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有多少著名的情人，请列举他们恋情的故事。

　　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1、张幼仪，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为当时知名医生。张幼仪排行兄弟姐妹第八，曾就读于苏州师范学校、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幼师教育专业。1915年嫁给徐志摩，1918年生长子徐积锴（阿欢），1922年生次子彼得，遂与徐志摩签字离婚，1925年痛失爱子彼得，遂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

　　当人们都在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着“摩”时，回看当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无情而残酷的。由于是包办婚姻，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在英国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在德国柏林的那一段生活，徐志摩对待张幼仪并不友好，甚至有些残酷。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张幼仪就怀孕了。此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无暇顾及张幼仪，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徐志摩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没有理睬。只是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找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起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这些，在张幼仪女士的侄孙女张邦梅**，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里，都有详细的记述。

　　然而，应该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这种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旧礼教塑成的。诗人有着他在人性上的缺点，但对张幼仪的残酷“无情”也并非是绝对的。这是一首徐志摩送给张幼仪女士的诗（作于1922年3月徐和张在德国柏林离婚之后，与《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同时发表在1922年11月8日的《新浙江-新朋友》），相信看了之后网友们也会同我一样对诗人的“无情”有另一个层面的了解。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名门望族之女，出身显赫富贵却不娇纵，相夫教子，恪尽妇道。但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的徐志摩对于象张幼仪这样的一个传统女性却很难认同，自她嫁入徐家，从没有正眼看过她。

　　徐志摩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有见识，呆板乏味。

　　在男权社会，女人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那些游走在繁华奢靡，朦胧暧昧的气息所弥漫的社交场合，艳帜高扬，风情万种的女子，才能给予他们更为美好的幻想空间。张幼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无非是朝朝暮暮的现实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踏踏实实的和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会有眼花缭乱的生活，也不会有你侬我侬的爱情。她不似林徽因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璀璨艳丽，令人无法自拔。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的让人心酸。

　　在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大概就是张幼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可见爱不存在公平。所幸张幼仪晚年终于找到爱情的栖息地，经历了爱与恨的艰辛，这个平凡的女人总算划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2、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林徽因深爱著徐志摩，但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林徽因经过一番理性的考虑，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於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像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3、至于陆小曼和徐志摩相识的场合，大致的提法是在舞会上。他们两个，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干柴碰上烈火，怎么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此，徐志摩成了王家的常客。由于王赓专注于工作和前途，小曼想去玩时，他就说：“我没空，叫志摩陪你玩吧。”当徐志摩来邀请他们夫妇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很忙，叫小曼去陪你玩吧。”王赓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处理会产生婚姻危机。就这样，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王赓首肯的大好形势下一起玩耍。他们游长城，逛天桥，到来今雨轩喝茶，去西山上看红叶，忙得不亦乐乎！小曼喜欢打牌，志摩就陪她打牌；小曼喜欢听戏，志摩就陪她听戏；小曼喜欢画画，志摩就给她介绍北京画画的名家。这样你陪我，我陪你，郎才女貌，心理断层，难免产生情感。那么，陆小曼与徐志摩相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徐志摩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鬈擦着我的脸（我在海拉尔寄回一首诗来纪念那初度尖锐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徐志摩是个大诗人，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等。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因此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两人意趣相投，共同语言渐多，谈话内容也丰富起来，渐渐产生情愫。王赓调任哈尔滨警察局长后，志摩与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使他们感情越陷越深。陆小曼原来沉静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丈夫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武夫，不懂女人心理，不会讨其所好。亲切的志摩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一个风度翩翩的风流才子，更不容易的是他能读懂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小曼震惊了，她想：“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可是，我们相识在不该相识的时候。”她陷入无限的伤感。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热恋之时，写下了《爱眉小札》，浓烈炽热的文字，吐露着爱人的缠绵深情。

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片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早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

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

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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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她默默忍受着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正如她在致志摩挽联中说；“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她怀念志摩，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其中的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冲破封建束缚的自由结合，其间虽也曾彼此伤害，但也深深相爱。

表达诗人思念对远方亲友无限想念的思想感情。

徐志摩的诗《望月》

月：我隔著窗纱，在黑暗中，

望她从 岩的山肩挣起

一轮星忪的不整的光华：

像一个处女，怀抱著贞洁，

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

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

也曾在恶运和利齿间捱！

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

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峰，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徐志摩确实在文学方面很有成就，是一个才子。但是在感情方面，人品确实不咋样。因为徐志摩强行要跟陆小曼结婚，而休了张幼仪，梁启超对他这种行为深为不耻，所以跟他关系慢慢的变淡了。

徐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对于他来说，他的妻子一定得跟他有爱情，两个人才能结合。但是他的妻子张幼仪总的说起来，并么有什么过错，端庄大方，温柔体贴，在长辈和朋友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合适他的妻子。但是徐志摩不喜欢她，觉得她土，有时候跟她做那百不失一事情也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所以，在徐志摩的眼里，张幼仪跟他是没有爱情的，这种生活他是过不下去的。当他遇到了多才多艺的陆小曼，他深深的被她吸引了，尽管她是个有夫之妇，但是他还是要去追求。

