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代表动物

狮子，红龙，独角兽(国徽上的动物)英国的国鸟是知更鸟，复活节兔子也很受欢迎。

狮子。在英国国徽的盾面上左上角和右下角为红底上三只金狮，象征英格兰；右上角为金底上半站立的红狮，象征苏格兰，盾徽两侧各由一只头戴王冠、代表英格兰的狮子和一只代表苏格兰的独角兽支扶着。在中世纪的英国，狮子曾被作为英国皇家武力威严的象征，亨利二世在位时，英国皇家兵器上都描绘有3只狮子。至今，英国国家足球队的运动衫上也有狮子的图案。英国动物历史学家奥里根告诉记者，在古代，英国皇家生活很奢华，狮子是“国王的宠物”，被养在伦敦塔里，除了观赏，还成为皇室权威的一种炫耀。

狮子，猫科豹属动物，分布于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亚洲的印度等地。雄性狮子体长达260厘米，体重180-250千克，颈部有鬃毛，雌兽体形较小，一般只及雄兽的三分之二，是唯一雌雄两态和群居的猫科动物。雌兽的怀孕期为105-116天，每胎产2-5仔，也有多达7仔的，多生于草丛或岩洞中。狮子的寿命为20-25年。狮子是大型猫科动物，科学家根据其进化轨迹得出结论，该物种起源于约12万年前。

狮子。在中世纪的英国，英国皇家兵器上都描绘有3只狮子。英国动物历史学家奥里根告诉记者，除了观赏，在古代，还成为皇室权威的一种炫耀。狮子曾被作为英国皇家武力威严的象征，亨利二世在位时，被养在伦敦塔里英国的标志性动物—狮子。至今，英国皇家生活很奢华，狮子是“国王的宠物”，英国国家足球队的运动衫上也有狮子的图案。

英国的国鸟是知更鸟：知更鸟又称欧亚鸲，属鹟科，鸟类。是一种小型鸣禽，分布于欧洲、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英国的知更鸟常会飞到园丁身边找虫子吃，至于它在欧洲大陆的近亲，比起它来便要野性得多了。英国人无论到那儿定居，心里总怀念着知更鸟，因而把一些外表大致相仿，其实种属迥异的鸟类，也称为知更鸟。于是就出现了印度“知更”、北美“知更”和澳洲“知更”。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都有分布。是一些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

在英国，虐待动物的人将被剥夺饲养任何动物的权利 。

英国现行的《动物保护法》是1911年通过的，之后陆续出台了很多专项法律，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园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保护法、狗的繁殖法案、家畜运输法案等。在保证动物不受虐待方面规定得非常细致。

在英国，养动物的人要以最好的措施对待动物，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将遭到他人起诉。处罚包括：罚款或送进监狱；没收其所养动物送到政府或动物保护组织办的护养区；虐待动物的人一段时间或终生被禁止养任何动物；即使是主人不慎造成自己的宠物走失，也要缴纳25英镑罚款。

英国1981年起，出台了动物园执行法案，规定动物园必须有保护动物的职责，保证动物得到良好的照顾，包括动物的饮食、栏舍和活动场所，保证动物的安全和人的安全，否则不可以开张，违法的动物园机构将被取消执照。

在英国，对于实验动物的保护，首先是实现项目要有执照，其次参加实验的人要有资质，在实验中严格控制可能对动物产生痛苦、压抑、折磨的行为，一旦发现有这种行为出现，政府可以立刻勒令停止实验，关闭实验室或是把行为的实施人送上法庭。

年幼时，在善良的母亲影响下，她就开始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动物。她刚满周岁时，伦敦动物园首次降生了一只小猩猩，母亲给她买了一个蓬松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里”(Jubilee)，以示庆祝。

有一次，花园里的几只蚯蚓被她捡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觉。母亲并没有斥责她的古怪与疯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动物放回它们自己的家。等她又长大了一些，母亲买来《泰山》(Tarzan)和《怪医杜利德》(Dr Dolittle)这些书给她读，让她更加热爱大自然，也知道了原来人与动物可以平等交流。

她家养了条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个教会我动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乐”，珍妮·古道尔说。平素，她喜欢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乡间游走，观察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就这样，安静而充实地度过了风华少年时代。

由于家境清贫，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珍妮·古道尔高中毕业即走向社会，到伦敦接受秘书培训。这段经历，使她拥有了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与能力，也为后来她成为路易斯·利基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那是1957年，这个没有学术背景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姑娘，凭借一腔热忱只身来到肯尼亚，找到国家博物馆馆长、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只是想和他谈一谈动物”。利基非常欣赏她，延请她担任秘书，协助自己研究自然与生物。

1960年，珍妮·古道尔在利基的支持下来到坦噶尼喀湖畔的冈比河自然保护区开展黑猩猩研究。刚开始时，工作异常艰难。“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害羞的动物，每次见到我都会迅速闪开。它们会瞥一眼我这个来到它们地盘的‘白猿’然后消失踪迹。”她说，“我总是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担心经费用完，更害怕会令利基失望。但是每次我还是带着决心重新回去。”

1964年古道尔嫁给了荷兰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范·勒维（Baron Hugo van Lawick），成为Baroness Jane van Lawick-Goodall。三年后，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

1973年与雨果·范·勒维离婚。因为身为摄影师的丈夫需要到处奔走，而她却不能放弃研究。后来，她和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园长德瑞克·布莱森（DerekBryceson）结婚，夫妻俩都酷爱大自然，生活过得十分逍遥幸福。布莱森却在五年后因癌症辞世，当时一度让她悲痛欲绝。

为求得黑猩猩们的认同，珍妮力求保持和它们一致的生活习性：她在林中露宿；吃黑猩猩吃的果子；甚至像黑猩猩一样爬树，在林间行动。整整15个月过去了，黑猩猩们终于对她习以为常。她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母猩猩，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和动作，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靠近猩群，并最终赢得了它们的信任。

