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讲述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在盲人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纠结状态，《推拿》的主人公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普遍隐忍着自己的欲望，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例如店老板沙复明。他们的敏感、坚持、追求却又常常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都红的老板沙复明也是盲人，或者说，是最懂盲人的盲人，正是他却没有给自己的员工、给自己的生意、给自己的爱情提供一份理所应当的合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应最理解盲人的人，在面对“如果是其他人我又会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时，几乎灵魂出窍。他无可挽回地痛失 都红 ，然而他的思考，又几乎是整部小说中最为令人欣慰的一次反省。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节选赏读
《新作文·中考在线》2015001
丁锋
[作者简介]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泰州兴化市。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代表作品有《推拿》《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平原》等。作品《哺乳期的女人》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0年凭借《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1年凭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获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媒体推荐]
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中年毕飞宇与少年毕飞宇的对话。
——《华夏时报》
毕飞宇以记叙性非虚构文体为孩子讲述作者在兴化街头长大的童年生活。以更多的篇幅和更加温馨的笔墨，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自己儿时的生活，红领巾泳裤、奶奶的蚕豆等情节感人至深。全文庄重与诙谐并具，情感与记忆交织，不可多得。
——新浪网
毕飞宇用灵动活泼的语言，挥洒出苏北大地变幻的色彩，生动的画面似乎能够触手可及，那些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更是恍若昨日。其中也不乏对社会诸多诟病的犀利笔锋，虽然点到为止，却不失酣畅，对农业文明逝去的怀念，也淡淡流淌在字里行间。
——《中华读书报》
[写在前面]
苏北少年的温暖与疼痛
1964年，他出生的村子，叫“杨家庄”；5岁时，做乡村教师的父母工作调动，他生活的村子变成了“陆王”村；1975年他11岁，父母再次调动工作，他生活的地方叫“中堡”，“少年的生活再一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将杳无踪影”……彼时的毕飞宇，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他，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在他的首部自传《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第六章《童年的情境》中，有两小节都在写“父亲的姓名”。“右派”的父亲，曾经是个养子，那户人家姓陆，由于“运动”，父亲被迫姓了“毕”。在他自己得子之时，还是忍不住打电话问父亲，孩子姓什么为好。
他就是毕飞宇。早在儿子5岁时，他就有为孩子写小说的冲动，但一直未能如愿。当然这也并不是他后来写作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初衷。事实上这本书只是“我们小时候”作家丛书中的一本，属于“命题作文”。
有一天，毕飞宇的儿子无意中翻到了父亲的一篇短文，看完之后不阴不阳地冲他来了一句：“嗯，你比我写得好。”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
在篇幅上，毕飞宇把每篇文章控制在15分钟内。在趣味性与逻辑性之间，更倾向于前者。
在内容上，毕宇飞讲了自己小时候的衣食住行、玩过的东西、身边的动物、村子里的手艺人和乡亲们，当然，还有大地，还有一些童年特别的场景以及生命中特殊的人。他希望孩子们通过读这本书能了解更多的知识，也能了解他们这辈人经历的生活和文化。
在文字上，毕飞宇更加注重对画面的描述。虽然据毕飞宇透露，《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还是被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批评“画面感不够”。
这是一本精致的书。正如作者自己坦言：“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的作品肯定有好有坏，但哪怕是篇小散文都不会是粗制滥造的。”与常见回忆性散文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写成讨巧的“编年体”，而是采用“意象截取法”，选取童年典型的意象、场景加以描述，引入入胜。
这也是一本投入了很多感情的书。
有对自然无以复加的迷恋。在少年毕飞宇的世界里，桑树是个大玩员，有云朵的天空就是一座动物园，蒲苇棒引爆孩子们的一场激烈混战，雨后的红蜻蜒孤独而优雅……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还是气味。稻田、麦地铺展四季的底色，河里游泳，荒地放牛，听蛙呜，挖黄鳝，与燕子、麻雀、蝙蝠、蜜蜂、蜘蛛、蛐蛐、油葫芦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为了得到两只花翎鸟幼雏，跋山涉水耐心等待，在荒地的牛背上苏北少年化身“堂吉诃德”与那些高挑的芦苇大战三百回合……自然给予他的是自由的想象和快乐的尝试。
有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个自由的少年，在乡村游走观察，他发现给猪“接生”时巧妙的借力以及杀猪时特殊的捆绑方式，他发现木匠、瓦匠、耕地的、弹棉花的、做豆腐的诸多劳动的细节。他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他是那个跑到磨房门前竖立起竹篙宣布“出豆腐啦”的少年，是万人大会上勇敢讲话的发言者，是独自—人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的小英雄。
有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感激、同情或愧悔。比如对父母，毕飞宇说：“我很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把我们拾掇得很干净，所有的补丁都周周正正。我们从不邋遢。父亲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受人尊敬；母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体面。”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晨兢夕厉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成就了后来的毕飞宇。比如那位没有血缘关系依然爱他疼他的奶奶，烤黄鳝的香气似乎仍萦绕舌尖，想起当年临别路上没心没肺吃着奶奶炒的塞满两袖管本是做种子的蚕豆，作家毕飞宇仍难以释怀。比如对当年自己参与“批斗”同学黄德荣的行为，毕飞宇深感愧悔，并思考人性的本质问题：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
毕飞宇说：“我内心特别想写卢梭的《忏悔录》式的作品。交待生平，也交待自己的想法，有些地方也尝试进行思辨。”每个时代，每个人的成长总是一趟悲欣交集的旅程。从这点看，本书就有点深刻了。作为少年读者，我们大可不必在意作者这些深沉的思索。将本书作为一本“好玩”的书来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原文亮相]
荒地
我说过，我的老家是苏北的兴化，在地质历史上说，这里曾经靠海，是黄海的滩涂。随着地质历史的变迁，我的老家成了沼泽地。是一代又一代的兴化人用他们的双手把我的故乡变成了“熟田”。荒地变成熟田，说起来是多么轻巧，可这里头有十几代、几十代人的血汗。
