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萧军脾气太坏，经常沾花惹草。在萧红怀着孩子的时候，萧军会踢萧军，这让萧红对萧军彻底失望，没想到萧军会是这样的男人。萧军经常在外面和一些女人调情，尤其是萧红怀孕后，萧军也整天在外面闲逛，有时会整夜不呆在家里。
起初萧军和萧红都是进步的年轻人。见面后，他们发现他们对文学和社会的看法非常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越来越了解对方，并逐渐有了良好的印象。
二、相识萧军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天才青年。当时，他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中学时期，萧红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积极参加抗日示威活动。这两个进步的年轻人在思想上非常相似，在文学上同样热情，并且有许多共同语言
来到上海后，萧红经常去鲁迅家，因为她有很多问题要问鲁迅。不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不在，萧俊乐是否不甘心，单纯任性的萧红很快就在圈子里对鲁迅有了越来越多的猜测。萧军迅速爆发，一天到晚嘲笑萧红。这种咄咄逼人的局面让萧红很生气，有几天没有回家。而萧军经常在外面通宵。肖红从八卦中了解到，萧军喜欢已婚女子。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三、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萧红觉得，她和萧军已经没有爱情了，与其留在痛苦中，不如分开。虽然这影响了她的创作，但萧红意志坚定，她的文字和生活一起脱轨。萧红始终坚持用文字独立表达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不以任何力量转移。当时，萧红没有像萧军那样去当时的革命总部延安，而是来到了香港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注定与萧军不是一路人。
楼上的大篇幅是在描述她的作品，请参考一下我的这个。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萧红一生都在渴望爱，追逐爱，但却被爱折磨得伤痕累累。
她坎坷的人生，正是因为从小缺失爱和温暖。
萧红在原生家庭中体会到的是父亲的残暴专横，和母亲的冷漠，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萧红本应该是刻薄、冷漠、退避、自私、怀疑和不敢爱。
但年迈的祖父给了年幼的萧红心中唯一的温暖和慰藉，让她相信世间还是有爱，她要不断去争取。
正是这缺失爱和温暖的原生家庭塑造了萧红孤寂敏感的性格。
幼年萧红
父母亲的冷淡和无情使得萧红对家庭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和抗拒，当唯一爱她的祖父离世之后，萧红也长大了，祖父给她的关爱是深刻的，也是她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的，萧红从未停止过对温暖和爱的追寻。
她的爱是盲目的、炽烈的，她一旦爱上，就不能自拔，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她童年失去的爱，结果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屡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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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模样。
萧红是民国时期最出名的才女，文坛上的她风华绝代、光芒四射；但她却是一个不幸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家庭抛弃，原生家庭的阴影导致了她整个人生的悲凉。
作为一个作家，她终其一生书写故乡，却一路颠沛流离，最终客死他乡；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内心无比渴望爱与温暖，却又不断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
萧红一生都只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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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是她的企盼，孤独、寂寞、敏感的性格，贯串了她的整个人生，更深刻地影响到了她日后的情感生活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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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带着无尽的爱恨与不甘永远离开了，她的坎坷人生从此画上了句号，年仅31岁。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萧红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六年后，萧红于香港匆匆辞世，战争和疾病没有给她留下足够的时间“接替丁玲”。
不过，即便上天假萧红以时日，鲁迅的这一预言也终将落空。和丁玲不同，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她被纳入左翼阵营，多是基于她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萧红早期的创作，从主题上而言，关注底层，呈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当然符合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萧红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仍带给左翼批评家们不少困惑和遗憾。胡风在肯定《生死场》的同时，也强调萧红的弱点，一是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三是语法句法太过特别。换言之，就是萧红的创作主题不够突出，缺乏典型人物，语言不够精确，前两点恰恰是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最为看重的东西。
对于读者而言，萧红的个性化写作确实容易让人无所适从。梅志回忆当时读萧红的小说，感动喜欢之余，总觉得她的小说不连贯也不完整，不像小说的写法。这说法大概可以代表许多人初读萧红时的感受，《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依照左翼文坛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她对此的回应是：“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作，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民族战争兴起的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中心词必然是政治、救亡、阶级、宣传、群众……而萧红却在纷飞战火中从《生死场》走向更为诗意、更为个性化、散文化的《呼兰河传》。难怪在抗战期间，批评家要指责萧红的创作消极、苦闷、与抗战无关。可以想见，这样的萧红，多半会与丁玲“擦肩而过”。
虽然未能取代丁玲成为左翼阵营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时则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马伯乐》，从诞生至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萧红除了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的名字最容易和她描写“火烧云”的一段文字联系，虽然他们未必知道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呼兰河传》。自1950年代初，这一片段便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完《呼兰河传》后，曾拜访萧红笔下的龙王庙，那是1980年，龙王庙还是呼兰河的一所小学校所在，他在一个班上讲了几句话后准备离开，一个小朋友走来把他有多处磨损的课本递给葛浩文看，里头正有“火烧云”一文，这课本葛浩文一直保存至今。
从九十年代始，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
1938年，聂绀弩在与萧红分别时，做了个飞的姿势，并用手指着天空。这动作缘自两人几天前的一场对话，聂绀弩鼓励萧红像大鹏金翅鸟高飞，萧红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也有她的友人曾说过，萧红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个女人。