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珍妮·古道尔取得了许多惊人的发现。例如，她发现黑猩猩能够选择和加工工具，用来从蚁巢中捕捉蚂蚁，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她还发现，黑猩猩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

1965年，因为对黑猩猩的出色研究，她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伴随着漫长的研究生涯的，还有漫长的孤独生活。在她刚刚踏入丛林的时候，母亲亲自前往，陪她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几年后，她与为她拍摄影片的摄影师结婚，但婚姻仅仅维持了8年，

珍妮·古道尔为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她的研究成果，还有她对动物保护和环保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1986年，芝加哥科学院举办了“了解猩猩”研讨会。当珍妮·古道尔乘坐飞机经过冈比国家公园上空时，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自己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郁郁葱葱，但公园周围黄沙飞舞，所有的树都被伐光。“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还是一直待在冈比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护它们，反而会让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她说，“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

1991年，珍妮·古道尔启动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和社区成员投入到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的行动中来。目“根与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的面向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之一。

许多青少年问她，该如何去保护动物，该如何改变世界？她回答：“去做吧，做出改变，改变自己，影响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都能一起努力，将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变，又怎么能停下来呢？”

LADY：能否介绍一两只您为之命名的、与您关系亲近的黑猩猩？

珍妮·古道尔：所有我遇到过的黑猩猩都是我非常珍爱的。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个，我想我会选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它是我刚到坦桑尼亚时候遇到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新手，所有的黑猩猩都会在我靠近它们时跑掉。它是最初那几只让我意识到它们会制造、使用工具且吃肉的黑猩猩之一，那是当时我在科学界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些特点是之前被认为只有人类所拥有的。

LADY：通过观察黑猩猩之间的交流方式，您觉得它们的交流方式对于人类来说是否有启发呢？

珍妮·古道尔：通过对黑猩猩的研习，我发现它们与人类并无特别大的差异。跟人类一样，黑猩猩有非常独特的品行和习性，它们通过声音来沟通，除此还有非语言类交际方式，例如手势示吻，握手及相互拥抱等。它们之间合作非常高效，在捕猎中同样适用。它们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这些交流上的相似性能够进一步挖掘我们的相互关联性。不仅是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承认人类并非是唯一物种可以表达自己情感，是一种谦逊的态度。

LADY：为了研究黑猩猩，您在非洲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失去了很多常人本该有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您后悔吗？

珍妮·古道尔：我承认那时(身处非洲)的确错过了很多事情。但是能够实现去非洲的梦想，能够沉浸于对黑猩猩生活的研究，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我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利基博士的帮助，以及很多人的鼓励。我学到了关于黑猩猩的知识，关于人类及我们身处环境的认识。

“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作为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您对于“素食主义”怎么看？

珍妮·古道尔：作为一个素食主义同胞，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且对人的健康有益。当我在写《希望的收获》(Harvest for Hope)一书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肉对人身体的作用，比起肉食来，人的身体更适应素食。同样在我们的社会里，肉类加工工业是当今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动物生存所食用的激素和抗生素大大地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因为我长年在外旅行， 吃纯素对我来说比较艰难，但是自从吃素之后我感到精力更充沛。

LADY：假如您身在野外，处于极端饥饿的状态，身边只有一只死去的黑猩猩，您会选择吃掉它吗？

珍妮·古道尔：我知道也希望这个场景不会发生。在野外可以找到许多可食用的植物、果实。在研究黑猩猩的时候，我注意到它们寻找食物、处理坚果、使用工具钓蚂蚁的许多方法。只要当时的环境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不知您是否知道，每年夏天，中国广西玉林市会有个“狗肉节”，在中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狗是人类的朋友，不能食用；也有人说如果这些狗不是宠物狗，而是像牛、羊、猪一样只供肉用，食用起来就不值得谴责。对此您怎么看？

珍妮·古道尔：我从中国根与芽的同事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在中国大家开始讨论动物福利的问题，并且用行动带来改变。

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果忽视别人的意见，不与别人对话，很多事情就不会有结果。

同时，希望人们理解对话不是无休止的争辩甚至暴力行为，我相信合作和协商更有助于解决问题。改变人的行为和态度需要时间，这就是教育十分重要的原因。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已经开展了20年，从2004年起，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开始了动物福利教育项目，我们与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合作培训了300多人次的教师，成千上万名学生听到了动物福利的课程。

LADY：在中国，有些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积极。有时，当他们提前得知有运送狗去宰杀的车辆行经某个路段，会去半路拦截(有时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当您得知这种事情发生，会去救助吗？会采用什么样的救助方式？

珍妮·古道尔：我认为更好的选择是联系政府部门，就像之前说到的，如果处理得当，别人应该会去倾听你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动物、环境相处和谐的未来需要法治的支持，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关爱。

LADY：您对于“朋友”是怎样定义的呢？您认为人和动物之间会存在“友谊”吗？

珍妮·古道尔： 我认为随着更多人养宠物，照顾它们，把它们当做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关系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这种友爱应是对所有动物都平等的，无论是对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大的或小的。我认为所有动物都应受到重视，无论是最小的昆虫还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都是我们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如果亚马逊河的一个小昆虫灭绝了，不会有很多人知晓或关注。但是或许那种昆虫是某类生物或鸟的猎物，它们也会因此而灭亡；而这种鸟或许在散播一些不同植物的种子方面起关键作用，这样一来，随着这种鸟的消失此类植物也会无法继续繁衍，如此类推。昆虫对于农业很关键，它们是传粉的媒介且防止害虫。因此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与地球上生物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

“我对未来非常乐观”

