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有人认为本诗歌颂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你是否认同?为什么?

《长恨歌》:有人认为本诗歌颂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你是否认同?为什么?,第1张

长恨歌》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的歌赞和向往,对李杨爱情悲剧结局的同情、惋惜和感伤,流露了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元盛世及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的怀念之情。至于为什么主张诗歌讽渝现实的白居易能写出怀念历史上一度昏庸的玄宗、同情事实上不一定值得赞美的李杨爱情的诗,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两点思想基础,一是在中唐时期流传着谈论开元遗事的风气,其中渗透着人们对玄宗的怀念之情;二是与白居易个人感情经历有关。

先谈第一点。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于内,吐蕃(又读作bo,音“播”)侵扰于外,宦官专权于朝,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人们不满于现实的分裂和动乱,向往着太平盛世,希望一个有能力的皇帝改变这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产生对盛唐之世的怀念。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玄宗在位45年,虽然他后期昏愦,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作为的皇帝,杜甫诗中所说的前所未有的盛唐之世正是产生在唐玄宗“旰食霄衣”(《长恨歌传》)励精图治的开元时期。人们怀念盛世,就必然想到玄宗。即使他后期骄纵*乐,导致了安史之乱,但人们大都认为他是一个受奸臣蒙蔽的“英主”,而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玄宗一生前后期的所作所为,给人们提供了王朝兴盛衰乱的历史教训,也留下了大量值得怀念的东西。各种原因促使当时社会上形成一股谈论开天遗事的风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宫词》),“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韦应物《与村老对饮》),“问事爱知天宝里,识人皆是武皇前”(王建《赠阎少保》)。而杨妃又是和后期的玄宗、和盛唐历史密切相联的人物。玄宗对她的无比宠爱,她和玄宗的关系,是构成玄宗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被当作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处死,确实给玄宗带来了巨大痛苦。晚年的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受肃宗的猜忌和监督,身居西内,身边“无一旧人”。在人们对盛世、进而对玄宗怀念的基础上,不能不对玄宗这种凄凉孤寂的晚景表示同情;对于玄宗对杨妃的深情--在封建帝王说来极为罕见的“钟情”和“专一”,表示赞叹:对他们的悲剧结局表示同情、惋惜和感伤。而在事变过后,痛定思痛,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中,“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徐夤《开元即事》)等为杨妃鸣不平,对杨妃抱有同情之心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于是民间产生了大量关于杨妃、玄宗的爱情传说。从《长恨歌传》言“……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看,《长恨歌》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工润色而成的。即《长恨歌》所流露的感情,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所共有的感情。

《长恨歌》写作的基础之二,是白居易个人的恋爱经历和爱情理想。白居易36岁结婚。据一些专家考证,白晚婚的原因是他青年时代在徐州符离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由于姑娘的家庭地位不高,社会上等级门第观念的阻隔,使他们终究没有能正式结婚而为社会承认,这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直到诗人后来离开符离与这位女友永别后,还一直眷恋着她。白居易的《长相思》、《寄湘灵》、《感情》、《花非花》等诗都对此有所流露。诗人曾这样沉痛地写道:“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 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潜别离》)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35岁,即已经离开了这位女友还未与后来的杨氏夫人结婚之时。诗人饱尝了相思的苦痛,渴望着真挚的、永不分离的爱情。因此,在对李杨爱情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创作中,他融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出世之才对这些“希代之事”进行了加工润色,按照自己的爱情理想塑造了李杨形象。在对李杨的无休无止、绵绵不绝的刻骨相思的刻画中,倾注了自己的愿望与苦痛;希冀与追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赋予主人公以坚守信义和生死不渝的品质。在朝朝暮暮的思念、上天入地的寻找中,把李杨爱情升华到理想的高度,使之符合于自己的观念。这就是白居易写作歌颂李杨爱情的《长恨歌》并且写的如此感人的思想基础