即便如此，在我的老家，大地上依然有少许的荒滩。它们是盐碱地。庄稼人在行政命令的压力下改造过它们，没用。最终只能放弃，一直都抛在那儿。关于荒地，我觉得“抛”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就好像荒地是一个臭鸡蛋，一直在口袋里，一“抛”，炸了，蛋黄和蛋清都洒了一地。
在秋冬，从远处望过去，盐碱地白花花的，那不是积雪，是盐。到了春夏，尤其在盛夏，盐碱地一片葱郁。千万不要以为盐碱地就是不毛之地，不是。盐碱地不长庄稼，却是某些植物的福地，比方说茅草，比方说芦苇。荒地上的芦苇和淡水边的芦苇是有区别的，因为植物学上的无知，我不能细分，但是，荒地上的芦苇要高大得多、挺拔得多。茅草也是，叶子特别地修长，韧性极佳，用它们做草房的屋顶，绝对是上好材料。
那时候我们常听到大人说“下海”，那不是唱戏的意思，也不是经商的意思，而是到海边去割茅草。一个人开始盘算着“下海”了，意思只有一个，他们家要盖新房子了。
夏季的农忙之间也有一个短暂的间隙，一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来到生产队的牛棚，要求放牛。为此，我得到过许多赞美：“这孩子多好”，“到底是老师的儿子”。诸如此类。
我很惭愧。在今天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要求放牛完全不是因为我有一颗红心，我是贪玩。我说过，我渴望做骑兵，这个心思已经到了疯魔的边缘。做骑兵是需要战马的，先让它们吃点草，然后，拿起一枝芦苇，爬上去了。
爬牛是一个技术活，硬爬你是爬不上去的。它太高了，肚子太大了，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难点。第一步，你要站在牛的侧面，趴在它的身上，用手找到牛背上的脊椎，抠稳了；第二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要找它前腿的胯骨，用脚找。一旦找到了，你的光脚丫子要踩进去，这一踩，一蹬，再借助于手上的力量，你就上去了。
现在，手握缰绳变得极为重要——我已经是一个骑兵战士啦。我唯一的欠缺就是速度。牛的速度不取决于牛，取决于手里的鞭子。打呀。现在想起来真是难以启齿了，我在当年怎么就那么残酷呢？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牛是生命，它只是速度，一种让我永不满足也无法满足的速度。
牛的奔跑是蠢笨的，它怎么也做不到“风驰电掣”。它不昂扬，它不能嘶呜，它的两条前腿不能腾空，它还不怎么能够拐弯，这些都是遗憾。
我想我过于残暴了，终于也得到了报应。牛并不干净，不少牛有皮肤病。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病，我能记得的是，得了这种病会很痒。屁股，大腿的内侧，还有小腿的内侧，一起痒。痒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一种离奇的、古怪的疼。事实上，它比疼还难忍。报应，这是我应得的。
荒地从来不受庄稼人待见，可谁能想到呢，它居然做过我的战场。在我私密的记忆里，荒地一直是我最为酣畅的那个部分。一个黑色的、皮包骨头的、壮怀激烈的少年，他是年少的、远东的堂吉诃德，他的敌人是那些高挑的芦苇，他的心中充满了没有来路的正义。可怜的水牛一无所知，它气喘吁吁，尽力了。它困厄的表情说明它无法了解它的主人。
我想说，塞万提斯是伟大的，他跨越了时空，跨越了种族，他了解人类的基本性格，他了解生活的基本局面，他预言了他没有见过的那个世界，他预言了他没有见过的那些人。他一直生活在亘古的时间里，他一直活在无垠的空间里。塞万提斯预言到了我，我叫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将永垂不朽——我活一天就可以证明一天。
[阅读感受]
《荒地》选自全书第五章“大地”，与《麦地》《稻田》《棉花田》《自留地》共同构筑了毕飞宇记忆中的大地形象。同时这部分又是最切书名“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一节，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毕飞宇写作的诸多特色。
“荒地”是不被庄稼人待见的盐碱地，却又是少年毕飞宇的秘境空间。那里是他骑牛驰骋，大战芦苇的伟大战场。“他的心中充满了没有来路的正义”，他与“堂吉诃德”有着人类共同的勇敢、无畏。跨越时空、种族，一个少年自觉抵达了人性中最魁伟的那一面。
对语言的敏感，对语言背后内涵的敏锐洞悉，几乎贯穿了毕飞宇所有的写作。优秀作家当然需要发现语言、创造言语。例如选段中对“抛”字的理解。类似的情形在本书中还有“耕”“耘”“青黄不接”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这些片段——找出来品读一番。
对记忆内容细致入微的还原，是作家最独特的写作品质之一。通过“爬牛背”一节，我们可以领略—二。其实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描写片段，阅读它们，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写作。
叙述的诚恳，同样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写作时的毕飞宇并没有拔高记忆中自己的形象，而是坦诚自己的“贪玩”。对曾被自己“躁躏”的那头牛，毕飞宇在字里行间报以十二分的“歉意”。
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最真诚的，真诚地面对过往，真诚地面对自我，正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是谁在深夜说话》讲诉了关于时间的研究最近有了眉目，我发现，时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只呈现两种局面：一、白昼；二、黑夜。时间大致上没有超出这两种范畴。但是，人类的生存习惯被坏了时间的恒常价值，白昼的主动意义越来越显著了，黑夜只是作为陪衬与补充而存在。其实我们错了。我想把上帝的话再重复一遍：你们错了，黑夜才是世界的真性状态。
坦率地讲，我是个不大会读小说的人。这个“不大会”，既是指我不怎么会主动去读小说，又是说我读小说通常都读不出其中的味道。因为读的少，所以还没怎么学会如何品咂个中三昧。因为读不出味道来，所以就越来越不想读了。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差不多快要恶性循环了。
先说第一个“不大会”。
其实以前也是会的。
小学初中的时候，就看完了四大名著。意犹未尽，又找来《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呼家将》《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刚反唐》《封神演义》《三侠五义》……挨个看了一遍。大学时，愣是因为这个，被当代文学老师给大大鄙视了一番。
等后来看了《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汤姆·索亚历险记》，才把兴趣转移到外国文学方面。初中四年（嘉哥我上学那会儿我们这儿实行五四制）总共看了不下三十部外世界名著，英、美、法、德、俄苏文学都看过。所以大学在学习外国文学史的时候，就偷了个懒——没有跟着老师进度去读原著。
附带一句：虽然那会儿还是小学初中，但我从不看任何学生版或注音版，只看原著——即使原著的版本可能并不是很好（上大学后才意识到读书要选择版本）。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我这里一直都说的是看书而不是读书。是的，那会儿真的是看书，因为只看故事情节，并没有想过背后的意蕴。
什么时候开始“不大会”的呢？就是上了大学。一方面是因为阅读兴趣太广泛了，所以经常游移，分给小说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另一方面，就是在学习了各种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小说的内涵可以如此丰富，却依然没学会怎么读，所以就慢慢不怎么读了。
这就是第二个“不大会”了。
我们通常说一篇文章好，大概都是以自己的阅读审美标准说的。有的好在深度，有的好在格局，有的好在气势，有的好在逻辑，有的好在情致，有的好在辞藻……不一而足。
就创作者而言，其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曹丕对此曾评论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但一篇文章，特别是名篇，往往又不会仅仅具备其中一点。
小说也一样，而且小说还须加上人物和情节。但我所能解读到的，只有后面这六点，第二点勉强，而第一点，我是断然难以领悟到。这就是我说的“不大会”，因为你从中读不到深度与格局，那你仅仅是看了一个故事而不是读了一部小说。当然，也可能是小说本身只是一个普通故事而已。但我所读的几乎都是业内公认的名篇，比如茅奖作品，所以读不出其中味道自然就是我的问题了。