LADY：相比于野生动物，现代人似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珍妮·古道尔：随着人类不停的探索和发展，尤其在技术领域，在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慢慢地对这些先进的技术产生更多的依赖，人们花更多时间在电脑上。随着人类进步，我们变得过于受刺激，在生活中制造更多的压力，以至于忘记真正重要的一些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嫉妒动物，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面临那么多的问题。

LADY：“根与芽”(Roots&Shoots)这个组织在中国已经成立20年了。您对于它在中国的发展寄予怎样的希望？怎样能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呢？

珍妮·古道尔：1994年，中国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北京京西学校建立。我相信根与芽项目在青少年环保教育和发展社区积极影响力方面做得很好。我认为儿童可以激发改变，成为有激情的领导者，且能够以他们为中国环境、野生生物及社区做出的贡献而自豪。我希望中国能更加珍惜环境，意识到不要以牺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LADY：您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实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呢？

珍妮·古道尔：我终年在外奔走就是想为人类传达这样的信息。我认为人类社会需要认识到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意识到他们的一些选择会对环境和动物造成的影响。诸如你吃什么、你如何旅行、你的穿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相互连通的，我们生存在一个脆弱、但恢复能力很强的自然环境里，但是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作用于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之上。

LADY：您已经80岁了，依然在为公益、为动物保护而奔波。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

珍妮·古道尔：自从离开冈比国家公园，我一直都在旅行。最初是战争、污染和野生动物世界被破坏，促使我开始这趟旅程。但不是这些原因使我持续下去。1991年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坦桑尼亚成立。当时有12个学生找我讨论环境问题，想知道有什么他们可以做的。这些人中的一个后来为坦桑尼亚环境署工作，另一个成为了坦桑尼亚根与芽办公室的总干事。从他们和其他许多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热情，这些希望将会创造一个绿色的未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支持和关心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的原因，你们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和鼓励更多年轻人，带来更大的改变。

LADY：对于人类的环境与未来的发展，您是否持乐观的态度？

珍妮·古道尔：非常乐观！对于同样支持这一事业的活动家和科学家，他们的进步和坚韧不懈我感到非常惊喜。如同此刻，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如何深受我工作的影响，告诉我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听到孩子们讲的故事，我总是感怀至深。最初成立根与芽，我相信儿童能够创造积极改变，对于阻力表现出无畏，我也看到全世界很多根与芽小组都是这样做的。从我开始研究黑猩猩，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非常确信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人类和自然可以和睦相处。现在，我们通过大的或小的选择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自觉留下最小的生态足迹，如果我们按需购买并且在购买时能够考虑人与动物、环境的和谐共生，我们能够改变世界。

　　一只乌鸦紧盯着前方的一只用橡胶做的蜘蛛，它疑惑重重地围绕着这个看上去充满威胁的“危险物”绕来绕去……最终，好奇心压倒了一切，它用喙拾起一根小树枝(乌鸦类通常会使用这类“工具”搜寻食物或刺探危险物)，用树枝小心地刺探了一下橡胶蜘蛛，然后立即警惕地向后跳开。当发现这个“危险物”对它的刺探没有做出回应后，这只名为“新喀鸦”(全称“新喀里多尼亚乌鸦”)的乌鸦终于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它折返回来叼起了橡胶蜘蛛，还瞥了一眼蜘蛛的下腹部。

新喀鸦的这一系列行为正好被英国牛津大学行为生态学实验室的乔安娜・维姆潘尼教授观察记录了下来。她认为，新喀鸦的这种行为充分彰显了动物的智慧，因为当人类遇到奇怪或有潜在危险的事物时，也可能采取类似的行为。

不过，这种行为究竟是动物思考后的结果，还仅仅只是它们的本能呢或者说，动物是否具有思维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论。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认为动物的行为纯粹由各种反射行为所支配，而查尔斯・达尔文以及19世纪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则认为动物可能具有复杂的心理活动。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他是最早发现蝙蝠回声定位的科学家之一；他发现了海狸可以精确地切割木片来修筑它们的“水坝”，并用不同大小的木片填补水坝的缝隙；他还发现了黑长尾猴可以通过叫声来误导种群中的其他个体。格里芬教授认为，以上这些行为及能力均表明：动物具有一定的思考问题的能力。然而，他的这一观点激怒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动物学家及人类学研究者，其中包括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犬科动物认知及行为的科学家克里夫・维尔。后者对此的观点是：“格里芬在他的书中写道，所有的动物都是具有意识的，任何动物的任何一次行为，甚至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这种原始行为，都被他认定为是动物主观意识的产物。这一观点在我看来简直是疯狂的!”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同格里芬的这一“广泛性意识”观点，但他的相关工作无疑是积极有效的，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客观并系统化了许多。考虑到那些丰富巧妙的动物行为，包括上述的新喀鸦的行为，许多生物学家认为，某些生物确实具有初级的思维能力，动物的思维不一定像人类那样复杂，但它们头脑中所想的事情一定比我们最初认定的要复杂很多。如今大家更容易接受的观点是：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的思维能力，其跨度可以从最初级的认知直到人类丰富复杂的“意识洪流”。

制订计划

那么，究竟是哪些动物具有和我们人类相似的可以称之为“高级”的思维呢

迄今为止，得到科学界广泛认同的还是那些表现出复杂行为模式的动物。果蝇就被证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生物。在过去几年中，澳大利亚圣卢西亚昆士兰脑研究所的布鲁诺・斯文德雷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逐渐证明了这类昆虫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即它们不是随机性地去注意周围的一切，而是基于它们的记忆，有选择性地去关注特定的事物。例如，相较于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物体，果蝇更愿意去关注周遭环境中新出现的对象，但如果减少了果蝇形成记忆的能力，就会破坏它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时果蝇就会对周围的环境表现出更大的随机行为。