《长恨歌》是一曲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挚爱传奇,是一首关于人间真爱的倾情礼赞,是一段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绝唱。传统的,古典式的,完美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这里走到了一个极致。《长恨歌》的“长恨”二字,其实当是“不应长恨”。故事发生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盛唐时代。在一位睿智有为的圣明天子的统辖之下,天下治隆,承平日久。这样的时代未免会容易流于平淡,如果没有一位绝代佳人的出现的话,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孕育出这样一位雍容华贵仪态万千的千古丽人。那天子是唐明皇,丽人儿是杨贵妃。一位是“重色思倾国”的帝王,一位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娇娃,圣主与美人,一切都宛如天作之合。从此,盛唐时代被镶上了绚丽的玫瑰色的艳情四射的花边。“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的美是绝代的:“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唐明皇的爱也是空前的。十数年恩宠有加,痴情相守,相亲相爱,真情不变,至死不渝,发生在一位富拥天下万民膜拜的帝王身上,已足以让那些反复无常,喜新厌旧,用情不专,水性杨花的俗人们汗颜的了。如果这样的爱情发生在我们这些平平凡凡的人身上,应当算是最最美满惹人艳羡的幸福了吧!然而,一切却偏偏被上天安排在一位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帝王之家。当一位帝王在“对臣民的责任”和“对真爱的寻求”这样的二难选择面前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时,帝国的天平倾斜了。据说白居易先生和友人打赌写这首诗时,也是抱持着“讽喻”的初衷的,但却不意写成了一曲对于爱情的颂歌。是真的“不意”而成的吗?我想,如果就一个文人的视角,从人性本身来看待这份真挚的帝王之恋时,白居易显然也被深深感动了。白居易原本完全可以从帝王的贪色误国和红颜祸水等角度展开,大谈特谈唐明皇的骄奢*逸和杨贵妃的妩媚蛊惑,然后收尾于天子的亡途落魄和美人的罪有应得,并尽可渲染出对大唐衰落的扼腕叹息和对妖女惑主的无情鞭挞。或者,还可以加上点儿对于马槐坡之变的额手相庆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写。相反,白居易笔锋一转,硬生生地为这对痴男怨女造化出一个天上人间此恨绵绵的冥冥世界,让一个更为凄婉更为动人的真爱追寻展示在我们面前。其实,当我们面对着《长恨歌》中关于李杨二人幸福爱情的清丽铺陈、生离死别的细腻笔触以及其后很大篇幅的有关人鬼相约的瑰丽想象时,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猜测白居易为文时的个人感情了。事实上,如果我们静下心来通篇咀嚼全文,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都难免会滋生出一种深深的怜惜和无限悲悯之情。“司马青衫”的,怕也决计不会只白居易一人吧?传统的中国爱情画卷往往在才子佳人之间展开,千百年来,柔弱的文人和绰约的淑女一直占据着爱情文学的主角,这未免显得太单调了。文人们“位卑而金”,当然不敢去奢望倾国倾城式的爱情恋曲,也难怪会挑剔苛刻于绝代佳人的情爱生活,执拗地让红颜与国难相生相伴。这多少有些“酸葡萄”的嫌疑。而且,对于女性,这也太不公平了。由此,白居易的《长恨歌》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叛逆。他把人类对于爱情本身的真挚追求同纷繁芜杂的人性束缚截然分开,还真爱本身以圣洁与至纯,谱写出了一曲对于真爱寻求的赞美诗,揭示了人类爱情的永恒内质:“真爱无价”。数千年前,海伦在特洛伊城头嫣然一现,特洛伊人可以立即决定为她再战十年。西方人把这视为他们骨子里的骄傲。那么,当唐明皇也一样地为他所钟爱的女人而浮云尘世,置大唐天下于不顾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非难他呢?因为是真爱,至少他应当不后悔;因为是真爱,至少我们会感怀。由此,便触及了我们民族心理极为脆弱而虚伪的一面。当历史的车轮在某时某点驶向误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竭力改变并改善它,而是环顾四周,不失时宜地找一个替罪羊来显示自己的机敏,而当实在找不到比自己更为愚蠢的挡箭牌时,罪责便毫不手软地推向了女人身上,尤其是亮丽脱俗,风华绝代的女人。这是我们民族心理极为晦暗的地方。当一个女人,因为美丽,而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了权力的旋涡然后再被无助而凄然地重重摔下时,我想,杨贵妃“辗转峨眉马前死”的时候,她的心情一定是异样的沉痛的,或许也会抒发出“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哀叹。她只不过是在和爱她的人一同演绎地老天荒的真爱故事。仅此而已。当然,读罢《长恨歌》,我们也不应陷溺于爱情至上主义的误区,除了对于李杨真爱故事的由衷景仰外,除了对于杨贵妃的不幸遭遇萌生些感触外,我们更应当对我们今天的爱情观念作一些理性的思考。我们无法去追慕这种帝王式的艳情故事,但是,我们依然会怀持着一种难抑的感动。是为真情本身,为真爱本身,可以浮云名利,可以生死相拥,可以天长地久。而看一看我们的现实社会,看一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为私欲,为名利,为物质利益的诱惑而驱动的现实社会,还有多少真爱存在。当爱情作为一种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而付出时,爱情已经太俗了,或者说,爱情已经贬值了。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妄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但是,面对着大学校园──这片曾被认为是孕育纯情孕育真爱的灵魂净土时,我们收获得更多的,却是惊诧。看校园中有多少卿卿我我的游戏,又有多少劳燕分飞的结局。曾有一个口号“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在校园中叫得煞是响亮,这无疑使爱情披上了一种寂寞弥补式的或极为功利型的色彩。对比于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挚情,我们这些所谓“高尚”的知识青年,是否已经太俗了?当爱情的盟誓变成为一种欺骗感情的工具时,当爱情作为一种对名利的交换而付出时,当爱情可以轻易地得到而又轻易地失去时,只能问天,世间真爱何处寻?记得有位哲人说过,真爱只求一件事,那就是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任沧海桑田,任尘世变换,也决不松开。显然,李隆基他作到了,所以才会令后人感怀不已。而我们呢?我向往真正的爱情,爱情在我心中,有着太多的完美和理想主义。我推崇李杨的爱情故事,可以滋生出人间天上的不老传说。我欣赏《长恨歌》,如果这世间还有真爱的话;我追慕《长恨歌》,因为我坚信,爱情是圣洁的。一句话,长恨有歌,真爱无价。

