴笠看重，担任他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

原本以为跟在戴笠身边，能够换来一片大好前程，可是没想到戴笠会去世那么快。

跟对人，职场一片光明；跟错人，职场一生落魄。

自戴笠去世后，杨进兴被调入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做看守员。

虽然工作职务有所调动，但是他的本性没有改，还是嗜杀成性，他把工作上调动的怒气都发泄在抓捕的***人身上。

渣滓洞和白公馆专门用来关押***人和一些爱国人员，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即便身陷囹圄也不肯向敌人低头。

面对这些不畏牺牲的革命战士，杨进兴用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手段摧残他们的身体。

在这里，他背负无数条人命，他亲手杀害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位同志，为了不被人发现，他还用汽油毁尸灭迹；

最让人发指的是，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子女以及秘书宋琦云夫妻和儿子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被杀害时还不到9岁。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削了军权，派到国外“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满腔热血想要回国驱赶日寇，他多次致电蒋介石，想要回国。

蒋介石起初不同意，在杨虎城再三要求下，他同意杨虎城回国，还派戴笠前去迎接。

谁料，戴笠将杨虎城他们安排在南昌的办事处软禁，限制他们一行人的自由。

南昌沦陷后，戴笠将杨虎城转移到重庆杨家山一平房内。

妻子谢葆贞听说后，不顾一切前去重庆寻找丈夫，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受酷刑而不顾。

蒋介石之所以一直扣押杨虎城，没有痛下杀手，是因为他还不想因为杨虎城背上骂名。

但是对于谢葆贞，蒋介石欲杀之而后快，因为她是一名***员，蒋介石最恨的就是***。

在监狱中，特务对谢葆贞残忍对待，还给她注射药水，致使她死在病床上。

自从李宗仁当上代理总统后，他下令释放杨虎城和张学良，奈何他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远不及蒋介石。

戴笠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不松口，他是不会释放杨虎城的。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彻底灭亡，紧接着解放军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南挺进。

南京政府被占领后，他们只能向重庆撤退，企图将这里作为大本营，和解放军做最后的抵抗。

在重庆，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先把关押的政治犯中最重要的一批杀掉，给***人一个教训。

毛人凤询问，是否要将杨虎城带到台湾去？

蒋介石听到这个名字后，咬牙切齿地说：“像这种祸国孽臣，还留着干什么，早就应该处死了！”

9月6日晚，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乘坐的吉普车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停车场停下。

特务带着杨虎城和杨拯中前往戴公祠，特务指着会客室说：“这里有两间房子，你们随便选。”

无论哪一间房间，都已经提前布置好杀手埋伏在房间里，只等杨虎城他们进屋。

杨拯中一进里屋，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将匕首一把用力刺进他的腰部。

杨拯中惨叫一声：“爸！”就倒在血泊中，还未来得及反抗，就离开人世。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听到声音后知道这里情况不对劲，刚一回头，房间里埋伏好的特务将匕首刺在他的腰部。

几乎同一时间，杨进兴用帕子捂住他的嘴，又狠狠几刀刺了进去，结束他的生命。

杀死杨虎城还不够，杨进兴还要斩草除根，用极端残忍的方式杀死杨拯贵和小萝卜头。

那么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是怎样隐匿身份潜藏下来，成为贫农出身的“模范互助组长”呢？

1949年12月10日南充解放，劳动人民都沉浸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开心中。

唯有反动派担惊受怕，他们知道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过难以饶恕，趁解放之初， 社会 秩序还不完善，他们密谋出逃。

在南充解放的第二天，南充市一个身穿黄呢子军大衣的中年男子正在和抬滑竿的滕明清讲价格。

一番商讨后，农民把他们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子抬到南充东南20里的永安场。

到了永安场才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附近百姓都大门紧闭，担心这些人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这名身穿黄呢子军大衣的男人无处可躲，只能询问滕明清家在哪里，愿意出高价到他家吃饭。

在等待吃饭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山水分布、以什么谋生。

当滕明清问他是做什么的时，他脱口而出：“我叫杨大发，原来是广安县人，妻子叫田德俊，是重庆人。

我在6岁那年父母双亡，只能跟随做生意的叔叔杨济生四处流浪，最终在江苏无锡当一个放牛娃，10岁就在这里卖饼子讨生活。

但是战争一起，民不聊生，我靠卖饼子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只能到浙江金华卖香烟和水果度日，16岁那年到重庆南岸做水果生意，先后当过各行各业的包工头。