同时我还发现：我所喜爱的小说，多数不是学院派所重视的那些。比如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即使已经出齐全套作品第十年了，即使已经被拍成电视剧了，却依然没有成为当代文学课堂的解读作品之一。又如世界级科幻经典大师儒勒·凡尔纳，据统计，他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第二多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但在课堂上依然难与同为法国人的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等人分庭抗礼，更别说雨果、大仲马和巴尔扎克了。
所以我严重怀疑自己：读小说真的只是在读故事。
按照当今对文学史的通俗划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此外还有一门所谓的外国文学史。而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授课内容，多以小说为主，所以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一直都是我的弱项。
但学院派人物多半都不是作家，至多算一个文学评论家，无论怎样分析，都无外乎文本结构、人物形象、思想深度、艺术范式等。因而评论家们分析得多么头头是道，却还是会让人感到与作品本身似乎总隔着那么一层。即使薄如蝉翼，终究也是隔着。
可如果让一个作家来分析小说作品呢？
前者有深厚的文学理论，后者有切身的创作体会。
这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就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这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
作为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双料得主，毕飞宇在书中只讲了一件事，却讲清楚了这件事：这些经典小说为什么好。
听作家分析作品，感觉颇像武林高手点评武功秘籍，从内功到招式，从拳脚到兵器，信手拈来娓娓道来，毫无私密可言。
小说应该是入门门槛最低的一种文体了吧！可我们真的会读小说吗？还是如我这般，就看了个红火热闹？
对于“文学的读者”，毕飞宇在书中明示：“我们必须把‘读小说’和‘看故事’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好像是特意针对我而言的。
但作为写作者兼阅读者，拥有双重身份的毕飞宇还会看到“文学的读者”看不到的地方：“阅读是需要才华的，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
与学院派人物不同，毕飞宇并没有尝试用什么文学理论去解读小说，仅仅运用了“文本细读”的理念与方法，对小说的创作进行了还原式解读。在庖丁解牛的还原过程中，展示了“阅读的才华”。
那这份才华是如何展示的呢？
首先就剔除了一个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一部小说的篇幅越长、人物越多、情节越繁，则主题越深入、艺术性越高、批判性与现实性越强，这篇小说就越好。
毕飞宇却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小说的格局和小说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作家的才华有关。”
看到此句，顿觉当头棒喝。
谈及小说的体量，就需要剔除另一个错误观念：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从来都不是小说这一事物的不同长度，而是三种根本不同的文体。即长篇有长篇的结构，中篇有中篇的结构，短篇有短篇的结构。
那么如何读小说呢？
《一》
亟待解决的事情就是学会处理小说内部“大”与“小”的关系。
“只盯着大处，你的小说将失去生动，失去深入，失去最能体现小说魅力的那些部分；只盯着小，我们又会失去小说的内涵，小说的格局，小说的辐射，最主要的是，小说的功能。好的读者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看大局，一只眼盯局部。”
“大处”是什么？思想性。
但毕飞宇又告诉我们：“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
为什么？“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因而作家的才华极其重要。“才华不是思想，但是，才华可以帮助作家逼近思想。”
而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就是一部作品“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作家有时都说不上话。
为什么？因为这一进程，是作品内部逻辑化的进程，而逻辑的发现与作品的细节息息相关，这就是作品的“小”了。
《二》
作为文学作品，小说并非不讲逻辑。恰恰相反，小说其实是极其需要逻辑的。逻辑贯通了小说的情节，使得事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候作出的必然选择。而这一点，很多时候都被读者忽略了。而毕飞宇对常见作品的解读时时有新意，正是因他注意到了逻辑。
越是伟大的作品，越具备逻辑。作家笔下的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这也再次印证了“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部成熟的小说，其故事情节的演进并不是由作者设计出来的，而是故事人物自己走出来的。因为成熟的小说必然有其自身的成熟的逻辑，作者的刻意写作，反而是对逻辑的一种侵扰。只有不合格的作家才可能肆意妄为，随意摆弄人物的命运。因而，“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但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
这里的反逻辑并不是说违背生活逻辑，而是不按生活逻辑的套路出牌，用逆向逻辑关系隐去正向逻辑梳理，也就是小说的言外之意，“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一如画中的飞白，要靠读者自己去想象去领悟。
而反逻辑的飞白，真有那么神奇吗？
《三》
这就是美学上的距离问题了。距离问题，就是认知问题。
准确是美的，它可以唤起审美。
审美的心理机制，来源于符合生命目的、符合生命规律。
但由于文化背景，会产生认知差异，认知差异决定审美方式。
而历史惯性，会把这种审美方式积淀为审美趣味。如《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只能是中国的一个诗人。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审美是艺术上的事，是艺术家的事，真的不是。审美是每一个人的事，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不知道罢了。”
写小说，要有趣味。读小说，也要有趣味。读懂小说，更要有趣味。
“审美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藏着价值的系统与序列。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
如果我们因为贫穷而在心理上剔除了美呢？
毕飞宇警示了两个后果：美的麻木、美的误判。
读与不读小说，我们都要保持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
《四》
小说写的是什么？人，确切说是人的问题。
人的什么问题？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
然而，“仅仅是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依然是浅表的，人的忠诚、罪恶、宽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压力，它仅仅就是一个‘高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低级’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低级’的问题才是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高级’的问题是留给伟人的，伟人很少。‘低级’的问题则属于我们‘芸芸众生’，它是普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去，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伟人。”