他肯定了杨贵妃对爱情专一的要求,对封建宫廷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但他否定了他们的纵情享乐。 “政治主题”说,王永健在《洪昇和〈长生殿〉》中认为《长生殿》与吴伟业《秣陵春》、孔尚任《桃花扇》一样,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种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以及对明亡的总结是整个时代的必然。“双重主题”说,徐朔方《长生殿校注·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它的爱情传说和历史主题两者都有杰出的成就,然而在内容上是彼此矛盾的。洪昇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矛盾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洪昇在《长生殿》中寄寓着较深的民族情感和故国之思。主题论的变迁—“情”与“史”的辨证,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说到:《长生殿》魅力,恰恰在于这一无法弥合的矛盾,洪昇是“借李杨爱情的发生方式,表达自己两方面的时代性感受。”—即“至情”与“民族兴亡感”。他首先歌颂了“至情”对政治秩序和传统皇家婚姻制度的撞击,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洪昇自己对情产生了怀疑,而唱出了一首对情的挽歌。对于《长生殿》的主题说法如此多,本论文就对“双重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关键词:《长生殿》;双重主题;情一、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关于《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也都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1.“统一”说:这种看法认为“爱国”和“爱情”在《长生殿》中是统一存在的,表达了作者爱情理想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统一,李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帝与妃的身份表明他们的情爱已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已是被巩固成为封建社会最荣耀,最有特权的婚姻。说到婚姻,双方也就卷入了另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网,也就进入了社会领域。鲁迅说:“爱情是附丽于人生的。”对于举首投足都会给黎民百姓江山社稷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妃来说,他们的爱情生活中哪怕是再私人化的事件也会成为社会性事件。“帝王之爱”只有在正确处理国家和政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有圆满的结局,才能有肯定的价值。所以,《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是自然、融合、统一的,硬把两者割裂开来是既不忠实于生活实际,也不符合《长生殿》的真实面貌。婚姻、爱情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不存在婚姻或爱情的社会。程千帆从“人民”的看法出发,认为爱情与政治统一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1]2.“矛盾”说:这种看法认为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真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恶劣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与腐败。《长生殿》所描写的爱情具有特殊性,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宝塔尖上的,他们在拥有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同时,受着更大束缚,也涉及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爱情本身和道德之外,还存在着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他们的结合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李杨的第一次结合之后,就有原来该处死的败将安禄山贿赂杨国忠得以不死,留下祸根。第二次结合就有杨氏四家各建府邸,比富斗阔,恃宠放纵,安禄山勇力过人,得到唐明皇的宠爱,封了东平郡王,后因将相矛盾唐明皇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放虎归山,使其叛乱阴谋得逞。《密誓》《惊变》之后,就是《陷关》《埋玉》,哥舒瀚函关失守,杨贵妃自尽马嵬坡,爱情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从一定角度来看,帝妃的爱情受到比一般才子佳人更大的束缚:有了爱情必然驰了朝政,背负着千古罪人的骂名。3.“主副”说,这种看法认为《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主题同时存在,但有“主”有|“副”。不论是“爱情”还是“爱国”,这其实都看到了传奇中是“爱情”与“政治”、“批判”与“歌颂”并村的,只是各有侧重,所以实际上它们也是类似于某种“主副”说的双重主题,只不过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而已,明确提出来的是王永健,他以政治为主,以情为副;王长年则恰好相反。[2]以上几种不同的论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洪昇在《例言》中谈到二过渡到三稿的原因时,曾坦率地交代了三稿的创作动机是:“后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乃“专写钗盒情缘”。这一“专”字说明了他是以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情缘”为主。因此,本论文认为《长生殿》确实主要描写李杨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示出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描写他们的爱情给当时社会政治的坏的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与腐败。