一些动物还拥有一种被认为是显示它们具有思维的重要能力，即制订计划和规划未来的能力。过去这一特征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剑桥大学的尼基・克莱顿发现，一种丛鸦可以运用对过去事物的特定记忆去规划未来的事情。2006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蜂鸟也拥有这种规划未来的能力――蜂鸟能够记住花的特定位置以及它们最近何时“拜访”过这些花，并利用头脑中的这些信息去指导今后的行为。已经发表的报告显示，灵长类、小鼠以及章鱼都表现出了规划未来的能力。

然而，考察动物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标准，应该是它们的行为是否灵活多变。不论动物的行为表现出多大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变化性，都可能只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鸦科动物，包括乌鸦、丛鸦、松鸦等物种，在行为的灵活程度上都表现出其具有思维性。例如，上述实验中的新喀鸦使用树枝去探测未知的危险源――橡胶蜘蛛，这就显示了其使用一个旧工具完成一项新任务的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这个研究小组在2011年早些时候还发表了关于一只名叫“贝蒂”的乌鸦的研究报告：这只特别聪明的乌鸦可以将一根树枝弯曲起来，然后用它把食物从位于房间另一端的试管中钩出来。更令人吃惊的是，贝蒂能记住试管中存有食物，因此当它飞过树枝时便唤起了关于食物的记忆，它取下合适的树枝作为工具，然后飞回去钩取食物。

鸦科动物甚至还具有猜测其他鸟的行为的能力。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的贝恩德・海因里希等人通过实验发现，一只乌鸦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其他乌鸦不会发现自己藏匿食物的地点；但如果有其他乌鸦躲在它看不见的地方，它就不会表现出那些迷惑别人的行为。

灵长类动物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例如，一只黑猩猩要去偷窃食物，如果它认为群内其他成员有可能听到它的动静，它就会特别安静地行动，以保证不被发现。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黑猩猩似乎可以猜测对方已经发生的行为。德国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马克斯・普朗克发现，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黑猩猩会尝试去猜测它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已经去过的地方，然后加以排除，去搜寻一些不太容易被注意的地方。

“元认知”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提出“元认知”(或称“后设认知”)这一概念。例如，人类在学习中，一方面进行着各种认知活动(感知、记忆和思维等)，另一方面还要对自己的各种认知活动进行积极监控和调节。所谓“元认知”，即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记忆和思维等认知活动本身的再感知、再记忆和再思维。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监控及管理记忆和感知的能力，我们才会产生“我知道我见过这个事物”，“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正确”等诸如此类的想法。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学者大卫・史密斯认为，动物存在“元认知”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动物存在思维的观点。他在21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例如，在一项实验中，他给一组猕猴展示一幅图像。如果几天之后猕猴们能正确地从四张图像中选出这幅图像，他就给它们花生作为奖励；如果它们选错了，他就什么也不给。他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对照组：如果猕猴们放弃赢得花生的机会，什么都不选，他就给它们一些它们认为不太理想的食物。史密斯猜测当它们不太肯定该选择哪幅图像时会采取“放弃”的行为模式，而结果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这一实验结果表明，在机会面前，猕猴会清晰地评估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及信心，这充分证明了猕猴具有“元认知”的能力。

黑猩猩也被证明具有“元认知”，而卷尾猴在这方面显得能力欠佳(尽管它们在其他领域显示出了自身的智慧)，对海豚的研究尚无结果，鸽子等相对 较为低等的生物被确认无法完成以上测试。

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多样的行为，使得许多进化生物学家开始承认：至少在一些物种中存在有思维的雏形。但论起思维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人类的最高地位仍然无可动摇，人类毫无疑问地处于一个“更为高级且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人类可以进行抽象的概念推理。例如，黑猩猩就无法理解并掌握抽象的物理概念，如质量、地心引力和压力等。如果将一根香蕉放置在一只黑猩猩的笼子附近，并为它提供一些可以直接或间接够上香蕉的工具，黑猩猩可能会先选择一些长度看起来足够但质地却软绵绵的工具去尝试取得食物，当然结果一定是失败的。科学家得出结论：黑猩猩只能依靠直接的感知去思考解决问题，而人类不单单依靠直接的感知，还可以进行更高级的抽象思维，例如考虑重力或压力问题。

情感

一些科学家将探索动物是否具有思维的焦点集中在动物的智力方面，另一些科学家则对动物的情感抱有更大的兴趣，他们认为情感也是动物思维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剑桥大学负责研究动物福利的唐纳德・布鲁姆及其工作小组进行过一场有趣的实验。他们制作了一个带有特定栏杆的畜圈，动物只要用正确的方法推挤这些栏杆上的“机关”，就可以打开畜圈的栅栏门，去外面草场中吃到新鲜的牧草。他们将一群母牛赶入畜栏。当最初处于“迷茫”状态的母牛们最终明白如何突破障碍后，布鲁姆监测到它们的心跳明显加快了，且向食物方向跳跃或狂奔的动作也明显增多了，它们集体表现出类似于激动、高兴和满足的情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生物学家马克・贝科夫认为，动物可以体验到同情、困扰、悲伤、感激、爱甚至敬畏，动物同时还具有移情作用，也即将自身的情感投注到其他物体上。他列举了―个关于两只阿拉斯加灰熊孤崽的故事。公熊已经受伤，只能一瘸一拐地慢慢行走或缓慢游动，它的“妹妹”不停地为它捕捉大马哈鱼作为食物。马克认为，支持它这么做的目的是维持“哥哥”的生命，因为亲人对它来说非常重要。马克还认为，同样的证据还出现在犬、象及座头鲸等动物中，也证明了这些动物具有情感思维。