因而，“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它是不允许的。”
小说的不好写，主要来自小说人物的塑造。从这一点来说，短篇小说更难写。
如何塑造人物呢？毕飞宇借用李敬泽的说法，“作家的手不能抖”，特别是写到关键的地方，“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心慈手狠，大约是大师级作家的共同性格特征。
人物与人物，构成了小说情节，但小说家往往喜欢两种：“理直而气不壮”和“理不直而气壮”，因为“这里头都是命运”。
《五》
在本书《后记》中，毕飞宇坦言：“我在讲解小说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围绕的就是作家四要素。”所谓四要素，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逻辑与性格，前文已有谈论，下面只单独说一下智商和直觉。
这里的智商，我觉得其实就是天赋，在文学上的天赋，直觉亦然。而关于天赋，毕飞宇认为“天赋是没法教的”，但他相信“天赋是可以发掘的，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最终“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
关于直觉，毕飞宇说：“直觉是小说家最为重要的才华之一，也是一个作家最为神奇的才华之一。”与天赋一样，“直觉也许真的就是天生的，它很难培养。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能够读到普通读者读不到的东西，你的直觉会得到历练，慢慢地变得敏锐。”不过，“直觉也有扑空的时候，但是，一旦对了，它的精准度远远超过逻辑。”
本书通过选取几部经典作品进行解读，介绍了小说阅读欣赏和写作技巧的不同侧面，但“文学有它的标准和要求”，因而毕飞宇跳出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以作家四要素来解读小说。毕飞宇自谦，这样解读不一定合适，但也许比“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接近小说。
可我觉得：这样讲小说，既是解读，更是解毒。
可这样的解读是否符合作者原意呢？
已经跳出“作者中心论”的毕飞宇才不会关心作者呢，他只关心文本。
他说：“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
但当真是无法评判一个作者的出色与否吗？
非也。
“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按：原文如此，似指代作家的作品）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
所以就有效性和完成度而言，“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
“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但是，相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文学未必自由。这个不自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威逼与胁迫，而是来自于伟大作家的自觉，来自他们伟大的情怀和伟大的心灵。”
借助作品思考生活，阅读就成为了一场自我教育，永不停歇。
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毕飞宇访谈录
2003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享受成果的一年。《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的年度作品奖拿全了，然后又是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并入选了十个全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称号，年底，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在北京颁奖，第一个名字就是毕飞宇。
2004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诱人耳目的一年。年初，四卷本的《毕飞宇文集》出版，接着，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经王朔推荐由叶大鹰搬上银幕，苏童小说《刺青时代》、《小偷》由毕飞宇担纲**编剧被媒体热炒，11月，毕飞宇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其实，此前的毕飞宇早在年复一年地诱人耳目、享受成果了。《是谁在深夜说话》获《人民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鲁迅文学奖，《青衣》获《小说选刊》奖……为张艺谋定身制作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名声大噪，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的《青衣》持续热播……
拥有这些，毕飞宇早已跻身国内一线作家之列。
冯牧文学奖给了毕飞宇这样的获奖评语：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满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他的文学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精悍、准确、具有反讽张力的语言，丰盈的细节，生动的、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对生活内在戏剧性的发现和想像，他的写作由此回归到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理想。作为一位能力均衡的青年小说家，他有可能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但这有待于他对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
最近评论界将毕飞宇的现实主义界定为：毕飞宇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发展，或者说，现实主义到了毕飞宇这里有了某种或某些变异。
2004年12月11日，毕飞宇回到故乡，来到泰州。在故乡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毕飞宇说，好小说一定能够激发作者与读者相互之间的创造性，能够通过作品建立起遥远而又信赖的人际。这不仅是小说的标准，也是小说的意义。
一方水土
问：历史上的兴化出现了诸多大家，像施耐庵、郑板桥，当今又出现了众多全国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比如你毕飞宇、朱辉、费振钟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地域里出现这么多人物，你认为其中有什么说法？
毕：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地方出现多了一些写作的，要找原因也只能去找那些民俗研究啊、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去完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问：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
毕：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你比方说，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做生意，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运动，出几个运动员，有一个地方的人，他特别喜欢唱歌，有一个地方它特别出弹钢琴的，这样的地方非常多，那兴化为什么不能出几个写作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问：你在兴化生活了多长时间？
毕：我在兴化的生活，从1964年出生，一直到1983年，19年。
问：那么兴化这个地方对你有怎样一种意义？记得朱辉曾谈到过，这个地方有些东西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当中，你有这种感受吗？
