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的价值是什么样的？

自古以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等。古人更是将玉人格化，赋予它美和德双重性格，正如前引“君子比德于玉”，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

美玉无价之实例，最为典型者乃和氏璧之身世。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

文王遣人问询，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琢之为璧。因称和氏璧。后此壁为赵惠文王据为已有。

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壁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壁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秦破赵，得和氏璧。

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后经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至后唐时，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其后虽屡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皆赝品，其身世遂成千古之谜。将美玉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联，且超越朝代更迭而传世，足见玉在古人心灵中的突兀地位，也是古人心目中道德之地位远远胜过政治之典型例证。

玉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玉器之绚丽纹样，似乎流淌着我华夏先民之灵性，护符与佩饰之中，蕴含着他们纯洁高尚的情怀。我国一以贯之的玉文化品位之高，内涵之富，堪称举世罕见。

中华民族的玉文化是伴随着玉器生产而出现的。从石器时代开始，远古先民们便开始谱写玉文化最初的篇章，玉器代表了史前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玉器时代的玉器文化特色表现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工艺精湛和价值极高这四个鲜明特点。而这些重要特征也证实了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玉文化，并以考古新发现证实并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观点。中国玉器时代使古代文明摇篮多元论观点逐渐确立。我国史前玉器的繁荣不在于先人琢磨技艺的高低，而在于玉崇拜意识和玉文化观念的兴起，这为其后玉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蕴含了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统一于石文化的大体系中，体现了石文化中“石之美者，玉也”的文化底蕴，有着比较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特性。