二、洪昇对“情”的重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产生以来,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以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奠基,白朴《梧桐雨》继承,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继它们之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长恨歌》是《长生殿》写作的最早依据,因其受到佛教的变化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同时其中还有作者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的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他把《长恨歌》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事件冲突和情感冲突两方面。在事件冲突方面,唐明皇的太平盛世和夜以继日的欢爱被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沉重地打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怜堂堂一代君王,不得不离开京城,沦为逃难者。造成这种不堪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唐明皇的枕边施爱,沉迷于女色,消极政务。在情感冲突方面,马嵬坡下唐明皇在将士们的逼迫下赐死了杨贵妃,从此,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茫茫的无奈之中。对贵妃的无限思念常常让他痛苦万分,面对曾经携手走过的地方,不禁黯然伤神,他感到无比的孤寂。白居易塑造这样一场爱情悲剧,把爱情的永恒、美好瞬间的定格幻化成比天地还要长久的情感憾恨,更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同情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诗篇最后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浪漫主义情感的升华,使全诗的情感冲突有了绵延不断的高潮,也具备了悲剧的崇高、圣洁和穿越时空的美好。白居易如此突出李杨间的真挚爱情,其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当这种描写不得不涉及政治影响的时候,他作了适当的保留,虽有一些批评,但并不妨碍主人公形象的完整。作者笔下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形象,他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男女主人公加以同情,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生离死别的悲剧。洪昇的《长生殿》则把白居易所回避的这方面问题加以着力描写。他在揭露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社会政治原因时,除了描写他们的爱情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外,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化。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杨家的骄奢,还歌颂了一些忠诚义士的行为,如雷海青的慷慨骂贼、郭子仪的坚决抵战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因此《长生殿》是爱情和政治的结合,它并不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只是对爱情悲剧的同情。自唐代以来,除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外,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也较为著名。白朴没有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李杨爱情的描写上,而是极力写了命运对天子的挟持和陵逼。唐明皇在与杨贵妃的朝歌暮舞中,把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收为干儿子,且演出了一段洗儿会“私事”。当唐明皇与杨贵妃长生殿乞巧盟誓、情浓意浓时,他们亲手培植下的祸害根芽终于结下恶果。安禄山兵临城下,唐明皇仓皇逃窜,在马嵬坡下,面对将士们的威逼,唐明皇无力自保,只好让杨玉环自缢。白朴这样描写,写出了社会的现实,也反映了他对蒙元政权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写《梧桐雨》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荒*,表现人世沧桑之感。从以上对《长恨歌》和《梧桐雨》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恨歌》重写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梧桐雨》则重在写政治,意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并表现人世沧桑的感受,而洪昇《长生殿》则是爱情与政治并存,最主要的是对“情”的主题的深刻表现,这也是《长生殿》的成功之处。洪昇的好友徐灵昭在《长生殿》序言中说:“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深情,各极其致。”[3]徐朔方在《长生殿校注·前言》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4]洪昇本人则更明确地说《长生殿》是“专写钗盒情缘”,即以表现李杨的爱情为主,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劝诫统治者,昭明穷奢极欲必祸败随之,反对纵欲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表现兴亡之叹,寄寓了深层的爱国情感。李杨间的爱情大致可以分为性爱、情爱、挚爱三个阶段。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逐渐趋向专一和成熟。杨玉环本来是唐明皇的儿子李瑁的妃子,因为她无人能比的美貌及优美的舞姿,唐明皇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且唐明皇与杨玉环都有喜爱乐曲的共同点。因此,他们互相倾情,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定情》一出则写出了玄宗见到她的第一印象,即为:“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姿容艳丽。”于是唐明皇便决定册封她为贵妃,但此时他们的爱情是肤浅的,唐明皇只是沉迷于她的美色,而杨贵妃虽对唐明皇有一丝好感,但她心中好是深爱着他的丈夫李瑁。