毕：从常理来讲的话，一个人你要说对自己的故土不爱，那简直就不是东西，但话又说回来，你也不能撒谎，就是说，好像你对自己的故乡似乎每天都饱含着热泪，在怀念着它，可对我来讲确实又不是这样。事实上我想起故乡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曾经问过自己，你是否在那儿生活过？
问：这话怎么理解呢？
毕：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对这块土地相对来讲反而是麻木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会给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一天又一天怎么过去了，这里面会给他内心哪些刺激。从我从小懂事，长成一个爱憧憬的孩子，我就向往一个外部的世界，从懂事开始，到读大学的那一天为止，我的内心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死守着这块土地。这个我必须说实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哪一天能离开这儿，这非常符合一个年轻人的心态，也是符合逻辑的。我想现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兴化人，许许多多的泰州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生活在故土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爱，他生活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命运，他必须生活在那个地方。
问：是一种必然。
毕：嗯，是必然。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渴望出去也好，最后你是否真的出去了也好，这方水土给你的内心留下许许多多的密码，等你长大以后，我可以这样说，你每次回忆往往都是从这儿开始，这儿就是你的故乡。所以你要问我故乡对我的意义在哪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我只能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从那儿长大的，虽然我离开它了，这就是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支撑了我。
问：这是一种无穷而又实在的意义。
毕：你要抽像地问我对故乡有多爱，我真说不上来，可是有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我的故乡没有了，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故乡了，那我可能就不能接受了。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每天都可以忘记它，没问题，因为我知道它在那儿。
一种驾驭
问：早年你在文坛亮相，是带着某种先锋姿态，而后来，你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日常处境，从一个对故事不甚感兴趣的叙述者，到一个说故事的好手，你自己如何评价这样的转变？
毕：其实这种转变一点也不神秘，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学趣味的变化，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朴素，那就是年龄，因为你长大了。你4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有多大，跟你2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它的分布点一定是不一样的。二十多岁，年轻时候的创作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激情，比方说依赖于想像，比方说特别渴望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不那么贪婪了，你发现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作家跟世界的关系，和他生存状态的关系，它变得亲密，不那么对抗了。
问：体现到文本上来，它也一定会有所区别。
毕：是的，比方说早期的作品当中，那种夸饰啊，那种高强度的时空切换啊，他可能会不自觉地会把它放下来，然后呢，更关注一个人和他生存周围的生态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特别关注他与生存状态的关系的时候，他的目光首先是写实的，这种目光写实了，他的作品必然就有写实的倾向，就是说，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特别渴望追求一种人内心对世界的判断。年轻的时候，要不是无限夸大的，要不就是无限缩小的，他现在这个比例关系相对来讲协调了，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近似于1：1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内心是非常踏实的，他知道了生活大概是怎样的，他作品一定是在生活跟内心之间，在1：1这样一个比例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问：你刚刚提到年龄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也是你创作渐渐成熟的过程？
毕：我愿意这样说，但事实上是不是成熟呢？也许我今天已经成熟了，也许明天才能够成熟起来，也许这一生都不能成熟，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并不关键，关键的是我一点一点地确认，我看到的生活与我体会到的生活，它是吻合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两者之间有过大的落差，而且我不愿意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用年轻人的激情，用年轻人的夸饰、那种想像，去拉开这种落差。相对来讲，把它吻合起来，等找到这种吻合的时候，我会更平静。
问：读《青衣》的时候，感觉你在表现人物内心波涛汹涌、表现人物命运大起大落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的，尤其在《玉米》当中，这种反差表现得更强烈，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
毕：对啊。暂且把这个不动声色的判断放在一边，我先说一个文学上的命题，就是感情的表达和感情是两回事，激情的表达和激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们不对等。激情是你内心的一个秘密，你内心是怎样一个澎湃的状态，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说你告诉人家，你内心感动了，不是的，艺术家的事情是把你的感动有效地传递给别人，把你的感动送到别人内心去。如果你颤抖了，你让别人和你一起颤抖，那才是艺术。所以说，你如何能做到把你的感动送给别人，把你的颤抖送给别人，这就需要你用心地控制好你的心情，控制好你的记性，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艺术上的方法，才能做得到。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在演奏钢琴，你内心澎湃，你忘记了你的十个指头，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变成两个拳头，在琴键上拚命地砸，咣叽咣叽地发出一些噪音来，那个演出是失败的，你要做的工作，是把你的每一个音，精确地、生动地演奏出来，和谐地成为乐曲，成为乐章，然后让别人听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问：你叙述的那种大起大落的故事，作为读者他会特别感动，甚至潸然泪下，作为写作者，当时你是什么状态？你会感动吗？
毕：会的，这个例子也到处都是。《青衣》里面的筱燕秋，药物流产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在那儿跳的时候；《玉米》里面当飞行员的彭国梁，他跟玉米在灶台后面，温暖的炉火映照着他们，两个青春的肉体有了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深入人心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身临其境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词，不用感动这个词来表达，而用颤抖，其实那个时候，我浑身在抖，浑身抖得我无法写作。
问：那怎么办呢？