在支持“动物同样具有情感”观点的证据中，黑猩猩是最有说服力的。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5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生活细节，在其与野生黑猩猩长达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充分体会到了黑猩猩的喜怒哀乐。她见识过黑猩猩强烈的母性行为，观察到黑猩猩的集体送葬行为，还目睹了黑猩猩在帮助受惊吓、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同类时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一模一样的关怀和同情。在坦桑尼亚，她曾记录下这样的场景：在一个黑猩猩群落中，当名为“弗洛”的雌性首领死后，弗洛的儿子弗林特一直都坐在母亲的尸体旁边，有时还会握住母亲的手发出几声类似于呜咽的鸣叫。在此后的半个月中，弗林特的情绪越发低落，甚至离群索居并且不再进食。终于，在弗洛死后的第三个星期，原本年轻健康的黑猩猩弗林特死了。古道尔认为弗林特死于它的“悲伤”，并认为这种行为表明黑猩猩具有和我们人类相似的情感。

衡量标准

也有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犬科动物认知及行为研究学家克里夫・维尔认为：“尽管一些人认为动物表现出某些所谓复杂的行为即表明这些动物具有思维，但在我看来，可能没有一种动物可以明确地表现出它们具有意识性，因为我们应当将意识的界定标准定得更高一些。”在人类的思维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能力及使用工具的能力，维尔恰恰认为语言能力才是衡量动物是否具有思维的重要指标。“动物可以展示一个巧妙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包括语言，但它很可能在表现这一行为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想想那些人类一直都表现出的复杂行为，但其中许多都是无意识的。例如我们操作复杂的机器，但很多时间却并没有进行思考。而唯一一个我无法否定的明显具有意识性的行为就是使用语言。”

目前，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可以彻底解决“动物是否具有思维”争论的研究手段，而脑成像技术已经成为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手段。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舒格等人正在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人类大脑的“意识信号”。比如他们发现，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面对同一间房或同一张人脸的时，我们的大脑中就会出现类似的神经活动；但如果我们仅仅是无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这种神经活动就不会显现。这些研究表明，思维意识并不依赖于人类大脑的任一特定区域，也没有证据显示思维能力仅仅为人类所独有。

其他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工作也揭示，作为思维的产物，意识可能存在于一些动物的大脑中。例如，神经传导可以使感官信息经由丘脑传递到大脑皮层，这对意识的产生至关重要。实验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就存在类似的神经传导模式，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意识。关于鸟类功能神经解剖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也暗示，鸟类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思维。

在这场关于“动物是否具有思维”的尚未休止的争论中，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事情的真相。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能找到一种公认的标准来衡量动物是否具有思维。

一只乌鸦紧盯着前方一只用橡胶做的蜘蛛，它疑惑重重地围着这个看上去充满威胁的 “危险物”绕来绕去……最终，好奇心压倒了一切，它用喙拾起一根小树枝，用树枝小心地刺探了一下橡胶蜘蛛，然后立即警惕地向后跳开。当发现这个“危险物”对它的刺探没有回应后，这只名为“新喀鸦”的乌鸦终于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它返回来叼起了橡胶蜘蛛，还瞥了一眼蜘蛛的下腹部。

新喀鸦的这一系列行为正好被英国牛津大学行为生态学实验室的乔安娜·维姆潘尼教授观察记录了下来。她认为，新喀鸦的这种行为充分彰显了动物的智慧，因为当人类遇到奇怪或有潜在危险的事物时，也可能采取类似的行为。

不过，这种行为究竟是动物思考后的结果，还仅仅只是它们的本能呢？或者说，动物是否具有思维呢？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他是最早发现蝙蝠回声定位的科学家之一；他发现了海狸可以精确地切割木片来修筑它们的“水坝”，并用不同大小的木片填补水坝的缝隙；他还发现了黑长尾猴可以通过叫声来误导种群中的其他个体。格里芬教授认为，这些行为及能力均表明动物具有—定的思考问题的能力。

制订计划

一些动物还拥有一种被认为是显示它们具有思维的重要能力，即制订计划和规划未来的能力。过去这一特征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2006年，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蜂鸟就具有这种规划未来的能力——蜂鸟能够记住花的特定位置以及它们最近何时 “拜访”过这些花，并利用头脑中的这些信息去指导今后的行为。已经发表的报告显示，灵长类、小鼠以及章鱼都表现出了规划未来的能力。

然而，考察动物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标准，应该是它们的行为是否灵活多变。不论动物的行为表现出多大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变化性，都可能只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鸦科动物，包括乌鸦、丛鸦、松鸦等物种，在行为的灵活程度上都表现出其具有思维性。例如，上述实验中的新喀鸦使用树枝去探测未知的危险源——橡胶蜘蛛，这就显示了其使用一个旧工具完成—项新任务的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这个研究小组在2011年早些时候还发表了关于一只名叫“贝蒂”的乌鸦的研究报告。这只特别聪明的乌鸦可以将一根树枝弯曲起来，然后用它把食物从位于房间另一端的试管中钩出来。更令人吃惊的是，贝蒂能记住试管中存有食物，因此当它飞过树枝时便唤起了关于食物的记忆，它取下合适的树枝作为工具，然后飞回去钩取食物。

鸦科动物甚至还具有猜测其它鸟的行为的能力。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的贝恩德·海因里希等人通过实验发现，一只乌鸦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其它乌鸦不会发现自己藏匿食物的地点；但如果有其它乌鸦躲在它看不见的地方，它就不会表现出那些迷惑别人的行为。

灵长类动物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例如，一只黑猩猩要去偷窃食物，如果它认为群内其它成员有可能听到它的动静，它就会特别安静地行动，以保证不被发现。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黑猩猩似乎可以猜测对方已经发生的行为。德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黑猩猩会尝试去猜测它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已经去过的地方，然后加以排除，去搜寻一些不太容易被注意的地方。