自1990年代初起，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萧红的“女性”身份与其写作之间的关联。1989年，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将《生死场》解读为发自女性的历史诘问和审判，并认为至《呼兰河传》时期，萧红的女性主体思想已然成熟。对于学界而言，从女性写作、女性立场、女性主义等方面，重新阐释萧红成为热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2002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出版达一 。刘禾对《生死场》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立场的精彩解读，展示了男性文学批评如何抹煞了萧红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对萧红的女性身份的解读确实重塑了一个萧红，她的文字、她的家庭、她的情感、她的命运，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都有了新的解释，然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女性视角的萧红解读，也许萧红自己并不会满意，毕竟，她在文学上的“野心”还不在此，她曾经为萧军、端木蕻良将他们的创作放在自己的之上而感到愤愤；也曾和友人谈起自己想要超越鲁迅，创作出比《阿Q正传》更了不起的小说。恰如她自己所说：“‘人生’并没有分别着男人或女人的。”
与学界的萧红研究热相反，1990年代熟悉萧红的普通读者却似呈减少之势。批评家摩罗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询问在座学生有多少人看过萧红，发现举手者寥寥。摩罗觉得“这正说明萧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大家的距离确实大了一点，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关心萧红讲座的人肯定大部分都读过她的小说。“出现这一状况，或许与1980年代渐渐兴起的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经过“重写”的现代文学史选择在“搁置”或“淡化”政治标准，突出“艺术”。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的成为热门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创作则受到质疑。引发这一“转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偏偏“遗忘”了萧红，“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译本序》中补充说明自己对萧红的疏忽是个错误，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萧红仍然错过了这一次重写文学史带动的阅读热潮，在林贤治看来，和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被低估了一样，萧红又一次成为这轮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地是，从九十年代始，萧红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理解，她创作中那些个性鲜明、曾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作品如《呼兰河传》，渐渐被推上现代文学经典的位置；而在张爱玲红遍两岸三地并被推为民国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时，萧红的魅力则在较为小众和文艺的阅读圈中悄悄扩散。
民国热兴起后，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及相关史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萧红热”
“萧红热”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
2011年，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论文资料的出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同年，为纪念萧红而拍摄的**《萧红》关机。2013年，这部**选在三八节上映，虽然是标准的“冷门片”，上映前还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宣传热点之一便是“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一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
在此前后，“民国女性”已然成为阅读时尚之一。不论是因“绿茶婊”一词而躺枪的林徽因；还是被视为“最后的闺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引发的阅读热潮；在“民国范儿”、民国教材、民国史等更大范围的“民国热”带动之下，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为“八卦”的对象，而萧红的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
身为女性的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和相关史料的缺失，为这一轮萧红热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宋佳版《萧红》中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情爱关系本就充满戏剧感，再加上**中对萧红与鲁迅关系充满暧昧的“表述”，使得萧红的私生活俨然成为消费热点。
事实上，在对萧红的言说、书写中，相关的质疑和猜度一直存在。就鲁迅和萧红的关系而言，在1980年代之前的萧红研究中，着重于肯定鲁迅对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指点或精神层面的感召，多将其两人情谊定位为“师生”关系。而此后，对两者关系的阐释则更为复杂。余杰在其文章中声称自己怀疑鲁迅和萧红的情感超越师生，“还有别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虹影也在其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中以文学的方式对两人的关系进行大胆猜想。所持的依据也多来自萧红对鲁迅的回忆和许广平等人回忆中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这一轮萧红热中，对萧红私生活的不满与斥责之声越来越大，张耀杰在《民国红粉》中直接用“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总结萧红，并称之为“命贱”；端木赐香则宣称要“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认为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自己羡慕萧红的文笔，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非常鄙视她”，因为萧红曾在无奈中放弃自己的孩子。
不知萧红面对这些来自后辈，来自同性的道德谴责，会作何感想，倒是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在1990年代初，看到时人对萧红生活和作品的贬低时，曾做出回应：那些“自以为清洁”、“眼皮向上高举的人”，他们的“牙如剑，齿如刀，在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看低了，这都是徒劳的。”
端木的意思很明白，萧红的困苦与穷乏，却成了那些自以为清洁的人看低她的资本。
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女性、革命、自由、爱情，叛逆、逃亡、寂寞、温暖……，每一个词放在萧红身上都别有意味。葛浩文曾说我们很难对萧红在中国20世纪文坛地位下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断语，但她至少留下了三本或更多传世的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有了这些，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而关于她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一则是：
林斤澜回忆文革中自己下放农场，被派到果园守夜，摸黑闲聊，说及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文采数萧红第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林斤澜回答男作家排名已定，鲁郭茅巴老曹。“骆宾基倒吸一口气憋住，喉间犹有喘息”。
我觉得，骆宾基的不甘，也正是萧红一生的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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