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地位及影响

地位：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阿Q正传》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小说，它有力的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特点，有力地揭示了旧中国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

该书创作于1921年底，共分九章。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未庄流浪雇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

后世影响

影视作品

1957年香港长城与新新影业公司也曾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

1981年岑范导演《阿Q正传》，上海**制片厂摄制。

　舞台作品

话剧《阿Q正传》1981年分别由中央实验话剧团、江苏省话剧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采用同一剧本，分别按各自的理解、解释和立意,按各自所遵循的导表演二度创作的美学原则和不同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提供了三台各有千秋的精彩演出。

创作意义

《阿Q正传》，鲁迅小说代表作。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如《呐喊》自序：“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创作出阿Q这么一个典型形象，代表的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是为了唤醒旧中国的无数麻木的中国人的灵魂。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历史舞台，以主人公阿Q的活动为线索，以批判阿Q的病态心理精神胜利法为重点来组织材料。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从中国的现实社会出发，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概括出阿Q的典型性格，而且着眼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设计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作为阿Q生活的典型环境。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

《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

作品评价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是理智的文学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周作人

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  --村上春树

《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一点也没有减退，反而日见其浓烈日显其尖锐，“未庄”的国情并无根本改观，“阿Q精神”仍然到处可见。《阿Q正传》就是一把解剖刀，通过“解剖自己”而剖析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国民性格。 --中国***新闻网

　　《阿Q正传》自1922年发表至今,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究其原因，主要人物阿Q形象的鲜活性应是重要因素。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被概括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几乎被世人奉为圭臬，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阿Q正传》的赏析和审美。但鲁迅先生真的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

　　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确实是鲁迅先生所创造。鲁迅先生在其早期诗学的代表作《摩罗诗力说》(1907年)中评论拜伦时说过，“（拜伦）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

　　但是从鲁迅先生自己所写的涉及到《阿Q正传》成因的文章资料中始终找不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语句。

　　鲁迅先生曾说：“那时我住在（北京）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先生还在《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阿Q正传〉的成因》、《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寄〈戏〉周刊编者信》等文章中，反复阐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等等。 基本上能够肯定，鲁迅先生并未提到自己是抱着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来写阿Q的。

　　二

　　细品鲁迅先生笔下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实也并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值得悲悯的地方。

　　阿Q的确是个十足的被欺凌、受压迫，没有任何地位的小人物。他是做短工的，没有什么“行状”；连姓氏名谁都无人清楚；没有住处，寓在土谷祠里；生活在未庄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但他有一种独特的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高兴起来。这就是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阿Q是麻木的，秀才的大竹杠快打到他身上了，他才意识到这与他相关；都被套上号衣，只等拉去枪毙了，他才醒悟这是要去杀头；未庄人因他的流氓，不再请他做短工，他始觉得人们有点奇怪……他仿佛永远是昏昏噩噩的，从肉体到精神，整个儿都是麻木的。阿Q是冷漠的。革命党被杀，他讲得眉飞色舞：“‘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阿Q又是可恨的。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他与小D斗，与王胡斗，背地里抛砖头，说些诛心的话，活脱脱一个流氓无赖。阿Q是可鄙的。他与王胡比谁身上的虱子多，因为比不上王胡身上的虱子大而且多，居然与王胡打了一架；他看不起城里人煎鱼用葱丝，又嘲笑未庄人未见过城里的煎鱼；他的革命理想便是“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阿Q正传》）

　　故此，在与文本的交流阅读中，读者很难说鲁迅先生在阿Q身上赋予了多少怜悯和同情，他只是外带嘲讽、实则冷峻的刻画出这么一个病态社会中病态国民的典型而已。 三

　　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根本目的原非就不是要让读者去哀怜阿Q，去哀阿Q之不幸怒阿Q之不争。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先生只是要借助阿Q的形象来“刻画国人的魂灵”，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然，先生又怎么能说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话呢？

　　鲁迅先生只是把阿Q当作一个愚弱且病态的象征，做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王晓明：《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阿Q正传〉》）

　　如果拿塞万提斯塑造的不朽形象堂•吉诃德和阿Q来对比，堂•吉诃德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而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则表现了国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依靠精神胜利法，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至死方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还未省悟自己是如何而死的。（张梦阳：《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四

