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故事简介，作者及其简介

简爱故事梗概

简爱父母早亡寄居在舅舅家，舅舅病逝后，舅母把她送进孤儿院，来到桑恩费尔德，当男主人公罗彻司特先生家的家庭教师，罗彻先生脾气古怪，经过几次接触，简爱爱上了他。在他们举行婚礼时，梅森闯进来指出古堡顶楼小屋里的疯女人是罗彻司特先生的妻子，简爱不愿作为情妇，离开了桑恩费尔德。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在牧师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业。在牧师向简爱提出结婚时，她想起了罗彻司特先生。当赶回桑恩费尔德时古堡已成废墟。简爱赶往罗彻司特先生住的芬丁，扑到了罗彻司特先生的怀里……

简爱从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在罗契斯特先生的庄园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负责教育罗契斯特先生的女儿,在此过程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但在两人结婚当天,意外得知罗契斯特先生的前一位夫人并没有死,而是疯了并且正关在庄园里,于是简爱离开庄园,并碰到自己的表哥表妹,正当简爱犹豫是否与表哥一起离开英国做传教士的妻子时,罗契斯特的庄园由于疯妻纵火毁于一旦,他本人也受伤致盲,心灵有所感应的简爱赶回庄园,两人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与创作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著名作家，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常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夏洛蒂·勃朗特的童年生活很不幸。1821年，即她5岁时，母亲便患癌症去世。父亲收入很少，全家生活既艰苦又凄凉。豪渥斯是山区的一个穷乡僻壤，年幼的夏洛蒂和弟妹们只能在沼泽地里游玩。好在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他常常教子女读书，指导他们看书报杂志，还给他们讲故事。这是自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乐趣，同时也给夏洛蒂以及两个妹妹带来最初的影响，使她们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4年，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豪渥斯附近的柯文桥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也被送去那里。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的条件极差，教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终年无饱食之日，又动辄要受体罚，每逢星期天，还得冒着严寒或者酷暑步行几英里去教堂做礼拜。由于条件恶劣，第二年学校里就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上此病，被送回家后没几天都痛苦地死了。这之后，父亲不再让夏洛蒂和艾米莉去那所学校，但那里的一切已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她的小说《简·爱》中，她又饱含着痛切之情对此作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她的姐姐玛丽亚为原型的。

夏洛蒂回到家里后，生活又像过去一样，但她和妹妹们的兴趣却更加广泛了。她们一起学音乐，弹琴、唱歌，画画，而最使她们感兴趣的却是学习写作。勃朗特一家一向离群索居，夏洛蒂姐妹自幼性格孤僻，在豪渥斯这个孤寂的村落里，她们所能找到的唯一慰籍，就是面对荒野任凭想象力驰骋，编写离奇动人的故事。当时夏洛蒂14岁，已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开列的书单，她共写了22卷之多，每卷60到100页。这些习作尽管还很幼稚，但已表现出相当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习作，可以说为她往后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作了充分准备。

15岁时，夏洛蒂进伍勒**在罗海德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她为了挣钱供弟妹们上学，又在这所学校里当了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作，但至此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1836年，也就是在她20岁时，她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这一盆冷水使夏洛蒂很伤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

1838年，夏洛蒂离开伍勒**的学校。第二年，她到有钱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这一职业在当时是受歧视的，而夏洛蒂更是亲身体验了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的辛苦与屈辱。她在当时给妹妹艾米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私人教师……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所以，她很快就讨厌甚至憎恶家庭教师这一行当了。她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两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她忍受不了。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两次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她，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

夏洛蒂和艾米莉都不愿离开家到外面去谋生，但仅靠父亲的收入又无法生活，于是她们便想在本村办一所学校，教当地孩子读书，这样也许能维持生计。她们都想教法语，可是她们的法语并不好。这时，在她们家里帮助照料家务的姨妈挺身而出，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让姐妹俩到布鲁塞尔去攻读法语。