所以,他们初始阶段的爱情尚未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玄宗较多的迷恋于对方的美貌和肉体,着眼于外表。白居易《长恨歌》中也妥帖的用诗描绘了这个侧面:“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见此时维系他们的是一般帝妃间所常有的权势与美色的交换。随着李杨相处时间的增多,彼此加深了对共同爱好的了解。唐明皇的爱情从不专到专一,杨贵妃也力争玄宗对自己的专一。在唐明皇勾搭上虢国夫人时,杨玉环首先虑及的不是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及保住家族的利益,她不愿去迎合唐玄宗的心思假做欢颜留自己的姐姐虢国夫人在宫中,她不甘心玄宗的朝三暮四,情不自禁的恼恨他们,也因此惹怒了唐明皇与他大闹了一场,结果是被唐玄宗放逐出宫,遣送回家。杨玉环在家中对唐明皇日夜思念、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而此时宫中的唐明皇面对没有贵妃的皇宫,他总是感到“对景总是生憎,触目无非惹恨……若不召她回来,教朕怎生消遣”。他明确认识到杨玉环对他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他们间关系的价值,可出于帝王的尊严、皇宫的规矩,不知该如何是好。高力士便帮唐玄宗出了一妙招,高公公去杨府向杨玉环诉说皇上的矛盾心理,于是有贵妃《献发》一出:“只为欲表我忠肠”,“全仗你寄我殷勤……止鬓鬓发数根,这便是我残思断魂。”这给无可更改的皇帝谕旨一个可以改变的借口。唐明皇将杨玉环复召入宫 ,两人又续情缘。这表明“真情”的种子已经播下,但是“真情”种子成长过程中不免要经历些许风风雨雨。唐明皇虽钟情于杨贵妃,但他仍不忘后宫佳丽三千,他背着杨玉环以皇帝之尊驾幸梅妃。杨贵妃发现后便前去搅乱他的好梦。虽然她过去曾表示:“愿承鱼贯,敢妒蛾眉”,但此时的她则坚持“钗不单分盒永圆”的理想爱情了。她希望得到玄宗专一的爱,便当面揭穿和谴责李隆基的变心和不专,并以缴还钗盒相威胁。这时杨贵妃真挚的感情压过了理智,她无暇顾及后果,只把心中的一腔妒火宣泄出来。唐明皇对于这一场暴风雨式的倾泻只是软言应付,并没有拿出皇帝的权威呵斥她,而是又惊又悔,因为他感受到了杨玉环的真情。至此,两人的爱情达到了情爱的阶段。白居易《长恨歌》也有诗为证:玄宗由贪恋美色而转入精神内在的情爱阶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密誓》一出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李杨爱情发展到了挚爱阶段,二人“七月七夕感牛郎织女之事,私誓生生世世愿为夫妇,则君王臣妾未曾有者”。这完全是痴情男女的海誓山盟了,说明他们的情感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阶段。《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表现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原来肤浅的爱情开始让位于两颗真心的结合。《埋玉》一出,而人的感情更到了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忘我程度。马嵬坡之变是对盟誓后李杨爱情的严峻考验,面对军队的哗变,杨于环虽也十分留恋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不让唐明皇为难,她自愿请死,表现出她对情爱的忠贞不渝及责任意识。无力自救的唐明皇面对军队的威逼,只好牺牲杨玉环来保全自己。杨贵妃死后,唐明欢触景伤情日夜思念杨贵妃,真挚的不可抑制的爱情更加强烈地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闻铃》、《哭像》、《雨梦》等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明皇对贵妃的思念。洪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给这一对生死离别遗恨绵绵又痴情苦恋刻苦相思的情人以神话式的结局:双方在牵牛织女星的撮合下,最终在月宫团圆,这样自然的把生死之恋导向情爱永恒。洪昇本身也极其重视《长生殿》情爱的表现。洪昇出生欲一个没落的名望家族,从小受着良好的文学教养,他早年来到北京就很有诗名,曾受业于王士祯、施润章等并和当时知名人士赵执信等交往。他在北京没有找到什么政治出路,一直做了二十九年的国子监生,在这期间他还一度遭到“家难”,父亲被污蔑谴戍,家庭负担很种,生活比较清苦。他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混利名场”(《省觐南归留简长安故人》)。他对现实有所不满,表现为狂放、孤傲,常常“白眼锯坐,指古摘今”(徐灵昭《长生殿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的传奇《长生殿》脱稿,轰动一时,到处传抄、搬滨。第二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长生殿》,据说被御史黄天鸿弹劾,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洪昇也被革去了国子监生。从此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5]家庭的没落和政治上的失意,使洪昇深刻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因此《长生殿》中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和情感,他希望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向往。洪昇《长生殿》是一部历史剧。它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者前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三次易稿才最终完成,最早的稿子《沉香亭》其情节不可避免要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但他们未必处于整个故事的中心位置,主要笔墨可能是表现李白的“身世之感”。他的朋友毛玉斯也认为戏的排场近于熟套,他就删掉了有关李白的情节,加以李泌辅助中心的内容,剧名也改为《舞霓裳》,其情节显然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意而展开,其主题有可能是寄“盛衰兴亡之叹”。但他仍不满意,想到“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便再加修改,主要敷衍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使之成为表现“钗盒情缘”为主线的爱情剧,李杨爱情成为全剧的中心。剧本吸取了唐代的民间传说,写杨玉环死后归蓬莱仙院和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在经过生离死别、刻苦相思之后,在天星女孙的撮合下重新团聚。