　　错误的理解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将会导致对《阿Q正传》的错误理解，以至使我们更远离而非接近对《阿Q正传》这部经典小说的本质的诠释和审美。正是由于站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上，有人归纳出了所谓阿Q的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姑且不论这种归纳本身也并非全部体现为正反二重性格特征，实质上读者从小说里也并不能充分感受到阿Q身上所谓多种二重性格特征中那正面的性格来。

　　也正是由于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上，有人认为，“鲁迅小说的实质是悲剧性的，而且有很深刻的悲剧性”，“鲁迅小说是‘含泪的笑’”的艺术，“‘笑’是其小说的外在形式特色，‘含泪’才是‘笑’的实质；‘笑’是第一反应，‘含泪’是深思后的结果。鲁迅小说以其‘笑’的外衣遮盖其‘含泪’的内核”。（唐开文：《鲁迅小说悲剧意识》）而对于上述“含泪的笑”的艺术以及悲剧性的看法，用于《阿Q正传》上并不正确。“含泪的笑”的艺术应推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的藤叶》等为典范，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真、善、美价值的东西最后被无情的撕破或毁灭，从而造成了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效果，具有一种悲剧色彩。而阿Q身上，由于作者并没有赋予其过多的美好的品质，并且也许这是鲁迅先生创作这部小说时有意为之的，所以读者并不能充分感受到“含泪的笑”的艺术效果。同时，在阿Q身上的所谓的“笑”的材料，实际上不过是鲁迅先生为切“开心话”栏目所加的一些佐料而已。

　　综上所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断恰恰冲隔了对《阿Q正传》的接近本质的诠释，也使《阿Q正传》作为经典小说的现实意义无法得以延续。

　　五

　　鲁迅先生笔下所塑造的阿Q形象，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先生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以至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在《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周作人则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主旨是“憎”，精神的是负的，并且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是反语（Irony），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李和明：《亲切和隔膜——浅析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

　　而读者品读《阿Q正传》，也能品出阿Q其实有和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一样的本质。譬如阿Q看到王胡捉虱子，便暗地里和王胡比赛，结果没捉到几个，而王胡捉到的不但多，咬起来也分外响，于是阿Q便出言不逊，主动挑衅，骂王胡是“毛虫”，结果被王胡扔出去六尺多远。但阿Q总是要找尽机会报复的。一次说到杀革命党，直说“好看”，光说不行，还要比划，“但阿Q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直劈下去道：‘嚓”’！结果是“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身边”。——可怜的王胡，他哪里知道自己所挨的这一“嚓”是咬那几口老虱子种下的祸？另外在阿Q的“革命狂想曲”中，第一乐章就是要杀人，在决定首批处决的五人名单中，就有这位王胡，排在第一的是和他打架打成平局的小D。（吴非：《阿Q的那一“嚓”》）此时此刻的阿Q，其阴险毒辣和赵太爷之流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并不是批判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而言的，只不过是把其集中在阿Q的身上而已。从本质上说，阿Q、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都是相同的。故此，可以认为，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也并非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能概括的。

　　（冯传亭，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 浅谈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 冯传亭

《阿Q正传》主要内容：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

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

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

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

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地盘剥。

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参考资料：

-阿Q正传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参考资料：

http://wwwno8msbjcn/czlt/Article/xkzb/lishi/200508/2284html

《狂人日记》简介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鲁迅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词汇使用上可谓是非常之细腻。通过恰到好处的用词， 他近乎完美地刻画了包括阿Q在内的一批人物。人物的刻画主要在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如Section 3, line 4)， 尤其是<<阿Q正传>>主人公阿Q的所有心理活动都得到了鲁迅细致的描述与剖析， 这为打动读者与表达作者的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阿Q正传>>在语言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声音的描述，如自言自语(section 2, page 2, line5)，这让人物更具生命力与真实性。对于小说主人公阿Q，鲁迅并非仅停留在其内心活动的描写上， 而是通过这些关于阿Q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其人呼之欲出，宛如真实的人。这些描写的最大目的就是体现阿Q此人的真实性格，让读者虽未见其人，却又能对之有一番较深的了解。这些写作手法并非鲁迅自创，而是主要来源于他对西方及日本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

由于这部作品写于白话文推广的早期，所以在写作手法上显现出了一定的不足与局限性；但同时，鲁迅对日本及东欧文学的了解也使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章回小说的影响，这点可以明显地由每章的结尾而见，并没有钓读者胃口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