这样，她们就进了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一对姓埃热的夫妇办的，并由埃热先生亲自教授法语。埃热先生的法国文学造诣很深，勃朗特姐妹俩在他的教诲下，仅用一年时间，就掌握了法语基础知识，还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了解了各种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但是，对夏洛蒂来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年间，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埃热先生本人。他不仅学识渊博，聪明过人，还有一种对年轻女子非常有吸引力的男性气，即容易激动，有点粗鲁，但十分率直、爽快。夏洛蒂内心已爱上这个有妇之夫，但她始终没有明确表露。埃热先生对她则全然无心，所以她就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一直压在自己心里。

从布鲁塞尔回国后，夏洛蒂便和两个妹妹一起开始筹办学校，还挂出了“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是上门收税的官员。

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1845年秋天，她偶然读了妹妹艾米莉写的一些诗，突然想到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她们商量之后，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她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假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她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她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她们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三姐妹又开始埋头写小说。这时，夏洛蒂已三十岁。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取名《教师》；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她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她们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已被接受，但夏洛蒂的《教师》将被退回。

这对夏洛蒂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她没有退缩，反而憋着一股气又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

《简·爱》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再说她又充满了激情，所以写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后，令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地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就这样，两个月后，《简·爱》（1847）就问世了，而两个妹妹的作品此时还在印刷之中。

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因为三姐妹的三部长篇小说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夏洛蒂的《简·爱》（初版时作者署名为柯勒·贝尔），更是引起轰动，大街小巷里都在谈论这部小说，人们还到处打听和猜测，作者到底是谁？

勃朗特三姐妹出了名，为全家带来了欢乐。但是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1848年9月，她们的弟弟患病去世。三个月后，艾米莉染上结核病，相继去世。夏洛蒂担心小妹妹安妮也会染上，不巧事情正是这样。安妮得病后拖了5个月，也离开了人间。

夏洛蒂深受打击，她只有全身心投入写作，才能暂时遗忘内心的悲痛。她埋头写长篇小说《谢利》，于1849年8月完成，10月出版。《谢利》使她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她便去了伦敦。在伦敦的几年里，她结识了不少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对她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她则把《简·爱》第二版题献给萨克雷，以表示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敬意。盖斯凯尔夫人成了她的挚友，两人过往甚密。

1852年，当时夏洛蒂已36岁，他父亲的助手尼古拉斯牧师向她求婚。尽管她父亲并不同意，但夏洛蒂认为尼古拉斯是真心爱她的，她自己也喜欢尼古拉斯，于是说服了父亲，于1854年6月和尼古拉斯结婚。在此期间，她还完成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维莱特》。

他们的婚后生活相当幸福。夏洛蒂在照顾丈夫和父亲之余，仍花大量时间从事写作。她在写长篇小说《爱玛》。可是，命运多舛，只过了6个月幸福的家庭生活，《爱玛》也仅写完两章，夏洛蒂就一病不起了。此后，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3个多月。1855年3月31日，这位性格刚强、才华出众的女作家与世长辞，是年39岁。

夏洛蒂·勃朗特虽然一生仅写了四部小说（即：《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文学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夏洛蒂·勃朗特（Charotte·Bronte）

母亲不幸早逝，八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的两个姐姐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

于是夏洛蒂和两个妹妹艾米莉、安恩回到家乡，在荒凉的约克郡山区度过了童年。15岁时她进了伍勒**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

后来她曾做家庭教师，但因不能忍受贵妇人、阔**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刻薄，放弃了家庭教师的谋生之路。她曾打算自办学校，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与艾米利一起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

然而由于没有人来就读，学校没能办成。但是她在意大利学习的经历激发了她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促使她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以笔名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创作诗歌并投稿（1846年）。

扩展资料

简爱概述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

《简·爱》中的简爱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和反抗、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这本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对孤女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 