为了突出“钗盒情缘”,剧本也改以李杨二人七夕盟誓的长生殿为题名,由此可见洪昇对“情”的重视。在《长生殿》的开场曲中,洪昇这样介绍全剧主题:“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铿,无情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齐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6]“情而已”,洪昇明明白白地说《长生殿》的主线、主题只是一个“情”字。然而,洪昇为何如此重视“情”呢?这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洪昇所生活的清初那个时代,满清政权尚未巩固,汉族人民不断反抗,自然遭到统治集团的严酷镇压,而且当时文字狱盛行,人们在言论上不自由,受到的束缚极大且当时又是数百年的理学思想受到极大冲击的时代。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建立了他的心本论,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7]他追求人人与生俱来的“本心”就必然会打破已经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在客观上肯定了与“天理”相对立的“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李贽的《童心说》更是一篇宣扬“本心”的宣言和向理学挑战的檄文。他树立起了“情”这面大旗,针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思想,要求尊重个性和人的权利,提倡真情、至情,以表现人的自然之情为美。清代受尚情风气的影响,“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末清初的这股启蒙思潮对洪昇无疑产生了影响,其中汤显祖可能是影响洪昇的桥梁。汤显祖《牡丹亭》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柳梦梅与杜丽娘之间的真挚情感,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提出了“至情”的观点。洪昇《长生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专一、平等、永久、不受政治束缚的要求,也表现了作者的情爱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又反映出安史之乱这段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洪昇以李杨情缘作为一个最佳视点,以帝妃之恋来展现整个社会的全貌,写出了当时背景下爱情必然受到政治的牵绊。而作为帝妃这段特殊的爱情,更加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必然是“占了情场,驰了朝纲”。洪昇在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真貌。生活在清初的洪昇对唐明皇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荒*、腐化的揭露,对安史之乱所作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明末朝政的批评,对异族的鄙视和对降官的痛恨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长生殿》是在描写一个“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爱情故事,主题是歌颂和赞美生死不渝的爱情,但也寄寓“垂诫来世”的意义。作者围绕爱情的主要线索,在《赂权》《契游》《进果》《骂贼》等出中,深刻地描写了宫廷的荒*腐朽,奸臣的专权误国,外戚的奢侈*靡,朝廷的倾轧内斗,表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人民生活的痛苦,真实地反映出天宝之乱的历史背景,暴露批判了统治集团的罪恶,显示出作者的政治态度,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这部反不占整个戏的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为爱情服务的,表现了爱情的曲折变化:由浅到深直至死别。从以上几点分析中,本论文认为洪昇《长生殿》是以爱情为主,以政治为副。三、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长生殿》第四出,杨贵妃上场白云:“奴家杨氏,弘农人也……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已有专家指出,杨家从杨贵妃的五世祖杨汪的曾祖就徒居河东了,按照嫡系三代的居住情况,杨贵妃应为莆州永乐人。[8]杨贵妃本来是个普通的女人,要不是在马嵬坡被唐玄宗亲自下令缢杀,她也许不会成为文学人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诗人李白在宫中当面为杨贵妃写下《清平调》三章,使千秋万代之后等纭纭纵生得以想象她的云衣花貌。岂料这三首作品却是从来没见过杨贵妃的韦睿的伪作。[9]这个事实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对杨贵妃究竟了解多少?许多文学作品都对杨贵妃有着不同程度的描写。白居易的《长恨歌》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刻画了一个绝代美人的形象。“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诗句展开了对其美丽外貌的描绘,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最后于马嵬坡悲惨死去,死后的杨贵妃还深情思念着唐明皇,表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赋予她的是钟情而又悲惨的绝代美妃的形象,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杨玉环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野心,不过也在客观上展示了她沉迷无度的奢华生活给朝廷、国家带来的捆扰和严重后果。“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杨贵妃的奢华生活及其美貌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白居易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杨玉环,他把灾难原因归罪于唐明皇的沉溺美色,荒*无度及对政事的荒废。因此,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对政治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全归咎于她。