情感

美国的生物学家马克·贝科夫认为，动物可以体验到同情、困扰、悲伤、感激、爱甚至敬畏，动物同时还具有移情作用，即将自身的情感投注到其它物体上。他讲了一个关于两只阿拉斯加灰熊孤崽的故事。公熊已经受伤，只能一瘸一拐地慢慢行走或缓慢移动，它的“妹妹”不停地为它捕捉大马哈鱼作为食物。马克认为，支持它这么做的目的是维持“哥哥”的生命，因为亲人对它来说非常重要。马克还认为，同样的证据还出现在犬、象及座头鲸等动物中，也证明了这些动物具有情感思维。

在支持 “动物同样具有情感”观点的证据中，黑猩猩是最有说服力的。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生活细节，在其与野生黑猩猩长达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充分体会到了黑猩猩的喜怒哀乐。她见识过黑猩猩强烈的母性行为，观察到黑猩猩的集体送葬行为，还目睹了黑猩猩在帮助受惊吓、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同类时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一模一样的关怀和同情。在坦桑尼亚，她曾记录下这样的场景：在一个黑猩猩群落中，当名为“弗洛”的雌性首领死后，弗洛的儿子弗林特一直都坐在母亲的尸体旁边，有时还会握住母亲的手发出几声类似于呜咽的叫声。在此后的半个月中，弗林特的情绪越发低落，甚至离群索居并且不再进食。终于，在弗洛死后的第三个星期，原本年轻健康的黑猩猩弗林特死了。古道尔认为弗林特死于它的“悲伤”，并认为这种行为表明黑猩猩具有和我们人类相似的情感。

衡量标准

也有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犬科动物认知及行为研究学家克里夫·维尔认为：“尽管一些人认为动物表现出某些所谓复杂的行为即表明这些动物具有思维，但在我看来，可能没有一种动物可以明确地表现出它们具有意识性，因为我们应当将意识的界定标准定得更高一些。”在人类的思维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能力及使用工具的能力，维尔恰恰认为语言能力才是衡量动物是否具有思维的重要指标。

目前，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可以彻底解决 “动物是否具有思维”争论的研究手段。而脑成像技术已经成为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手段。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舒格等人正在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人类大脑的“意识信号”。比如他们发现，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面对同一间房或同一张人脸的时，我们的大脑中就会出现类似的神经活动；但如果我们仅仅是无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这种神经活动就不会显现。这些研究表明，思维意识并不依赖于人类大脑的任一特定区域，也没有证据显示思维能力仅仅为人类所独有。

其他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工作也揭示，作为思维的产物，意识可能存在于一些动物的大脑中。例如，神经传导可以使感官信息经由丘脑传递到大脑皮层，这对意识的产生至关重要。实验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就存在类似的神经传导模式，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意识。关于鸟类功能神经解剖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也暗示，鸟类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思维。

“每个年龄阶段的健康人格功能（personality functioning）首先反映了个体识别那些乐意并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合适对象的能力，其次反映了他与这个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相反，许多不正常的人格功能反映了个体识别合适的对象以及与这样的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的不足。这样的不足有多重水平和多种形式，包括焦虑性的依附、超出年龄和条件的过分要求和过分紧张、漠视以及挑衅性的独立。

矛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健康人格时，它并没有文化定势认为的那样独立。个体最重要的能力，是当需求出现时，知道去找值得信赖的人依靠，同时知道值得依赖的人是谁。

为了提供持续的潜在支持（是安全基地的精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必须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铭记于心，许多人类最强烈的情感都是在关系的形成、维持、破裂和重生中显现的。在这些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他们轮流扮演这种角色。这种关系的保持被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而与失去这种关系相关的威胁经常会让个体产生焦虑和愤怒，迷失在悲伤的混乱情感中。”

以上摘自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的《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之前我曾在《父母与儿女的“代沟”如何缩小？》、《父母的功能》文中，阐述过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主动建立起与儿女间的良好的情感上的纽带、沟通关系。

父母要想主动建立起与儿女间的良好的情感上的纽带、沟通关系，光靠看“鸡汤”文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向儿女灌“鸡汤”，如果不是儿女主动谈起，他们是会对父母此类的“唠叨”厌烦的。父母更需要做的是要多看一些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学一些必要的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多走进儿女的情感世界中去，提高自己的情感能力和沟通能力。

看“鸡汤”文（尤其是那些有关“成功”的）看多了，如果没有或者不够辨识力和判断力，则容易对儿女的思想和行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多多指责，反而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父母的情感支持为儿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正如鲍尔比在书中所说的：“多方证据表明，人类，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时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就是最幸福快乐且能够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的人。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

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情感的支持，这种情感支持包括了父母对儿女情感的认知和理解，父母主动建立与儿女情感纽带的关系，主动并积极地与儿女进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约翰·鲍尔比（1907226—199092），英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因对儿童发展的兴趣和就依恋理论作出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是其就个体之间，特别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如何建立、维系、破裂、重建所写的一部小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回答了如何理解以及进入孩子的情感世界，是什么引发了孩子的分离焦虑，丧失事件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我们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中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

本文摘编自该书的《自我依赖及其促进条件》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发布。

对依恋对象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

多方证据表明，人类，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时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就是最幸福快乐且能够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的人。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

对依恋对象——一个安全的个人基地——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青少年和已经成熟的成人也有此需求。的确，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需求越往后就越不明显，可能只是在不同性别和生命阶段之间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原因和西方的价值观，成人对安全基地的需求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否认。

浮现在这幅人格功能图像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组。第一组是愿意并能够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个体所需的安全基地的依恋对象的存在或缺席。这构成了外部或环境影响因素。第二组是个体是否有能力识别某个对象何时是值得信赖的和乐意提供安全基地，并采用互惠的方式与这个对象合作。这构成了内部或机体影响因素。