梁启超认为，爱情本来就是靠缘分，不要过分强求，也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

所以他对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他是坚决反对的，刚开始也是不想出席他们的婚礼做证婚人，后来在胡适的调和下才不得已出席。而且在他们的婚礼上面，他是一点都不给徐志摩面子，把他给骂的个狗血淋头。他不仅不给徐志摩面子，还把陆小曼给骂了一顿。说她以后会把徐志摩给害死的。而且在梁启超死前，他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徐志摩确实是他的好学生和好朋友，但是要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可能不会出席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

徐志摩的文学造诣确实很高，但是在情感方面，过于追求自由，完全不顾别人感受。

民国时期第一对离婚的夫妻，就是徐志摩和张幼仪！堪称开“离婚”先河的始祖，为什么徐志摩会选择和张幼仪离婚呢？难道真的是张幼仪有那么不堪吗，也许是徐志摩太“渣”了！不但婚内出轨，还对外宣称张幼仪就是一个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出身江苏名门，受过新式教育，她性情温和善良，长相明眸清丽，知书达理又遵传统守孝道，她对徐志摩并不了解，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定下来的。

嫁进徐府的张幼仪，委曲求全独守闺房，小心翼翼敬奉公婆，天长日久维系无爱的婚姻，她不甘这样无端受伤害，于是漂洋过海到了英国。

而后，当张幼仪听说徐志摩在英国有了林徽因之后，便匆忙敢去求哥哥，这才说动了徐家父母，去了英国。只不过，张幼仪的目的可不是去留学，而是挽回这段婚姻。因此，张幼仪采取的策略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徐志摩一生所有女人中，张幼仪虽是原配，可在徐志摩的眼中却是“乡下土包子”，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一次。徐志摩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作为徐家十三世唯一的男孩，从小就备受宠爱。

张幼仪是徐志摩不喜的那类女子，在徐志摩眼里，张幼仪不够漂亮，没有接受新式教育，也没有丰富有趣的思想和他交流，甚至张幼仪在他眼里，也是个情感不够丰富的女人

当徐志摩拿着离婚协议书，千里迢迢跑到德国找张幼仪时，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刚开始张幼仪也是有些推脱的，说要先征求下父母的意见，但徐志摩一句“不行……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就让张幼仪败退了。

张幼仪不甘心，她还是想试试，或许这个男人还有最后一丝的良心呢，她说：要不，我们先等和父母……。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把徐志摩给打住了，这个婚他离定了。最后张幼仪只能同意了，但是她对徐志摩说了十几个字，她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徐志摩虽然是个情场高手，却不一定能听得懂张幼仪这句让人心碎的话。这得是多爱徐志摩，才舍得将自己心爱的男人拱手让给别的女人。爱情都是自私的，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让自己的男人去找别的女人。

张幼仪一生，有坚强、隐忍，可喜的是，她最后有一个好的结局。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上，她做的都是尽善尽美，令人敬佩。只是在感情上，有些许遗憾。

1921年10月，林徽因与父亲一道回国，告别了伦敦的阴霾和那段与徐志摩欲说还休的感情。徐志摩一年后尾随而归，目的之一便是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灵魂伴侣。但实际上，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还另有原因，那就是要协助梁启超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他回国后，在松坡图书馆和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处理英文事务，泰戈尔1924年访华事件，也是由徐志摩负责联络和组织的。

泰戈尔的中国行

作为东方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传开，便在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成为时尚。

1914年，胡适在美国接触到了泰戈尔。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尔。

真正有意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泰戈尔的是陈独秀。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郑振铎从192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12卷1号上发表了《杂译太戈尔诗》以后，便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大量发表了翻译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中的诗篇，并于1922年出版了《飞鸟集》的中译本。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忆文字，其没有出版的《泰戈尔诗选》汉英对照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诗的汉译诗集，比我们今天通认的泰诗汉译第一人郑振铎于1922年10月出版的《飞鸟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译诗集还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泰戈尔热”，当时有影响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从1920至1925期间，泰戈尔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或节译本。比如王独清和郑振铎都译了《新月集》，选译《新月集》的人更多。

陈独秀、刘半农、黄仲苏、郑振铎等人以及《小说月报》和《少年中国》杂志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诗，以及介绍泰戈尔的文章。

中国诗人和读者对泰戈尔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对泰氏访华充满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之行。

上海文艺界人士、中国各文学社团代表以及外国记者在码头排队迎接，热烈欢乐的气氛让泰戈尔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

泰戈尔随行有五人：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尔私人秘书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们常称的恩厚之。

泰戈尔在华日程安排充实有序，徐志摩充当翻译，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参加上海的各种活动外，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游了西湖和灵隐寺。