陈鸿的《长恨歌传》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长恨歌》的内容,他既同情杨玉环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更彻底的贯彻了“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创作意旨,更多地把她塑造成一个“祸国尤物”的形象。再看白朴的《梧桐雨》,杨玉环则更多的继承了《长恨歌传》中“祸国尤物”的形象。作者有意无意的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污秽的宫廷尤物,把她写成一个干预朝政的权贵人物。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全因她而起,首先是唐明皇因她而耽于声色爱海,荒于朝政,任人唯亲的。安禄山兵变也只为了“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由此可见,白朴对杨玉环这一人物形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写出了她的美貌、奸诈与*荡,最后还设计了马践其尸的情节,对她祸国殃民的行为予以鞭挞。以上三部作品或多或少将杨玉环视为唐政权衰败的原因。洪昇的《长生殿》否定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点,刻画了一个美丽、痴情、钟情又深明大义的杨贵妃形象。《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外貌艳丽、情操美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一个*邪的妖妇。她风姿卓越、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善歌舞、聪慧有才学。作者赋予她如此美好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美丽、性情温和和善解人意、聪明有才情的贵妃形象。杨玉环在剧中不再是以色惑君、纵情享乐,妨碍君主处理国事的负面形象,恰恰相反,她以责任等大道理督促唐玄宗勤政。如第十九出《絮阁》,唐玄宗因私未出早朝,杨玉环主动跑去前殿质问,先是责备唐玄宗“到日三竿犹不临朝”,然后再三请陛下早出视朝。正是这些就可以看出她以国事为重的观念,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在爱情上,杨玉环也由先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对于爱情的到来,她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角色,更是一个敢于追求的女人,在剧中表现出强烈的妒忌心和争宠撒痴的本领。为固宠,她力求在才艺上压倒梅妃;为保卫爱情,她不惜使用娇、妒、痴、怨、闹等手段。她对爱情专一忠诚,也要求唐明皇对她忠诚专一,她可以因为皇上与虢国夫人眉来眼去而发怒,也因为明皇偷幸梅妃而大闹,明显看出她为追求美好爱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长生殿》也写出了她的牺牲精神。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毫不畏惧,以超常的勇气接受一切。在军队的威逼下,唐玄宗方寸大乱,处于万般为难的困境,杨玉环为保全自己所爱的人主动请死:“望见赐自尽,陛下不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她帮助唐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定,以自己的慷慨牺牲换取唐玄宗和朝廷的安全,表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死后的贵妃仍对唐明皇一片真情,先是灵魂追随唐明皇,后又情愿谪仙班重续前缘。可以看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为爱而死又为爱得以重生的人物,是一个至情至爱的形象。《长生殿》在处理杨玉环形象上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彻底改变了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经过改造加工,将杨玉环处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给她塑造成一个忠于爱情、完整统一的鲜明的杨贵妃形象,胜过了《长恨歌》和《梧桐雨》。从以上三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洪昇《长生殿》是以李杨爱情为主线,通过描写李杨爱情悲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腐败,从而表现出“垂诫后世”的意义。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杨玉环她实际上是性情中人,李隆基也是这样,他同杨玉环的主奴关系、君臣关系最终成了爱情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学所反映的男性系列里边,常常是分裂的人格,中国文学里边的君子都对自己内心进行了阉割之后才成为君子。

不管历史怎么样,李杨爱情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较早的把中国男性这种性格两重分裂合到一起:李隆基既是君王,当然是君子,但他又有才情又是性情中人合到了一个形象里头。

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里面,人们对帝王一直有一个期待模式,就是在民众心中成功的帝王,身边应该不会有美人的影响,一旦说跟美人有了瓜葛,让这个美人倾世留名,这个皇帝在历史的评价中大概不太会好,是昏君,唐明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明君贤主的身边不会有佳人故事,这是为什么呢?是一种文化期待评价里面的人格分裂,也就是说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拥有江山的时候,注定美人在这里面就不能够作为一个符号,而一旦这个美人的符号被放大,那他肯定是以误国为前提的。

我们正史里边按照传统的中国伦理观念,对于杨贵妃进行了非议,这是因为她漂亮,所以唐明皇的失败归咎于她,这就所谓“红颜祸水”。但从《长恨歌》到陈洪的《长恨歌传》直到洪的《长生殿》,我们的作品和民间故事解构了这个版本,道出了杨玉环既是一个美丽女人,又是一个爱情种子,所有的作家和老百姓已经在感情里边给她翻了案。

一个悲剧。