《简·爱》是一部反响巨大的书。出版商在1847年10月就出版了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夏洛蒂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徐志摩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优美的文学作品和人格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徐志摩1922年归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尚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追求“为人生的文学”的文学研究会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已经确定文学为立身之本的徐志摩，积极参与其中。1923年成立新月社。

扩展资料

曾经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参考资料：

-徐志摩

参考资料：

人民网-徐志摩与创造社

本文摘自《民国十大奇女子》作者:肖素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民国书生”陈西滢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八宝箱”之秘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 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编辑本段]作品成就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再别康桥》、《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编辑本段]家世身世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编辑本段]求学历程

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3]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编辑本段]文学生涯

康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上，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夏洛蒂·勃朗特

　　名人姓名：夏洛特·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生卒年份：1816-1855

　　名人职称：英国女作家。

　　名人国家：英国

　　相关介绍：

　　夏洛特·勃朗特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著名作家，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常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夏洛蒂·勃朗特的童年生活很不幸。1821年，即她5岁时，母亲便患癌症去世。父亲收入很少，全家生活既艰苦又凄凉。豪渥斯是山区的一个穷乡僻壤，年幼的夏洛蒂和弟妹们只能在沼泽地里游玩。好在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他常常教子女读书，指导他们看书报杂志，还给他们讲故事。这是自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乐趣，同时也给夏洛蒂以及两个妹妹带来最初的影响，使她们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4年，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豪渥斯附近的柯文桥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也被送去那里。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的条件极差，教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终年无饱食之日，又动辄要受体罚，每逢星期天，还得冒着严寒或者酷暑步行几英里去教堂做礼拜。由于条件恶劣，第二年学校里就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上此病，被送回家后没几天都痛苦地死了。这之后，父亲不再让夏洛蒂和艾米莉去那所学校，但那里的一切已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她的小说《简·爱》中，她又饱含着痛切之情对此作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她的姐姐玛丽亚为原型的。 夏洛蒂回到家里后，生活又像过去一样，但她和妹妹们的兴趣却更加广泛了。她们一起学音乐，弹琴、唱歌，画画，而最使她们感兴趣的却是学习写作。勃朗特一家一向离群索居，夏洛蒂姐妹自幼性格孤僻，在豪渥斯这个孤寂的村落里，她们所能找到的唯一慰藉，就是面对荒野任凭想象力驰骋，编写离奇动人的故事。当时夏洛蒂14岁，已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开列的书单，她共写了11卷之多，每卷60到100页。这些习作尽管还很幼稚，但已表现出相当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习作，可以说为她往后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作了充分准备。

　　15岁时，夏洛蒂进伍勒**在罗海德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她为了挣钱供弟妹们上学，又在这所学校里当了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作，但至此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1836年，也就是在她20岁时，她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这一盆冷水使夏洛蒂很伤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1838年，夏洛蒂离开伍勒**的学校。第二年，她到有钱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这一职业在当时是受歧视的，而夏洛蒂更是亲身体验了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的辛苦与屈辱。她在当时给妹妹艾米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私人教师……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所以，她很快就讨厌甚至憎恶家庭教师这一行当了。她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两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她忍受不了。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两次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她，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

　　夏洛蒂和艾米莉都不愿离开家到外面去谋生，但仅靠父亲的收入又无法生活，于是她们便想在本村办一所学校，教当地孩子读书，这样也许能维持生计。她们都想教法语，可是她们的法语并不好。这时，在她们家里帮助照料家务的姨妈挺身而出，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让姐妹俩到布鲁塞尔去攻读法语。

　　这样，她们就进了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一对姓埃热的夫妇办的，并由埃热先生亲自教授法语。埃热先生的法国文学造诣很深，勃朗特姐妹俩在他的教诲下，仅用一年时间，就掌握了法语基础知识，还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了解了各种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但是，对夏洛蒂来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年间，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埃热先生本人。他不仅学识渊博，聪明过人，还有一种对年轻女子非常有吸引力的男性气，即容易激动，有点粗鲁，但十分率直、爽快。夏洛蒂内心已爱上这个有妇之夫，但她始终没有明确表露。埃热先生对她则全然无心，所以她就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一直压在自己心里。 从布鲁塞尔回国后，夏洛蒂便和两个妹妹一起开始筹办学校，还挂出了“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是上门收税的官员。