费孝通先生在一次玉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讨会上指出，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现今凡在字典上能够找到的带“玉”字的成语几乎全是褒义词，比如“以玉比德”、“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定下神来想一想，“金童玉女”、“玉树临风”、“亭亭玉立”、“抛砖引玉”、“玉石俱焚”、“通灵宝玉”、“冰清玉洁”、“锦衣玉食”、“金声玉振”、“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语词和诗句中，“玉”无不代表了美好、纯洁、高贵、灵秀，和“玉”沾边的字自然经常被用入人名。别人促成某件事，也用“玉成”表示敬意。“宝”字简化为“宝”，留下“玉”才觉得贴切。“玉皇大帝”才能称得上天界的最高神。 可见，美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对于“完美”的追求。玉实际上是石头的一种，温润而有光泽，比较难以得到。《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之方也。” 玉石有温润的光泽，清晰的纹理，舒扬的声音，即使破碎也不弯曲，有棱角而不凶狠，蕴含了“仁”、“义”、“智”、“勇”、“”（衡量，引申为有准则，或作“洁”）的美德。对玉的这种认识写进了古代的字典，可见这是一种有权威性的共识。《白虎通义·考黜》：“玉者，德美之至者。”帛书及竹简《五行》中都有“玉音”、“玉色”的说法，显然是指美好的声音和表情。 但是，推崇美玉，如果仅仅是因为它难得，在孔子那里可能会被斥责。《荀子·法行》记载： 子贡问于孔 子曰：“君子之所 以贵玉而贱珉者， 何也？为夫玉之 少而珉之多邪？” 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礼记·聘义》有类似的记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与？”孔子曰：“非为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吕大临解释说：“，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贱之，如紫之于朱，莠之于苗，乡愿之于德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吕大临认为紫色不如红色大概有些偏见在里面，但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总是不值得看重。也就是《荀子·法行》中所说的：“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荀子·法行》中的孔子似乎更带有感情色彩，而《礼记·聘义》中的孔子似乎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用词考究。《荀子·法行》中说：“瑕适并见，情也”，一个“情”字用得很好，说明善恶都有是人情的本然状态，比较符合生活实际；而《礼记·聘义》中把“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概括为“忠”，则具有思辩色彩。二者各有千秋。我们很难判断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原本是什么样，甚至有人会怀疑子贡和孔子没有这样的对话。但不管怎样，古人很早就开始很认真地把美玉和美德联系起来，并加以哲理化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阐发和重视，玉石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了。其他文化系统当中，很难断定没有注意到玉石，但是对于玉石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如此深刻而又形象的反思的，只有中国文化。 《管子·水地》中又说玉有九德：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淆，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不管是五德、七德还是九德，实际上都是“玉”集于一身。 曲阜孔庙有“金声玉振”的牌坊，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万章下》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古代奏乐，用敲击比较雄浑的金属乐器（主要是钟）开始乐章，而用比较悠远的石质乐器（主要是磬）来结束乐章，乐章各小节也是“金以发声，玉以收韵”。 在孟子看来，孔子之所以是“集大成者”，是因为他能够“金声玉振”，也就是能够善始善终。不管哪一个时代，“始条理”的聪明者都不缺乏，很多人都会信誓旦旦地“开始”或“开创”某一件事情，然而，大多数的人都是半途而废，最多也是小有成就，只有“集大成”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圣人”。如何“集大成”？“金声而玉振”可以作为一个途径。这样的途径不是终南捷径，而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荀子·劝学》中说：“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山中有玉，可以使草木都受到滋润，美好的行为就怕不能够积累起来，怎么会有不被别人了解的情况？ 《荀子·天道》中又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把珠玉看成是最有光泽的物体，以此来说明礼义的重要性。 古人非常强调对于美德的发扬光大，《大学》中的“三纲领”之首就是“明明德”。《论语·子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有了美好的德行和出色的能力，孔子认为要卖出去（沽），而不是藏起来。但是也不能自贬身价，而是要等待有眼光、有能力的买家（贾者），之所以要等待，是因为美玉的价值是需要被发现、被珍视、被充分发扬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也可以说，美玉常有而善贾不常有。当然，孔子所说也是一家之言，《老子》就推崇“圣人被褐而怀玉”。 古人认为，“玉”具备如此丰富而完美的品质，就是因为聚集了天地的灵秀。 玉虽然有很好的质地，但是需要仔细琢磨，才能成器。《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荀子·大略》也强调：“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琢磨切磋实际上是一个慢功夫，当今有一些资质很好的人物都是因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而浪费了优秀的天资。 《韩非子·和氏》记载楚国人和氏献璧，起初都被认为是“诳”，先后被剁去左右脚。到了楚文王的时候，“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楚文王问他：剁了脚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你哭得这么悲伤呢？和氏回答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这个价值连城的和氏之璧后来还成就了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在蔺相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玉石般的坦率、忠诚、勇敢和智慧。“和氏之璧”相传被秦始皇做成了玉玺，成为最正宗的皇帝权力的象征。但是，这个和氏之璧从璞玉到宝器的被发现过程，却是一个悲剧。在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并不是空前绝后，而是此起彼伏。 《荀子·法行》所引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出自《诗经·秦风·小戎》。可见很早人们就以“温”来形容玉石的特性。“温润”的确是一个很能够打动人的词。和温润相对的大概是炫目、刺眼、晦暗、干涩、生硬、猥琐、弊陋等等。当今时代是一个“星光灿烂”、“大腕当道”的时代，可是有几个“温其如玉”的君子呢？ 实际上，《诗经·秦风·小戎》的后面两句更有意思：“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德行美好的丈夫出征外族，使得在家的妻子牵肠挂肚，心绪烦乱。我们对于美好的东西，也难免有牵挂和怀念。然而，各个时代都有人为了珠玉而乱了心曲，烧杀抢掠，尔虞我诈，不在少数。 所以，最要紧的还是要认识到美玉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美德的象征，就现实生活来说，珠玉虽然是宝，但是有比他们更珍贵的东西。孔子就很感慨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老子》也警告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第九章）特别是位高权重的王侯，要充分认识到那些“下贱”的物和人，才是国家的基础，而不要紧盯着金玉珠宝这些难得之货，“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誉无誉。是故不欲禄禄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禄禄如玉”是说，玉石很多，实际上也就贬值了；“珞珞如石”是说，再坚硬的石头，也还会腐朽。 《荀子·非相》中就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君道》中又说：“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腐败的滋生就在于当权者把“官职事业”当成了“金石珠玉”而中饱私囊。《汉书·食货志》强调：“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恐怕当今的父母官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可见，“与时俱进”是比较高的要求，当代人在很多方面是“与时俱退”，认识水平并没有达到古人的高度。所以对古代的文化最好采取“温润”的态度，不要以为“现代人”或者“新新人类”一定能够“后来者居上”。 对于“玉”的深入了解，即使我们不是收藏家、雕刻家，也会对日常的人格修养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不管什么家，最后都是一个“人”，正如形形色色的玉器，都是基于玉石的特质一样。