毕：我想没有一个读者愿意看见毕飞宇告诉他们，我在抖。那我就停下来，用劲收缩几下，把自己抖干净了，放松了，然后我再写。《玉米》里面就有那种非常触动内心感情的一些片段，我在打字的时候，我的太太过来给我倒水，看我的样子不对，她就跟我说，哎呀，你哭好了，哭完了回来再写。但我不会哭，我很少会流泪。那个时候，我会把工作先放下来，我知道自己内心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急于去说，而是点根烟，喝杯茶，把这个要表达的东西，把它理清楚。
举个例子吧：写作的时候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你吵架的时候，你被对方的一句话堵住了，然后你非常地愤怒，但你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以后，哎呀，我应该有一句话回他的，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艺术创作和这是一样的。
问：就是说当艺术创作处在高度激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最佳的表达方法。
毕：对。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跟人吵架的话，你会后悔怎么没在第一现场把这些话讲出来，可写作不一样啊，你有的是时间，你有时间把它写上去就是了，这个时间可以隔两个小时，甚至可以一年，没有人知道，当你写上去的时候，人家以为你是两分钟之内写下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能着急。
问：今天下午，你参加一个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毕：是的。其实中年写作、老年写作和青年写作，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从本质上来讲，就文学自身而言，没有特别多的区分，但是毕竟人和人不一样啊。人到了一定的岁数，讲话的语速不一样了，腔调不一样了，呈现在作品当中，它自然是不一样的。概括说来，就是你得控制住自己。具体到我的体验，就是我内心想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文字一句一句地累积，然后比较恰当地把我要表达的意思，把它摁到那些作品里面。
问：这是一种文字的驾驭能力。
毕：对，这话说得很对，就是驾驭。千万不要把艺术家理解成疯子，好像艺术家、诗人、画家他们很疯狂，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那才是艺术家，不是！起码对小说家来讲，他要能够表达，说到底他就是需要驾驭一下。
一个生态
问：据说为创作《青衣》，你还特意到省京剧团体验生活。
毕：对，到江苏省京剧团其实也就去了两个小时，就感受一下，看看那些人说话的腔调啊，走路的姿势啊，说话时的那个手形，他们跟别人的异同啊，主要是找一些差距，感受一下。其实我不敢把这个生活体验得太深，把它每一个地方，把剧团里的那些人的状况搞得太熟悉，因为太熟悉之后，我就很难把握他们与日常生活里面普通人的区别，这区别非常强烈反而好。
问：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玉米》被认为是比《青衣》更见功力的佳作，你自己认为呢？
毕：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更喜欢《玉米》，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影响我对《青衣》的喜爱。我更喜爱《玉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衣》它不属于我的生活，而《玉米》属于我的生活，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但这并不是说哪个写得好，哪个写得不好。玉米是一个和我休戚相关的人，她的疼痛和我的疼痛有切肤的意味，我能感觉得到。筱燕秋完全是我艺术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问：有评论说你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一个男子汉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毕：女性首先是人啊。
问：但是男人和女人有很大区别的。
毕：对，你愿意夸张这种区别，但是我更愿意认同他们相似的地方。比方说，你给了我一拳头，我会觉得疼痛，觉得羞辱；我给你一拳头，你是一个女性，我想你的疼痛和羞辱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把人性的东西把握好，然后把它放在女性的身上，这样我想游离得就不会太远。反过来说，你过份地强调人的性别特征，它反而离人可能远了。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性别，重要的是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问：小说里面重要的不是男人或女人，是关系，只不过根据你的需要，近期作品中女性都是主角，男性居于配角的地位。
毕：当我打算做一个小说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如果《青衣》里面没有乔炳璋、面瓜这样的形象，筱燕秋这个人你是写不起来的。同样，《玉米》里面没有玉米跟她父亲王连方的关系，没有玉米跟那个飞行员彭国梁的关系，玉米这个人同样是不存在的，人是由关系构成的，他们是通过内心和动态往来而呈现出来的。当然，就《玉米》这个特定的小说来讲，玉米她是主人公，她不可能让位于其他的配角，但他们是相互的，他们是一个生态，是一个生物链，哪一块断了，对玉米都是不完整的。
问：《小说选刊》选载《玉米》的时候，当时还发了你一篇创作谈。
毕：对，题目是《我们身上的鬼》。
问：按照你当时的说法，这所谓的“鬼”指的是“人在人上”？
毕：对对。我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是延用一句“五四”以后文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是鲁迅先生多次强调的国民性。当我们分析到中国人，分析到中国人内心的时候，官员们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推到下层，推到老百姓身上，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了问题，是由于国人的素质不够。反过来说，对于我们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会觉得是由于做官的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官员。那我的判断是其实都不对。
问：这很有意思，它都不对在哪儿？
毕：你得把自己捆在一起来考虑，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内心有没有那些鬼？我的结论是有。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原来是好的，他地位变了，这个鬼去找他，不是，他在下层的时候，这个鬼就在他身上，只不过外面没有它的空气、阳光和水，那个鬼不能发育，等空气阳光和水有了以后，那个鬼它就跳出来了。这不是通过外部手术强加塞给一个人的，移植进去的，它是植根于我们内心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不能把这个国民分开来，这个阶层的有这个问题，那个阶层的有那个问题，不是的，很可能这个阶层跟那个阶层合在一起，他们共同都有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我自己写这个作品的人，可能内心也有这个鬼，这个鬼就是不甘心做愚民当中的一个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做一个人上人，用脚踩在别人肩膀上的一个人，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成功，人生才有快感。所以我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
一个读者
问：你的写作有一个让你景仰、可以作为榜样参照的人物吗？
毕：从写作意义上来讲，没有，就是我永远不渴望做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家曹雪芹是不可企及的。虽然我并不渴望做他，但是《红楼梦》写得确实太好太好，太好了。
问：那你读了多少遍了？