纵观整个人生，这两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在一个方向上，个体拥有的这些经历，尤其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经历，会影响到他是否需要在后期寻找一个自己的安全基地，以及在得到安全基地后个体采用并维持互惠关系的能力。而在相反的方向，个体拥有的期望的特性以及他的能力，将决定他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这些人怎样对待他。正是基于这些互动，无论个体最初建立的是何种类型的依恋，这种依恋都会持续。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在儿童期的家庭关系对其人格发展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

每个年龄阶段的健康人格功能（personality functioning）首先反映了个体识别那些乐意并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合适对象的能力，其次反映了他与这个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相反，许多不正常的人格功能反映了个体识别合适的对象以及与这样的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的不足。这样的不足有多重水平和多种形式，包括焦虑性的依附、超出年龄和条件的过分要求和过分紧张、漠视以及挑衅性的独立。

矛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健康人格时，它并没有文化定势认为的那样独立。个体最重要的能力，是当需求出现时，知道去找值得信赖的人依靠，同时知道值得依赖的人是谁。

为了提供持续的潜在支持（是安全基地的精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必须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铭记于心，许多人类最强烈的情感都是在关系的形成、维持、破裂和重生中显现的。在这些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他们轮流扮演这种角色。这种关系的保持被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而与失去这种关系相关的威胁经常会让个体产生焦虑和愤怒，迷失在悲伤的混乱情感中。

有力的家庭支持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许多临床学家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 拥有健康功能和健康人格的个体。那些个体，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不仅不会表现出人格障碍常见的征兆，而且都十分自我依赖，在人际和工作关系中很成功。 尽管迄今发表的所有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但这些发现依旧是有价值的。首先，适应良好的个体能够顺利地在主动性和自我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当需要出现时，他们有寻求帮助和使用帮助的能力。其次，对他们的测验表明，他们在成长中与父母联系密切。这些父母似乎一直都会给他们支持和鼓励。最后，尽管考证并不充分，但是家庭本身，一直都是稳定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在家庭中，正在成长的儿童欢迎并能够容纳其他成人和同伴。

到现在为止，所有研究都描绘了同样的画面， 即稳定的家庭基础。个体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围绕着这个安全基地做一系列探索活动。家庭鼓励个体的自主性，而非强迫个体去做某事。个体每一步都走得井井有条。也许家庭的纽带会被调整，但决不会断裂。

格林克（Grinker，1962）报告了一项针对年轻大学生的研究。在老师眼中，这些大学生心理十分健康，并且像年轻的领导者和社区工作者那样给人以希望。

在格林克采访的65名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表现出神经症人格。大多数人都是正直的年轻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诚实而准确，拥有“和家庭成员、朋友、老师及访谈者建立紧密、深层人际关系的能力”。他们会在适合的时候体验到焦虑和痛苦，但并不严重，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关于家庭生活经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健在的。 快乐祥和是他们的家庭的典型氛围。在他们的家庭中，父母分担责任、共享爱好，他们将此定性为爱与给予。他们认为，在儿童时期，母亲超越了所有其他能带来安全感的事物。同时，他们对父亲有着强烈的认同。 为支持这些结论，格林克还给出了更多的证据。

一项针对34名（从10岁到17岁）不同性格的青少年的发展性研究（Peck & Havighurst，1960）以及一项针对成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生的研究（Murphey et al，1963），都得到了类似格林克得到的结果。 研究表明，自我依赖以及依赖他人的能力都是能为孩子提供有力支持的家庭产物。在这些家庭中，孩子的个人抱负、责任感以及应对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尊重。有力的家庭支持似乎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 最近一项针对73名青少年男孩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Offer，1969）。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

环境的熟悉—陌生参数在动物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才得到了充分认同，远远滞后于教学临床理论的构建。在许多物种中，个体熟悉的环境会被个体认为是安全的。个体对陌生性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害怕，想要回避；另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好奇，想要探索。哪种反应会成为主导反应，取决于多重因素：环境是否陌生，同伴是否在场，个体的反应是否成熟，个体是否精力充沛，个体是否健康。

为何个体对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的行为有如此大的影响，稍后我会对此进行讨论。

假如我们无法理解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无法理解促使孩子依恋母亲的条件。母亲喂养是最重要的变量，这一观点是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以及理论学习家提出的最合理的观点。尽管这个理论——第二驱力理论——从来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证，但它立刻被广泛地接受了，并且还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另外两种支持者甚多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早年经历对后期发展的特殊重要性。第二种观点是一旦孩子可以自己进食，他就没有更多理由去寻求母亲的帮助，他应该从这种“依赖”中成长起来。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依恋行为在生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表现得最为强烈，依恋行为具有保护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出，发生在婴儿期、儿童期以及青春期的非自愿性分离与丧失具有潜在的创伤性。同时， 强度适当的依恋行为倾向是一种健康而非幼稚的特质。

孩子之所以会对母亲产生依恋，是因为对母亲的依恋是他心理满足的来源。从这一传统假设中，我们分离出了“依赖”和“独立”的概念。根据第二驱力理论，一旦孩子可以自力更生，他就应该变得独立。因此，从今以后，依赖的表现就会被视为退行性的表现。因此，任何对依恋对象的强烈欲望都会再次被认为是在表达“幼稚的需求”，是“婴儿”的一部分，应该被丢弃。

由于使用“依赖”和“独立”等术语来说明某种理论遭到了严重反对，因此它们被“信任”“依恋”和“自我依赖”所取代。首先，依赖和独立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然而，正如之前所强调的，对他人的依赖和自我依赖不仅是和谐的，而且是彼此互补的。其次，把某人描述为“具有依赖性的”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蔑的意味，而把某人描述为“依靠他人”则没有。最后，依恋的概念总是带有依恋于一个（或多个）特别喜爱的人的意味，依赖则不然，它带有更多的匿名倾向。