原本在成都做生意，好不容易安了家，可是这段时间兵荒马乱的，生活不太平。

我们家人商议，想要回老家，可谁知道在途中竟然被国民党的散兵抢走了行李箱和金钱。如今无家可归，只想在这里暂住几天。”

他这一番说辞赢得了滕明清的好感，再加上他出手阔绰，滕明清立刻答应，让杨大发在自己家里先住下。

他拿出几个银元，请滕明清出面帮他在街上买一些酒肉，请当地的保长吃饭。

滕明清请来保长许绍岳、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几人前来吃饭。

为了能在这里隐姓埋名生活，他将自己讲给滕明清的故事，又在席间讲述一遍，说到伤感处就声泪俱下。

这一番表演可谓精湛无比，赢得所有人的同情和怜悯，大家都劝他先在这里住下来。

从此以后，杨大发跟着滕明清从事抬滑竿的工作，在这里居住三个月时间后，他又以20银元押金租用地主滕明华的两亩土地耕种。

这里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杨大发被划分为贫农，政府给了他一家人一亩土地，八挑田，一间半房屋。

有了这些资产，杨大发算是在烟山脚下安了家，扎下了根。

杨大发害怕自己的身份会被人揭穿，所以一直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凡是认识杨大发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说他是个好人。

在土地改革中，他还在诉苦会上积极发言，一番言论无不说到百姓心坎里，大家都很感激他。

在全村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他将自己所得的四分之一粮食上交村委会，请他们分给有需要帮助的农民。

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村里通知开会，他都会一如既往前去，且从来不会迟到，早退。

每次干活都抢着干那些最苦最累，还不讨好的工作，在村子里修公路时，他为了尽快完成工期，好几次挑土运石都把绳子担断。

无论村里有什么活动，他们夫妻俩都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杨大发这才当选为当地互助小组组长。

1953年8月，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活动，青居区办公室向公安局反映：在村子里有个来历不明的人。

他们反映的人就是杨大发，公安局立即对杨大发展开调查。

杨大发自称原籍是广安县的，可是当他们写信到广安后，没有查到这个人的一切信息。

南充县公安局觉得此人身份存疑，派吴英昌和侦查员黄同伦同志以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到村里调查。

当大家一听说调查杨大发的情况，他们都积极向这两位调查人员提供自己了解的情况。

村民滕明忠反映：“好像是解放第二天吧，杨大发带着妻子田德俊来到本村。

我记得他当时穿的好像是黄呢子军大衣，手上还戴着价值不菲的手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他的妻子还烫着时髦的波浪头，被村里人嘲笑后才改的发型。

在正月初五那天，杨大发还约我一起去烧香，谁知道在新场乡他突然改了主意，说自己一个人可以，去了好几天才回来。

有一天他在县城陈老板的栈房里，因为没钱掏房费，只能拿物品抵押。

但是当时世道混乱，物品根本不顶用，陈老板只认现钱，当时他就火了，还生气地说‘这也就是解放了，要不然信不信我一句话，你生意都做不下去’”。

除了这些外，杨大发还曾经拿出一个很值钱的金戒指和女士大衣到南充市场换钱。

虽然杨大发说自己从小没机会上学，也没读过书，可是他一点都不像文盲。

象棋在这里打遍村子无敌手，而且记忆力特别好。

村子里举办夜校培训，老师无论讲什么字，他都认识，当即说出这个字的意思，还能举一反三。

因为学习进步快，他还被评选为学习模范，许多村民都找他请教。

侦查员深入村子调查三个多月，搜集到的信息越多，发现此人越可疑。

此人来烟山脚下落户，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农村调查一段时间后，侦查员决定继续深入调查，专案组首先梳理现阶段已掌握的资料。

第二步，调取所有群众检举的材料和国民党特务的档案。

其中1951年川北党校滕志远的检举引起他们的注意：“南充解放第二天，青居来了一对陌生男女，还请保长等人吃饭。

他曾经说过自己原来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工作，原本打算飞到台湾生活，结果情况有变，他们不得已四处分散，在华蓥山集合”

南充市公安局的《敌情通报》中称：“敌人保密局在1949年派出一个潜伏组到南充，分散在华蓥山附近。”