毕：我肯定没有我太太读得多，我太太每年都读一遍，我没她读得多，但是这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最近还在读，每天夜里面躺到床上读，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套广陵书社的线装绣像本《红楼梦》。就像周作人讲的，他生病的时候不愿意看西方的书，喜欢看线装书，那个纸很轻嘛，书拿在手上就觉得特别可爱。这段时间我虽然没生病，但每天晚上都在《红楼梦》的阅读过程当中睡眠，当然今天晚上读不了了。
问：昆德拉小说《无知》，得到了世界舆论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同，认为这是他近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但你却给《无知》这本书取了一长串的名字，“本真一点可以叫《流亡》，史诗一点可以叫《大回归》，青春一点可以叫《布拉格的森林》，老气横秋一点可以叫《就这么活了一辈子》，时尚一点可以叫《天还没黑就分手》，激情一点可以叫《革命，继续革命》，另类一点可以叫《我用幽把你默死》，下半身一点可以叫《把丈母娘睡了》，但是，昆德拉起了一个不着四六的名字：《无知》。”你这么说，不会仅仅对这本书的名字有看法吧？
毕：是对这个小说本身，只不过我觉得直接来谈小说，是要说很多话，那么我把这个问题集中在书名上来讲的话，谈起来可能会集中一点，切中要害一点。
问：《北京青年报》称是“毕飞宇妙语点评”，不妨展开一点，具体谈谈。
毕：昆德拉的《无知》这本书，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它的翻译者南京大学许均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非常喜爱他的法文译著，但这个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原因有这样几条：第一是针对我们的现实而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作家特别的短命，一般来讲，30岁左右走向成功，40岁走下坡，最后到50岁左右吧，基本上他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中国的小说家特别短命，这是在文坛内部引起批评家和作家们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快就销声匿迹，就没有了？而昆德拉已经那么大了，他为什么还具有那么强的小说叙事能力？在他的老迈的肉体里面，有那么强的小说功能，其实我是非常钦佩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对昆德拉一直不喜爱，我一直不喜爱昆德拉，他的许多作品就我的小说趣味、小说美学倾向而言，是不入我的双眼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太懂得小说是什么的这样一个作家，尽管他有国际声誉，但在我这儿，他不享有特别高的地位。我一直认为他的理性过强，缺少把血肉赋予作品中人物的这样一种能力，你看几页马上就能知道，昆德拉自己会从作品中跳出来，知道他作品要告诉你什么，所以相对来讲，人物比较苍白。
问：但《无知》不一样，《无知》相对来讲要鲜活得多。
毕：对的。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昆德拉为什么那样理性，我现在特别能够原谅，特别能够理解他，可能也是年龄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流亡者，长期以来离开自己的国土，离开自己的母语，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其实内心是相当难的，如果他对自己的感性过于放纵的话，甚至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下去。所以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他理性强一点，我特别好理解。这几个原因加在一块，就导致了我对《无知》这本书的偏爱，所以我认为《无知》这本书是昆德拉最好的一本书。
一件事情
问：现在很多写小说的人像朱文，他们都在搞影视，为什么你难得去触碰这一块呢？
毕：影视是挺热闹的，问题是我爱小说嘛，而且现在在写作，自己觉得调子很好，简单地说我现在在田径场上跑步，跑得浑身是汗，而且我觉得呼吸也很通畅，为什么突然要从跑道上冲出去，然后到那儿跳高去呢？或者去推铅球去呢？我没必要，那我就在这跑道上往下跑，我觉得挺好啊。
问：不会是你不喜欢，或者不适合你……
毕：我都没想过喜欢或者不喜欢，我现在就是爱这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一件事情做下去。哪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毕飞宇，你的小说写得真臭，我不想看了，也许我去做别的事情。
一套文集
问：你的文集，一套四本的《毕飞宇文集》，现在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据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毕：对呀，三月份就出来了，那可能是发行的问题。应该有，兴化就有得的。
问：这套书是你自己编的吧？
毕：我自己编的。就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决定出我的文集，然后告诉我，我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四本书的目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给他们排好，排好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蛇皮口袋，把所有有我这些作品的东西，很混乱地捆成一大包，扛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去了，然后交给谁我也就不管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目录一篇一篇编就是了。其实所谓的我自己编呢，也就是花了三四个小时开了个目录。
问：里面收录了所有你感觉好的作品？
毕：应该上去的全部上去了，不应该上去的也上去了。
问：为什么？
毕：像《上海往事》这个小说，按照我最早的想法，我是想把它拿掉的。因为我写过一个长篇叫《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我自己很不满意，当然我不能把它放进去，那不放进去以后呢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得凑成这四本书啊。我在编那个文集以前我挺自豪，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出了挺多的书的，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一个作家，哎呀，结果等文集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就到我的这个脚踝骨这儿，我发现特别惭愧。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还很年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看到了这个结果呢，虽然惭愧也挺高兴，就是会给我一个力量，就是再多写一些。
问：谦虚。
毕：不是谦虚啊，事实上四卷文集就那么一点点。
问：这套文集出来之后，听到什么反响、反馈吗？
毕：出文集的那段时间很特别，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手头现在的这个长篇写作了。我基本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长篇上，当然配合为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也作了一些宣传，但是我也没有故意去打听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也知道，反正那些作品都是旧作品，也没有给我特别多的表扬或者批评。
一部长篇
问：你手头写的长篇小说，能不能透露一些情况？
毕：长篇小说从2002年的下半年开始写，写到现在，两年半了嘛，写了十七万字多一点。
问：是写当代题材的吗？
毕：不是，不是当代生活，还是写的文革，写的农村。完成后我估计大概是二十五万字左右。
问：现在这已写就的部分自我感觉怎么样？
毕：自我感觉啊？你永远不要问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因为他写的时候，你要问的话他会很嚣张，这种嚣张并不是因为他浅薄，也不是因为他故意说多么好炒作自己，都不是，因为在创作的时候，人是没有判断力的，你沉静在创作的快感里面，你每天都很亢奋，像喝了酒一样，就跟恋爱中的一个小伙子，你问他对象漂亮不漂亮，是一样的，他可能到了七年之痒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太太有好多不足，恋爱的时候，他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不过如果我说自我感觉好啊，也是我真实的判断，但不是一个美学判断，不是一个文学判断。就是说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得很快乐，就是这样。