　　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1845年秋天，她偶然读了妹妹艾米莉写的一些诗，突然想到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她们商量之后，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她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假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她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她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她们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三姐妹又开始埋头写小说。这时，夏洛蒂已三十岁。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取名《教师》；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她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她们说，《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已被接受，但夏洛蒂的《教师》将被退回。

　　这对夏洛蒂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她没有退缩，反而憋着一股气又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

　　《简·爱》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再说她又充满了激情，所以写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后，令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地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就这样，两个月后，《简·爱》（1847）就问世了，而两个妹妹的作品此时还在印刷之中。

　　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因为三姐妹的三部长篇小说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夏洛蒂的《简·爱》（初版时作者署名为柯勒·贝尔），更是引起轰动，大街小巷里都在谈论这部小说，人们还到处打听和猜测，作者到底是谁？

　　勃朗特三姐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给勃朗特一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但是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1848年9月，她们的弟弟患病去世。三个月后，艾米莉染上结核病，相继去世。夏洛蒂担心小妹妹安妮也会染上，不巧事情正是这样。安妮得病后拖了5个月，也离开了人间。

　　夏洛蒂深受打击，她只有全身心投入写作，才能暂时遗忘内心的悲痛。她埋头写长篇小说《谢利》，于1849年8月完成，10月出版。《谢利》使她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她便去了伦敦。在伦敦的几年里，她结识了不少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对她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她则把《简·爱》第二版题献给萨克雷，以表示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敬意。盖斯凯尔夫人成了她的挚友，两人过往甚密。 她还完成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维莱特》，并于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爱玛》。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夏洛蒂终于克服固执的老夫的反对，和阿贝尼科尔斯牧师结了婚。迟来的爱情给她带来了慰藉和欢乐，但婚后的幸福竟是那么短暂，六个月后的一天，夏洛蒂和丈夫到离家数英里的荒原深处观看山涧瀑布，归途中遇雨受寒，此后便一病不起。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十八岁的夏洛蒂不幸离开了人间，还带去了一个尚未出事的婴儿。

　　夏洛蒂·勃朗特虽然一生仅写了四部小说（即：《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文学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第二版本：

　　英国女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之姐，是活跃在英国文坛上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她是三姐妹中年龄最大的。三姐妹 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父亲是个穷牧师。全靠他们一位小有资产的姨妈资助他们上学，并留给他们财产。后来三姐妹利用这笔财产的一部分自费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诗歌合集。童年的夏洛蒂常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用小本写一些奇特的故事。基于父母遗传的天分和他们后天的努力，三姐妹都有名擅长写作，1847年，他们都发表了小说，夏洛蒂用柯勒贝尔的笔名发表了《简· 爱》。夏洛蒂当过教师和家庭教师，也曾与妹妹艾米莉一起于1842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学习法语和古典文学。 夏洛蒂的作品主要描写贫苦的小资产者的孤独、反抗和奋斗，属于被马克思称为以狄更斯为首的“出色的一派”。《简·爱》是她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实际上，勃朗特三姐妹自幼便热爱写作，常常一起在本上写一些关于伯爵的小说，可惜日后都丢失了。夏洛蒂还出版过诗集。她的其他小说有：《雪莉》（1849）、《维莱特》（1853）和《教师》（1857）。其中《维莱特》可以看做是她个人的小说体自传，与她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这位天生体弱的女作家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勃朗特姐妹