诗人开篇即借“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交代了唐朝祸乱的原因,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唐玄宗与杨贵妃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中国历史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写了不少成名之作,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是一例。确实,唐玄宗“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与杨贵妃相互依恋、执著专注的恩爱之情,在中国历史帝后之间是绝无仅有的。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死了以后,玄宗整天郁郁寡欢,十分颓丧。后宫数千人中,又没有一个中意的。最为贴心的高力士深知主上的心意,遂到外宫寻觅,在寿王府见王妃杨玉环花容月貌,盖世无双,立即禀报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派人把杨玉环接到临潼温泉宫。一见果然姿质丰艳,而且能歌善舞,聪颖过人,尤善逢迎。玄宗愁怀顿开。他已不顾什么老公公娶儿媳妇了,礼义廉耻已不复存在,先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赐号“太真”,收入后宫受用。其时唐玄宗56岁,杨玉环刚22岁。  唐玄宗娶寿王妃杨玉环,在今人看来无疑是父夺子媳的丑闻。然而一位君临天下的帝王想占有自己所爱的一切,本是易如反掌的事。只是由于帝王也要标榜“仁义道德”,多少得避些嫌疑。所以一直过了5年,在天宝四年(745年)的8月,才册封杨太真为贵妃。  从此,玄宗把后宫其他妃嫔统统丢在一边,天天守着杨贵妃,形影不离,百官宴会,朝廷大典,无不把贵妃带在身边。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专为贵妃制造锦绣的工匠,竟达七百人,还在骊山的华清池专为她开辟了温泉浴场。贵妃生于四川,爱吃荔枝,为取悦贵妃,每年夏天玄宗不惜兴师动众派人从千里之外的四川涪州以驿马昼夜不停地传递,运到长安时色味不变。总之,自从得了杨贵妃,玄宗心中之爱,皆被贵妃占尽,正如《长恨歌》所云:“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如春。”  玄宗对贵妃之所以如此痴迷,贵妃的倾城姿色固然是一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有志趣上的情投意合。玄宗是迷恋音乐的才子,他精通音律,造诣极高。而贵妃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对音乐的理解也有特殊的天赋。这显然是她成为唐玄宗晚年知音的重要因素。玄宗在温泉宫初次召见贵妃时,曾奏起他的得意作品《霓裳羽衣曲》,杨贵妃似乎有先天的感受,当即起舞,如仙女飘逸,极尽其美,使唐玄宗大为高兴。之后,玄宗常令贵妃跳《霓裳羽衣曲》,自己还亲手操鼓,在一旁伴奏。可以说,玄宗与贵妃在一起尽欢,最经常的形式,莫过于歌舞音乐了。  不过,唐玄宗毕竟是个帝王,他可以独占杨贵妃,但不会让杨贵妃独占自己。而贵妃涉世未深,一时妒起,难免要产生龃龉。有两次曾惹得老皇帝发起火来,以忤逆之罪,立即把她赶回娘家。但玄宗心中所爱,已非贵妃莫属,所以每次又都是他授意把贵妃召回。当贵妃第二次被谴出宫后,哭得犹如泪人,而玄宗也是茶不思,饭不想,整日愁眉不展。高力士看透了玄宗的心思,遂请赐御膳与贵妃以示道歉。贵妃见高力士来,即伤心地剪下一绺青丝,托高力士奉上以表“忠诚”。玄宗见物思情,于是两人又一次破镜重圆。从此,玄宗与贵妃情爱弥笃,更加难分难舍。相传,有一年在华清宫的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节,唐玄宗和杨贵妃避开众人在这里仰望牛郎织女二星,双双跪拜,发下誓言:“人寿难朝,但愿我们世世生生,永为夫妻!过了今生,还有来世!”诗人白居易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长生殿之约,写下了永恒不朽的诗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确,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种感情,在历代帝后间是罕见的。  封建帝王的任何婚姻,都要带上封建政治的烙印。随着杨玉环的受宠,杨妃的兄弟封侯拜相,三个姐妹也都封为国夫人,权势显赫,甲于天子。特别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竟升为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总揽朝政,无恶不作。大唐天下,成了杨家的乐园。这就造成了唐朝政治腐败的局面,从而导致外戚祸国,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剧结局。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边镇节度使安禄山和步将史思明率领15万人马,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直捣长安,“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消息传来,唐玄宗惊恐万分,遂与杨国忠带着贵妃姐妹及一部分皇子皇孙和近侍、大臣悄悄打开北宫门,往西直奔蜀郡(今四川)而去。行至陕西兴平之西马嵬驿时,随从护驾的禁军忽然哗变。他们首先杀死了杨国忠,又团团围住唐玄宗所在的驿舍,要玄宗交出贵妃。此时,六神无主的唐玄宗,想起了他与贵妃之间十几年的恩爱,又立过生死不离的山誓海盟,哪里舍得交出贵妃!然而,面对这帮刀枪出鞘的军士,玄宗深知大势已去,已救不了自己的爱妃了。不过,他不忍让贵妃惨遭士众的屠虐。在与贵妃泣不成声地抱头痛哭一场后,他赐给贵妃三尺白绫,让高力士把她带走,缢死在一间佛堂前的梨树上。其时,贵妃年仅38岁。  对于贵妃的死,唐玄宗伤心至极,“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如流”。此后,唐玄宗无论在逃跑途中还是在成都的一年多时间里,终日郁郁寡欢,情意绵绵地思念着贵妃杨玉环。长安光复后,玄宗回到京城。他处处触景生情,依然深深地思念着贵妃,还特地叫人画了一幅贵妃肖像挂于殿中,朝夕视之。岂知,这场“至死不渝”的爱情,完全是葬送在他所酿成的政治悲剧之中。此时的唐玄宗,悔恨交加,终于在宝应元年(762年)的四月五日,怀着对贵妃的缠绵情意,郁闷而死。正如《长恨歌》中所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唐玄宗后期由于宠爱杨贵妃造成腐败的政治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外戚祸国,应予以鞭挞。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故事却成了千古佳话,得到后来人们的普遍同情,这又是无可厚非的。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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