一点忠告
问：作为家乡人，请你对泰州的写作者提一些建议。
毕：我只有一点忠告，就是谁的话都不要听，在艺术面前没有权威。你可以喜欢一个作家，但这个作家不是你的范本。别人的方法对他来讲可能是特别对的，但对你来讲可能完全不对。这一点，就如同一个妇科医生对孕妇讲，我给你一个建议，希望你的孩子长得像谁一样可笑。如果你写得好的话，你的文字跟你这个人很像，你的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精神信息、美学趣味跟你这个人很像，它只能是这样。
问：一个作家首先得尊重自己。
毕：是的，作家最重要的是向自己学习，就是说珍惜自己每一天的创作，从每一天的创作当中去找到自己，从而找到自己的创作方法，找到自己切入生活的方法。比方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这是法国人认为的法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一个是高度写实的，用恩格斯所讲：用古典的、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场景，写人物，把人物放到场景里面去，然后在场景里面刻划它的细节，他用这种方法，小说完成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是巴尔扎克，他天生的这个气质类型，他适合于这样写小说。可普鲁斯特写小说完全不是这样的，普鲁斯特是个病人，他就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像巴尔扎克那样生龙活虎地切入法国社会了，他完全是靠他对以往生活那种零碎的枝枝节节的回忆，可是他同样完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活场景描绘。如果说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巴尔扎克走到普鲁斯特面前，告诉普鲁斯特，小说应当怎么写，我只能说，巴尔扎克是愚蠢的，普鲁斯特同样是愚蠢的，甚至把普鲁斯特给杀了。
相关链接：毕飞宇长篇新著《平原》刊发于《收获》2005年第4－5期。
最开始知道“毕飞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日本中篇小说中文译本前头的序。小说是一位叫赤染晶子的日本女小说家写的《少女的告密》。薄薄一本，买它的原因是当时暑假将要参加的会议上，同组的发言者有人要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但是最后发表者并未到场。
说实话，这本第143届芥川奖作品写的实在是无甚趣味。初读觉得情节幼稚，隐喻太过神秘，就连这篇小说的译者都在《译后记》中写到，这小说的深意过于晦涩难懂，而且获奖时评委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小说讲的是在京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的女孩们，应老师的要求背诵《安妮日记》。传言有女同学与德国男外教老师巴赫曼教授由师生关系而引发出了不当关系，这种女同学间的传话和相互猜忌算是贯穿小说从始终的一个“紧张点”，而女主人公美佳子对上背诵的恐惧感则是小说中的另一个“紧张点”。“少女的告密”这一主题，在于女同学间的流言，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塑料姐妹花”关系吧？
会议上，发表者没来，实属遗憾。毕竟我还期待着在于我而言这么难懂无趣的文本之上，能分析出什么结论来着。而当时让我能读下去这篇小说的原因就是——中篇小说的优点——短。
扯远了。小说本身没看出什么，这篇序文写的倒是十分好。其实，我从这本小说中看到的东西，除了“毕飞宇”这个名字，还有全文中唯一能吸引我看下去的篇幅不多的《安妮日记》片段。
毕飞宇在序中写的文章《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中经典”总序》与小说本身可以说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看副标题就能明白，这篇总序是毕飞宇老师给“中经典”这套中篇作品丛书写的，而不是单为某篇小说写的。读序言的时候，我感觉这总序写得既有理论性，又有趣味性，看上去像是专业人士对于中篇小说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了。后来一查，哎呦，作者挺有名的。
虽然他的《平原》还有《推拿》都颇负盛名，但在读这篇序文之前，我真的不认识他。
但当我读过这篇序文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想了解他。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听说了某某名作家的某作品获得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重量级文学奖，但如果没有真正读过他的文字，恐怕这种爆炸性新闻过几天印象就淡了，再过几天，就跟没发生过似的。除非身边的人总提。
到现在，仅完整读过的这本是毕飞宇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1993年到1997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一些小说。《毕飞宇文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书，但我只买了其中的一本。从一开始絮絮叨叨的自述式小说作品，到代表作《哺乳期的女人》，以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婶娘的弥留之际》，有一些可以看出作者本身在恋爱以及婚姻生活中经历的细节点滴，当然也有些超越现实生活的描写。去知网上查了一下以毕飞宇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现果然有人批他的创作失真。
非常奇异的生活化描写。
这是在我看完这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自觉可以用来概括所有不同作品的感受。有人批他的作品失真，但上面这句话，可能恰是我对这种“失真”的个人理解。至少我对这种夸张式的“失真”并不反感。
另外，让我感到惊讶的一点就是，虽然在主人公视角为女性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出写作者是男性这个事实，但是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让我觉得，毕飞宇对于真实生活中细节的洞察力应该是极强并且极细致的。即使主人公是女性，他也少有写的不细的地方。毕飞宇的小说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他的小说里让你感觉有违和的地方，那很可能是他故意这样处理的。不是他写不出来。有可能是他懒了。或者突然就想爆发一下个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毕老师又在自序中“爆出金句”——
“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在我看来，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
虽然毕飞宇这样说，但在了解他作品的过程中，我一开始果然还是只挑了几本与他创作精神走向相比“不太重要”的“重要作品”买了回来。下一本书还没有翻开，就被封面设计和上面的经典语录吸引了——
“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他拿起了笔。我正好相反， 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
有时候我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我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我不确定。 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
我最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毕飞宇的作品和创作过程这么感兴趣，后来才渐渐意识到：他说的话，既有道理，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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