根据这两条重要线索，省公安厅批准，将杨大发列为重要潜伏特务进行严密侦查。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杨大发是不是在逃的特务，省公安厅明确指示南充的公安人员进一步查明以下几点：

省公安厅指示下来后，当地公安局决定：

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查， 侦查人员发现两条新的情况。

第一条：“有一次杨大发的邻居听到两人吵架，他的妻子田德俊在偷吃玉米，这件事激怒了杨大发，妻子气急之下和他争吵‘你竟然敢凶我，你信不信我去政府揭露你的黑 历史 ？他们可是在抓特务，你敢去向他们坦白吗？’”

这话一出，原本还气势嚣张的杨大发瞬间偃旗息鼓，不敢再和妻子吵闹，只能叹气离开。

第二条：“1952年底，杨大发曾写信到重庆，田德俊的娘家人，介绍他们现在的情况。”

专案组立刻马不停蹄到重庆去寻找田德俊的养母田映贞调查情况。

田映贞告诉调查人员：“女儿在重庆嫁给一个国民政府做事的杨大发，解放后在南充安家，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但是国民政府的特务档案中，并没有杨大发这个人，侦查人员也没有找到滕志远。

为了弄清楚检举材料的内容，公安又派出两名侦查人员到重庆调查田映贞的亲朋好友核实情况。

他们找到常年在她家里帮工的雷开云。

雷开云告诉侦查人员：“田德俊最后嫁的男人叫杨进兴，听说在重庆司令部工作，此人性格狠毒，手上沾满鲜血。”

这一情况，终于让案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两人赶回重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查到杨进兴的档案和他过去犯下的案件。

虽然查到杨进兴的材料，可是如何能证明杨大发就是杨进兴呢？专案组人员想到用照片进行辨认。

但是杨大发夫妻自来到南充后，一直小心谨慎，从不照相。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派侦查员以搞农业合作社的名义在村子活动，伺机拍照。

可是他们找了许多机会都没能给杨大发夫妻拍照，每次拒绝的理由也不一样。

为了弄到照片，侦查员以评选先进合作社为由迫使两人拍照。

拿到照片后，专案组人员再一次到重庆监狱找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进行指认。

可是他们看过照片后却眼神闪躲，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公安人员把照片送到原来杨进兴工作的地方，请军统特务辨认，他们的表情有些迟疑，但还是说不认识。

虽然他们都坚持不认识，但公安人员还是从他们的表情上得到肯定的回答。

为了谨慎，他们还是找到其他和杨进兴工作的同事，寻求答案。

老炊事员陈紫荣夫妻和警卫员顾有德他们指认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杨进兴后，他的身份终于揭晓。

这个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的刽子手终于再一次出现在公安人员视线范围内。

确认身份后，公安人员为防止他再一次逃跑，决定立即实施逮捕。

但是杨进兴是有多年经验的老牌特务，想要神不知鬼不觉逮捕他，有些困难。

重庆市公安局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利用他模范代表的身份。

晚上，村长来到杨进兴家，交给他一个任务：“大发啊，村子里接到一个任务，只能交给在村子里表现突出的人，我这不立刻想到你了。”

杨大发一听激动不已，这代表村子里的人很认可他，根本没想到这不过是抓捕他的其中一个环节。

“村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什么任务。”

“你明天早上代替咱们村去区里宣传一下这段时间播种的经验。”

“好的， 没问题。”

没想到路上碰到罗梦华，还帮他搬运行李。

他刚到休息室休息，几个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逮捕归案。

经过审讯，他交代在解放前，曾经乘坐周养浩的车逃离到成都，周养浩还给了他200银元作为活动费。

他的命令是到华蓥山打游击，结果在经过射洪县的时候， 汽车 出现故障，大家只能各自逃窜。

杨进兴没办法只能改名杨大发，带着妻子逃到南充烟山脚下，在这里潜伏。

他冒充贫农，以拉车、卖灯草为掩护，四处联系旧部伺机做一些危害 社会 治安的事。

只是他发现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 社会 趋于稳定，想要制造混乱着实不易。

只能先安静下来，找机会逃离大陆。

1958年5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政府用他的死亡来告慰那些牺牲在他手上的革命志士，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END

文： 墨染单珪

编辑、排版： 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