　　1847年，《简·爱》和《呼啸山庄》在英国先后出版。这两部作品的出现，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轰动；而这两部不朽的名著竟出于名不见传的两姐妹之手，更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这两姐妹就是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的《简·爱》因题材的新颖和感情的真挚立即引起当时评论界的重视，而艾米莉则凭着《呼啸山庄》这部有着奇想象力的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然而人们没有想到，这两姐妹的成功却源自她们那孤独、苦闷和不幸的生活。

　　凄凉、孤独的童年

　　勃朗特姐妹生长在一个穷牧师家庭，她们的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年幼时患肺癌去世，这使全家陷入了不幸。失去了母亲，孩子们的童年就象没有阳光的深冬，凄凉而没有欢乐。所幸的是，她们的父亲－－那位穷牧师－－学识渊博，他亲自教她们读书，指导她们看书读报，这些都给了她们很大的影响，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于生活的凄苦，勃朗特姐妹不得不在慈善学校度过了一段童年。因为学校里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夏洛蒂和艾米莉的两个姐姐先后患肺病死去，这给夏洛蒂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她将这家学校搬进了《简·爱》，并且为了纪念她的姐姐，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海伦·彭斯的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此后，夏洛蒂和艾米莉就回到家里，与弟弟勃兰威尔和妹妹安妮一起自学。

　　她们的家居住在荒凉偏僻的山区，再加上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因此她们游玩的场地只有一望无际的沼泽和西边的旷野。她们常在旷野里散步，感受着旷野的气氛，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她将旷野的感受全写进了《呼啸山庄》，构成了《呼啸山庄》的独特氛围。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她们四个便常常读书、写作诗歌以及杜撰传奇故事，她们自办了一个手抄的刊物：《年轻人的杂志》，自编自写自读，这给她们带来了莫大乐趣，对她们以后成为著名的作家是一个初步锻炼。娄时，夏洛蒂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在14岁时开列的作品名单，就有22卷。

　　艰苦工作后的解脱

　　为了生活，勃朗特姐妹先后离家出外当家庭教师，屈辱的生活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愤怒之情。夏洛蒂倍感歧视和孤独，她憎恨家庭教师这个行当，两次都只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但这段经历却为《简·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在艰若、闭塞的生活中，勃朗特姐妹经常利用晚上的一点余暇积极地写作，作为对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劳工作的一种解脱。尤其是艾米莉，她除了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服、烧菜、烤面包，为了随时记下写作素材，她在厨房里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纸和笔，只要一有空隙，就立即把脑了了里涌现的思想写下来，然后继续烧饭。

　　这一段时期，她们一直没有停止创作活动。1836年，夏洛蒂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不料骚塞竟认为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认为夏洛蒂没有特殊的才能。他决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他认为没有特殊才能的夏洛蒂·勃朗特在10年后会成为轰动英国文坛的作家。

　　勃朗特姐妹曾打算合力办一所学校，可是印了招生广告，却没有人来报名。这时她们唯一的弟弟勃兰威尔由于环境的刺激，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并为此丢掉了工作，成为家庭的负担。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看到艾米莉写的一本诗集，她深受感动，想到写作也许是一条出路，于是，她动用了去世的姨妈留给她们的遗产，与两个妹妹合出一本诗集。但是尽管诗写得很美，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只卖掉了两本。

　　小说创作上的成功

　　虽然如此，这本诗集的出版仍鼓舞了她们的创作情绪，于是勃朗特姐妹埋头写起小说来。这一年，小妹妹安妮·勃朗特写成了《艾格妮斯·格雷》，艾米莉写成了《呼啸山庄》，夏洛蒂写成了《教授》。前两部都被出版商接受了，只有《教授》被退回。但夏洛蒂没有灰心，她开始写《简·爱》，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很多都是她从生活中经历过的或是熟悉的。她用了一年时间以相当快的速度写好了《简·爱》，两个月以后，书出版了，而《艾格妮斯·格雷》和《呼啸山庄》直到《简·爱》出版后方才出版。然而是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受到重视，《呼啸山庄》却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