在过去的25年中，大量家庭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模型的选择主要是由个体儿童期的真实经历决定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领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个特殊的临床研究问题是：心理失常的个体似乎维持着不止一个关于世界和自我的工作模型。这些模型常常是互不相容的。

分离焦虑问题

罗伯逊等人在过去的20年中，对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环境，并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时的表现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临床理论。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经历对孩子来说是悲伤的？为什么在那之后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忧虑，唯恐它再次发生？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有成人陪伴时，孩子的恐惧会比独处时少很多。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孩子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想让它们和大多理论的起始假设保持一致，却并非易事。弗洛伊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承认自己也很困惑。为此，他曾尝试对真实的危险和未知的危险进行区分。他在《压抑，症状和焦虑》一书中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真实的恐惧来自外在客体的威胁”，因此无论已知的危险发生在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现实焦虑；无论未知的危险发生于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神经症性焦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孤单、黑暗或者陌生人的恐惧都属于未知的恐惧，因此它们都是神经症性的。另外，因为所有的儿童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惧，所以所有的儿童都曾经遭受过神经症性的痛苦。

人类绝不是唯一一个在不存在痛苦和危险的情境中表现出恐惧的物种。很多动物在应对噪声、突然发生变化的刺激物、黑暗、陌生人和陌生的事件时，都会表现出恐惧。视觉悬崖和突然扩大的刺激物通常也会引发许多动物的恐惧。

当提及为什么这些情境能如此轻易地引发这些动物的恐惧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这些情境中实际的危险并不存在，却不无潜在的危险。换句话说，这些情境可能不具备高度的危险性，却会增加危险发生的概率（可能只是从1%到5%）。

这样看来，那些引发恐惧的情境可以被视为寻找危险风险的天然线索。因此，我们用带着恐惧的方式去应对这些情境，就降低了发生实际危险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因为这样的行为有助于生存这个价值，所以基因在配备和构建上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以使物种能以这样的典型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行为。人类当然也不例外。

这就引出了一个因果关系和生物功能之间的差异，即引起行为的条件和有利于物种生存的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在生态学家眼中是常识，但是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或临床心理学家来说，却是困惑和混乱的来源。就此而论，陌生性和其他的自然线索是因，恐惧行为是果。恐惧行为的功能是保护物种生存。

非人类物种可能对行为的功能缺乏洞察力。大多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不必对人类在特定情境下会习惯性地产生恐惧反应感到惊讶，尽管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在这样的情境中，威胁生命的风险并不大。人类最初只是简单针对情境——噪声或光线的突然变化、陌生的面孔或陌生的事件、突然的移动——而不是风险做出反应。在此之后，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行冷静的风险评估。

儿童不愿与父母分离，成人不愿离开信任的同伴，这些可以被视为相似的情境。即使是在文明的社区中，也有很多危险因素存在，个体遭遇危险的概率在孤身一人时比同伴在旁时大很多。这在我们的童年尤其明显。例如，孩子独自在家时发生事故的风险明显要比母亲或父亲在场时更高。在街上发生事故的风险亦是如此。对于老人或生病的人来说，独自一人会大大增加生命危险。甚至对一个完全健康的成年男性来说，独自一人徒步或爬山，也会极大地增加生命危险。在人类所处的环境中，独自一人遭遇危险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就此而论，因为独自一人会增加遭遇危险的风险，所以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去进化出让他能避免风险的行为系统。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因失去同伴而产生恐惧反应不比针对任何有潜在危险的自然线索做出恐惧反应更难理解。无论针对何种情境做出恐惧反应，都具有生存价值。

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恐惧反应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度会随着情境中危险因素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在一个情境中，陌生人突然接近，大狗突然狂叫，噪声突然响起，这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反应。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 Holmes，1935）对引起恐惧的情境进行了长达21天的观察。他们发现，如下因素经常一同出现：噪声、陌生人、陌生情境、黑暗、突然或意料之外的移动以及独自一人。只存在一种因素的情境可能只会唤起或多或少的警觉。当几个因素一起出现时，恐惧才有可能被唤起。

对多种因素的反应通常要比对一种因素的反应更加强烈。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多种因素并存的情境视为“合成情境”（Bowlby，1973）。

针对人类儿童和恒河猴的研究（Rowell & Hinde，1963）均表明，二者在同伴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境下所表现出的恐惧反应非常不同。例如，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Holmes，1935）发现，尽管有实验者的鼓励，当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被要求独自一人到黑暗的通道中去寻找一个球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还是会拒绝。但是，在有实验者陪伴的情况下，大部分孩子还是愿意的。类似的差异可以在许多其他引发轻度恐惧的情境中看到，例如一个孩子被要求在引导之下去接近和轻拍一只大狗。

这样的发现与我们的日常经历太过相似，以致对其进行详细分析的行为显得很荒谬。但是，很显然，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构建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理论时，这些现象的重要性遭到了严重低估。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身处不熟悉的情境，一个信任的伙伴足以让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大大降低。

这些发现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的可接近程度和回应意愿能给婴儿、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使其可以安心地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此外，这些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自青春期起，人们所信任的其他对象也可以为他们提供类似的“服务”。

这为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强烈且持续的支持以及对其自主性的鼓励和尊重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最佳的成长环境。 它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分离或丧失的经历或威胁——尤其当父母用它来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时——会降低孩子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任，使其偏离健康发展的方向，缺乏自信，罹患慢性焦虑或抑郁，变得冷酷无情或狂妄自大。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建立在良好基础之上的自我依赖通常是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缓慢成长过程的产物。在这个成长过程之中，我们通过与值得信任和给予自己鼓励的人进行互动，学会了如何既相信自己，又相信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