瓷器是诚信的象征

西周铜器铭文是现存最早的西周原始文献。《殷周金文集成》[1]所收的约1万2千篇铭文中，西周铭文占一半强，可见铭文正在此历史阶段的壮盛。从文学思想的角度瞧，其与商朝甲骨刻辞及铭文比较，发生了严重改变。第一是创作主体发生了重要改变。甲骨刻辞是商王手下的卜巫代替商王向天帝鬼神卜问的记录，其创作主体是商王，而西周铜器铭文的创作主体则已主要是雄卿医生列士等，铭文从宫廷走进了整个贵族阶层，作者面大大拓展了。第二是接受主体发生了质的改变。甲骨刻辞的卜问东西是天帝鬼神，其接受主体是虚拟中的天帝鬼神，而铜器铭文的接受主体则主要是周天子、雄侯贵族及作者的家族成员等，即由神主要换成了人。第三是作品容量明确加大并证实了具体创作企图。商朝铜器铭文字数很少，“一般只要一、两字，多者四、五字，直到殷末，未有超出五十字的铭文，数十字的铭文也仅有几例。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略，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手法正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辨认用处。”[2](P357-358)甲骨刻辞的字数也大要相类。而西周铜器铭文则数百字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不但“记载着王室的计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野猎、征伐方国、、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2](P358)并且不少铭文还直接表达了作者创作铭文的手法，反映了他们对广义文学的功能的基本熟识。因此，笔者以为，西周铜器铭文事情自己不但阐明西周人有了尽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并且阐明西周人已有了开真个文学功能瞧念。囿于所见，尚无人述及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思想标题，故本文实验就其文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文学功能瞧作一开端谈论，以期惹起方家同行对西周铜器铭文文学思想题手法关注，并作全面深进的钻研。 西周初，人们已经熟识到了文章具有赞美美德的社会功能。研读西周铜器铭文不难发觉，其“对扬王休”、“扬王休”、“对扬王丕显休”、“对扬王丕显休命”、“对扬王鲁休命”或“对扬天子休”、“扬天子休”、“对扬天子丕显休”、“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对扬天子鲁休命”一类句子屡次出现于铭文中。相反的意义还有其它表述方式，如“用对扬王休”、“对扬王休于尊”、“敏扬王休于尊”、“对王休于尊”、“扬王休于尊”、“对扬君令于彝”、“对扬王天子休”、“对扬皇王休”、“对扬天君休”、“对扬皇君休”、“对扬皇尹休”等。别的，还有少数言及爵位、官职和具体人名的“对扬”句或其单称，如，《多友鼎》、《伯簋》、《残底簋》、《龟簋》、《盂卣》、《作册 卣》、《作册 父乙尊》、《次尊》等皆有“对扬雄休”之语，《师雝鼎》、《伯 父卣》、《 卣》、《 尊》等皆有“对扬其父休”之语，《录作辛雄簋》、《豦簋》等皆有“对扬伯休”之语，两《御史竞簋》皆有“扬伯 父休”之语，《黄支 簋》、《 鼎》、《相侯簋》、《 方鼎》、《禹鼎》、《保侃母壶》分别有“永扬雄休”、“扬侯休”、“对扬侯休”、“对扬王 姜休”、“对扬武雄丕显耿光”、“扬女司休”之语等等。据笔者统计，“对扬”（包括单称）之句正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出现多达500余次，几占该期铭文总数的十二分之一。难怪其被金文学家称为金文惯用语了。需求阐明的是，“对扬”句正在西周初期铭文中所占比重尤大。 关于上引语句句意的阐释，金文学家对“对扬”或其单称之外字词的解释无甚差别，多觉得“王”、“天子”、“君”、“王天子”、“皇王”、“天君”、“皇君”、“皇尹”均指西周最高统治者周天子（也有人觉得“皇尹”指西周官职名），“雄”、“侯”、“伯”指有此爵位官职者，其它则指具体的人名，“休”为美德，“休命”为美命，“丕显休”为光明正大的美德，“休鲁”为完善的美德。而对“对扬”或其单称的解释，学术界却有较大的一致。因“对扬王休”一类句子亦见于先秦传世文籍，故昔人早已作过注释，如《诗经大方江汉》云：“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雄考,天子万寿。”郑玄《笺》释云：“虎既拜而应命之时，夸奖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朱熹《诗集传》释云：“言穆雄既受赐，遂应称天子之美命，作康雄之庙器，而勒策王命之辞以考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