在北上的时候，路过南京和济南，泰戈尔停足演讲。据说在南京演讲时，东南大学图书馆挤满了3000多听众。

4月26日，泰戈尔一行到了北京，梁启超、蒋百里等讲学会主持者设宴欢迎。之后参加了京中各种欢迎仪式，4月30日到清华园，一边演讲，一边休息。期间，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访泰戈尔，和他探讨诗歌和东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人士为他准备了一场生日庆祝会，当然以新月社诸君为主。这场庆祝会由胡适作主持人。盛会上，中国人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

根据梁启超的意思，泰戈尔在会上获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当然是中国对古印度的称呼，“震旦”则是印度对古中国的称呼，意味着泰戈尔是中印文化的联系纽带。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诵泰氏的诗歌外，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而且为了让寿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尔（中）与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台上演戏的徐志摩，据说对林徽因的爱慕之心复发，借助演戏的掩护，与林徽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可惜姻缘天定，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后来，因为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攻击泰戈尔，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因此他后面的演讲就取消了。在西潮涌动的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尔的东方情思，显然与他们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离。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扬印度的农村建设计划，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尔离开太原，返回石家庄，然后南下武汉，从长江走水路到达上海。6月初，徐志摩和张歆海送泰戈尔去日本，其访华的历程到此结束。

泰戈尔访华，给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见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俩同为泰氏的翻译，而且共同演出泰戈尔的剧本，这让徐志摩陷入更为严重的单相思状态。泰戈尔在北平的时候，徐志摩特地请泰戈尔出面劝说林徽因，还是无果而终。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尔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来与泰氏道别。徐志摩在车窗里望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潮澎湃。

联想到林徽因下个月即将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学，从此与他天各一方，或许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万古不变地鼓动着波涛。徐志摩此时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车未启动前即刻给林徽因写信，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伤感过度，终止了他的书写。

20世纪70年代，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寻得，其中所写无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会分手：“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这段恋情，似乎从一开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约定，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承诺。

时过境迁，也许当时在心灵的碰撞中产生过热量的林徽因，回国后面对更为现实的生活，开始逐渐冷却，徐志摩已经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恋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轮船载着两个年轻的中国人驶向美国，逐渐接近他们的人生目标。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标却越来越远，他与林徽因的缘分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泰戈尔与徐志摩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尔左右，担任翻译工作，排演泰戈尔的戏剧，陪泰戈尔游山玩水，深得泰戈尔的喜爱。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索思玛”，徐志摩则直呼泰戈尔“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问了日本。

1925年，泰戈尔要去南美讲学，希望3月能在意大利与徐志摩相会，然后一起旅游欧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给徐志摩的交往构筑了平台。梁启超的弟子们是新月社聚餐会的常客，其中，王赓和陆小曼夫妇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动中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徐志摩和陆小曼逐渐产生了恋情。在那个时代，著名诗人爱上有夫之妇，而且双方都是社会名流，当事人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躲避风头正劲的流言，徐志摩选择了出游欧洲。此次出游，也有泰戈尔的邀请，他希望能在意大利见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经西伯利亚到欧洲。3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祭扫契诃夫、列宁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见到了张幼仪，见到了儿子彼得的骨灰，陪张幼仪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人的墓地；在罗马，祭扫雪莱、济慈的坟墓。

徐志摩自己说：“这次到来倒象是专做清明来的。”徐志摩怀着虔诚的态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从内心来说，是景仰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尔在徐志摩到达欧洲时先行离开，二人没有碰上面，虽属遗憾，但徐志摩毕竟借助泰戈尔的邀请避过了情感的旋涡。

1928年6月，徐志摩为躲避家庭的残缺现状，为躲避无法正视的婚姻，他决定再次出国。出国前，翁瑞午交给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画，希望他拿到国外变卖，攒钱满足陆小曼的生活开销。

这次出游，是徐志摩此生最后一次出国。也许心里隐隐觉得时日不多，他要将之前走过的地方，重新再温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经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照例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照例去了剑桥，照例拜访昔日的朋友，甚至绕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时候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尔。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尔去美国和日本讲学，顺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徐志摩夫妇为泰戈尔精心设计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尔和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返程的时候，徐志摩又把泰戈尔接到家中休养了几日。

泰戈尔来华之前，中国学界一片欢呼声。但等到泰戈尔抵华后，部分人却唱起了反对的调子，让泰氏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

闻一多曾批评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闻一多代表了当时冷静思考泰戈尔热的部分人的观点，但他对泰氏诗歌的批评似乎并不准确。

泰戈尔的诗歌采用孟加拉文写成，原诗具有节奏、韵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译成英文后原诗的形式艺术便遭受了部分折损，而五四前后人们又根据英译本翻译泰诗，受翻译自身的局限使英译本泰诗的形式艺术再次遭受了折损。

泰戈尔虽然主张创作自由诗和散文诗，但他本人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建构，认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畅的节奏表达找到通向人类心灵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细琢的自由体诗应该受到鄙视和嘲笑”。

不管当时人们对泰戈尔访华以及他的诗歌持怎样的看法，泰戈尔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它业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一份珍贵的外来资源。

（作者：熊辉）